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国家的道路

我们国家的道路

作者:许志永

这是一个变革时代。中国必然要成为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现代文明国家，这是任何人不能阻挡的历史潮流。问题在于，通过什么方式能实现真正的民主法治，这个过程中人民要付出多大代价。

二十世纪共和之声曾响彻中华大地，三十年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正在融入世界，我们不可能再回到过去。但这条通往现代文明道路并非坦途，我们的前方正面临巨大的天堑——政治制度的转型。历史前进的脚步如乌云和雷鸣正在迫近，如何让这13亿人有序度过这天险，是这个时代的人类面临的巨大挑战。

也许有人怀着一个富强中国的梦想，希望依靠高压维持刚性稳定从而换来更长时间经济快速发展，他们相信众多社会问题都能在发展中解决，希望在以窗外飞逝的风景忘记脚下的天险。但这是不现实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可能脱节太远，经济社会进步到一定程度，政治体制必须跟上，否则经济社会成就也会毁于一旦。

和过去相比，我们的政治体制有进步，政府更多受到法律约束，官员对人民也更友善，但政治体制的进步远远跟不上经济社会前进的步伐。必须承认这样的现实，今天，随着改革深入，我们面临的社会问题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政治改革远远滞后，腐败官僚们到处制造敌意和矛盾，把一个个小问题变成一个个“群体性事件”。

在一个人民对特权腐败普遍愤怒的国家，一个公众对公权力普遍怀疑和冷漠的国家，我们不知道明天会突然发生什么，不知道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因为一个什么样的微不足道的小事突然引发全局性社会动荡，这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也不是以执政者的意志为转移的。

中国到了真正政治制度改革的时候了。改革的方向应当是真正的民主法治的现代政治文明，这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这是符合人性的现代文明：权力的目的是公共服务，权力本身不是目的，权力不可以异化为无限膨胀的私欲；必须有健全的民主法治制度以保障公共权力真正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执政地位必须由多数选民的真实意愿（表现为自由公正的选举）决定，而不是由阴谋诡计或者枪杆子决定；司法必须成为社会正义的底线；公民的表达自由、信仰自由等基本权利必须得到保障。

我们期望执政者具有超越传统政治的胸怀和长远的历史眼光，承担起民族未来的责任，主动推进政治改革，推动执政党变成一个现代文明政党，利用现有资源完成中国的“训政”：

逐步放开媒体和网络的言论管制，形成能够有效约束权力的公共舆论；开放县级政治改革，人大代表专职化，代表和政府首脑直接竞争选举产生，严格规范选举，禁止黑恶势力、黑金势力介入选举，确保选举公开公正；以开放的竞争推动各级党内民主；开放结社，开放对民主党派和其他政治组织的管制，政党管理法治化；开放各级人大代表与政府首脑直接的适度竞争的选举。在可控的过程中逐步健全民主法治制度，这是一条中华民族通往现代文明代价最小的道路。

无论经历了多少挫折，我们从不放弃体制内改良的愿望，也从不放弃体制内改良的努力，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我们努力推动改良，努力通过个案和公共参与约束公权力，推动公权力回归法治。如果有一天，我们国家开始了真正的政治改革，开始消除腐败的制度性努力，开始建立公正和自由的制度，开始勇敢地面对历史的伤痕，开始和解与宽容的新时代，这将是一个令人感动的时刻。我们的国家不仅不会分裂，不会陷于动荡，而且会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自由、繁荣和强大，我们的人民将对自己的祖国发自内心感到骄傲。

但是，这美好的愿望未必能成为现实。我们民族历史上的积怨太深厚了，当改良涉及深层次问题危及到既得利益时，如果没有迫在眉睫的危机压力，很少有人愿意主动改革，也难以推动改革，而当危机迫在眉睫时，改革很可能已错失良机。历史的悲剧一再重演。

如果改良没有希望或者不能成功，中国必然会爆发革命，在人类文明大潮的背景下也许这个时间点不会太久远。暴力革命已经在共识的话语之外不需要讨论，即使和平的革命，我们也必须追问，革命之后我们能不能建立运转良好的民主制度？我们的国家能不能比现在更好？东欧国家民主以后基本上都变得更好了，但这并不能让我们放下对中国未来的忧虑。这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民族地区形成的历史积怨酝酿着分离的力量，人民不愿意看到我们的国家分裂；这是一个有着漫长厚黑政治传统的国家，充斥的暴戾气息可能让民主变得乌烟瘴气，人民不愿意看到民主成为陈水扁式的作秀。

