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自由化对行业内工资不平等的影响

作者：李清如蒋业恒董鹂馥

财贸经济 2014年06期

　　一、引言及文献评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我国已进入改革攻坚期和深水区，并提出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开放促改革的策略。具体来说，如果以收入分配问题为着眼点，我国开放政策的运行机制可以表述为：开放倒逼了改革的向前推进、改革的前进提高了经济发展水平、更加发展的经济有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由此可见，更加开放的经济将会带来更加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但是，现实当中收入差距的拉大往往让人们难以从直觉上理解开放所带来的积极收入分配作用，因而，我们需要严格论证开放影响收入分配的效果，以充分反映开放促进改革的合理性，为全面深化改革凝聚共识。

　　近来，西方学者的研究发现工资不平等的主要来源存在于行业之内企业之间。例如，Davis和Haltiwanger（1991）发现行业之内企业之间的工资差异构成了1963—1986年间美国制造业工资不平等的绝大部分；Faggio等（2010）发现1984—2001年英国工资不平等主要来自于服务业企业间的工资差异；Barth等（2011）发现1997—2002年美国收入不平等的70%源自企业之间；Helpman等（2013）发现1986—1998年间巴西的工资不平等大约有2/3来自于行业内，而这其中的大部分来自于企业之间的工资差距。

　　在理论方面，通过引入企业异质性，Melitz（2003）解释了贸易自由化对不同生产率企业的差异化影响，具体表现为：生产率高的企业扩张，生产率居中的企业萎缩，生产率低的企业退出。但其假定劳动力市场是无摩擦的，劳动力的工资在各个企业之间都是一致的，而这显然与现实不符。考虑到上述事实，新近的异质企业模型分别从两个角度解释了企业间存在工资差距的原因。一类模型假定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即特征相同的工人会在劳动力市场上得到同一水平的工资，但是企业的员工结构造成了企业之间的工资差异。如Yeaple（2005）认为，通过与技术采选和贸易成本的相互作用，企业的员工构成差异形成了企业的异质性，这就可以解释出口企业支付更高工资的现象；Verhoogen（2008）认为生产率高的企业保有更优质的劳动力，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口高质量的产品，有利于出口的外生冲击使得高生产率企业扩大出口、升级产品质量、提高员工工资水平，这样就增加了行业内企业间的工资差异程度；Monte（2011）、Sampson（2012）均构建了融合企业科技异质性和员工异质性的模型，其强调企业科技水平和工人能力之间具有相称的匹配性，于是能力高（低）的工人进入高（低）生产率企业，这自然会造成企业之间的工资差异。另一类模型假定劳动力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或者说存在摩擦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工人的特征相同，其所得到的工资也会因受雇企业不同而存在差异。相关文献如下：Egger和Kreickemeier（2009）构建了包含员工公平工资偏好与企业异质性的一般均衡模型，明确了公平工资对企业生产率的依赖关系，发现全球化对不同企业的员工工资的影响是迥异的；通过融合异质企业模型与效率工资理论，Davis和Harrigan（2011）发现贸易带来的企业市场份额的重新分配可以导致高报酬工作的丧失；Amiti和Davis（2012）构建的模型考虑了企业生产率差异、产成品和投入品贸易、企业特定的公平工资等因素，发现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工资的影响与企业的进出口行为密切相关；另一个文献对企业间工资差异的解释机制为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寻找一匹配摩擦以及由此导致的对生产剩余分配问题的协商（Davidson等，2008；Cosar等，2011）；Helpman等（2010）构建了一个工人与企业之间存在摩擦性相称匹配的模型，突出了行业内调整、劳动力市场不完全以及企业的员工构成等因素对企业间工资差异的影响，其中一个有趣的推论是：当行业内出口企业充分少时，出口企业的增加会提高行业内的工资不平等；而当出口企业充分多时，出口企业的增加会带来截然相反的作用。

