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石头记_的价值_红楼梦_研究新进展

《石头记》的

余运彪

价值

研究新进展—《红楼梦》——

（武汉理工大学，湖北武汉

４３００７０）

摘

要：重新评估《石头记》

的价值；作者李鼐生卒年的推论；有关《石头记》的成书情况；今后研究方向以及着眼点。

关键词：价值

李鼐

生卒年

方向

《石头记》是一部深刻影响中国近现代史的小说；而且由于其对于人性的深刻认识和对于人类社会的深刻理解及阐释，则其必将还会对未来的中国，乃至世界，发挥更加深远的影响，以及更加长远的历史作用。也正因为如此，则对于《石头记》的研究，其意义重大，而且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

一、《石头记》

的价值自《石头记》

成书面世近二百多年以来，其价值与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实用价值；其次是历史价值；然后是艺术价值。毛泽东曾言：在十八世纪，中国对于世界的唯一贡献是产生了《红楼梦》。

１．

《石头记》的实用价值《石头记》中的“写实”超越了时空。不仅今人，而且毫无疑问地确信，后世千秋万代人，都依然可以从这部宏伟巨著中汲取丰富的营养。譬如《红楼梦索隐》、《石头记索隐》曾经轰动一时，即便是有关这部小说的各种流言蜚语”，也都可以令人再次捧读“原著”而有所收获与裨益。其对于人性的深刻揭示，涉及人类社会层面之广、之深，足以让人在“年老色衰”之时，再次温读后，发出由衷的感叹：吾平生独嗜此书矣！

《石头记》的实用价值“妙不可言”，非千万字不可尽也。

２．

《石头记》的历史价值《石头记》

的历史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影响；以及书中对于清朝皇家历史的“曲射”。

《石头记》“忽出”乾隆中，开始主要“流行”于文人士大夫以及统治阶层中间，此后对于中国世俗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是《红楼梦》。若两者不加以区分，则估量其历史价值将会发生天远地隔的“误差”。且据今所掌握的史料可知：在手抄本的《石头记》“流行”一二十年之后，《红楼梦》方大行其道。但无论是《石头记》，还是红楼梦》，对于中国近现代绝大多数历史人物而言，其潜影默化的巨大作用是无法估量的。在这其中，最有名且各自决定了中国几十年历史命运的两个代表人物，便是毛泽东和慈禧太后。

毛泽东自己亲口说过，他看《红楼梦》不下五遍；并且多次在公开场合及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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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发言中提到《红楼梦》，引用《红楼梦》中的语言与情节来作比喻和阐释自己的理论。《红楼梦》之所以成为新中国的显学，毛泽东的推动作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石头记》

对于慈禧太后的影响。虽然官方正史之中没有记载，但野史中明白无误地告诉后人：慈禧太后酷爱《红楼梦》，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城，慈禧太后仓皇逃出，也没有忘了将她平时随时翻看的一套《红楼梦》带在身边，结果此套书在逃难路中丢失。（此又是一桩悬案，但我还是抱有念想的）。现故宫长春宫（慈禧太后生前寝宫）中的《红楼梦》壁画，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慈禧太后对于此书的重视与偏好。慈禧太后当然不是为了羡慕和欣赏书中的艳情与绮丽的文字，以她的身份和地位，她喜爱之则是为了更好地统治中国并驾驭臣民，如有野史载，慈禧心中存念与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比肩的想法。《红楼梦》能够给予慈禧太后的“滋养”，以及她从书中得到的启迪与收获，在其亲身体验并“主导”的那些中国历史“篇章”中，深深地留下了“印记”。

《石头记》

历史价值的另一种体现，便在于其书中的“碍语”。书中“曲射”了清朝皇室中的一些不便向世人明说，但确实是发生过了并且客观存在的重大事实。比如顺治皇帝的出家，董鄂妃之谜，顺治皇帝的死亡谜团，康熙皇帝遗诏之谜，雍正继位之谜，雍正皇帝之死，等等，这些事情中的任何一件，都是非同小可之事，何况竟然都在一本书中统统“兜售”出来，其“碍”之大，连清皇室嫡系成员都禁不住“咋舌”，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声明没看过。没有看过，如何评价别人的诗并且说“极妙”呢？己卯本的母本是怡亲王府藏抄本，这些都说明“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的。《石头记》面世后在当时并没有成为查抄禁书，也是今人不幸之中的万幸了。

