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苗语和汉语的历史比较看汉语音系的演化

麻荣远    龙文玉

向来研究汉语的声韵系统及其变化都只在汉语系统内部进行，而罕有与亲族语言进行系统的比较者。虽然也有人以日本、朝鲜、印度等语言的语料做为参照，但都与语言学意义上的历史比较法无涉。可是王力先生说：“汉语的亲属的研究，和汉语史的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将来东方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有了伟大的成就的时候，汉语史上的许多难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汉语史稿》p11）汉语音系的演化属于汉语史的范畴，因此这个问题局限在汉语内部就难获进展。梅耶也说：“一种语言只要是孤立的，就没有历史可言。”所谓“孤立”即指还没有跟同系语言进行成功的比较。

一．

关于苗语和汉语和亲属关系

在汉藏系中，苗语和汉语最为接近，它们的亲属关系也早为国内多数学者所共识。可是美国的白保罗对苗语和汉语间究竟是发生学上的同源还是类型学上的相似提出了重大质疑，接着国内学界亦有随附。现在经过系统的比较（详见《苗汉语的历史比较》一书），应该说苗、汉语发生学上的同源关系已经不再有任何悬念。因为以往所谓同源词和借词难以区分的难题已经被彻底解决，该书列举的同源词已经不是几个、几十个而是上千个。这还只是举例性质的，如果写一部关于苗、汉语同源词的专著的话，三倍于此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以下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精髓在于“特殊的相符”或“细节上的相符”。梅耶说：“那种以为有一种水可以使人长生不死的想法实在太自然了。所以不会是什么民族的特点。可是在每个印度-欧罗巴民族中都或多或少碰到这样在一个巨桶里酿制‘长生水’的传说，这个传说还加上假未婚妻的故事或神仙和恶魔搏斗的传说。可见这里面包含着许多特殊的情节。这些特殊的情节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所以它们的结合决不是偶然的。”他还反复说：“在显而易见的相似点所指引的可靠途径上，常常出现可供佐证的独特细节”，“两种语言间相符合的事实越特殊，它们的证明力就越大。所以例外的形式是最适宜于用来确定一种‘共同语’的形式的。”（ 岑麒祥译A·梅耶《语言学的历史比较方法》）苗语和汉语之间“显而易见的相似点”任何一个有语言学常识的人都能感觉到。问题在于怎样找到和确认那些“例外的”“特殊的”相符。

语言学家们都说汉藏系语言缺乏构形变化，但往往有例外。比如：

一般来说名词没有单复数的区别，可是人和表人名词例外。古代汉语里，人的复数形式是民和众：苗语称人为nex“乃”，复数形式为zos或zongs。表人名词（或代名词）的复数形式，汉语是在名词后加“们”，苗语则加mex“迈”。

古汉语和苗语的二身称代词都有专门的领格。古汉语用“乃”，苗语用nangd“曩”。

古汉语形容词的比较级是在形容词前加比较副词“加”，如“加多”“加少”“加劝”“加沮”等。苗语的比较副词为ghad，与加同音。

表示存在的动词汉语是“有”，苗语是是mex。与其它动词不同，它们都有复数形式，古汉语是“多”或“蒸”、“烝”，而苗语是deid。这种用法，《山海经》最为多见。如“阳华之山，其阳多金玉，其阴多青雄黄…其上多铜。”（山海经·中山经）《诗经》则用“蒸”或“烝”。如“蜎蜎者蠋，烝在桑野。”（豳风·七月）这儿的“多”、“烝”是“有很多” 的意思，如果不是强调“多数”，则用“有”，所以说这样的“多、烝”是“有”的复数形式。

