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与教育科学研究的发展

作者：邓晓春

辽宁教育研究 2003年09期

　　现代科学的发展，呈现出高度分化，并在高度分化基础上又高度综合的趋势。正是这种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趋势，促进了许多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横向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许多新的理论和方法。

　　现代科学发展的这一趋势，为当代科学研究指出了新的方向，提出了新的要求。教育科学研究也不例外。加强跨学科交叉研究和多学科综合研究，是繁荣我国教育科学的必由之路，也是教育科研创新的必由之路。

　　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跨学科研究的兴起及其对教育改革发展的促进

　　“文革”后，沉痛的历史教训，提高了人们对于“必须按教育规律办事”的认识，促进了教育科学研究的蓬勃兴起。其中跨学科交叉研究的兴起，不仅繁荣了教育科学理论，创新了教育科研方法，而且有力地促进了教育改革发展。诸如：

　　1.人才学、经济学的交叉研究，揭示了“人才与经济发展”之间内在关系，开拓了人力资本理论研究的新领域和人力资源开发的新实践，并逐步发展形成“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新认识

　　人才学，是研究和揭示人才的发现、培养、使用、提高内在规律的一门科学。经济学，是研究和揭示社会经济运行和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这两门学科的交叉研究在我国兴起，要回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确立“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在这个大背景下，重视对“二战后，日、德迅速崛起”的研究，重视对“50年代以来世界教育经济学发展的研究”，对我国人才学与经济学的交叉研究，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在人才学与经济学交叉研究的探索中，我国学者们分别应用历史法、统计分析法、数学模型法，如连续的年度GDP变化与相对应人才资源开发的历史数据的统计分析，及相互关系的数学模型的建立，以及比较法，如世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或地区（同一时期），以及同一国家或地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阶段，其经济发展与人才、人力资源开发之间的关系比较分析等，为我们认识“人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以及“这种正相关关系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不同状况”提供了科学依据。

　　首先是揭示了“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其最简化表达方式是：

　　△y[,(T-t)]=A·△x[,(T-t)]+B

　　其中：

　　△y表示从t年到T年期间GDP的增长；

　　△x[,(T-t)]表示同期人才拥有量（或当量）的增长；

　　A表示GDP与人才相互关系的系数；

　　B表示某一常量。

　　其次是揭示了“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正相关关系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不同状况。诸如：

　　(1)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阶段：△y与△x之间的相关度处于较低水平，不显著；

　　(2)在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提升阶段：△y与△x之间的相关度进入较高水平，显著；

　　(3)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进入较高阶段：△y与△x（量）之间的相关度又回到较低水平，不显著。

　　为了反映这一阶段的一种新变化，我们分别用△x（量）来表示人才数量的增长（或“拥有量”或“当量”），而用△x（质）来表示人才质量的提高。这一阶段，对人才数量需求将让位于对人才质量的需求，所以在△y与△x（量）之间正相关关系表现为不显著的同时，△y与△x（质）之间的新的正相关关系则表现为显著。

　　随着上述研究的不断深入，使我们对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教育的发展受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同时也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的认识，有了不断的深化。同时也促进了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和应用，诸如现代广泛共识的“第一资源论”。

　　2.经济学、教育学的交叉研究（以人才为中介，以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石），揭示了“教育与经济”之间内在关系，促进了教育经济学、教育发展战略学理论与方法的形成及实践中的广泛应用

　　教育学是研究和揭示教育发展与人才成长客观规律的一门科学。随着人类经济活动受智力因素影响的程度日益显现，经济学者和教育学家研究的视野不约而同地拓展到对方。

　　(1)在经济学与教育学的交叉研究中，深化了对“以人力资源为纽带，以知识创新为动力，教育与经济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关系的认识。人力资源开发的主体在教育（当然还有“使用”、“提高”等等），知识创新的主体也是教育。以人力资源开发为纽带，以知识创新为动力，架设了连接教育（人才培养）与经济之间的桥梁，形成如下图所示的以人力资源开发和知识创新为桥梁纽带的、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

　　

　　(2)在经济学与教育学的交叉研究中，人力资本理论、趋势外推技术、多元相关理论与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人才预测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论基础，促进了人才预测理论与方法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包括：

　　①促进了宏观人才预测理论与方法的形成和发展；

　　②促进了微观人才预测理论与方法的形成和发展；

　　③促进了人才需求预测的检验理论与方法的形成和发展；

　　④促进了不同经济体制下，人才需求预测理论与方法的变革等。例如，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产业结构变化、升级加速，企业的优化重组加剧，以及大量中小企业对人才使用观的变化，如“但求所用，不求所有”等新形势下，人才微观预测（侧重回答人才的专业结构、学历结构，包含知识、能力、素质结构）的理论与方法面临变革与创新。