３．

《石头记》的艺术价值《石头记》

的文学价值仅仅只是其艺术价值中很小的一部分。作者李鼐创作《石头记》运用“真”“假”手法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界，从而登上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艺术巅峰，不禁使无数人迷恋上了这部“残缺”的作品。书中人物是“假”，但人物口中的话，心里的活动却是“真”。“人物们”谈论的诗歌创作，绘画技巧，园林建设，等等理论，无一不是“超高水平”的。涉及的艺术门类不下十几种。《石头记》的艺术价值无法估量。由于《废艺斋集稿》和《南鹞北鸢考工志》的“呼之未出”，故此文阐论《石头记》的艺术价值仅“点到为止”。

对于《石头记》文学价值的评价，尤以鲁迅的那一段话最为有名，也最为当今人所知。鲁迅的那篇《从百

“《

事辩证》。不值得研究鲁迅的人了解吗？

从某种意义上讲，假使没有《石头记》、《红楼梦》，也就不会有鲁迅、张恨水、张爱玲、金庸、三毛、琼瑶等等（这个单子可以罗列得非常长）这些深刻影响当代中国人的作家们的成就。用“养育”比“养活”二字能更加准确地阐释这部恢弘巨著的非凡作用。

此书的“奇妙之处”，全凭每个人的悟性和人生阅历的深厚来感知与体会了。这也是此书索隐经久不衰的“奥秘”。

二、关于对作者李鼐的进一步研究

关于《石头记》的作者问题，我已在两篇拙文《〈红楼梦〉作者的考证》与《“李”冠“曹”戴》中，作了较为详细和系统的论述，虽然现在来看，还有些“瑕疵”，但基本观点还是站得住脚和经得起质询与考验的。我在当时就已经根据现有史料，对于李鼐的生卒年有过推算，但考虑到其推演过程比较曲折，而且仍然还是一个范围，担心影响文章的重点，故而成文后，将这部分“抽”了出来。２００７年１１月，我自费去北京“王瓜园”，想找寻一下“李家大坟”，假如说能找到李鼐的墓碑，岂不是最具说服力了吗？当然，其坟现今是否还在，也还是需要老天保佑的。但即使希望渺茫，我依然怀抱侥幸心理要去做一番尝试。此次北上之行虽然对于研究《石头记》而言，得到了一些有益的线索，比如说辗转联系上了孔祥泽老先生，并与他通了两次电话，了解到了有关《南鹞北鸢考工志》的一些外人未知的情况，但总体而言是没有达到我行前的预期目的，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实物与史料。茫茫大海之中捞针，结果多半也就是在意料之中的了。

１．李鼐生卒年的推论

脂砚斋是李鼐的笔名，这个笔名的演变也是有一个过程的。据现今可见的几个抄本《石头记》，明确留有从“指研”到“脂砚”，最后才是“脂砚斋”的时间循序痕迹。这也同时证明了脂砚斋是既自己作书又自己作了大量批语，那么“余批重出”，其“取乐之处”则就能够使得大家“心领神会”了，其“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也就“恰如其分”地揭示了其创作动机，以及心中的“愤懑”不吐不快的心情。脂砚斋之“批”当与其他人的“批”分开，准确地说，应该是“注”。

根据畸笏叟的“脂批”，知道脂砚斋在丁亥夏之前便已不在世了。又“甲申八月泪笔”明示，其已到了生命倒计时的日子了。李鼐故去的时间处于“甲申八月”到丁亥夏”

之间，即１７６４年８月到１７６７年夏之间。考之李士桢墓志铭，其中并无李鼐之名，而杜臻作李士桢墓志铭最迟不晚于１７００年，那么李鼐最早也有可能于１７００年出生，故李鼐最大范围的生卒年是１７００年至１７６７年，

最大存年６７岁。

李煦之妻韩氏生两子李鼎和李鼐，其中其于５０岁时得的一子，当为李鼐。韩氏死时年６３岁，李煦在奏报与康熙皇帝的奏折中明确提到，其时为１７１４年，则韩氏年５０岁时为１７０１年。若据“二十年来辨是谁（非）”一句来“索隐”

一下，则可能是１７０１年与１７０２年。雍正继位，１７２３年正月查抄李煦一家。康熙皇帝死于１７２２年１１月，

“元年”