苗语和汉语的这些特殊形式在细节上也完全相符：“众”和zongs同音；“们”和mex“迈”相近；“乃”和nangd“曩”相通；“加”与ghad相同。

以上所举的是许多特殊“例外”——那“巨桶里酿制的长生水”——中的几个典型个例。有了“显而易见的相似点”为基础，又有这许多在细节上的特别相符，苗、汉语发生学上的同源关系就不复存在在悬念。又由于上举共同形式的时间可以肯定是先秦时代，因此广义的先秦古汉语就应该是汉语和苗语（可能还有同系其他语种）的共同基础。

二．

关于“古汉语”

论及汉语音系的演化问题首先要明确什么是古汉语？什么是汉语？

上文我们已经用到“古汉语”一词，许多论著也常用这一概念。但是在许多论著中，“古汉语”一词的内涵是并不清楚的。“古汉语”又常称“古代汉语”，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这样解释：“古代汉语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概念，大致说来它有两个系统：一个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语言，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文言；一个是……”这一提法是针对当时的教学目的和内容而言，而且是在汉语还没有同亲属语言进行成功的系统比较之前，应该说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把“古汉语”或“古代汉语”理解成“古代汉族所说的语言”，甚至不加任何证明便把甲骨文时代的语言也径说成“殷商汉语”那就不止是不够严谨的问题了。因为从常识知道，汉族因汉朝而得名，是许多华夏及蛮夷民族融合的产物。自殷商而西周、而东周、而所谓先秦，到汉代及以后的汉语并不是同一语言的单线式的历时演变。先秦“古汉语”除了是自汉代而后的汉语的父亲之外还有它的叔叔伯伯以及舅舅和姨妈等。到了汉代以后呢，除了汉语还可能有它的弟弟妹妹或表弟表妹等。因此，有必要给“古汉语”、汉语重新予以定义。

就狭义而言，本文所说的“古汉语”指的是记录在先秦文献上的一种书面综合体系。它并不是一种具有统一的声韵调、统一的表达方式的共时系统，甚至也不是以某种“雅言”为基础的可以通行于各个方国的口头语言。从广义上说，“古汉语”是指许多有近亲关系的方国语言的总和，（姑称最小公倍）。毫无疑问，后世的汉语就是从这许多有近亲关系的方国语言产生出来的。但由此产生的从已有证据看至少还有苗语。

各方国的语言间多多少少都有一部分共享的词语和相同相近的表达方式，尤其是后者。这姑称“最大公约”。方国文字的状况也和语言类似。文人在行文时，如果遣词造句都在“最大公约”范围之内，就容易理解。当“最大公约”不足以表达文意时（发生这种情况是必然的、经常的），便用方国母语成分做为补充。这些新加入的成分如果为更多的人所理解、接受并被不断重复和模仿，就会上升而成共享信息的新组分。新组分不断增加，从而共享部分就不断扩大，使书面综合体的表现能力也得以不断提高，否则昙花一现即被淘汰。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书面语言，也就是我们说的“古汉语”。但就算只是昙花一现，由于已经著于竹帛，除非灭失，它们在先秦文献中的存在却已不可磨灭。包含这种成分的句子，在后人看来，既不合先秦文言的语法习惯，从字面上又难以理解，诵读起来也不通顺，于是就显得诘屈聱牙。一篇文章中如果这类句子占了多数，那就如读天书了。每个方国语言究竟都包含多少种方言或土语，它们之间的界线又在那里？现在已经没法分析。所以通常说的古汉语都指前述书面综合体而已。

至于汉语，本文是指所有现在被称为汉语的方言土语的总和。而苗语本文只是以东部方言即湘西话为代表的。

三．

汉语音系演变的立足点

除上述第一节提到的广义的先秦古汉语应该是汉语和苗语（可能还有同系其他语种）的共同基础以外古汉语语法学家杨伯峻先生在论及汉语的稳固性时还这样说：

汉族语言虽然经历了以千年计的很长时期的变化，仍然是万变不离其宗的。譬如：以词序为主的情况并没有变，双宾语的内容和秩序并没有变，连动式、兼语式的基本情况没有变。复合句的语法的情况并没有变。这些主要情况的稳固性便使得文言的语法体系与现代汉语语法的体系基本上是一致的。《文言语法》p6北京大众1955年版）

