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伯夷列传]何以居于[史记]列传之首?

《伯夷列传》是《史记》七十列传的第一篇，也是《史记》中的一篇奇文，在全书中占有“文眼”地位，切不可轻易读过。

《伯夷列传》位居列传之首，并非仅仅是时间顺序上的安排。当时《诗经》学中有“四始”之说，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就记载了鲁诗的说法：“《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诗经》中每类诗的第一篇都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如《毛诗大序》认为“四始”为“《诗》之至也”，齐诗更是在其中糅入阴阳五行、律历谶纬等内容。处于经学勃兴时代的司马迁，在安排《史记》篇目时，不能不对“始篇”格外重视。那么，为什么以《伯夷列传》中作为列传之“始”呢？

从资料上来说，见诸经传的三代人物甚多，例如皋陶、伊尹、傅说、仲山甫等，并“功烈尤显，事迹居多”（《史通·人物》）。但是，司马迁没有取那些人物而仅为伯夷作传，原因在《太史公自序》中有交待：“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也就是说，司马迁痛慨时代奔竞扰攘、争名逐利之风，而取让国饿死者为传首，以标榜重义高让之德矫厉世俗。这与“嘉伯之让”而以《吴太伯世家》居于世家之首，用意相同。

《伯夷列传》在文风上令人称奇，是因其为传记之变体。文虽为传，但是记述伯夷、叔齐生平事实的仅215字，占不到全文的三分之一。文中大量的内容是议论咏叹，回环跌宕，纵横变化，如蛟龙不可捕捉。但是细究起来，全文实以六艺孔子之言贯穿始末。开篇表明“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的史料取舍态度，因《尚书》见到的尧、舜、禹禅让之慎重熟虑，不同于诸子盛称的许由、卞随、务光之事，所以不敢轻信后者。后又记亲见许由冢，似有其人，却因不见称于孔子，即致疑而不敢载。由此引出孔子称夷、齐不怨，而自己睹轶诗分明感觉到悲怨。真实情况是怎样的？接下来叙列述夷、齐行事及轶诗，展开了“怨”与“不怨”的讨论，深感天道幽隐，不可捉摸。尽管如此，以孔子的“道不同不相为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等言来折衷于正道，以富贵为轻，而疾死后无名。最后感慨“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隐然以发愤著书表彰前贤、赓续孔子自命。总体来看，全文看似开阖无迹，文风奇肆，实则组织精严、线索分明。以六艺孔子之言为宗，亦可见出司马迁对经学的尊崇。

文中议论最可注意者有两处。一是关于伯夷、叔齐“怨”与“不怨”的讨论。孔子称伯夷、叔齐为贤人，论其“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背景是当年卫国发生了父子争为国君之战。太子蒯聩得罪了卫灵公夫人南子，出逃晋国。灵公死，立孙子蒯辄为君，即卫出公。晋国的赵简子又把蒯聩送回，卫国抵御晋兵，从而发生了战争。事件发生后，冉有想探知孔子会不会帮助卫出公，子贡就以伯夷、叔齐发问，孔子赞美二人，自然就不会选择帮助卫君。对于孔子论夷、齐“不怨”的话语背景，司马迁当然清楚。但是，司马迁做了置换，他对“怨”的讨论针对的是天道。夷、齐“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颜渊好学而早夭，与此对照的是盗跖暴戾恣睢、日杀不辜却以寿终，真有所谓的福善祸淫之天道吗？为何行善未必福，行恶未必祸？达到了“仁”，实现了“正义”，似乎应该无怨了，但是对于因此遭遇的不公天道真能无怨吗？天人之际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人的命运究竟是怎样被决定的？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把握自己的命运？在这种追问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司马迁身世遭际的烙印与创伤，是在借夷、齐之怨来写自己的满腹之怨。司马迁之前，从来没有一个史学家如此关注个体人物的命运，也从来没有人把命运的悲剧性表达的如此苍凉沉郁、悲慨淋漓！对人物命运的探索，是贯穿《史记》众多人物传记中的终极思考命题。

另一处要注意的议论是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既然天道玄远蒙昧，或穷通数会、不由行事，那么个体该如何安顿自己的生命呢？难道就因此而放荡自恣、随俗沉沦吗？不，一任其运遇，从吾所好而已。对于志气慷慨的烈士来说，追求的是不朽声名，“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于后”。名，代表了刚烈之士的生命理想，是超越社会遭际穷通否泰的精神支撑，是对不可把握的命运力量的抗争。而士人所成就的“名”，除了自己砥砺志行显于闾巷外，还需要附于青云之士才能传于后世，“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司马迁还曾在《孔子世家》中叙述过“名”，“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作《春秋》，为的是声名称于后、道义传于世，但同时也保存了志士仁人的行迹，使他们在历史烟云中达致不朽。所以，著作是一种“同明相照、同类相求”的行为，“圣人作而万物睹”，是对时或暗冥之天道的公平补偿。正因著作神圣，《史记》接下来的春秋人物除伍子胥外，其他人物皆以著作立言而得以列传。

中华书局出版《史记》（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

不难看出，司马迁对孔子著《春秋》的热情激扬，“盖亦欲微见己之著撰不已，亦是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索隐》注）。司马迁曾在《报任少卿书》中剖白心事：“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彩不表于后也。”身遭厄运，局促当世，生命理想由著作得以伸展。生命因著作而不朽，著作亦因生命投入而永恒。著作兴，天道得以维持，而闾巷岩穴发愤之士亦皆有所托命矣！此为解读《史记》中列传的大关键，明乎此“述著作之本旨”，方能读懂司马迁为“扶义俶傥”之士作列传之用心，方能明白司马迁选择人物入传的标准。因此，章学诚说此篇“传虽以伯夷名篇，而文实兼七十篇之发凡起例”（《丙辰札记》）。沟通太史公和笔下人物的情感纽带是对生命不朽的共同追求，以富贵为念的庸俗寻常之人是不能入太史公法眼的。正因此，太史公在史学上第一次以人物为中心来展现历史，人物的风采、志气、情调被鲜活地表达了出来，人物的命运遭际受到了深切的关注和同情，而不是像编年体或者国别体那样的史书重在关注事件的成败、邦国的兴衰。

至于此篇杂引经传、以论带传的行文之妙，前人早有评点，这里引录一二，以供参阅：“一篇之中，错综震荡，极文之变，而议论不诡于圣人，可谓良史也”（《杨升庵文集》卷四七）；“太史公《伯夷传》，苏东坡《赤壁赋》，文章绝唱也”（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六）。

（本文选自2017年3月《文史知识》，作者为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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