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我们尚不了解的世界

作者：

翻译：赵念渝

国际展望 1997年04期

　　外论选译

　　有人说新当选的美国政府使人看到了下一个千年所带来的世界的曙光，这种说法是轻率的，大选后的美国正趋向祥和安定，这种轻率的说法就很可能葬送这样的祥和安定。然而，事件的发展会产生自己的动量，如果掌握不好的话，就会变得日益难以驾驭。这对天生无能的第二任期政府来说特别是种挑战，因为这样的政府往往处于一种任期远未到期前就丧失了落实长期决策能力的“危险状态之中”。因此，要在任期的早期就作好关键的选择，特别是鉴于标志着克林顿首届任期的国际间的平和状态正接近尾声。

　　国际体系中如此多的结构性的变化在同时发生是史无前例的。其中有些成分现在已经是全球性的——如经济和通讯——而政治仍局限于民族国家范围或种族部落之间。若要起到长期的作用，重新当选的克林顿政府就必须对它所企求达到的世界进行一番展望。只有这样，克林顿政府才能够确立判断他的政府走向的标准。

　　本文将集中关注很可能在下个世纪成为最大挑战的三大地区：亚洲，波斯湾和包括北约国家和前苏联集团国家在内的横跨大西洋地区。

　　在亚洲，中国将成为“初级阶段”的超级大国。当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韩国的水平（大约是美国的1/3）时，它的GNP将是美国的一倍。如此庞大的经济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冲击力。受到日益强大的军事力量支持的中国大市场将掌握在老练而果断的领导人手中，并将向日益增强的政治影响提供动力。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追求霸权。或者说，美国的政策将会丧失影响亚洲演变的能力。理由之一就是中国的壮大不会发生在真空中。两极世界的终结和其他权力中心的崛起——如印度，越南，中国和韩国——将会在日本导致更大的民族主义情绪。日本方面会越来越确认它的利益将同美国的利益不一致，从而将更会强调它的外交和防务政策，使之更适应它自己的国家利益。

　　印度正成为一个大国，特别是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东南亚国家，从越南到缅甸到印度尼西亚，将会加强它们之间的合作。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国家的霸权只有在如下条件下才会出现：所有其他国家内部彻底崩溃或者军事力量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可是，迄今为止还没有看到这样的证据，而且，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的话，将会招致强烈的反应。

　　有一派意见主张用人权和经济来对抗中国，以预防迄今为止没有出现的挑战。这一派的理论基础是：民主化将会导致更和平的政策，经济短缺将会缩小中国的军事选择。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样的政策无疑只会以失败告终，不但如此，还会引发各种它不得不处理的危险。在过去6年里，对中国施加的人权压力均以失败告终，这其中的部分原因就在于这种压力反映了一系列的错误观点。与其说中国现在的外交政策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驱动，倒还不如说是受到日渐增长的民族主义思想的驱动，而美国的对抗性政策只会给中国的民族主义火上浇油，特别是如果我们对象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友好国家施加同样的压力而使自己更孤立的话。中国的经济不是斯大林的计划经济模式，而是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里，“市场”这个字眼要比“社会主义”更有意义。它最大的危险就在于它会过热，而不是停滞不前，就象在（前）苏联所发生的情况那样。而且，中国的社会已经受到内在固有因素的改造，特别是受到邓小平引进的改革思想的改造。他们通过下放决策权已经实现了一定形式的多元化，如果说还不一定是民主的话。同样地，中国独生子女家庭对历史上的中国社会模式的冲击影响很可能是相当深刻的。

　　最后，在亚洲并不存在按冷战模式进行军事遏制的客观基础。苏联的欧洲邻国感到威胁，因此迫切想看到美国实实在在的军事支持。而在亚洲却恰恰相反，没有一个中国的邻国准备奉行这样的政策或在中国威胁的前提下加入什么联盟。毫无疑问，他们希望美国人的存在，特别是在外交和经济领域的存在，以便笃定认定美国人不会漠视他们的命运。可是，他们同时明白中国才是亚洲永恒的一部分，而美国的承诺很可能是短暂的，因此，在目前并不存在直接挑战的情况下，他们决不会把政策建立在同中国敌对的基础上。美国那种无缘无故的对抗性政策只会把亚洲国家从美国一边赶开，并向民族主义和中立主义靠拢。当然，如果美国的切身利益或全球性的平衡受到挑战的话，我们也决不会在对抗面前退缩。但现在的问题是在很大程度上不会出现这样的危机。中国的外交政策比前苏联的老练得多；中国的社会更和谐稳定；中国的邻国也弄不清楚它们的安全威胁究竟在哪里。中国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将自己和世界经济和全球性的国际体系联系了起来。因此，在转向对抗之前，必须先把机会让给合作。