无需语专家学者也能知道，杨先生这一席关于汉语和古汉语的关系的话同样适用于苗语。因此，若按杨先生上述标准，那么苗语相对于古汉语的稳固性就一点也不比汉语差些。也就是说其后代语言不止只有汉语，至少还应有苗语。扬雄《方言》及《尔雅》收录的词语有不少来自苗语已是公认的事实，也支持这一判断。

基于以上判断及苗语和汉语的基本差别（见《苗汉语的历史比较》p423～424）均产生于汉代以后之事实，苗语和汉语分化的时间我们以为应该定在汉代。这也是我们讨论汉语音系演变问题的一个新的立足点。

四．“古音”及其判断

人们经常从许多论著包括许多权威人士的论著中看到某字古读某、古音为某，或古无××音等说法。对于这些说法我们开始也无不奉为圭臬。后来随着比较的深入，才发现这里面其实是存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的。

首先从顾炎武开始，几乎所有研究“古音”的，都认为先秦时代必定存在一种统一的“古汉语”，每个汉字都存在一种统一的读音，有统一表达方式。他们对韵部及谐声的所有归纳都建立在这个基点之上。顾炎武甚至期望有朝一日这种在他看来异常优雅的语言可以重现人间。他说：“天之未丧斯文，必有圣人复起，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者”。然而显而易见这个基础根本不存在。于是有人又说，先秦时代的语言虽然不统一，但现在见到的书面语一定是以东周的首都洛阳的“雅言”为基础的，因此还是存在统一的音系和统一的表达方式。然而这同样不可能是真实的。从《诗经》的内容就可以看出，它的地域分布就很广，时间拉得也很长，那个时代根本没有人可能把它统一为以洛阳话为基础的单一音系。《楚辞》使用的语言就更甭说了，连孟轲都把楚人的话讥为“南蛮鴂舌”。

其次他们都以为从上古到中古、近古直到现在，虽然“音有转移，地有南北”，但是都是在汉语一种语言内部单线进行，而与周边亲属语言无涉。有也只是其它语言向汉语的单向借词而已。通过比较这种看法也已证明完全站不住脚。不止先秦文献中存在大量的词语可以而且只能用苗语解释，而且有些字还是专门为苗语造的。限于篇幅这方面的例证不再多举。所以，我们要从新的基点出发，对以下向所谓古音的若干具体变化做出新的判断。

1．所谓古无舌上音

传统音韵学家把像知、吃这些字的声母叫舌上音。清代钱大昕提出古无舌上音说，得到音韵学界多数学者的认同。现在看来未必可靠。古文献中知通智。而智有称赞的意思。称赞苗语叫zheussheut，很明显与“知识”是同音；筷子古代叫箸，和苗语zhous（筷子）同音义，即便是借词也是上古的。《史记·陈丞相世家》：“平为人长，美色。人或谓陈平曰：‘贫，何食而肥若是？’”句中的长来自苗语zhangs，与长同音，是肥胖的意思。智、zheus、箸、zhous、长、zhangs的声母都是所谓舌上音。由于在不同的条件下不会有雷同的发展，则古无舌上音说不能成立，所以现在的读音只能继承自古音。

2．所谓古无轻唇音

古无轻唇音说也靠不住（虽然苗语和闽语的确都没有轻唇音）。长沙仰天湖出土的战国竹简“乌乎”作“乌夫”，《周厉王胡簋》胡作夫。这显然是某些方言，混同乎与夫的反映。现在的湘方言仍保留这种现象。但伯和乎决不会混同。故也不能笼统说古无轻唇音。