很多人担心中国一旦实行民主就会乱套，这种担忧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美国的民主制度不是最健全的，他们的总统选举制度历来有争议，但它能运转良好，根本原因是他们的奠基者为民主制度奠定了高贵的精神气质，华盛顿、杰弗逊、汉密尔顿等人的理想主义高贵形象让任何后来参与政治的人一旦想到不择手段的阴谋诡计就会汗颜，这种高贵的文化传统让利用国家机器窃听竞争对手的尼克松式的政客成为过街老鼠。如果参与革命的人缺乏公共服务精神，都拼命捞取私利，即使设计了一个很好的民主制度，也会一团糟，中国人可能要付出几十年的代价才能逐步确立政治文明传统。

因此，中国未来的社会运动过必须从一开始就奠定高贵的精神气质，政治是为了公共服务，为了公正的理想，为了我们民族幸福的未来。这种精神气质必须贯穿公民社会力量的成长，唯有这种力量才能引导中国完成和平转型，走向政治文明。

中国必须重建国家意识形态，这不是某一个党派的意识形态，这是全体公民的意识形态——建立一个民主、法治、自由、仁爱的现代文明中国。

作为公民，国家的未来是我们的责任，在历史的险滩和激流中，中国公民社会必须走出一条新的道路，它符合我们政治文明的理想，它与改良并不矛盾，它能承载13亿中国人的自由和幸福。

这是一条爱的道路。我们必须在内心深处超越敌意和仇恨，爱每一个人，即使那些把全世界都视为敌人的人，他们心中也有人性善良的一面。如果说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有一个敌人的话，它不是哪个具体的中国人，不是某个组织，而是弥漫在人们心中的制造仇恨敌意的专制阴霾。那些陷于仇恨意识形态不可自拔的人，他们不是我们仇视的对象，而是爱和救赎的对象，只有当所有的国民都从专制阴霾中走出来，中华民族才能获得自由和幸福。

仇恨最容易被激发，但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这是人类的悲哀。爱是超越世俗的信仰，在永恒面前，每个人都是脆弱的生灵。每个人心中都有爱的种子，爱能激发爱，爱能超越恨，只有爱才能融化这冰封的大地，才能拯救同胞于冷漠和仇恨的地狱。无论我们是否宗教徒，在这个世俗的社会上，一个自由、公正、仁爱的社会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使命是爱，用爱激发所有人的爱，建设一个充满爱的人世间，这不光是为了我们自己，更是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

这是一条宽容与和解的道路。太多的历史积怨沉淀在我们民族的记忆深处，在社会转型中我们必须避免新的仇恨与动荡。我们必须真诚面对历史，宽容每一个人，一个宪政文明的时代将最大限度地宽恕过去的苦难。我们不会回避真相，更不是忘记真相，但我们需要重新解读真相。回首二十世纪，我们不是要激发仇恨的力量，而是反省我们民族苦难的根源，那巨大的苦难是一场悲剧，这幕悲剧中没有胜利者，所有的角色都是悲剧。我们要怀着爱与慈悲之心讲述那段历史，怀着谦卑和忏悔之心面对曾经的耻辱，历史告诉我们的不是新的斗争，而是爱与感恩。

这是一条超越传统政治的道路。我们必须超越“打江山坐江山”的野蛮政治，让政治回到其本来价值——公共服务。漫长的专制历史上，在朝者不择手段镇压异己，在野者秘密结社以图推翻执政者，本应作为公共服务的政治异化为赤裸裸的权力斗争。这不是政治的本来目的，政治的本来目的是公共服务。

我们的理想超越权力，超越党派，我们的成功或者失败与自身的权力地位无关，而是与政治文明的历史进步密切相关。我们必须我们所要承担的历史责任不是改朝换代，也不是反对派当政，而是民主法治制度建设和政治文化的转型，让这个民族永远告别野蛮政治的阴霾。这个伟大的使命对于中华民族的意义远远超过改朝换代和反对派当政。

必须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引导国民走上这条道路。这是我们的使命。

我们的使命不只是建立新规则，让人民相信民主法治规则并主动遵守规则，相信并追求一种美好社会的理想，这必须有一种新的信念和文化，这种信念和文化不是来自制度本身，而是来自道义力量。

我们反对人治，但是，我们不能天真地认为好的制度能够自动运行。变革时代，必须有强大的道义力量才能压制各种恶势力泛起，才能确保社会变革是和平的，必须有强大的道德感召力量，给人以信心和希望，以在最短时间内结束危机，重建社会。

道义力量作为中国宪政良好运转的第一推动力是必不可少的，某种意义上说，以人格力量来推动宪政是人类不可避免的命运。只有这样一支力量成长起来以后，中国才有可能和平转型。

