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和莫言:政治影响文学的两个对立面
莫言一如国际知名博彩公司先期公布的“榜单”预测结果“中奖”了，虽只有不足千万人民币的奖金，但该奖的远大意义及含金量远非福彩动辄2.2亿什么的缔造一个“人工神奇”可比，从这点上看，莫言是幸运的，这也是他及他的文学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幸运，而老舍是不幸的，尽管他的才气非莫言等可比。从老舍到莫言，折射的是中国政治走过的几多弯路、中国文学走过的几多斜道，幸好，终于有“回归主流”的一天，这一天，就是从“莫言摘诺”的这日开始，只是开始，而远非结果。
再回想之前，“摘诺”的中国文学家其实还有一个高行健，但他只有放弃了中国国籍并旅居法国，才有最终获得诺文奖的光彩，这也是他的幸运，一切都是注定的了。否则，他在国内的“平淡”之环境中久而久之只能是庸俗，是妥协，乃至谄媚，则绝不会获得“古老”的瑞典皇家老人团之青眼有加的了。
因此，高行健和莫言，其实正是政治影响文学之于当代中国的两个对立面。
自古以来，文学是文学，但必须依靠政治才能“扬名立万”，这也是任何范畴领域跟政治必须联姻才有机会“名垂青史”的妥协、和谐局面，颠扑不破，盛唐诗歌的“三高”、南北宋词坛的“豪婉”、明清小说的“红金”等等，无一不跟政治挂上了钩、沾到了边而方可千古留名，多少草莽包括今日之“草根”即使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但不跟政治挂钩的话是只会零落成泥碾作尘的，从古到今的中华文学江湖，其实几多“李白”“曹雪芹”就是如此“不幸运”地被埋没了，不带走一丝文学历史上的云彩。
因此，政治介入文学是必然的，文学受政治影响是绝对的。
高行健是政治立场改变后“幸运”才光临其身，也正是有了高行健，才有了今日之莫言巅峰。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老人团”何尝不清楚他们本次的颁发是对前之颁给高氏后在政治上给予“中国政府”（中国政治文学）的某种物质补偿及情感安抚，毕竟，大国崛起了，侮辱够了后，也该抚慰了，这是一种政治的平衡术，并不高深。这点，莫言的幸运除了铁的优秀作品著作等身外，其实还有关键因素是，评委团在政治立场上的某些改变直接带给了他的“最幸运”福气！
所以，本次瑞典的老人们也甘愿打破“凡博彩公司看好的必定败走”的过往铁律，从而甘于自掀神秘面纱、自弃莫测高深神誉而顺水推舟给中国一次机会，本质里都是一次世界政治秩序在文学外壳中蜕变的妥协表演。更何况，《红高粱》等作品正是因其“自暴国短”历来很对“国际主流看中国”的胃口及“审美标准”的。此时此刻，奖给莫言，何乐不为乎！
而国人如此重视诺奖，究其实，还是反映了人家的“主流”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流”，你只好亲近它、靠近它才能被国际社会所接纳，一如电影界里的“奥斯卡”。大国继续保持崛起并深远影响世界人们生活的话，何愁哪天“老奥”不到手呢！问题是，无论你如何“主流”，总归得让人家的“主流加一次冕”，你才能冠冕堂皇地在“世界江湖”中有底气宣称“从此站起来了”，这点，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仍依然是“非主流”，非主流跟主流的对立及较量，同样从政治开始，深远地影响着文学、经济及平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再从文学角度谈启迪，但凡为文学者，当代最主流的无疑仍旧是“小说家”，只有把小说写好了、写深了，并融入对政治、对历史的看法及反思，才可能征服世界。
莫言作品，其实我最精读过的还是《檀香刑》，其他都只是为了装点文化门面而匆匆于网络点水式阅读而已，而《蛙》则太新还来不及品读。能创作出檀香刑故事的人，在骨子里其实正是他及他对人性的最赤裸看法之凸显，这点，莫先生既有个性，但更有妥协；既有大气，但更有的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扭曲观”。
好了，莫言莫言，权为读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