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沈从文看到黄永玉的文章

　　要是沈从文看到黄永玉的文章，这个假设，却有着极其现实的重要性，不是对于已逝的人，而是对于活着的人，对于活着还要写作的人。 　　――题记 　　一 　　 在《沈从文与我》（湖南美术出版社，二�一五年出版）的新书发布会上，黄永玉谈到，要是他的文章让表叔看了，会如何？“我不晓得他会怎么样说我，如果他说我好我会很开心。我的婶婶讲过我一句好，她说：你的文章撒开了，我不知道怎么把它收回来，结果你把它收回来了。这是婶婶说的话;他的就不知道怎么样了，一个字都没有看到，真是遗憾！” 　　 其实沈从文说过黄永玉的文章，不过不是对黄永玉说的。在文学家沈从文像文物一般“出土”的时期，一九八�年广州《花城》文艺丛刊出了一个“沈从文专辑”，发表了三篇写沈从文的文章，传诵一时，作者是朱光潜、黄苗子和黄永玉，黄永玉的那篇，就是长文《太阳下的风景》。沈从文本人显然是满意这些文章的，他曾经在信里跟人谈起，老朋友朱光潜的文章“只千把字，可写得极有分量”;接着又说，“黄永玉文章别具一格，宜和上月在香港出的《海洋文艺》上我的一篇介绍他木刻文章同看，会明白我们两代的关系多一些，也深刻一些。” 　　 “别具一格”，单就黄永玉而言;紧接着说要两人的文章“同看”，他自己的文章指的是《一个传奇的本事》，也是长文。李辉编《沈从文与我》，汇集黄永玉写沈从文、沈从文写黄永玉及其家世的文字为一册，正是沈从文当年建议“同看”的意思。 　　二 　　 《太阳下的风景》是一九七九年底写的，比这篇长文长出一倍还多的《这些忧郁的碎屑》是黄永玉一九八八年沈从文过世之后写的。一贯的撒得开风格。前一篇明朗，有趣，甚至那么漫长挫折的两代人经历，也可以比喻为：“把我们这两代表亲拴在一根小小的文化绳子上，像两只可笑的蚂蚱，在崎岖的道路上做着一种逗人的跳跃。”后一篇沉郁之极，哀痛弥漫，却有刺破什么的锐利和力量。 　　 “三十多年来，我时时刻刻想从文表叔会死。”谁能写出这么触目的一句话？忧伤、尖锐、真实到可怕的程度。这一句话里面有多少说得出和说不出的东西？要体会这句话的分量，得清楚和懂得沈从文的后半生。黄永玉是见证者，是身边的亲人，他的沉痛只此一句，就让人震撼得说不出话来。 　　 黄永玉自己也是从那段历史中走过来的人，他懂得时代和他表叔之间的格格不入，往简单里说，也就是一句大白话：“大家那么忙，谁有空去注意你细致的感情呢？” 　　 也正因此，那些和“史诗时代”格格不入的“细致感情”，才显得“壮怀激烈”。 　　“壮怀激烈”这个词大概很难用到沈从文身上，黄永玉文章里出现这个词，也不是说沈从文;可是，还真是觉得，用在沈从文身上也特别恰切。 　　 黄永玉写老一辈的交谊，说杨振声、巴金、金岳霖、朱光潜、李健吾……他们难得到沈从文这里来，来了清茶一杯，端坐半天，淡雅，委婉，“但往往令我这个晚辈感觉到他们友谊的壮怀激烈。”――那样的时代，他们各自的处境，这一些温暖的慰藉，可不就是“壮怀激烈”。 　　三 　　 一九七一年六月，下放在河北磁县军垦农场的黄永玉，意外地收到了下放在湖北咸宁双溪的沈从文寄来的小说《来的是谁？》，还有一封信。小说和信都没有收入《沈从文全集》。这八千多字的小说，写的是黄家前传，黄永玉家世中不为人知的神秘部分，作为一部大作品的引子。这部大作品没有写出来，从信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相关的信息和这位老人的构思： 　　照你前信建议，试来用部分时间写点“家史并地方志”看看……但这个引子，你那么大人看来，也就会吃一惊，“这可是真的？”“主要点就是真的。”好在这以下不是重点，重点将是近百年地方的悲剧和近似喜剧的悲剧，因为十分现实，即有近万的家乡人，已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死光了。你我家里都摊了一份。 　　 前五章，第一章“盘古开天地”说起，“从近年实物出土写下去”;第二章是二百年前为什么原因如何建立这个小小石头城;第三、四章叙述这么一个小地方，为什么会出那么多人，总督、道尹、翰林、总理、日本士官生、保定生，还有许多庙宇，许多祠堂;第五章叙述辛亥以前社会种种。假定可写十六章到二十章。近七十岁的人，在下放的环境中，沈从文自己也没有确定的信心能完成这么庞大的设想。 　　四 　　 这些年，黄永玉几乎全身心投入写作自传体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这部作品从一个意义上未尝不可以看作，既是沈从文“文革”中开了个头的黄家家史和地方志作品的延续，也是更早以前《一个传奇的本事》的延续。沈从文抗战后写《一个传奇的本事》，本为介绍黄永玉的木刻，写的却主要是黄永玉的父母和家乡的历史事情，关于黄永玉倒没有怎么叙述。那么，接下来――这中间隔了好几十年――黄永玉就自己来写自己。 　　 这漫长的写作过程，同时也是与表叔漫长的对话过程。他一次又一次无限遗憾地表示，要是表叔能看到，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他想象表叔会加批注，会改，批注和改写会很长很长，长过他自己的文字。写作，也是唤回表叔与自己对话的方式。 　　 布罗茨基曾经斩截地说：一个人写作时，“他最直接的对象并非他的同辈，更不是其后代，而是其先驱。是那些给了他语言的人，是那些给了他形式的人。”（《致贺拉斯书》）黄永玉与他的表叔之间的关联，当然更超出了语言和形式。 　　 要是沈从文看到黄永玉的文章，这个假设，却有着极其现实的重要性，不是对于已逝的人，而是对于活着的人，对于活着还要写作的人。 　　 沈从文刚刚去世后的那些日子，黄永玉在香港写《这些忧郁的碎屑》。这不是一篇普通的悼亡之作，他一次又一次在文中说，“从文表叔死了”，“表叔真的死了”，可是从他心中呈现到他笔下的那些忧郁的碎屑，抵抗着死亡和消失。从此，他开始了对表叔不能停止的怀念。 　　 去年八月，黄永玉整九十岁生日那天，李辉带我去顺义黄先生住处参加一个小型聚会，一见面，黄先生就对我说：“你写的《沈从文的后半生》，事情我大都知道，但还是停不下来，停不下来，读到天亮，读完了。” 　　 ――在“停不下来”的怀念里，他的写作就成为唤回沈从文的方式，不论是写沈从文，还是写自己，还是写其他，他想象中最直接的读者对象，是他的前辈，表叔沈从文。 　　 责任编辑 李秀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