3．日母字的流变问题

日母字是指普通话中声母为r-的那些字。由于中古韵图中日母只有三等字，即只能和有-i-介音的韵母相拼切，所以音韵学家们便认为从上古到中古都没有r-这样的声母，这种声母是由类似?这样的声母的“流变”而成。可是“乳”和“而”都是日母字，而经考察我们发现，甲骨文中好和乳都是由一个子和一个女构成，是一对异体字。但乳的读音与苗语rut（好）完全一样。又可以证明“而”的读音来源于苗语的res（意为陨）。res、乳都是日母字，与上述第一条同样的理由可断，r-声母也是上古就有的。

4．收-m尾的鼻音问题

苗语三大方言以及普通话在没有-m尾鼻音方面惊人地一致。因此这种韵尾是否真的普遍存在也不是无可怀疑的。如：

据赵诚先生考证，言和音在甲骨文时代是一个字，但后来言属元韵，收-n尾；音属侵韵，收-m尾。特别是，风和凡同音，甲骨文的风许多都加凡声，但后世风属东韵，收-?尾，凡属凡韵，收-m尾。南字在甲骨文象村寨的门楼。寨门朝南开，借为南方之南字。南专用为南方之南以后另造表门楼之欗、阑字。但后世南属覃韵，收-m尾，阑属寒韵，收-n尾。这些证据说明，-m、-n尾原本也没有那么严格的区别，亦如现在的北方话然。当然，这样说并不是完全否定-m尾的存在，而是说那充其量只是方言差别，侵、盐韵等收-m尾字读若现今普通话之收-n尾同样可以说是保留自古音，而不必受只能读做-m尾的限制。

5．关于疑母

韵书疑母字声母的音值，音韵学家构拟为?。北京话没有发音为?的声母，但这不一定是语音“流变”的结果。魏是疑母未韵，现在读若wèi，但《中山王?器·大鼎》魏作?。这个字一望而知是苗语的weib，意思是笸箩，而与wèi同音，。可见wèi的读音也是从古就有的，但这并不排除有的地方读若?uei。就象“偶”许多地方读?ou，而普通话和苗语都读ou一样。

6．关于入声

南北朝时代发现了四声。但那时的四声是平、上、去、入，跟普通话的四声不同。根据专家们的研究，所谓入声是一种以-p，-t，-k为结尾的唯闭音。根据赵诚先生对甲骨文及近年出土的文献资料的研究，从商代直到汉代，北方话中（至少是大部分地区）并没有阴声韵和入声韵的对立。

比如：“矢”和“至”在甲骨文中做声符时可以互作，“至”本身就以“矢”指示读音。然而后代韵书矢属旨韵，至属至韵，都是阴声。而以至为声符的室、侄是质韵属入声。甲骨卜辞的不和否是一个字，但后代的“不”属物韵是入声，“否”属有韵是上声。我们还看到：《小雅·常棣》：“常棣之花，鄂不韡韡”，郑玄笺“不当作柎”，说明汉代不和柎同音。但柎属遇韵为阴声。又《古诗·日出东南隅行》：“使君谢罗敷：‘还可共载不？’罗敷前致词：‘使君亦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陇西行》“问君平安不？……亦胜一丈夫。”“不”和愚、夫押韵，愚夫都属麌韵，阴声。类似还可以举出许多。

特别是据赵诚先生介绍，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竹简五千多枚，内容包括《墨子》、《管子》、《晏子春秋》、《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等古籍。这些竹简里使用了大量的通假字。其中许多字阴声和入声韵都不加区别。如：厕（之韵阴声）通侧（职韵入声-k），贷（之韵）通忒（职韵入声-k），殪（脂韵阴声）通壹（质韵入声-t），譬、避（支韵阴声）通辟（锡韵入声-k），暮（鱼韵阴声）通莫（铎韵入声-k），霸（鱼韵阴声）通柏（铎韵入声-k），袪（鱼韵阴声）通怯（叶韵入声-p），衢（虞韵阴声）通矍（铎韵入声-k），废（祭韵阴声）通发（月韵入声-t），遂（微韵阴声）通逐（觉韵入声-k），位（微韵阴声）通立（缉韵入声-p），赴（侯韵阴声）通卜（屋韵入声-k）等。据此，赵诚先生说：“仅仅从这些现象来看，阴声和入声韵似乎不必分开。尤其是鱼既通铎又通叶，特别使人感到阴声韵和入声韵并没有什么界限，自然地使人想到中古入声韵收-p-t-k，先秦时代未必就是如此收尾。”（赵诚：《古代文字音韵论文集·临沂汉简的通假字》）