，即１７００年，那么“次年”就是１７０１年。其上两条虽因“索隐”而使得可信度大打折扣，但“惊人”的“巧合”绝对“不同一般”。故李鼐生于１７０１年的可能性最大。生于１７０２年、１７０３年的可能性多少也还是存在的，目前还无法排除，而１７０４年及之后，则几乎可以排除掉了。故李鼐最小也应该存年６１岁，即李鼐去世时是６１岁

至６７岁之间。

２．关于李鼎和李鼐

《石头记》的作者“花”落李家，应该是确凿无疑的了。但究竟应该是李鼐还是李鼎，或许还存在比较大的争议，试论一二。

李鼎和李鼐皆是李煦之妻韩氏所生，李鼎年长。鼎、鼐两字《石头记》中由忠靖侯史鼎，保龄侯史鼐点出。李鼎之名在《李煦奏折》中多次出现，李鼎在抄家之前早已当差，显然已经不是“公子”之身了。唯有李鼐外界知之甚少，深深“隐藏”在豪门内院。从种种迹象分析，即使现今苦于缺乏确凿的史料和证据，但无论是在情理上，还是在客观的时间比照上，脂砚斋是李鼐的概率远远大于李鼎。

３．脂砚斋、

畸笏叟与曹雪芹三者之间的关系假如曹雪芹是曹霑，畸笏叟是曹頫，脂砚斋是李鼐的话，那么“脂批”中一些让人费解的地方，就是很合情合理的了。曹頫与李鼐是平辈，李鼐和曹頫两人的岁数当相差无几，李鼐应该比曹頫略大一点，则“脂批”中的“玉兄”称呼才能“落”在“实”处。当然，弄清楚曹頫做江宁织造一职时的年龄，这个问题也就很简单了。曹頫虽然过继给了曹寅，但曹霑仍称曹頫为叔。曹颙死后，其寡妻是同李煦一家住在苏州，曹霑出生后直至李煦被抄家，也都一直在苏州。李煦被抄家之后，曹霑与其母马氏是回到了北京。曹頫后半生出家为僧，这与敦敏的《瓶湖懋斋记盛》一文中，提到雪芹有一“叔”

在寺庙内，雪芹要去帮他扎糊风筝。两处对照，也是一环扣一环地“惊人”吻合。那么联想到书中的“空空道人”，列藏抄本“易名为情僧”旁批“呵呵”，这难道没有“泄露”出“空空道人”就是曹頫吗？《石头记》中那一段文字里的人名背后，现在基本上都有现实中活生生的人一一对应。

４．脂砚斋与孔梅溪的关系

我认可关于“孔梅溪是孔继涑、孔继涵兄弟俩中的一人”的观点。

大学士熊赐履死后，康熙皇帝多次下给李煦、曹頫谕书，要求他们周恤其家属。康熙皇帝不仅多次晓谕李煦周恤，也曾对满朝大学士晓谕，使当朝大学士们“助银三千两，命交江宁织造曹頫生息给予用度”。熊赐履的长子熊志伊患痰病，康熙皇帝指称：“其长子素有风疾，其孙亦故。”在李煦复命康熙皇帝了解熊赐履家属情况的奏折中，写明了熊赐履三个儿子的岁数，其长子与二子之间，相差三十二年，其间当有不止一个女儿。熊赐履有一女嫁入孔府，为孔氏兄弟之母。那么，除了一女嫁入孔府，还有一女嫁给李鼐的可能性也还是相当大的。如果这种假设成立的话，则李鼐和孔府，和孔氏兄弟的关系密切，就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情了。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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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石头记》

中，在薛蟠名旁，有批：“呆兄”。此批的说法有“根”。庚辰本中“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眉上朱批：“不必看完，见此二句，即欲堕泪。梅溪”。“堕泪”

当是真实情感的表露。另外，甲戌本第三回回目“金陵城起复贾雨村，荣国府收养林黛玉”朱字旁批：“二字触目惊心”（指“收养”二字）。有了上面的一些史料与推测，则作批人的身份当是“局中人”

无疑。由研究《石头记》，又牵涉到需要研究孔府孔氏家族，以及了解熊赐履子嗣的情况，来迂回地“解决问题”。需要努力和工作的地方确实很多，希望更多的同仁加入“助阵”。

三、《石头记》

成书的大致情形研究我有理由确信：李鼐写作《石头记》的初始动机确实是“有感而发”，运用艺术创作手法将“一把辛酸泪”抛洒向了“纸”面，而且是“自斟自饮”。李鼐作《石头记》自书自注，不仅是因为心中的“愤懑”不便直接地对外人言说，而且即使书写得很直接、很“露骨”了，一般人也是很难理解准确和到位。