　　对中国企业间工资不平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检验出口企业以及外资企业的工资溢价上。例如，包群等（2011）用配对法分析了456家企业出口行为对员工报酬的影响后，发现企业出口对劳动力收入没有改善作用；与此相反，李静和彭飞（2012）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均发现企业的出口行为带来了工资红利效应；Fu和Wu（2013）发现出口行为带来的工资溢价不是普遍现象，相比其他沿海省份，广东省的出口企业反而支付比内销企业更低的工资；Chen等（2011）发现港澳台企业和外国投资企业存在明显的工资溢价，其对内资企业的工资水平值和增长率具有消极的溢出效应，外商投资增大了企业之间的工资不平等。与上述研究不同，本文关注贸易自由化对行业内企业之间工资不平等的作用，同时控制了行业的外资开放度、行业的出口倾向和民营企业发展程度等重要因素可能带来的影响，以此考查贸易自由化对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重要意义。

　　二、数据介绍及典型事实描述

　　（一）数据

　　本文分析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1998—2007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二是世界银行的WITS数据库，前者用来计算行业内企业间的工资不平等程度以及其他一些反映行业特征的度量，后者用来计算行业层面的产成品关税水平以及有效保护率以衡量行业的贸易自由化程度。以下为上述两组数据的详细介绍。

　　1.工业企业数据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由中国国家统计局于1998年建立，其调查对象为国有以及规模以上的非国有工业企业（规模以上的定义为年销售额在500万元以上），调查信息包括了大量的企业财务数据以及企业成立年份、联系方式、行业归属、主要产品等非财务信息，为当前中国样本规模最大、信息含量最丰富的企业数据库。限于该数据库的更新速度，“多数学者使用的工业企业数据库涉及的年份在1999—2007年之间”（聂辉华等，2012）。本文使用的工业企业样本始自1998年截止到2007年，这一时期的工业企业数据库共包含562320家企业的2038447个观测值。针对工业企业数据中存在的问题（聂辉华等，2012），本文对所用样本进行了以下的清理：首先，我们采用Brandt等（2012a）的方法整合了企业代码、名称、电话号、法人姓名等企业信息，从而对企业进行惟一的识别，这有效地控制了企业变更名称或者代码的现象，而且考虑到2002年之后行业分类标准的变化，我们对其在各年份之间做了统一。其次，我们以企业的资本构成为主、企业类型为辅确定了企业的所有制形式，以出口交货值是否大于零确定了企业的出口状态。最后，在只保留制造业企业的基础上，我们按照上述作者提供的行业价格指数对企业的人均工资、人均增加值进行了平减，接着又剔除了人均工资和人均增加值前后各1%的极端值，经过上述处理后我们的样本中包含了534543家制造业企业的1862493个观测值。

　　2.关税数据

　　考虑到加工贸易在中国外贸中的重要地位，相比进口渗透率，我们认为行业关税水平更能反映行业的贸易自由化程度。而且，绝大部分行业的关税在该时期都经历了大幅下调，因此关税水平几乎不存在内生性问题（Brandt等，2012b）。为了得到中国制造业行业的关税数据，我们先从世界银行WITS数据库（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s）中下载了1998—2007年中国在HS六位码产品水平上的实际进口关税，①然后按照HS六位码、ISIC第三版四位码、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四位码、中国投入产出部门之间的对应关系采用简单平均法将HS六位码关税对应到71个制造业行业之上，②这里计算得出的关税为行业的产成品关税水平，我们将其记为tari,t，其中i表示行业，t表示年份。为了综合考虑行业产成品和投入品关税下降对行业进口壁垒的影响，我们还按照Corden（1966）的方法计算了行业的有效保护率（Effective Rate of Protection）：

　　，其中为行业i消耗的来自行业s的投入品价值占行业i产出价值的份额，也即里昂惕夫矩阵中的技术系数，这里计算所用的技术系数来自于2002年的中国投入产出表。综上所述，我们采用的行业层面的贸易自由化度量为1998—2007年间71个制造业行业的产成品进口关税水平和有效保护率。