由是观之，苗语和以普通话为代表的北方音系都没有收-p-t-k尾的入声和收-m尾的鼻音也不是偶然的，最早可以追溯到甲骨文时代。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推论：古汉语中凡是和苗语同音义而后世汉语又已淘汰了的，可以肯定是古音。汉语和苗语的同义词而有双声或叠韵之关系的，其声或韵可信为“古音”。上举的“加”和“乳”字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基于上述，可以这样说，就每一个具体的音值而言，除少数而外，并没有所谓今古的差别。也就是说几乎每个音值都可以说是古老的。

但是如果就音系来说情况就不同了。每个方言或土语都有自己的音系，而各个音系的历史并不相同。显而易见，我们最熟悉的普通话始于元代，而定型于明末。元人杂剧称我们为“我每”，到了明末始定型于“我们”。现在的台湾“国语”始于1949年，算不算已经定型了呢？还难说。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南京话当始于东晋；杭州话当始于南宋。靠近中心城市的地区，其音系的历史较短，越靠近偏僻的地区，其音系的历史就越长。

五．

汉语语音音值演变的机制

读者或许会说，按照你们这么说汉语岂不是没有语音演化的问题了吗？当然不是。根据汉族形成和发展的独特历史，我们以为，汉语音系的演化应该区分三个层面。一个是音系的演变，一个是音值的演变，一个是声调的演变。演变的机制也分两个层面。一个是内部的，一个是外部的。

1．音系的演变

具体论述音系的演变之前我们先要引入“稳定性”和“均匀性”两个概念。如果我们把整个汉语看做一个系统的话，汉语的方言土语便是其子系统。而把汉语与其相邻系统分开的界线便是其“边界”。如果有些音系不随时间而变化，则说音系是“稳定的”。如果有些音系不随地域而变化，就说该音系是“均匀的”。音系演变的机制不外内部的分化融合及边界的渗透。

由于汉族形成的独特历史，就整体而言，与苗语相比其音系是不稳定的，但其内部各子系统的稳定性又是很不相同的，而其演变的机制又以内部子系统间的分化融合作用为主。每当出现由来自许多子系统的成员组成的足够大的群体时，这些成员之间为了相互交际，都不得不放弃原来的子系统的部分语音成分，而趋近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最大公约”，于是一个新的子系统就出现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出现的子系统缓慢向周边浸润，周边也会缓慢向新的子系统内部渗透。这就是汉语分化融合的主要方式。自汉代以降，从内地到边疆个“新的子系统”层出而不穷。子系统之间的界线在时急时缓的分化融合过程中逐渐走向模糊，整个系统便趋简化。

在这些分化融合的过程中，各子系统不尽相同的音素互相竞争，有些在此一过程中被淘汰了，在下一过程中可能又出现。如此反反复复，给人以浮动不定的感觉。这种演化的结果，借用王世元先生的名言，称为“竞争的剩余”。此种作用，在北方更为激烈，所以方言差别较小；在南方相对微弱，故方言差别极大。在南方的许多地区，往往只隔一条小河沟，一个小山头就不能通话，就是因为这个道理。