１．李鼐作

《石头记》自书自注是有确证的确证脂砚斋是《石头记》的作者，则李鼐自书自注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书中和“脂批”中，还至少有三个地方为自书自注作了“注脚”：首先，即第十八回中“此时自己回想当初在大荒山中”这一段混入正文的“石头语”，此“千奇百怪之文”与正文可以浑然一体。其次，即庚辰本中，第二十一回的总评诗：“自执金矛又执戈”。然后，便是“余批重出”这一处批语的“文中之意”。

２．

《石头记》写作的动机《石头记》是李鼐有“感”而“发”，有“才”而“作”。这一点在确证了《石头记》的真正作者是李鼐，以及在一定的程度上了解了李鼐的身世之后，不仅可以很好地理解《石头记》恢宏巨著的内含和意指，而且对于这部书的创作过程，也能够有一个相对清晰的脉络。

李鼐写作《石头记》，必然应该是在自己生活相对稳定了一段时间之后，有“闲”钱、“闲”心、“闲”时间，自身又具备创作才能与悟性，等等各种主客观条件之后，笔下“流出”

千古绝唱才是合情合理的。为什么自《石头记》面世以来，其作者问题一直令人“困惑不解”

，实在是因为能够写出这样一部小说，确实是非常人而能为之的。难道程伟元、高鹗不知道曹寅的事迹吗？他们不会从“曹雪芹”联想到曹家吗？到程高出书的时候，曹寅一支早已经绝后了，可以但说无妨了，程高两人为什么不肯定就是曹雪芹呢？想必他们是绝对不相信《石头记》、《红楼梦》的作者是曹寅的后人。因为他们当时对于曹寅的家世的了解，绝对比我们现在知道得多得多。据现今可知的史料，程高两人也非等闲之辈，在作者问题上，也是很“在乎”的，故宁可说不知道，也不妄下结论。

李鼐初始创作《石头记》的本意应该是“心结”

郁闷“缠绵不尽”而“不吐不快”，其时年龄在３０岁左右，最晚不会超过４０岁左右。等及至年岁渐长，过了５０岁之后，其本人对于世事和人生的认识则又更加地深刻与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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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尘若许年”而“惭愧不已”，最终确定了书的本旨：用“春秋”

手法，借助“小说”这个艺术平台，谆谆“告诫”后人要好好汲取前人的人生经验教训，每个人应该如何“渡过”自己的一生要好好地思考一下。《石头记》这本“理治”小说确实“理”得“高明和高超”。每一个读者只要仔细认真地阅读，都会得到不同程度的收获，获得某些方面的启迪与提高的。

３．

《石头记》写作的几个阶段书中第一回开头的那一大段文字，其中“隐含”作者创作动机和过程，以及写作相关信息等等，则《石头记》的写作明显有几个阶段。

“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

，乾隆甲戌年，即１７５４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１）甲戌年以后

这是脂砚斋，即李鼐定稿的阶段。“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对清”，此年是１７５６年。“脂砚斋凡四阅评过”、“乙卯冬月定本”、“庚辰秋月定本”，则到了庚辰年，即１７６０年前后，已是四次修改扩充章回（章回逐渐增加的痕迹，在现今所见抄本中可见）；在加上“五六稿迷失”，在曹雪芹和脂砚斋先后故去之时，定稿的《石头记》

前后应该修改了六次。从时间上看，基本上是一年半到两年修改一次。裕瑞云：“改风月宝鉴数次，始成此书，抄家各于其所改前后第几次者，分得不同，故今所藏诸稿未能畵一耳”。这也为现今所见甲戌本、乙卯本、庚辰本以及前两年出现的卞藏本抄本现状所证实。抄本与所带的批语，裕瑞的《枣窗闲笔》，散见于前人的一些笔记中有关此书的一些情况（如吴克歧的《犬窝谭红》等），至少三个方面的例证，为我们“详解”了这一时期《石头记》的创作情况。甲戌年之后，《石头记》的大体框架和主要内容，应该基本上是“定型”了的，修改的只是细节与人物的“丰满度”，特别是增加了“大观园”的“戏份”之后，原作的一些内容需要相应的增删与修改。

