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王刘德整校先秦六籍

景帝前元二年（—155）刘德被册封为河间王。刘德幼时，在宫中难找先秦古籍。这下封在了燕齐大地的河间国（今献县泊头一带），必能从民间求得珍本。每遇儒典，辄高价购得。如对方不卖，就千方百计借来手抄笔录，另附赠金银、币帛，将手抄本赠还书主，而自藏真册。武帝即位，治国思想由崇尚黄老，改为尊儒术，刘德响应国策，聘毛公贯公为经学博士，继而广招山东名儒，搜揽和整校天下轶书。首先在河间国城（今献县河城街）建立君子馆，继在古驿道边（今献县与泊头市交界的严家铺处）建日华宫。日华宫设22馆，集齐鲁燕赵儒士700多人，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儒学研究中心。

当时有两大力量在求书，一为朝廷皇家，一为郡国诸王。皇家所求之书，都是今文经。至于郡国求书、写书，多是先秦旧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本源。较有成就者有3家：一为淮南王刘安，本是武帝的皇叔。他搜集整理的多是道家、名家的浮辩之言，汇集而成为《淮南子》，与儒学经典不沾边。二为鲁恭王刘余。如前所言，他本不好书，更不好儒。偶然之间，因扩展其府第，拆了孔府的迎壁墙，于壁中得到古文经不少。此事若献王遇到，必喜出望外，珍藏研判，而恭王得到，只想献给皇上，得点赏赐。晦气的是，孔府当家人孔安国又找上门来，先诱刘余认定是孔府藏书，又使刘余被迫承认侵占的是孔府旧地。逼刘余保证不得再侵占孔府。藏书也被孔安国索回，当做珍宝献给皇家秘府，可惜，因今文经派的偏见，未能列于学官。

成就最伟者要数河间王刘德。他的“藏书与皇家等”且又多是古文经。刘德自藏的《周官》《周礼》《尚书》《礼记》《孟子》《子》已弥足珍贵。毛亨为《诗》的传人,久居河间(今献县)刘德欲拜其为经博士。亨推年迈，荐其徒饶阳人毛苌出任。《春秋》《左氏传》的传人贯长卿后人贯公，也来投奔刘德，遂聘拜为经博士。《孝经》本河间（献县）人颜芝所藏，这时，颜芝之子颜真献给刘德。这样，刘德手中的先秦六籍已有《诗》《书》《礼》《易》《春秋》在握，仅缺《乐》一书。

关于《诗》也称《诗三百》原为孔子删定，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汉代传《诗》的有齐、鲁、韩、毛四家，齐国人袁固所传的《诗》称《齐诗》，妄谈阴阳灾异，把儒学经典解为道家文章。鲁国申培所传的《诗》称《鲁诗》，只用少数诗句印证周礼，多数不能印证者不传。此为儒学的片面考据派，遗弃了《诗》风上化下的社会功能。韩国韩婴所传的《诗》称《韩诗》，韩以断章取义、割裂诗句、主观臆断、乱下注脚为能，虽有部分独立见解可借鉴，却大多为杂芜。以上三家诗为隶文今文诗，朝廷立有诗博士，学诗成了做官的晋身之阶。然而东汉刘向整理的《毛诗》一传，其他三诗俱衰。

《毛诗》原本是用大篆书写的古文经。由毛亨奠基，毛苌传讲。毛亨治《诗》，说事本于《左传》，解制本于《周官》，训诂合于《尔雅》，不重政治意向，唯重学术真实。献王道：“真吾师焉！”三次亲请，毛亨被献王的诚意所感动，将爱徒毛苌荐给献王。