2．关于音值的演变

音值的演变指某些音素的音值随着时间而起的变化，或又称“流变”。这种变化与音系整体演变不同，只起于子系统内部，然后在融合过程中又向周边扩散。但是产生这种变化是有条件的，并不是任何音素都可以流来流去。汉语音系的音值中最典型的变化当是由阳声至入声的演变和?，?、y三个元音的产生。

上文说从商代到汉代，北方大部分地区并没有阴声和入声的对立，但不等于所有子系统都没有入声。又从韵书知道，只有阳声才有入声，与-m，-n，-?韵尾对应的入声就是同部位的-p，-t，-k，这给我们以启发：阳声与入声之间必存在互相勾通的桥梁。我们以-a?为代表分析其中各种变化的可能。由于鼻辅音兼有元音的全部特性，所以从原则上说-a-和-?都是可以无限延续的。但一个音节的音长通常是有定的，假设与-a?结合的辅音的持续时间忽略不计，并用T-a?代表整个音节的持续时间，以T-a-和T-?分别代表-a-和-?的持续时间，就有：

T-a?= T-a-+ T-?

如果音节持续时间为常数即

T-a?=const，

则T-a-和T-?必为两个此消彼长的变量，可以构成从T-a-～0，T-?= T-a?到T-a-= T-a?，T-?～0的无数个连续变化的状态。其中，T-a-=T-?=1/2 T-a?是这一系列中间状态的一个均衡点，就像一架天平中间的支点一样。不需专家也能知道，这不是一个可以稳定运行的状态。因为无论多么精细的人都不可能把每次发音都维持在这一中间均衡点上。然而我们又不能不承认，安是一个理论上存在的客观可能。由于中间均衡状态不可能维持，事情就必然走向两个极端之一：就像一架天平一旦失去平衡就必然倒向盛砝码或盛重物的一端一样。于是我们只能得到两个稳定的状态：一个是T-a-～0，T-?= T-a?，这就是阳声；一个是T-a-= T-a??，T-?～0，这就是入声。T-?趋近于零但并不就是零，故符合入声只有成阻而无除阻的特征。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这种音节的音长与其它音节不同，持续的时间非常短，即T-a-和 T-?同时都趋近于零，但又都不是零，这与“入声短促急收藏”之说相符合。

大量的证据都证明汉语的?，?、y三个元音是最后才取得的，这就是所谓流变的结果。先说?，?。

i，e，?这样的元音在发音时舌要平伸，同时舌面要升起向上腭靠近。但ts、t?类型的辅音在发音时却要求舌尖上翘，舌面因此被迫下降。故当ts、t?类型的辅音和i，e，?结合时便发生些许困难。所以这种结合必需通过“过渡隔流音”?，?为之中介，于是便自然产生了-?i，-?e，-??和-?i，-?e，-??这样的复合元音。发ts?i、t??i这样的音节时，在一个音节动作内，舌须有由翘曲变成平直的过程，而舌面则必须由下向上腭方向抬起。这样做虽然不够方便，但不是不可能。通常，所谓“过渡隔流音”的持续时间都很短，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古代止、之、子、祀等字与里、喜、起、己、矣等字同韵。但这种状态也带来了不稳定的因素，只要那“隔流音”稍被延长，就会导致喧宾夺主而把主元音i，e，?的发音时间挤掉，于是完全稳定的元音?，?就产生了。从而止、之、子、祀等字便不再与里、喜、起、己、矣等押韵，如现在的状态然。

这种演变并不一定出现，但是一旦发生，就取得了一个完全稳定的状态而不可逆转。而且?，?是依赖ts、t?类型的辅音而存在的，所以凡是没有这类辅音的汉语子系统也就不存在这种变化，当然也不会存在这样的元音。苗语有这两类辅音，但没有发生这样的转变，?，?仅存在于解放以后的汉语借词中。

