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增长理论的新发展

作者：吴易风朱勇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0年11期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420（2000）05—0025—08

　　内生增长理论是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个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分支，其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根据增长理论家建模时所依据的基本假设条件的不同，可以将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增长理论家主要在完全竞争假设下考察长期增长率的决定。这一阶段的内生增长模型又包含两条具体的研究思路。第一条是罗默、卢卡斯等人用全经济范围的收益递增、技术外部性解释经济增长的思路，代表性模型有罗默模型、卢卡斯模型、巴罗模型等。第二条是用资本持续积累解释经济内生增长的思路，代表性模型是琼斯—真野模型、雷贝洛模型等。完全竞争条件下内生增长模型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是完全竞争假设条件过于严峻，限制了模型的解释力和适用性。二是完全竞争假设无法较好地描述技术商品的特性：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并使一些内生增长模型产生逻辑上的不一致。

　　为了克服上述内生增长模型存在的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增长理论家开始在垄断竞争假设下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这些模型又可以根据经济学者对技术进步的不同理解，分成三种类型：产品种类增加型内生增长模型、产品质量升级型内生增长模型、专业化加深型内生增长模型。这三类模型的提出，表明内生增长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本文着重对上述三类增长模型进行评述。

　　一、分工与经济增长

　　将分工看做经济增长源泉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斯密在考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时指出，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分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因此，为了解释经济增长问题，首先必须说明决定分工和分工演进的因素。斯密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分工取决于市场容量。这一论断通常被称为斯密定理。

　　斯密所谓的分工是指劳动者职业的分离或专业化的发展。阿林·扬深化和发展了斯密的分工思想。在扬看来，斯密仅考察了分工的一种形式，除此之外还存在其他的分工形式，其中最重要的是生产迂回程度的增加，即经济中出现新的中间产品，初始投入与最终产出之间的链条加长。因此，斯密和扬事实上提出了两种分工观：一种观点认为，分工意味着经济的多样化，分工表现为新行业的出现及生产迂回程度的加强，分工经济是一种多样化经济；另一种观点认为，分工表现为工人将越来越多的时间用于生产一种产品，即工人专业化程度的加深，分工经济是一种专业化经济。

　　扬进一步发展了斯密定理。扬指出，市场容量本身又是由分工水平决定的。从整个经济范围看，市场容量取决于生产流量，即取决于分工水平。扬据此将斯密定理解读成：分工水平决定了分工的演进。因此，研究增长问题可以归结为研究分工的动态变化。

　　斯密和扬的思想对内生增长理论的影响是巨大的。上述两种分工观在内生增长模型中都有所反映。以罗默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主流思路接受了扬的分工观，将分工视为产品多样化，认为分工和技术进步二者是直接同一的。罗默等人对斯密和扬的思想的发展，在于明确指出了分工与完全竞争不能相容，他们改在垄断竞争假设下说明分工或技术进步对增长的决定作用，并且从供给角度考察制约分工深化的因素。斯密将分工等同于专业化的思想则得到贝克尔等人的继承和发展。由于将分工看成专业化程度的加深，在贝克尔—默菲模型中，分工和技术进步不再具有直接同一性，不过二者是相互影响的，分工的演进取决于知识积累。

　　二、产品品种增加与经济增长

　　（一）中间产品品种增加型增长模型

　　这种增长模型将分工演进理解为中间产品种类的增加。为了说明中间产品数量和种类的增加对最终产出的影响，罗默等人采用了一种特殊形式的生产函数：D-S生产函数。这种函数最早由斯彭斯、 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作为一种效用函数提出，埃歇尔首先将D-S 效用函数重新解释为一种生产函数。

　　1.罗默模型

　　罗默首先将D-S生产函数引入增长理论研究中， 以说明垄断竞争条件下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罗默假定第i 种最终产品生产者的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

　　

　　D-S生产函数的特点是：当中间产品种类N不变时，私人厂商的生产技术是规模收益不变的；当中间产品种类N增大时， 生产将呈现规模收益递增，这表明厂商偏好多样化的中间投入。

　　在罗默的模型中，经济分为中间产品部门和消费品部门。中间产品生产者花费固定成本研制出新产品并成为该产品的惟一生产者。中间产品厂商拥有一定的市场力量，其产品定价高于产品的边际成本，因此私人厂商愿意研制和生产新产品。消费品生产者是价格接受者，它利用劳动和所有中间产品生产出最终产品。中间产品品种的增加提高了消费品厂商的生产率，因此产品多样化对消费品厂商而言相当于一种外部经济。在这一模型中，以产品品种增加为表现形式的分工演进和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实现内生增长的惟一源泉。