（２）甲戌年前十年

我虽然目前还没有找到具体的实证，但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有理由相信这十年，即１７４４年到１７５４年，多少就是“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裕瑞尝云：“曹雪芹得之，以是书所传述者，与其家之事迹略同，因借题发挥，将此部删改至五次。”，即为上面一段话作了注解。问题在于，裕瑞的这个“五次”实际上应该是甲戌年（１７５４年）以后的五次，非曹雪芹的“五次”，两个“五次”

混淆，故而令今人不解不信。在这十年当中，脂砚斋在做些什么呢？估计就是编撰了现今备受争议的《废艺斋集稿》。

《废艺斋集稿》

有一抄本据传在日本，其内容据故吴恩裕先生所介绍，其讲解技艺之法除了是理论与实际结合的艺术著作，同时确实也是“经济之道”。懂得了这些“废艺”，多少也还是可以养家糊口的。特别是《南鹞北鸢考工志》，据我电话询问孔祥泽老先生（２００７年

１１月），他说他知道至少有四个抄本：日本人所买走的

一本（属于《废艺斋集稿》

其中之一）；金福忠所有的一

《石头记》与《废艺斋集稿》两部作品，将李鼐后半生“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的经历和道路，“完美与充分”地“展现”

在了世人的面前。（３）１７４４年之前

１７４４年之前的哪一年写成的《石头记》

，甚难判断。“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则曹雪芹是对名为《风月宝鉴》且不分回的《石头记》加以“借题发挥”的。“改《石头记》为《情僧录》。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则早期《石头记》的“定型”当还在１７４４年之前一二年。假如“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中的“十年”指早期《石头记》创作的时间，那么１７３２到１７３４年之间，李鼐则应该开始动笔写作

《石头记》。１７２３年初，雍正抄了李煦的家，在苏州变卖其家口将近一年，无人敢买。１７２４年十月递北京总管内务府交崇文门“变价”。１７２７年，李煦因餽阿其那侍婢事觉，再下诏狱“。１７２９年二月，李煦卒于

“打牲乌拉”。作为李煦的儿子，１７２３年初，李鼐从“人间天堂”

坠落到“人间地狱”，人生出现了重大转折。直至１７２９年李煦死，包括李鼐在内的一家人皆应“惶惶不可终日”，恐怕整日提心吊胆又期盼“峰回路转”。李煦一死，李家一点“奢望”都没有了；而且，李煦死在遥远的他乡，李鼐作为儿子，怎么着也得竭尽全力料理后事，“瞒过”雍正的耳目，让李煦“入土为安”。这些事情不仅耗费大量的精力，也需要足够的时间处理。况且，在人生经历过如此之大的变故，心理上转变和适应，包括从“衣食无忧”到需要“自食其力”和“养家糊口”，还需要有一个社会适应期。因而，在李煦死后二三年，即１７３２年左右，从情理上讲，李鼐才大致能够“安定安宁”下来。虽然不排除“天才”的李鼐在一获得“自由身”之后，即开始写作，但充其量最多是应该有“念头”而已，客观上的可能性很小。

当然，推测雍正死，乾隆上台继位后，大赦天下，李鼐才开始创作，这与上述的推测也不矛盾。１７３６年之后，李鼐更加自由和安定，年已３５岁左右，人也更加成熟历练，洞悉人情冷暖更加透彻。究竟什么时候，李鼐开始创作《石头记》，有待今后史料和物证的发掘。

（４）《石头记》书名的“讲究”

以“石头记”作为书名，当然没有“红楼梦”三个字标榜来得“艳俗”和“朗朗上口和博得读者喜欢”，但李鼐却坚持用“石头记”，几次修改后，“仍用《石头记》”，说明他再三思考而“情有独钟”这个书名，绝对是含有一番“深意”

于此三个字中的。虽然还没有找到作者本人最直接的对于书名表白的文字与史料，但结合已知的，以及此书流行于世以来的影响来看，绝对是《石头记》耐人寻味和源远流长，虽“拙实无华”但确实“芬芳艳丽”。

“石头记”三字的第一层意思，也即“又曰《石头记》，是自譬石头所记之事也”。字面上是“托意”，其实稍稍细想一下，写在石头上的字，不就是“碑”么？作者要表达的这一层意思是非常明确无误的：流芳百世。