　　基于上述所有理由，美国在21世纪对亚洲的外交政策应该建立在下列因素的基础上：

　　1.同这一地区的所有国家保持和维护良好的关系，赋于我外交政策最大可能的灵活性。我们同亚洲地区的任何重要国家都没有不可弥补的裂痕；总的来说，我国同它们的分歧要低于它们同自己邻国的分歧。我们无意将亚洲分为友好或敌对集团。说得准确点，这是保证我们在不可避免的危机中获得盟友的最好方法。

　　2.继续同日本的结盟，这是我亚洲安全政策的基石。如果结束或甚至削弱这一结盟的话，日本的民族主义倾向的发展就会加剧。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敏感到其他亚洲国家历史性的恐日心理，因此我们必须从言论到行动都主导对日的结盟，这样一来，美日结盟就不会被看作是在掩护日本新的扩张主义浪潮。

　　3.加强同韩国的结盟以防侵略，并确定统一问题上的共同立场。朝鲜半岛统一问题即使不会马上解决的话，那么在新世纪初也会变得迫切起来。美国将在支持自决原则和不得不面临东北亚地区不稳定前景之间左右为难。而且，朝鲜半岛的邻国——特别是中国和日本——的观点又是非常的含糊不清。这些相冲突的动机又不是不可相容的。但是他们需要所有有关国家认真的对话；倘若等到朝鲜半岛问题爆发后再作决议的话就太危险了。

　　4.同中国建立真正的战略对话。美国的政策必须不能放弃同北京进行政治沟通的可能性。这两个国家在避免亚洲的战争方面是有共同的利益的，而中国同若干邻国的分歧显然要大于同美国的一些分歧。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还不具备实行霸权政策的军事实力。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有必要尽可能地协调政策，以及在难以做到的情况下又尽量使分歧显得缓和，这是值得一试的。

　　克林顿政府加强同北京进行战略对话的最新说法受到了欢迎。现在所缺的就是这一政策的逻辑依据。这究竟是改头换面的改变中国制度的政策呢，还是在国际事务上向协调展望的方向努力的真正的转变？去年3月从几近军事对抗到突然间的180度大转弯宣布3次高层访问是有相当大的风险的，因为它可以被理解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策略性的动作，并且使亚洲其他国家感到迷惑不解。对话的效果取决于对话的内容。它必须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对亚洲趋势的准确详尽的分析以及对如何取得一致方式或平缓分歧冲击的方法的准确详尽的分析。

　　关于中东趋势的探讨无疑就是集中在阿以关系上。虽然这毫无疑问是爆炸性的，但同样有处理这一关系的既定的、经考验的框架。在海湾问题的表层下潜伏着更危险的结构性事件。在那里，实力非常有限的国家却拥有几乎可以对全世界造成无限大灾难的能力。当海湾国家在1973年的3个月内将石油价格提高387%时，它们是触发了一场长达10年的、威胁到全球经济和金融体制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并破坏了工业民主国家的控制能力。

　　今天，海湾危机的后果同样是不祥的。但是海湾地区的稳定所赖以的格局仍然是脆弱的。美国对伊朗制裁；国际社会对伊拉克实行制裁。眼下这一地区只有两个友好的伊斯兰国家，沙特阿拉伯和约旦。但沙特阿拉伯正在经历一个凭借石油资源、全球通讯和普及教育从基本封建的社会过渡到现代化社会的“苦难历程”。同伊拉克、叙利亚和以色列相邻的约旦正在为自身的安全而忙得不可开交。

　　从地理角度来说比较遥远的土耳其则是海湾战略的中心。土耳其的一面是伊朗和伊拉克，另一面则是欧洲，它一直是我地中海政策的支柱点，可是由于几十年来美国和欧洲在塞浦路斯和库尔德人问题上向土耳其施加的压力，因此，土耳其有种被排斥在外的感觉。此外还有个真正的危险，那就是原教旨主义者有可能在大选中获胜，这将葬送“土耳其之父”的改革成果并使土耳其滑向伊斯兰世界。

　　如果不对土耳其实施有效的支持的话，就不可能维护海湾的永久性稳定。同样也就不可能将国际社会对制裁伊拉克的支持维持到下世纪很久的时候，如果届时有这个必要的话。“保持伊拉克的统一使其成为伊朗的潜在障碍”这一政策同下列目标是相冲突的——通过禁飞区及同样办法在北方建立库尔德人的自治区以及在巴什四周建立什叶派的自治区。美国的政策在库尔德人地区遭到重大失败，随着时间的过去，我立场前后不一致的情况将变得越来越明显。