　　2.罗默的知识驱动模型

　　罗默、里韦拉—罗默构建了一个用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解释经济增长的模型。在这一模型中，第i 种最终产品生产者的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

　　

　　罗默着重分析了技术的特征。他认为，作为一种商品，技术或知识既不同于正常的竞争性物品，也有别于公共产品。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二者共同刻画了技术的特征。技术的非竞争性表现在：一个厂商或个人对技术的使用并不妨碍他人同时使用该技术，技术的复制成本可以视为零。技术的部分排他性保证了研究厂商可以从技术创新中受益。

　　罗默的知识驱动模型包括三个部门。研究部门使用人力资本和总知识存量以产生新产品设计，一个厂商的新知识可以为所有其他研究厂商免费利用，因此，对于研究厂商而言，知识具有非排他性。中间产品部门向研究厂商购买生产新产品的专利权，利用新产品设计和其他投入品生产出中间产品，对中间产品厂商而言，新知识具有排他性。最终产品部门利用中间产品、人力资本和劳动以生产消费品，产品多样化对消费品生产者而言是一种外部经济。罗默假定中间产品部门与最终产品部门拥有相同的生产技术，研究部门的生产技术不同于中间产品部门和最终产品部门的生产技术，因此这一模型是一个两部门模型，而不像罗默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单部门模型。

　　在罗默的知识驱动模型中，收益递增是由知识积累引起的。知识具有两种外部性：知识积累提高了研究厂商的生产率，降低了研究厂商的生产成本；产品多样化提高了消费品生产者的生产率，使最终产品的生产呈规模收益递增。知识溢出效应的存在是经济实现持续增长不可缺少的条件。当经济中不存在知识溢出效应时，劳动工资率的提高将使研究成本增加，经济增长将不能持续。

　　经济的均衡增长率取决于研究部门的技术水平、制造部门的总资本收益率、消费者的偏好以及经济规模。一国的经济规模越大，经济增长率就越高。罗默认为，一国的人力资本存量而非人口规模是反映经济规模的合适变量，人力资本较多的国家将增长得更快。

　　如果不存在政府干预，经济将存在两方面的扭曲：一是因专利持有人实行垄断定价造成的价格扭曲，二是因知识溢出造成的外部性。知识积累提高了研究部门劳动者的生产率，但由于技术创新者没有得到新技术所带来的全部收益，创新的私人收益率低于社会收益率，经济的均衡增长率将太低，分散化均衡表现为一种社会次优。政府可以采取如下政策提高经济增长率和社会福利水平：（1 ）向中间产品的购买者提供补贴；（2）向最终产品的生产者提供补贴；（3）向研究者提供补贴。

　　3.里韦拉—罗默的实验设备模型

　　里韦拉和罗默提出的第二个模型假定研究部门和物质产品部门拥有相同的生产技术，产品多样化对研究部门和消费品部门具有同样的溢出效应，从而将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改造为一个单部门模型。这一模型看上去比前者更合理些，但两者的分析结论基本上相同：经济增长的惟一源泉是研究部门的技术创新，外部性的存在使均衡增长率过低。政府可以通过鼓励厂商创新以提高经济增长率。

　　4.专利保护的有限时效

　　巴罗和撒拉修正了上述模型中关于中间产品生产者获得无限期技术专利的假定，代之以假定专利保护期是有限的。专利保护具有有限时效的影响之一是造成中间产品产量的不对称性，最终产品厂商将较少使用或不使用垄断性中间投入进行生产，整个经济的资本边际产品将降低，最终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

　　专利保护的有限时效还阻碍了技术进步。有限期的专利保护使得新收益只能持续一段时间，从而减少了研究厂商的总收益，使研究厂商进行创新的激励减弱，技术进步将放慢。专利保护的有限时效使创新的社会收益率与私人收益率二者的差距更大，分散化均衡时的技术进步率和经济增长率都将更低。

　　（二）消费品品种增加型增长模型

　　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扬考察了消费品品种增加型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的模型是对罗默知识驱动模型的重要补充。

　　1.格罗斯曼—赫尔普曼模型

　　格罗斯曼—赫尔普曼模型也是一个两部门模型。该模型假定经济存在研究部门和消费品部门。研究部门研制新型消费品；消费品生产者购买研究部门的新设计后，在收益不变的生产技术条件下生产出新型消费品。每一种消费品均由惟一厂商生产，厂商通过使其产品的定价高于边际生产成本以支付购买专利的费用。