　　（二）典型事实

　　采用上文所述的制造业企业数据样本，我们首先来观察企业间工资不平等的变化趋势。③图1的左半部分使用洛伦兹曲线分别刻画了1998—2007年的全体企业的工资不平等程度，可以看出表征2007年的长虚线要比表征1998年的短虚线更加靠近45度线。众所周知，洛伦兹曲线与45度线之间所围面积越小表明研究对象的不平等程度越低，这就说明相比1998年，2007年的企业间工资不平等程度变小了。图1的右半部分使用了泰尔指数（其也被称为参数为1的普通熵）刻画了研究时间段内每一年的企业工资不平等程度，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将其具体分解为源于行业内和行业之间的部分，从图中的曲线可以看出，企业间的工资不平等绝大部分来自于行业内，而且行业内的企业工资不平等程度在1998—2007年间持续降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辨别出该时期对中国经济产生显著影响的因素。而一个最为可能的因素就是中国为融入世界而进行的贸易自由化。例如盛斌等（2011）就指出该时期中国大幅降低了进口关税、非关税壁垒，全面放开了贸易经营权，因此在入世承诺的执行以及单边贸易自由化进程方面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这也成为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意义非凡的壮举。

　　

　　根据我们的计算，在1998—2007年间，中国制造业的平均产成品进口关税由20%下降至10%，而平均有效保护率由10%下降到5%，其降低贸易保护的幅度和节奏在发展中国家之中是罕见的。那么，制造业行业内的工资不平等程度的降低是否与贸易自由化存在联系？为了初步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先构造了行业内企业工资的变异系数

　　

　　三、实证研究结果及分析

　　（一）实证模型的设定

　　

　　

　　其中i为行业、t为年份，为1999—2007年的9个年份虚拟变量，也即我们将1998年视为参照年份，为不可观测的行业异质性，为随机误差项。本节分析所用数据的结构为71×10的平衡面板，在使用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时，我们通常需要从混合普通最小二乘法（Pooled OLS）、随机效应（Random Effects）、固定效应（Fixed Effects）之中选出最优的估计方法，而选择的关键标准在于不可观测的行业异质性（ci）与模型中的可观测解释变量是否相关。如果两者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则只有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满足一致性，不然，则固定效应、混合普通最小二乘法以及随机效应均能得到一致的估计系数，这就说明固定效应下的估计结果总是一致的。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我们先假设ci和解释变量不相关，以Breusch-Pagan检验来比较混合普通最小二乘法和随机效应的适用性，如果检验得到的p值小于0.05，我们就认为随机效应较优；然后，我们通过Hausman检验来比较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优劣，如果检验得到的p值高于0.05，我们就认为随机效应的估计系数一致并且有效率（估计系数的标准误较小），反之，则固定效应为最合适的估计方法。在以下所有的回归分析中，我们均做了上述两组检验，结果发现Breusch-Pagan检验和Hausman检验的p值都小于0.05，这表明固定效应为最优的估计方法，因此以下所有表格中汇报的估计系数为固定效应下的结果。

　　（二）基准回归结果

　　表1的左半部分列出了产成品进口关税作为关键解释变量时的回归结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在每一列均加入了年份虚拟变量，这对正确检验贸易自由化的作用是必要的，因为年份虚拟变量代表了不可观测的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如果遗漏这些变量，我们很容易将不可观测的宏观经济环境对被解释变量的作用误认为由进口关税或其他解释变量引起。第1列的回归结果说明，行业产成品进口关税每下降1%，行业的工资变异系数下降约0.18%，这进一步证实了图2中描绘的关系，表明贸易自由化显著地降低了行业内工资不平等程度。然而，不考虑外资开放带来的影响将很有可能低估进口关税下降的作用，这是因为Chen等（2011）使用和本文来源相同的数据发现虽然港澳台企业和外国投资企业支付比内资企业更高的工资，但是其对内资企业的工资水平值和工资增长率都有着负向的溢出效应，外资企业的增加扩大了行业内企业间的工资差距。基于上述考虑，我们在第2列中加入了行业的外资开放度，结果发现的系数上升了0.004，这说明第1列的系数值确实存在着低估，而且外资开放度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行业外资开放度的提高明显地加大了行业内工资不平等程度，这一结果也提示我们不仅要看到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的积极贡献，还要看到其带来的消极收入分配效应。作为近20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引擎，出口的影响显然不能从分析中省略，然而现有文献中并未就中国出口企业的工资红利现象达成一致看法，因此我们无法事先判断行业出口导向强度的作用方向，但是Helpman等（2013）在分析了巴西的贸易自由化后证实了Helpman等（2010）的理论发现：随着完全封闭经济体的逐步开放，行业内出口企业的增加与行业内工资不平等呈倒U型关系，一开始出口企业的增多会扩大行业内工资不平等，但当出口企业增加到一定量时，出口企业的继续增加就会带来行业内工资不平等的下降。于是，我们在第3列加入了行业的出口导向强度，⑤结果发现出口导向强度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行业出口导向强度的增大导致了行业内工资不平等的下降，因此的系数较第2列出现了下降，但其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有趣的是外资开放度的系数无论从数值上还是从显著程度上都大幅升高了，这进一步佐证了外资企业在收入分配方面带来的不利影响。1997年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快速推进，民营企业得到了空前发展，而民营经济的发展在带来经济活力的同时也存在着影响收入差距的可能性。鉴于此，我们在第4列加入民营经济发展程度，结果发现其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民营经济的发展降低了行业内工资不平等程度，此时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另外，外资流入的消极收入分配效应以及出口导向的积极效应又得到了强化。综合来看，每下降1%，下降约0.16%，也即产成品进口关税的下降显著地降低了行业内工资不平等程度。