　　要维护海湾的稳定，同时又要对付伊朗和伊拉克，但只有虚弱的沙特阿拉伯才是我盟国，这样的政策相当冒险的。但要突破这样的困境是相当不容易的。同萨达姆·候赛因打交道会出现不可逾越的问题；伊朗是重建友好关系的最合乎逻辑的候选人，但迄今为止没有出现伊朗准备放弃对恐怖活动支持的任何一点证据。

　　幸运的是在同土耳其打交道时就没有这样的障碍。是应该以战略重要性的眼光对待土耳其的时候了。有必要在土耳其的原教旨主义者取得胜利而改变国家方向之前对这一点进行新的强调。

　　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找到办法来修补波斯湾问题的基础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为不可避免的爆炸性事件作好准备。克林顿新的外交政策班子眼下最迫切的一个任务，就是要尽量找到最优秀的人才，准备好适当的办法，来对付海湾的爆炸性事件或沙特阿拉伯的动乱。这些危机决不是临时拍脑袋就可以想出解决办法的。

　　在21世纪，形成横跨大西洋关系的有三件大事：欧洲联盟成为政治实体的努力的成功或失败；俄罗斯的崛起；以及美国的大西洋政策。

　　1.从新的千年开始，欧洲货币——欧元——将在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出现，意大利和西班牙或者从一开始就加入，或者在今后两年内加入。现在的问题不是这些发起国能否满足各方所同意遵守的财经纪律的标准，而是在于它们今后能否坚持下去。有两种可能性：如果不能维持财经纪律就会触发起螺旋形的通货膨胀；倘若是通过欧洲中央银行强制实行紧缩政策的努力将会触发起强烈的政治反应。上述情况的任何一种都将会使欧洲陷入若干年的不和和分裂，并降低欧洲的国际地位。

　　比较令人鼓舞的前景是欧元取得成功，尽管有疑虑，但是共同的财经和货币政策将有助于克服欧洲的经济硬化症。随着竞争力的恢复，欧洲将使欧元成为一种新的储备货币，一如世界各地的证券商利用它来保证他们的美元投资值。对美国来说，这将出现一种史无前例的形势，如果大西洋两边国家的当家人不想出新的办法和合作机制的话，一场经济战将是不可避免的。

　　2.俄罗斯重返国际舞台成为主角是又一件大事。在新世纪初，俄罗斯经过一系列的上下波动后，将很可能重新恢复中央集权统治。同西方多元化体制相比较的话——虽然它比共产主义更自由——它将更倾向于皮诺切特和萨拉查所赞赏的政治结构。一旦确立法制体系及引进可预见性措施，经济将同样得到恢复。

　　到那时候，大西洋两边的国家将不得不适应更自负的俄罗斯。大西洋联盟的任务将是要给俄罗斯提供机会，让其充分参与新千年的政治组织，与此同时，还得防止俄罗斯传统的民族主义泛滥出它的边界。

　　北约的扩大——将前苏联在中亚地区的卫星国吸纳进来——就能为完成这样的任务提供安全网。同时，还必须创立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有大西洋联盟主要成员国参加的政治合作组织。就此而言，比较合适的论坛就是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负有这两大任务的北约将削弱大西洋联盟并招致俄罗斯长期的压力。

　　克林顿政府的主要成员——他们主要的经历就是抗议越战——认为冷战至少是“部分地”由美国挑起的。他们看待俄罗斯是一个心理问题，已经努力用这样的方法来安抚俄罗斯：将北约从军事联盟扩大到一种出于所有的实用目的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政治论坛。这将会破坏北约的安全网作用，并使俄罗斯永远进入大西洋联盟的决策中心。

　　不论我如何怀疑用经济制裁的手段来帮助在亚洲推广民主的有效性，我认为基本的方法就应该是通过鼓励紧密的合作来促进民主意识，这种紧密合作在亚洲已经存在，特别存在于大西洋两边的国家之间以及西半球内。这些国家间的军事冲突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就是要在这些既定的民主国家里加强我们所珍视的价值观和体制。克林顿总统提议的西半球经济自由贸易区以及它最终并入成为一个大西洋自由贸易区就是实现这些目标的重大步骤。

　　对美国外交政策来说，21世纪的挑战是截然不同于以往任何经历的挑战的。迄今为止，通过处理那些看来是有终极日期的问题，我们亲自参与了全世界的事件。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要帮助建立一种体制，在这种体制内，奖励和惩罚都将有助于确立更广义的“世界大同”的理念。但是，自从冷战的日子以来就一直没有变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21世纪的和平和人道的国际秩序需要得到两党支持的坚定而开明的美国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