　　格罗斯曼—赫尔普曼模型假定消费者偏好多样化消费，其效用函数是D-S型的。 消费品品种的增加虽然并不导致单个消费品生产者的收益增加，却引起代表性消费者瞬时效用的增加。因此，消费品品种的增加产生两种外部性：新设计所蕴涵的知识促使研究部门的成本降低和生产率提高，消费多样化使消费者的满足程度提高。

　　在知识具有上述两种外部性的情况下，经济可以实现内生增长。在平衡增长路径上，每种消费品的产量保持不变，增长完全表现为消费品种类的不断增加。分散化均衡是一种社会次优，均衡增长率一般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由于该模型假定每一厂商都实行垄断定价，因而垄断定价不会造成资源配置扭曲，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的差距完全是由知识外部性造成。政府为了使经济实现帕累托最优，只需向研究开发者提供适当的补贴。

　　2.扬的创新与边干边学模型

　　罗默、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都认为，知识积累和知识外部性对于经济持续增长都是不可缺少的因素。阿尔文·扬构建了一个用创新和边干边学共同解释经济增长的模型。在扬的模型中，创新也表现为消费品品种的增加，边干边学体现了创新的溢出效应。经济存在一条平衡增长路径，经济增长率的大小取决于创新成本的高低。如果创新成本很高，这时较低的创新率成为经济增长的约束因素，经济增长率只取决于技术创新，边干边学因素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相反，如果创新成本较低，经济增长率取决于边干边学的快慢即学习速度，创新率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

　　（三）对产品品种增加型内生增长模型的评价

　　产品品种增加型内生增长模型是一类比较重要的内生增长模型。这类模型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这类模型考察了分工演进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决定分工水平和分工演进的因素提出了新见解。斯密认为，分工水平主要受市场容量的限制。以后的经济学家认识到斯密定理隐含着分工与完全竞争难以相容的问题，但对这一问题始终没有给出一个较好的理论解释。罗默认为，分工演进将导致厂商拥有一定的市场力量，因此考察分工演进的较好框架是垄断竞争分析框架。罗默还认为，决定分工水平的主要不是市场容量，而是生产新知识所需的固定成本，固定成本越低，经济的分工水平越高。这些见解深化了人们对分工的理解，对长期困扰经济学家的分工与完全竞争是否相容的难题提供了一种解释。

　　第二，这类内生增长模型着重说明了为什么经济能实现知识的不断积累。罗默给出的解释是：新知识是研究厂商进行意愿投资的结果，由于创新厂商拥有一定的市场力量，可能获得由新知识带来的垄断利润，因此经济中存在促使厂商投资于研究开发活动的激励。这要求新知识必须具有一定的排他性。此外，知识的不断积累还要求研究开发成本必须持续降低。罗默认为，成本的降低是由社会知识存量的增加带来的，因此，知识还必须具有正的外部性，才能保证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罗默考察了技术商品的特征后认为，技术具有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的特征。非竞争性使得技术可以产生溢出效应，部分排他性则保证了研究厂商存在生产新技术的激励。罗默的这一说明现在已经成为对技术商品的标准解释。

　　三、产品质量升级和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不仅表现为产品数量的持续增加，而且表现为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增长理论家认为，像产品品种增加一样，产品质量升级也是经济的行为主体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不断进行技术创新的结果。产品品种增加和产品质量升级是产品创新的两种具体形式。

　　（一）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模型

　　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假定产品种类数N保持不变， 每个部门生产一种产品，技术进步表现为产品质量的提高。技术产生两种溢出：一是研究厂商可以利用所有的创新成果，技术的这种溢出效应将导致分散经济的技术进步率和均衡增长率过低。二是生产某种产品的新技术的出现使原先生产该产品的厂商损失了全部资产价值，但创新厂商对此不予考虑，因而创新的私人成本可能小于社会成本，私人厂商具有过高的从事创新的激励，进而导致研究密度和增长率过高。分散经济的均衡增长率是过高还是过低，取决于上述两种效应哪一种占优势。

　　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认为，当创新规模外生给定时，分散经济的均衡增长率可能高于也可能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为了使经济达到帕累托最优，政府必须对创新激励是过大还是不足做出判断，根据不同情况相机采取对策。若对研究开发的市场激励过大，政府的最优政策是向研究厂商征收适度的税收。若市场激励不足，最优政策是向研究厂商提供适当的补贴。当创新幅度由经济系统内生决定时，均衡增长率一般将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这时政府无法再通过前述的简单的税收或补贴政策使经济实现最优，政府向产出提供补贴或向研究提供补贴都不会影响经济的均衡创新幅度。为了使经济政策能影响厂商的创新幅度选择，政府必须对较大幅度的创新提供更多的激励。