　　

　　行业不仅面临产成品关税的降低，还面临投入品关税的降低，为了综合考虑行业贸易保护程度变化的影响，我们在表1的右半部分以行业的有效保护率作为关键解释变量逐列加入了外资开放度、出口导向强度、民营企业发展等因素。令人信服的是，行业有效保护率的降低也使得行业内工资不平等出现了下降，每下降1%，下降约0.17%，其他变量的估计系数与表1左半部分的结果极为接近。总之，表1中汇报的结果告诉我们，中国制造业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带来了积极的收入分配效应，这也构成了本文的基本结论。

　　

　　（三）稳健性检验

　　基准回归结果是否依赖于工资不平等指标的选取？这一问题对于本文基本结论的稳健性极为重要。为此，我们又构造了衡量行业内工资不平等程度的两组指标：行业内工资的基尼系数和普通熵。行业内工资的基尼系数定义为，字母和下标的含义参见前文，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f还表示了行业内企业工资由低到高的顺序。普通熵的具体形式有赖于参数值的选择，当参数α不为0或1时，行业内工资的普通熵可以表示为，当α为0时，普通熵为，这也被称作平均对数偏离（Mean Logarithm Deviation）；当α为1时，普通熵可以表示为，这也被称作泰尔指数（Theil Index）；根据常用性，这里取参数α值为0、1、2的普通熵作为被解释变量。与上文相同，表2采用逐个加入解释变量的方式汇报了回归结果，我们发现产成品进口关税和有效保护率的降低均显著地带来了行业内工资基尼系数的下降，而且外资开放度消极的收入分配效应以及出口导向强度、民营经济发展的积极收入分配效应也得到了支持。为节省篇幅，表3中没有采用逐列加入解释变量的汇报方式，而是汇报了同时考虑关键解释变量和所有控制变量的结果，我们依然发现进口贸易壁垒的降低带来了各个普通熵指数的下降，其他变量的作用与上文保持了一致，因此不再赘述。由上述分析可见，采用不同的工资不平等指标的回归结果支持了本文的基本结论。除了采用不同的被解释变量，我们还采用了一阶差分法（First Difference）对所有方程式重新做了估计，得出的结果与固定效应下的结果极为接近，这进一步证明了本文所使用的实证模型的正确性，因为当模型设定存在问题时，固定效应和一阶差分法的估计结果通常会出现很大差异。⑥

　　

　　