毛苌不辱师门、君命，与献王互为良师挚友，两人合作，综参所搜旧籍，合著《乐记》23篇，补上六籍中独缺《乐》书的缺憾。

《书》为先秦儒学经典之二，即《尚书》。治《书》是献王刘德的看家本领之一。少时于宫中，得晁错的《尚书探微》，几乎倒背如流。后又听伏生讲《尚书》，发现二人所讲出此入彼，遂比较分析，颇有所得。广川（今枣强县）大儒董仲舒，喜治《春秋》和《尚书》，广川与河间（今献县）相去不远，二人身分不一，志趣相投，见解不一，教学相长。孔安国得孔宅遗《尚书》，请刘德指点。刘德发现，孔宅遗书与自己求得的《尚书》基本相同，偶有错简，一调而顺。孔安国见河间王对《尚书》十分熟悉，倒身便拜：“惜夫，愧哉！我孔门竟无一人识得！”到了京城献书后，又在刘彻面前推荐刘德，满腔敬意，他哪里知道，刘彻听了满心不快。

《礼》原称《礼记》，秦后散失严重。献王花费大量钱财，作出各种努力也未能搜集齐全。而一些经过穿凿的“穿井得一人”式的今文经也不能补齐凑数。有人建议，宁缺勿滥。但献王说，勿滥很对，但，我们不补，留给谁来补？不怕词异，只要义同。于是他伙同毛公、贯公、颜真、王定等人，从先秦诸子百家中的言乐之书，抽集言礼内容计二十卷，又从上下《论语》及《孟子》中选材计一百三十一卷，又和毛苌二人共采《周官》中的言礼事例八卷，并参考《名堂阴阳记》等书，经比较分析，去伪存真，形中求质，质中体行，百般校勘，方成书问世。

《易》，此指《周易》。其实《易》有三种：连山（或烈山炎帝易）、归藏（黄帝易）和周易（文王易）。《周易》为三易之一。秦劫火后，《周易》作为筮书，查禁较松，民间流行较多，故献王虽有，别人也有。至于占筮，排列组合机遇而已。卦爻辞的解法，也可说成两坎子阴阳语。故献王于此并未着力。

倒是《春秋》一书，既是献王所最爱，也是贯公所最长。夏商到西周初期，一年只分二季：春与秋。当时称年叫“春秋”。所以把编年历史称作“春秋”。《春秋》也称《鲁春秋》既鲁国编年历史。是孔子所编。“孔子厄而作《春秋》”，此之谓也。后来鲁国的史官左史丘明为之作传，称《春秋左传》或《左氏春秋》二书合一流传于世。献王稍一研读，当即判明：称“左氏传”不妥。称作者为“史丘明”同样不妥。鲁国史官分为左史、右史。丘明任左史，左史为官职，不是姓氏。丘明二字，丘为爵禄，四邑为丘，明为人名。姓氏失考。其实先秦除皇家贵族有姓氏外，大众皆无姓氏。因《春秋》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所以传承中错讹较少。献王用来作重要的考据用书之一。经过献王和贯公的考证、编次，“河间《春秋》”为诸《春秋》传本中之佼佼者。这部匡救时弊的《春秋》，成为历代文人经典教材。

先秦六籍，孔子作的《礼·经解》中又称“六经”。西汉时，六经之中唯《乐经》无传。仅搜求得《乐记》一篇。刘德与毛苌在《周官》、《考工记》中摘出引用《乐经》的文字若干，编为《乐记二十三篇》因其不能独立成书，也不能充作原著，故附在《礼记》之后，丰富了《礼经》（《礼记》）的内容。这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五经》除《易》无需大力整校外，其余四经《诗》《书》《礼》《春秋》都是有赖于刘德和他的文友们抢救、整理而传世的。尤其东汉以后，西汉的新文经遭弃，刘德的古文经成为中华文化的正宗源流，两千年来人们把《诗经》，敬呼为《毛诗》，便是历史和世人对古文经的充分肯定的表现。