　　（二）阿格亨—豪伊特模型

　　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假设经济中存在众多部门，每一次技术进步只提高单一部门的生产率水平。阿格亨和豪伊特则考察了技术进步对整个经济产生影响的情形。在阿格亨—豪伊特模型中，经济的动态均衡既可能表现为平衡增长路径，也可能表现为非增长陷阱，这时私人厂商对未来时期创新密度过高的预期将导致厂商根本不从事创新。阿格亨和豪伊特认为，研究生产率的提高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率的提高。由于创新具有破坏效应，较高的生产率将使其他研究产品遭淘汰的危险加大，从而削弱整个社会的研究努力，因此有可能导致经济增长率的降低。

　　（三）对产品质量提高型内生增长模型的评价

　　与产品品种增加型增长模型一样，质量升级型增长模型也是在垄断竞争假设下考察经济增长的决定。这类模型所蕴涵的核心思想与前者也是一致的，即二者都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惟一源泉。两类模型的差别只在于技术进步表现形式的不同。因此，这两类模型是相互补充的。不过，由于质量升级的增长模型是从产品质量持续提高的角度理解技术进步，因此这类模型包含了一些对经济增长问题的新见解。

　　在质量升级型内生增长模型中，经济增长或者表现为消费品质量的提高，或者表现为中间产品质量升级所导致的消费品数量增加。由于明确地将产品质量升级纳入分析框架，这类增长模型突破了将经济增长等同于产品数量增加的传统思路，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这类增长模型的特色还在于它突出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思想，指出了与经济增长过程相伴而生的是旧产品不断遭淘汰。质量升级型内生增长模型指出，分散经济可能导致均衡增长率过高，从而使经济的福利水平降低。这一论断至少对各国政府制定合适的增长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它要求经济不应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率指标的上升，而应通过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使经济增长率达到一个合理量值，藉此使经济福利达到最大化。

　　四、专业化与经济增长

　　上述两种内生增长模型在技术进步与分工直接同一的假定下，考察了技术进步采取产品种类增加与产品质量改进两种不同形式均衡增长路径的决定和特征。第三类内生增长模型则用劳动者专业化程度的加深说明经济增长，其中比较重要的是贝克尔—默菲模型。专业化加深型内生增长模型与前两类内生增长模型的主要区别在于：前两类模型假定产品品种可以内生地增加，而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是外生给定的（个人被假定为只生产一种产品）；专业化加深型内生增长模型则在经济中产品种类数不变的假定下，说明劳动者专业化水平的加深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贝克尔—默菲模型

　　贝克尔和默菲认为，斯密定理只适用于劳动者完全专业化这种特殊情形；在一般情形下，劳动分工主要取决于工人的协调成本（将专业化工人结合起来的成本）和社会知识水平。因此，分工主要不是取决于市场容量，而是取决于工人的协调成本和知识存量。分工深化使经济产生规模递增的收益，同时使经济的协调成本上升。知识积累降低了协调成本，导致分工的不断演进和经济的持续增长。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

　　贝克尔和默菲认为，企业生产是一种团队生产，企业内部分工的深化可以提高企业的产出水平。但是，专业化加深也使协调专业化工人的成本增加。因此，有效的分工水平受限于协调成本而不是市场容量。

　　贝克尔和默菲指出，一方面，知识积累推动专业化加深，专业化是由经济系统决定的内生变量。另一方面，知识增长也不是外生的，对知识投资的激励又取决于专业化水平。因此，知识与劳动分工之间不是单向决定的，而是相互影响的。

　　由于贝克尔—默菲模型假定人力资本促进产量增加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都给个人带来收益，因此不存在知识的外部性，经济的分散化均衡同时又是社会最优，专业化不会给经济带来任何扭曲。经济增长率既可能持续上升，也可能保持不变或持续下降。

　　（二）对专业化加深型内生增长模型的评价

　　专业化加深型内生增长模型是比较重要的一类内生增长模型，这类模型的优点表现在：

　　第一，像产品品种增加型模型一样，专业化加深型增长模型也认为分工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因素。不过，贝克尔等人是从人的角度考察技术进步，从而将技术进步理解为个人专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这就为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第二，贝克尔—默菲模型提出，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取决于经济的知识存量，而对知识增长的激励又取决于社会的专业化程度，这一论述有助于我们理解知识进步与专业化发展之间存在的联动关系。

　　第三，这类模型的重要性还表现在其对斯密定理的突破和发展上。根据贝克尔等人的观点，斯密的分工取决于市场容量的论点并不是普遍适用的，而仅仅适用于每个人都已完全专业化这种特殊情况。在一般情况下，构成对个人专业化程度限制的主要是专业化分工所带来的协调成本的大小。这些论证是言之成理的。