这支力量是一群德高望重的公民代表，是社会良心和正义的象征。必须强调的是，这支力量不是传统野蛮政治的力量，不是严密的组织和军事力量，而是成长于人类灵魂深处的道义力量。这支力量必须非常强大，强大到让最邪恶的暴徒在我们面前自卑地放下刀枪，惟有如此，这个民族才有可能实现和平转型，才能变成一个现代文明国家。

必须有一群公民成为政治文明的基石和道路。我们惟有的力量也是必将超越野蛮的力量是道德，是上帝植于每一个人内心深处良心的种子。

我们积极服务社会，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弱者，推动公平正义。我们通过公共政策研究和公共舆论推动具体制度的变革，社会点滴的进步都是具体的而又坚实的。我们为具有制度变革意义的或者极端不公正的个案提供法律援助，维护个体正义的同时推动制度进步。我们通过调查或者研讨的方式参与公共事件，努力把社会矛盾纳入法治轨道解决的同时推动社会进步。我们把大部分时间服务社会，不计报酬，这是我们命定的角色，这是我们生命的意义，也是我们的快乐幸福所在。

我们有勇气担当责任，愿意为社会进步付出代价。为了良心和正义，我们被殴打，我们失去自由，我们承受生活的压力，所有的担当都是有意义的，还有那些身陷牢狱而默默无闻的前辈，所有人的担当都是有意义，受苦本身是有意义的。我们不会轻言牺牲，但必要时我们必须有放下一切的勇气，唯有巨大的放下一切的勇气，阴谋和暴力才会卑微渺小到没有意义，我们才能战胜阴谋和暴力，才能张扬人性的善，才能建立一个自由幸福的社会。

我们有勇气放下自我。不去追求物质的奢华，也不是为了权势，生命只是为了一个美好的理想。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反对，而是为了建设，不是为了获得权力，而是为了约束权力。我们唯一的私欲是自我人生价值的实现，而这依赖于为公众谋福利的生命历程。我们不会在理想主义旗帜的背后埋藏任何阴谋，我们的理想、言论与行动是一致的。惟有如此纯粹，我们才无所畏惧，才有力量彻底扭转野蛮的政治传统。

我们必须有智慧走出一条建设性的温和理性的道路。我们不是批评者——尽管有时批评是必要的，我们是建设者，在阳光下以宽容、理性的心态，以法治、理性和建设性的行为方式推动政治文明。我们不仅强调目标的纯洁性，更强调手段的理性与建设性。

我们宽容过去，每一场历史悲剧的真相不应当是仇恨的张扬，而是和解的序幕，太多的历史悲怆不是这个民族彼此之间的仇恨积累，而是开始和解与感恩的年代。我们理解沉默的大多数，在这个看似道德沦落物欲横流的时代，人们其实正在渴望一个光明的未来。我们努力理解所有的人，把每一个人当成自己的同胞，包括那些泯灭良知深陷野蛮政治规则的人，他们是被救赎者。

我们从来不是为了寻求对抗，不是为了激进的变革，而是为了顺应历史的潮流，在道德良心基础上重构政治文明。我们用正确的方法——法治的方式，做正确的事情——忠于道德良心，还要考虑到中国国情——考虑到我们的传统、改革的渐进性。我们谨慎推动个案正义，努力在不断看到希望的进程中推动公民力量成长，而不是在悲苦和压抑中积聚仇恨与反抗的能量。

我们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坚守公民理念，践行法治精神，维护社会正义。我们把热心公益善良正直的公民团结起来，把社会正义力量团结起来，形成监督政府服务公众的健康力量，最终成为社会的主流，良心和正义主导社会变革。

我们乐观地见证这条道路通往政治文明的未来，这个变革时代，民主法治已经成为人类社会浩浩荡荡的潮流，技术进步正在推动信息自由传播，市场经济正在推动社会多元，人性

善的力量正在复苏，中国在不可逆转地融入整个人类文明。在一个越来越开放的社会，猥琐和邪恶的力量必然逃遁，良心和正义的力量必然彰显，这是一个进步的年代。

但从根本上说，我们的信心取决于对自己信仰的执着。我们坚守一条最为理想主义的道路，这是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信念。我们之所以选择这条道路，根本不是因为这条道路能通往权力，而是因为只有这条道路才能通向政治文明的美好未来。永远不要低估正义的力量。这注定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年代。

我们是公民。我们的使命是救赎，我们相信我们民族的未来。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也许在政治文明转型完成之后会继续从事自己原来的专业工作，我们只是参与历史进程承担公民责任，当然，这些优秀的公民中也会涌现一批政治家，这样的政治家一定是具有新公民理念以为公众谋福利作为人生价值实现的政治家。有一天，这个民族会记得，有一群追寻文明政治理想的公民，他们真的不计较个人得失，他们只是为了理想和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