刘德不仅研《诗》《礼》《乐》，还传《诗》《礼》《乐》。为传习诗、礼、乐事，一位贤王，两位博士，两个助手，三百余贤士四百余儒生，在君子馆、日华宫整校先秦六经，遂使君子一词成为至高荣耀；在诗芳院，吟诗台传习演奏古乐。黄帝之乐“云门”（后人改称“大卷”）、尧之乐“大咸”，舜之乐“大韶”，夏之乐“大夏”，汤之乐“大获”，武王之乐“大武”等，分别宣示着黄帝的盛德如云，物阜民丰；唐尧的德泽万里，万物得滋；虞舜的无为垂拱，顺天行事；夏禹的平治水土，功烈千秋；成汤的诛杀凶煞，护养黎庶；武王的一着戎衣，武功昭著。不仅帝王大乐，诗风民曲也揉其中。一时，河间都城（今河城街）内外，管弦悠扬，金石铿锵，乐队2层编钟，1排编磬，4个大鼓，各领8个扁鼓，8个建鼓（是为诸侯之制），另配五弦琴，十弦琴，二十五弦琴，还有斗笙、排箫、横笛之类，演奏风、雅、颂诸乐章。这些官民之乐曲，既陶冶情操，又振兴政教。

除五经之外，献王的重大贡献还有《周官》和《孝经》。

刘德从河间（今献县）李氏手中求得《周官》一书，经过校验查点，发现《周官》本应六章，即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而唯独缺少《冬官》一篇。求书赏格虽然日升，但始终求之不得。刘德不忍任其残缺不全，他从《考工记》、《礼记》等书中，择取所引《冬官》的内容，又通过毛、贯、颜、王等专家的增损润删，最后审定，将新集《冬官》作了编纂说明，以区别原真本文字，编入《周官》，使之完整面世。《周官》的整校，对《周礼》和《礼记》的审定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

《孝经》一书，原本河间（今献县、泊头一带）人颜芝所藏。见献王求书心切，颜芝之子颜真将《孝经》献给刘德。《孝经》凡十八章，经校实取正，发现似有缺简残篇。后来孔壁中出土了古文《孝经》二者互参，证明源出一版，只是孔宅《孝经》比河间《孝经》多出三章。于是填平补齐，合并为《孝经二十一章》，后简称《孝经》。东汉以后，又把《五经》《孝经》编入《十一经》《十三经》作为儒学基本经典。唐开元间，唐玄宗亲自为刘德的《孝经》作注，后世传为御制《孝经》。

在传圣翼经整校残缺的先秦六籍上，处处都体现着刘德求真务实的态度。

先秦六籍，指《诗》《书》《礼》《易》《春秋》和《乐》。其中的《易》，并非在赢秦禁绝之例。秦火所劫主要是《诗》《书》《百家语》。《易》农书、医书顺传直汉。只是三易中《连山》《归藏》二易失传，只有《周易》流传至今。而《连山》《归藏》的佚失，春秋时已失迷，与秦焚书无关。当时《诗》虽然也在秦焚之例，但诗歌，易于记诵，口头流传，禁无实物，所以曾有四家传诗。刘德本人即治《诗》大师，有些诗句只能背诵却其义难明，这是他决心研究整理先秦旧籍的动力之一。刘德治《诗》，决不臆断，先是请教毛亨，后又聘毛亨高徒毛苌为诗博士，由于刘德和毛苌等的努力，东汉后，齐、鲁、韩三家所传渐湮，唯有毛诗流传至今。其中刘德功不可没。按世俗的惯例，作为千岁的刘德，功劳归于尊者，正象淮南王刘安把其门下的著作集为一书称《淮南子》。但刘德却说：“亨，吾师焉，苌，亦我师焉！《诗》，应称《毛诗》。”