　　第四，专业化加深型内生增长模型回避了总量生产函数方法存在的问题，从由专业化水平决定的个人生产函数的角度揭示经济动态均衡的特征。贝克尔—默菲模型通过考察代表性企业，直接建立了人均产出水平与专业化水平之间的关系。这样，他们就避开了将微观的个人或企业的生产函数加总为总量生产函数所造成的困难，提供了一个构建增长模型的新视角，这种研究思路是有新意的，也是有发展潜力的。

　　专业化加深型增长模型的主要缺陷是对知识积累的分析不足。贝克尔—默菲模型只是将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内生化，分工深化的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中间产品种类的增加——在他们的模型中没有得到比较充分的说明。

　　五、对垄断竞争条件下内生增长理论的总体评价

　　垄断竞争条件下的内生增长理论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政策借鉴价值，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这类新增长模型放弃了完全竞争假设条件，转而在垄断竞争的假设下考察经济增长问题，从而克服了第一代内生增长模型存在的问题，在逻辑上更加一致。可以说，产品品种增加型增长模型的建立，标志着内生增长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二，内生增长理论说明，由知识积累或人力资本积累引起的内生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这一说明有助于我们认识知识、技术在现代经济中所具有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当今世界，国内竞争和国际竞争都日益加剧，知识、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一国能否保持技术上的优势决定了该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强弱。然而，正统的西方经济理论对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的理论分析非常贫乏。内生增长理论从理论上说明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并对技术进步的实现机制作了详细的分析。

　　第三，内生增长理论关于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的说明还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中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中国长期以来主要依赖要素投入量的增加推动经济增长，但随着闲置资源的减少，这种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型越来越难以为继。内生增长理论说明，要素投入的增加只有在其能够带来技术进步的条件下才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这就从理论上说明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第四，内生增长理论具有比较丰富的政策内涵。该理论提出，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政府应对研究开发提供补贴、降低资本税、关税等。这些政策建议对各国政府制定增长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垄断竞争条件下的内生增长理论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内生增长理论在分析框架上的重要突破是将技术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内，强调了长期以来一直为主流经济学所忽视的经济联系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在内生增长模型中，经济制度和个人偏好仍然被看做是外生给定的，因此无法利用这一框架说明经济制度的变化或个人偏好的变化对生产技术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

　　第二，生产函数的构造是构建增长模型的关键。采用总量生产函数方法构建增长模型的思路始于索洛1957年发表的经典论文，罗默等人在构建增长模型时也采用了这一方法。但是，正如罗宾逊夫人等剑桥经济学家所指出的那样，总量生产函数概念存在严重的问题。沃尔特斯在详细考察了总量生产函数后认为：经过对总量生产函数的调查，人们或许很容易怀疑像总量生产函数这样的概念是否具有很大意义。我们在现代经济中所发现的竞争与技术条件的类型表明，我们不可能满足具有实用价值的总量生产函数的基本要求。

　　第三，内生增长模型都采用了一些严峻的假设条件。如假定产品市场是可竞争性的，研究部门的生产函数具有二阶齐次性。这些假设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模型结论的可信度，损害了模型的解释力。

　　第四，内生增长模型采用的基本分析方法是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法，在内生增长理论之前，新古典增长理论就试图利用动态一般均衡方法，说明分散经济不但可以实现静态帕累托最优，而且能够实现动态帕累托最优，“看不见的手”将引导经济沿着最优增长路径移动。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在经济中存在外部性或垄断因素的前提下，分散经济可以实现均衡增长，但这种动态均衡一般不是帕累托最优。这时，可以通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消除市场机制造成的资源配置扭曲，即通过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共同作用使经济实现帕累托最优。

　　由此可见，尽管罗默等人多少认识到市场机制存在的缺陷，从而使新增长理论在新古典理论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但是由于内生增长理论家仍然主要采用动态一般均衡方法构建他们的模型，因此这种进步是有限的。事实上，作为内生增长理论和新古典增长理论共同思想基础的一般均衡理论存在严重的缺陷，它主要表现为经济学家对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一种信赖，而不是对经济现实的合理近似。

　　因此，内生增长理论虽然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但是这一理论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内生增长理论存在的缺陷说明，内生增长理论像新古典增长理论一样，只是对经济现实的一种“寓言”式解释。

　　收稿日期 2000-06-16

作者介绍：吴易风（1932— ），江苏高邮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是西方经济学和外国经济思想史。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872 朱勇（1968— ），江苏泗阳人，经济学博士，现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工作。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北京 100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