　　（四）贸易自由化对行业内工资不平等的作用机制

　　截至现在，我们已经明确了贸易自由化对行业内工资不平等的降低作用，那么贸易自由化为什么会带来这种效应？基于异质企业模型的思想，新近的理论研究指出，通过影响企业的生产率（收益），贸易自由化可以作用于行业内企业之间的工资差异。而贸易自由化对行业内企业生产率分布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一种“筛选效应”，即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激烈竞争使得行业内企业的生存门槛提高，所以低效的企业退出，高效的企业留存，全行业的平均生产率水平得到提升。对此，具代表性的实证检验有：使用意大利企业数据，Del Gatto等（2008）证实了行业的贸易开放程度越高，行业内企业生产效率差异越小；采用乌克兰企业数据，Kravchuk（2012）发现进口关税的下降显著地降低了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分散程度。因此，我们得到的启发是：如果我们能证明中国的贸易自由化提高了企业可在行业内生存的最低生产率水平，并因此降低了行业内生产率差距的话，行业内企业工资差距的降低便是水到渠成的事。限于篇幅，以下仅陈述实证结果。⑦首先，我们检验了贸易自由化对行业内企业最低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和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行业进口壁垒的降低提高了行业内企业生存的门槛，证实了贸易自由化的“筛选效应”；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又发现进口壁垒的下降减小了行业内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最高最低比，而行业内企业劳动生产率差距显著地影响着行业内企业工资差距；最后，果然不出所料，行业进口壁垒的降低使得行业内企业工资差距减小，这与本文的基本结论完全一致。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使用1998—2007年的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本文检验了产成品关税和有效保护率对制造业的行业内工资不平等的影响。我们得到的基本结论是，贸易自由化显著地降低了行业内工资不平等程度。为了解决遗漏变量问题，我们又考查了外资开放、出口导向、民营企业发展对基本结论可能造成的影响，结果有力地支持了贸易自由化作用的显著性，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外资开放度的提高具有消极的收入分配效应，而出口导向程度的提高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在收入分配方面产生了积极的效果。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上述发现的稳健性并不受工资不平等度量方式改变的影响，实证模型设定的正确性也得了支持。我们还根据异质企业模型的思想深入探讨了贸易自由化的作用机制：贸易自由化降低了行业的贸易保护程度，从而加剧了行业内的竞争激烈程度，企业的生存门槛随之提高，这时低效的企业因为亏损就会选择退出市场，而高效的企业得以留存并扩大市场占有率，在此过程中劳动力由低效企业流向高效企业，完成了行业内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于是贸易自由化带来的企业生产率差异的缩小最终反映在行业内工资不平等程度的降低上。

　　本文的政策含义包括：第一，在促进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同时，贸易自由化更能助推社会公平的前进，这成为我国开放促改革、改革促发展、发展促公平政策机制的生动体现。目前，相比制造业，我国服务业开放程度较低（尤其是金融、电信、运输等部门），本文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服务业贸易自由化也可以带来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第二，为顺应世界潮流，我国在贸易自由化实现形式上应更多地依靠自由贸易区的积极建设，这包括完善与周边劳动丰裕国家的自贸协定，以激励我国劳动密集型行业由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转型升级；努力达成与技术丰裕国家的自贸协定，为进一步提升我国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整体生产效率形成外在压力。第三，虽然中国在利用外资方面成效显著，但本文揭示出外资进入有着加剧收入不平等的不利影响，这说明未来我们在制定外资进入政策时要综合评估外资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和消极的收入分配效应。第四，在促进中国出口由量到质的转变过程中，我们要继续保持出口缩小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第五，继续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使民营企业活跃经济和降低收入分配不均衡的作用得到更大程度的释放。

　　①WITS缺少2002年中国的关税数据，我们从WTO的关税数据库中下载了这一年的数据。

　　②2002年投入产出表的122个行业（部门）中有71个是制造业行业（部门）。

　　③如果不做特殊说明，本文所提及的企业工资是指企业的人均工资。

　　④各年的泰尔指数定义为，其中，f代表企业，N代表企业总数，为企业的工资，w为的算数平均值。总体泰尔指数的行业内部分为，其中i代表行业，为该行业企业工资的总额占全体企业工资总额的比例。行业间部分为总体泰尔指数与行业内部分之差。

　　⑤由于本时期中国的贸易开放并不是从完全封闭开始，我们只考虑出口导向强度的一次项。

　　⑥限于篇幅，一阶差分法下的估计结果未列出，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⑦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具体的回归表格。

作者介绍：李清如，蒋业恒，董鹂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国贸系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