《诗》《易》之外，六籍还有《书》《礼》《春秋》和《乐》。《书》就是《尚书》，刘德治学大部精力都花在《尚书》上，刘德少时，从晁错那里得到《尚书探微》刻苦研读。伏生讲《尚书》，刘德是“至尊学生”。刘德对照二者常有出此入彼，在对比中颇有所得。在刘德率领的古文经派声名大振之后，其异母弟鲁恭王刘余，他在拓展宫室时，扒毁孔宅旧屋，在夹壁墙中，得到孔思整理的《尚书》、《礼记》及《孝经》《论语》，但是刘余及其门客都读不懂，再加孔安国率先告发刘余，于是古籍又“完璧归孔”。孔安国响应“独尊儒术”国策，将四部旧籍，都献给朝廷。武帝命伏生作注整理，伏生见与已传《尚书》大相径庭，无从解释，忧郁而死。董仲舒见书，说：“能传此书者，非河间千岁莫属。”于是武帝传命：献王刘德进京校书。刘德于是派精通《尚书》的贯公进京。贯公一到，迎刃而解。武帝叹道：“真天下第一儒也。”贯公道：“圣上夸讲，诚惶诚恐。”“为什么，同仁毛苌，强我十倍。”“你主河间王也素有名，若何？”“毛公与我相加，不敌其十分之一。”武帝叹曰：“尔等皆古圣的门徒也。这古书就归你们吧！”

刘德发现，孔宅《尚书》与自己求得的古本基本相同，都是籀文写成29篇，只发觉有7处错简和9个错字。而比汉伏生所传今文《尚书》多出16篇，并且伏生的《尚书》错讹达70余处，解释更风马牛不相及。尽管贯公和刘德为整校尚书都厥功甚伟，有人提议署河间一名。刘德正色说：“原作圣贤，尚无名姓，我岂能贪天之功。”

《礼》原称《周礼》，秦后散失最为严重，一则为秦所禁之最者，即“《诗》《书》《礼》百家语”，二则当时礼崩乐坏，礼乐在生活上早被丢弃百余年了。献王花大力，出昂资搜求，最后仍残缺不齐。有人建议：宁缺勿滥，有啥算啥。但献王说：我们不能留给后人一间破房子。他同毛、贯、闫、王四贤及数百治《礼》之众，找遍先秦言礼残籍，整理出言礼文字计20卷，又从《上论语》《下论语》及《思子》《孟子》中选材130卷，并从《周官》中采集8卷，参考《明堂阴阳记》汇总一起，条分缕析，结合原残本，从新编纂。凡原本文字详加训诂，新入字，注释说明。泾渭分明，又泾渭合流，遂成后来传世《礼经》。此为实事求是又一例证。

“诗、书、礼”，整校献王功莫大焉。《春秋》的整校以贯公为总裁，河间王甘当参谋。这样，后来的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传世均有赖于献王刘德，正如乾隆帝《红杏园》中有诗句：“……徘徊寻故迹，云昔日华馆。三雍曾著称，五经亦赖显……”因此，人称献县为五经赖显之地。

献王刘德，勇擎古文经派的大旗，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刘德知道，儒学是治国齐家修身不可或缺的。“用雅儒，则千乘之国安；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荀子·儒效》）。献王以儒学礼教治理的河间国（今献县中南，泊头市西北一带）成为景帝十三国中的姣姣者。更何况他看不惯一些打着儒家幌子，玷污儒学思想，偷机官场，欺世盗名的汉儒。

西汉的一些儒生，只是借了儒者、术士的帽子而抛弃了儒学、仁学的思想。尤其是他们看到汉武帝尊儒，所尊在于忠君，在于治世，于是便投其所好，见风使舵，变成了一伙文痞，一伙皇帝的走狗。为一块骨头，甚至出现狗咬狗。什么气节，什么忠恕，什么礼让，全是把戏，全是骗人的。当时，黄老学派的汲黯，就斥责新儒大臣公孙弘等：“徒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诋陷人于罪，使不得反其真”。皇族李息，认为新儒御史大夫张汤“智足以拒谏，诈足以饰非。务巧佞之语，辩数之词，非肯正为天下，言专阿主。主，意所不欲，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因而誉之。好兴事，舞文法。内怀诈以御主心，外挟贼吏以为威重。”但却不敢得罪。（以上见《汲黯传》）。面对这些新儒，献王感到正本溯源，恢复儒学真面的担子更重。决心学习尧舜“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穷民，痛百姓之罹罪，忧众生之不遂。”（刘德《说苑》）。刘德的整校五经，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之大统，捍卫了儒学的纯洁性，在中国的思想文化史上起到承前启后，复原继绝和拔乱反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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