我们可以举“陟”字做这种变化的一个具体例子。“陟”是知系字，是登上、升上的意思。“梯”是登上、升上的工具，是在不方便直接“登上”时才使用的。故陟、梯、替应有共同的来源。但是陟与梯的声母和韵母都不相同，所以不能说究竟是陟蜕变为梯还是相反。梯，苗语称为??i31，与陟双声而与梯叠韵，但有不稳定的因素，延长?至i趋于零，便得到“陟”，把?换成近音t，隔流音?自然消失就得梯、替。陟《广韵》注为入声，凤凰三江苗语称梯为??n31，正与“短促急收藏”的特点相符。

元音y通常称“撮口音”，它的来源与?、?这类辅音有直接的关系。当发这种辅音时，舌面须上升贴近上腭，但是当它们和圆唇音u拼合时，在把唇撮圆的同时，舌面又必须迅速下移以便获得一个较大的空间。这不够方便，但是完全可能。在舌面离开上腭的瞬间会自然获得一个极短的隔流音i，于是就自然形成了-iu的复合元音。这里边同样包含了不稳定的因素。如果在唇撮圆以后，舌维持在原来的位置而不向下移动，就形成了撮口音y。这显然比-iu更稳定，因此这种变化是不可逆转的。在与?、?这类辅音拼切时y、u不相容说明了这一点。但如果隔流音被延长，u被挤掉，撮口音就不存在了。

苗语没有撮口音，但保持复合元音-iu。“举”是苗语和“古汉语”的一个共同语形式。《孟子·滕文公上》“其亲死，举而委之于壑”。这个举显然与现在汉语举过头的意义有别，而是苗语之jud［?iu44］，是端起来，抬起来，抱起来之意，只要离地就可以称为jud［?iu44］。由于［?iu］比［?y］古老，所以这个举应为前者。

汉语中撮口音还可以和边音拼切。这和苗语同样可以找到共同形式。《战国策·赵策一》有句话：“有两木焉，一盖呼侣一盖哭”。这个“侣”苗语作liut［liu54］，是人在痛苦时发出的声喊，与下文哭相呼应。苗语现在仍然是这样。人在痛苦时就会发出“阿侣”或“阿列”的声喊。

［iu］在苗语里还可以和舌根音结合。我们在古汉语中也找到了这样的例证。《诗经》有“日居月诸，照临下土”之句。经过长时间反复推敲之后我们才搞清楚它的意思。原来“居”是苗语giul［kiu22］，瞎的意思；诸是dub［tu35］，聋的意思。汉语腭化的舌根音都转入舌面音，舌根音就不再能跟撮口音结合了。

六．

声调的产生和变化

有声调是汉藏语言的重要特点。声调是这些语言的音系的重要组成。南北朝时代人们发现了声调，但有证据证明，声调由来已久：

1智伯从韩、魏之兵以攻赵，围晋阳而水之，城下不没者三板。郄疵谓智伯曰：“韩、魏之兵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郄疵曰：“以其人事知之。夫从韩、魏之兵而攻赵，赵亡，难必及韩、魏矣。”《战国策·赵一》

2夫胜赵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将拔，夫二家虽愚，不弃美利于前，背信盟之约。（同上）

3子皮欲使尹何为邑。子产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使夫往而学焉，夫亦愈知治矣。”《左传·襄三十一年》

4范子之臣王生恶张柳塑，言诸昭伯使为柏人。昭子曰：“夫非尔讎乎？”《左传·哀五年》

上面四句话里12两句的夫是复数第一人称，即“我们”，

34句的夫是单数第三人称，即“他”。同一个字表示这两个不同的意义，把它们区别开来的唯一办法就是赋予不同的声调。与苗语比较，复数第一人称为boub，单数第三人称为boul，除轻重唇音的差别外，完全相同。可证，声调古已有之，而且汉语和苗语的声调还直接有关。

