为什么说产权比财富更重要?
我知道，他的这本新著是基于一个研究项目的结果而写成的。数年前，作者所在的一个秘鲁的研究机构组织了一个来自很多国家的经济学家的研究小组，分赴发展中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大街小巷去了解那里的人们究竟怎样地生活。用作者的话说：“我们合起书本、睁大眼睛。而我们的发现让我们惊讶不已”。
那么，是什么发现让他们如此吃惊呢？这些研究人员收集起来的大量数据显示出，世界上那些最为贫穷的和低收入的阶层却在实际上积累了一个成功的“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全部的财富。他们的储蓄的价值简直让人不可思议，数倍于1945年以来这些国家所接收的外国援助和外国投资的总和。例如，在埃及，穷人拥有的（储蓄）资产是所有外国投资（包括苏伊士运河和阿斯旺水坝的筹资）的55倍之多。但问题是，为什么这些这么“富有”的人却构成了世界上最为贫困和低收入的阶层呢？为什么他们的国家还是那么的不“发达”呢？
也许我们可以说，把这些巨大的储蓄分摊到这些人的头上就微不足道了，但是，即使这样，贫穷国家的人均储蓄还是数倍于发达国家。更何况，按照该研究的发现，这些国家的确具备了一个成功的经济所需要的全部财富的总量呢。所以，他们的贫困不应该是因为他们缺乏足够的资产或者财富。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拥有足够的财富的社会却没有获得经济的起飞和增长呢？在作者看来，原因很简单：这些财富没有变成能增加生产和生产力的可流动的资本！
相对于这些资产来讲，资本又是什么呢？对“资本”的考量不得不让我们求助于现代产权经济学。在现代产权经济学的视野里，产权是作为一个法律概念而存在的，因而要在一个法律的体系结构内来解释。要把资产变成可流动的资本，就必须把资产用一个法律上的“户头”来代表，或者说，资本和资产的不同就在于，资本其实是一个财产的法律文件。这似乎就是说，可流动的资本最好应该被当作一种可以在传真机或者电子邮件上发出和接收的文件来理解。这好比物理世界的“时间”，不错，时间是真实的存在（相当于经济学上的“资产”），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钟表来代表时间的话，我们就根本无法利用时间和对付时间的复杂世界。
不应该把这个结论理解为文字的游戏。不要在资本与钱财之间简单地划等号。资本涉及的是法律。是法律保障着现有的财富去创造更多财富的能力和权利。这恐怕真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了。研究的确发现，在这些贫穷落后的国家，老百姓会拼了命地积累自己个人的财富。而且更有趣的是，积累私人财富的几乎唯一的形式是朝银行锲而不舍地存款。因此，以百姓的储蓄为代表的资产成了几乎所有那些低收入国家的最主要的财富形式。但是，问题在于，无论如何，这些存款资产就只是财富而已，并不创造更多的财富，因而并不保证经济的起飞和增长。而经济学家今天清楚地知道，只有那些可流动的“资本”或者在法律上能够有效执行的产权制度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
既然资本实质上是法律的文件，那么，一个有效的法律制度对经济起飞和增长的意义就相当关键了。可以这么说，以流动性最强的金融资本为配置对象的资本市场（以及整个金融制度）其实就是一个法律执行的系统。金融制度的问题说到底就是法律的问题。而我们事实上知道，贫穷落后国家最落后的东西是法律。因此，在我看来，法律问题应该成为我们解释“资本主义”在西方成功而在别处并不成功的主要因素。
过去我们一直说，贫穷落后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最缺少的是资本，这句话是对的。但是，为什么这句话是对的，可能我们并没有理解得当。这句话的含义并不是说，落后国家的人均资产（资金）过低，也不是说，这些国家缺少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毕竟，大量的落后国家都拥有数额巨大的公众的银行储蓄存款。我们应该把这句话的真正含义解释成，它们缺少的是财富的法律文件。从这个意义上说，贫穷落后国家所缺乏的并不是资产或者财富，而是缺乏一个可以使财富很容易地转变成流动性资本的法权（法律文件）制度。因此，在这些国家，除了储蓄，这些私人资产没有可以非常容易地改变其用途的更多的渠道，因为在这些国家里，只有银行的存款是有合法的户头的。
为了再强调一下有关本文的一个中心论点，让我还是回到《国际先驱论坛报》上的那篇文章的一个形象类比吧。作者在文章中写道：“当我们从纽约登上飞往雅加达的飞机的时候，我们抛在身后的并不是由传真、制冰机、电视和抗生素等构成的高科技的世界，事实上，许多第三世界的人们也拥有这些东西。我们抛在身后的其实是一个财富可以被合法地用文件来代表的能执行的产权世界”。这样来看，如果说这个世界上存在着真正的贫富差距的话，那么，这种差距的内容并不在于百姓的财富水平之多寡，而在于百姓拥有财富的方式有着重大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