第二层意思，也在于作者对于自己这部作品的自信。作者自己不说，“石头能言否？”，后世有人曾评价

第三层意思，可能就比较隐蔽一些，即多少为自己曾经遭遇的“不公平”人生经历“叫屈”。李煦有一号曰：“石廪”；“廪”者，粮仓也。如同李煦的另一个号“竹村”，表明他喜爱竹子，曾经自己亲自种竹一样，李煦一定也是因为喜欢“石头”而有此号的。“有意思”的是，《石头记》中有一个瞬间“露”了一下面的人物“石呆子”，被“贾雨村”编排由头抄了家，强行“夺走”了“石呆子”心爱的“扇子”。“石呆子”爱“扇子”，岂非合情理？但以“扇子”隐喻“李煦奏折”，怎一个“巧”字了得？从民国时发现“李煦奏折”

存放的地点，再细细审视留存下来的当时查抄李煦家时的清宫档案，可以确切判断出：雍正皇帝查抄李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李煦奏折”，所谓“亏空”无非是托词。由此，李鼐心生“怨气”与“怨恨”则就是再正常不过的情感了。《石头记》中的一些“隐喻”用词，相当“刻薄”和“尖酸”，非心中有极大“冤屈”与“愤懑”而无此下笔之“狠”。

“石头记”三字或许还有其它含义，恐怕需要各人自去体会了。

（５）《石头记》是“有感”而发，“有才”

之作。李鼐创作《石头记》，前后历时将近三十年左右，真正是“不寻常”和耗费“心血”的“鼎立之作”。世之所以有《石头记》，假如没有李鼐的那些身世与经历，没有独特的家庭背景与客观的环境因素，等等主客观条件，很难想象会有这部“惊世骇俗”且“一飞冲天”，“迷倒”后世“芸芸众生”

的作品。四、《石头记》

的素材与结构“索隐说”与“自传说”皆能够风靡流行一时，恰是作者运用“假做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创作手法的“高明”之处。既是当时清朝“文字狱”甚酷这种客观环境所“逼迫”，也是作者才华横溢的内在因素所致，各种因素的“激烈碰撞与巧妙结合”作用，最终“迸发”出此部“惊世骇俗”

的巨著。从某种意义上讲，作者李鼐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取材与构思是将宁国府作为曹家的“影子”，而将荣国府作为李家的“影子”，“共同”构成了“贾家”。荣国府的布局与李煦的苏州织造府“十分吻合”，作者是李家人，那么荣国府的“背后”就是“李家”，应该不难理解。但宁国府呢？我发现，至少有三点可以证明宁国府的“背后”就是“曹家”：首先是贾珍的“珍”见于曹寅的诗中：《楝亭诗钞别集》卷四有《辛卯三月二十六日闻珍儿殇书此忍恸兼示四侄寄西轩诸友三首》。这并不是说贾珍在真实的曹家中有“对应”，而是用一个“珍”字将宁国府与曹家“联系”起来。《石头记》中主要人物的名字都有讲究，是为所有研究者和爱好者公认的事实。“珍”字的“讲究”便在于此。其次，就是书中“焦大之骂”所引出的“尤氏之语”：（焦大）从死人堆里把太爷背了出来，……从曹家史料中知，曹振彦曾“致仕”，其时正当年呀！那么这种非衰老而“致仕”，则多半是由于战争伤残导致的（在冷兵器战斗中，从死人堆中“扒”出来的人，绝对不可能完好无损）。伤残了无法直接参与战斗，但发挥“余热”还参与了后金的“红衣大炮”的研制并取得成功，也由此而“加了半个前

１９

浅析林黛玉的性格发展历程

吴

林

１１６０２９）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大连

摘

中最令人关注的人物就是林黛要：《红楼梦》

书里数百个鲜明生动的人物中，最引人关注、争论最多的就是林黛玉与薛宝钗。在２１世纪的今天，薛宝钗可以说得到了一个比较公正的评价，而林黛玉却仍被大多数人目为多愁善感、小性儿、尖酸刻薄、心胸狭窄、多疑善妒。虽说曹雪芹打破了“传统的思想和写法”，

②跳出了旧小说塑造“敢于实写”，“敢于睁眼看人生”，③的旧套能追人物“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