声调的由来从来有种种说法。我们以为，声调主要来源于双声叠韵结构的分解。

双声叠韵是苗、汉语一种特别的语言现象。蜘蛛、蟑螂、蟋蟀等都属这种结构。在苗语这种现象更多。与此有关的还有一种称为“四音格”的结构。苗、汉语的许多单音节词是由这种结构分解而成的。这也是在苗语和汉语间形成具有发生学意义的同源词的一个主要方面。但这儿我们要说的主要是这种分化在声调的发生方面的意义。

基于最小困难原则，人在说话时不可能只用一个固定的频率，而会维持在一个方便的频率范围内，不会太高或太低。因此，双声或叠韵的上下字也不会都用同一频率，而必有高低不同的组合。假设这一“方便的频率范围”由低到高可以分成五个容易分辨的等级，则每一双声或叠韵的上/下字的声调等级可以i/j（i/j=1、2、3、4、5）分别代表之。于是任一双声或叠韵的分解就会得到或i或j的不尽相同的调别。比如差错和呲矬这两对双声结构分解以后得到差、错、呲、矬四个不同的单音节词。其中错和矬的音值相同，但字义有区别。而其字义的差别正是靠不同的声调来唯一地区分的。反过来又正因为这种区分字义的功能使声调的差别得以稳固，使之成为音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上面说“方便的频率范围”可以分成容易分辨的有限个等级。但这不是说声调是单纯的频率高低，在一个音节的持续时间内发音的频率是变化的。起始频率的高低和变化的方式不同，人耳感觉到的声调就不同。起始和变化的方式很多，声调的类型也就可以有很多。每种方言或土语都固定使用几个只属于本方言或土语的声调类型，这就构成其声调系统。

由于声调的辨义作用，故声调系统一经形成就很稳固，不受外力作用不易增减。而且还从经验得知，方言或土语间音值基本相同仅声调不同，一般不致影响交际。许多方言或土语的区别主要就在于声调系统的区别。这也是不同的声调系统可以长期相对稳定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声调就是一成不变的吗？当然不是。至少当如上述第四节所说的分化融合的过程发生时，随着新的子系统的形成，也会同时产生新的声调系统。一般来说，这种聚合形成的新系统与原有系统相比，不仅调值发生变化，声调的数量也会朝维持辨义功能需要的最少程度方向简化。现在有发达的广播、电视等传媒手段，人们又都受过不同程度的教育，所以在现在条件下，新的子系统多是普通话的变体。然而在古代，当来自四面八方操不同方言或语言的人们聚合成一个新的群体时，他们互相之间怎样交流呢？这无法精确论证。但可以肯定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以后的语言还会是有声调的语言，不过会形成新的声调系统。而且容易理解，新系统和原有系统间或多或少会有某种对应。苗语和汉语普通话的声调之间是有着明显的对应的，这也是苗语和汉语间具有同源一致性的又一证据。由于教化等作用，新系统还会向周边缓慢浸润，方言之间的差别会缓慢弱化。

上述作用在北方更为频繁、激烈，所以北方的方言差别比南方小，北方话声调的数量也降至最低限度。

七．

几点结论

本文以苗语和汉语的历史比较为平台，力求澄清及论证下述各点：

（一）

广义的先秦古汉语是许多有近亲关系的方国语言的总和，而就狭义而言，先秦古汉语指的是记录在先秦文献上的一种书面综合体。

（二）

先秦古汉语是汉语和苗语（可能还有部分其他同系语言）的共同基础。

（三）

汉语音系的演变分成三个层次：一个是音系的演变，一个是音值的演变，一个是声调的演变。

（四）

音系和声调整体演变的机制在于汉族内部不断的分化融合引起的方言的伸绌，这种演变主要遵循“竞争的剩余”原则。不参加这种竞争的语言就形成苗语及其他同系亲族语言。

（五）

音值演变的前提是音值本身存在不稳定的可变因素，这种演变主要遵循简易原则。

由于水平所限，观察也远不够仔细，故不妥或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惟祈方家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