玉。通过对文本的仔细阅读，可以发现林黛玉的性格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和我们现实中的所有人一样，有一个形成、发展变化、成熟的过程：从最初童年的“孤高自许，目无下尘”细腻敏，到性格的最终确立的自尊自爱、感、体贴真诚、活泼幽默。虽然她不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不足，但这仅仅是白璧微瑕，借苏轼《和子由论书》中的诗句来说，林黛玉当“貌妍容有颦，璧美何妨椭？”之无愧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女主人公”。

关键词：林黛玉

性格

发展历程

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第一回④），毫不回避地表现出人物身上的缺点，但立志“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不肖，则一并使其泯灭也”，“记述当日闺友闺情”，“怀金悼玉”（第五回）的曹雪芹，面对自己心爱的女儿被人们如此误解贬低，能不心痛如绞？

在此，我不揣浅陋，就我心目中之林黛玉及其性格发展历程略抒浅见。

通过对文本的仔细阅读，我们可以发现，林黛玉的戌本应该是定本了，胡适为什么不把他得到甲“最后”戌本的经过详告出来？

修改定本的抄本，除（３）现今存世较接近《石头记》甲戌本之外，还有可能就是被季姆科夫斯基带回俄国的称为“描写一个满清豪门家族兴衰的讽刺小说”，四函；也不知是八十回，还是一百多回。我估计如今还“静静”地在俄罗斯外交部图书馆中。希望有人可以把“躺”它出来。“挖掘”

高鹗木活字本（４）程伟元、《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中，有绣像二十四页。根据今发现有程伟元的字画，则书中的绣像多半出自程伟元之手；而文字的功“加工”劳多半归于高鹗（高鹗自号“红楼外史”）。程高之序文大部分应该是他们的，这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心里话”度的。

六、后记

的研究，不仅纷繁而且由，以及《石头记》《红楼梦》于史料的匮乏，进展缓慢。于我而言，虽然早就有思想准备，但还是觉得越走越艰难。这项研究，不仅需要勇气与智慧，而且需要克服世俗的陈见以及奉献精神。本人智拙且见识浅，势单力薄，希望更多的人来参与此项工程，早日这座中华民族“打开”“文化宝库”。

参考文献：

［１］李煦奏折．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Ｚ］．北京．［２］吴恩裕，曹雪芹丛考［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

［３］王利器，李士桢李煦父子年谱．［Ｍ］．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３．

《红楼梦》自问世以来就获得了人们的广泛喜爱。

①之说清代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

而在当今，则有的繁荣兴盛：研究者多若繁星，“红学”研究著述汗牛充栋，业余爱好者更是不可胜数。程”宁国府中事与曹家中事如此“教官”。，且还可以作第三，裕瑞尝言，曹雪芹得“巧合”，绝非空穴来风。《风月宝鉴》，因所传述与其家之事迹略同而借题发挥删改至五次。荣国府之事不可能与曹家同，那么就只有指宁国府了。

作者写荣国府与宁国府，是两样“笔端”。好好体会与这两句。李煦“造衅开端实在宁”“家事消亡首罪宁”的罪名，实则是李煦为补曹被抄家，雍正给“安”“亏空”寅的李煦并没有“亏空”。雍正查到最后，“发现”“亏空”，把查抄的李煦家产作了他用（如一部分赏给了年羹尧）。所以，李鼐刚开始写《石头记》，心中对曹家的颇深，下笔自然就没有那么客气了。等到再一次“怨气”

修改撰写的时候，曹頫也早已被抄家，也被雍《石头记》正弄得家破人亡，曹頫后来也出了家。加上此时李鼐已年过半百，早已看穿世态炎凉，对于人生与人类社会的认识更加深刻与透彻。心态既已发生变化，则将用“史笔”的大幅删减并改成如今所见“秦可卿淫丧天香楼”的情节，仅仅用带过点出而已。“隐笔”

五、略述的版本问题《石头记》

版本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研究课题。拙文此处就版本问题仅仅提出一些观点和疑问，为今后研究指明方向与范围。

（１）就现今我们可以看到的抄本《石头记》，则裕瑞的话大致可信，即“抄家各于其所改前后第几次者，分得不同”而各自抄传流布。问题在于是“抄家”“谁”，如何的？“分得”

（２）甲戌本也应该是八十回本。刘铨福云“惜止存八卷”中，一当为十回，此乃参考裕瑞所说得出。甲“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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