　　(3)在经济学与教育学的交叉研究中，系统科学理论、决策科学理论、系统动力学方法与技术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教育规划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论基础，促进了教育规划领域“供需平衡与优化抉择”理论与方法的形成与发展。包括：

　　①促进了人才培养成本效益理论与计算方法的形成和发展；

　　②促进了人才“供—需平衡”理论（量的平衡、结构的优化）和方法的形成与发展；

　　③促进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在“人才供需平衡”中的运用，进而促进了教育系统论、教育信息论、教育控制论、教育规划学等形成和发展；

　　④促进了改革对“人才供需平衡”影响的研究，进而促进了教育体制论、教育机制论等形成和发展。

　　这些研究的深化，有力地促进了由“人才预测理论与方法、人才供需平衡和优化抉择的理论与方法、教育规划制定的理论与方法”所组成的教育规划理论与方法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3.社会学与教育学的交叉研究，揭示了“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多元复杂关系，促进了教育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的形成及实践中的广泛应用，为深化对教育外部关系规律的认识、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增添了理论动力

　　社会学是研究和揭示人类社会生活规律的一门科学。教育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之一。社会学与教育学的交叉研究在国外起步较早，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研究所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涵盖了“影响人成长的一切社会现象”。但是，巨大的拓展还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发展，教育日益由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从而极大地拓展了社会学与教育学交叉研究的领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学与教育学的交叉研究迅速发展，既有国际大背景的影响，又有国内改革开放新形势的推动。20世纪80年代中叶，中共中央相继发布经济体制、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等三大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宏观领域的社会学与教育学的交叉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舞台。20世纪90年代末，中共中央国务院《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的颁布，又为人才成长领域的社会学与教育学的交叉研究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1)社会学与教育学的交叉研究，在宏观层面，充分揭示了原有教育体制和权力结构的众多不适应，推动了新的教育体制和新型权力结构的探索与构建，促进了教育权力结构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促进了教育组织社会学、教育体制社会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化。诸如：

　　①促进了新型公共教育权力结构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包括：各级政府之间新型权力结构及其行使方式的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包括政府与学校、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新型权力结构及其行使方式的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②促进了体制改革理论的创新与发展。诸如：新型教育主体理论——举办者、管理者、办学者等三大教育主体之间良性互动、有机协调、有效制衡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③促进了新型教育治理结构模式的探索与发展。即“政府宏观管理，市场适度调节，社会广泛参与，学校自主办学、自我约束”的良性互动结构模式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等等。

　　(2)社会学与教育学的交叉研究，在人才培养领域，充分揭示了原有人才培养模式脱离社会实践的弊端，推动了以教育、科研和社会实践相结合为重点的教育科研组织理论和实践创新，推动了以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的素质教育理论的发展和新人才观、质量观指导下的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包括：

　　①促进了新型学校教学、科研组织理论的探索与发展；

　　②促进了素质教育理论发展和以素质教育为宗旨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发展；

　　③促进了全社会教育系统工程（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以及网络教育、现代远距离教育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④促进了教学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与发展、课程体系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与发展，以及全社会教育质量保障和监控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4.心理学与教育学的交叉研究，在深入揭示人才成长规律以及按照规律培养人才方面继续取得新成果的同时，特别在“多元智能”理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心理学研究方面获得新的拓展和突破，丰富了“人人可以成才，人人能够成才”的素质教育理论，促进了教育发展心理学、教育改革心理学、教育管理心理学的形成与发展

　　心理学是揭示和探索人类心理活动、心理发展、心理变化规律的一门科学。由于心理学与人才培养、人才成长密切相关，所以围绕人才培养开展的心理学与教育学交叉研究起步较早。但是在我国，突破人才培养领域的心理学与教育学的交叉研究，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事。

　　(1)心理学与教育学的交叉研究，在人才培养领域的继续深化，特别是在党和国家大力提倡、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大背景下，要求我们必须以新的教育心理理论来认识每一名学生，来实践“人人可以成才，人人能够成才”的素质教育，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教育心理学、教师心理学、学生心理学、学习心理学等拓展。另一方面，随着网络技术、信息技术的发展，教与学之间、师与生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变化。在这种新形势下，心理学与教育学的交叉研究，又促进了现代远程教育心理学、信息革命下学习心理学、师生关系心理学等新的探索与发展。

　　(2)心理学与教育学的交叉研究，不仅在人才培养领域继续深化，而且随着教育改革发展的不断深化，新形势下来自心理方面的压力与动力问题，直接关系到改革发展的前程。客观形势要求拓展心理学与教育学交叉研究的领域和内容，要求强化教育发展中心理问题的研究，强化教育改革中心理问题的研究等，进而促进了教育发展心理学、教育改革心理学、教育管理心理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例如，在深化教育改革中，所谓“引入竞争机制”的问题。竞争机制的建立，在各校人事制度改革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这种机制的建立就是心理学的激励原理在教育管理中的应用，这种应用的成效及理性认识，丰富了教育管理心理学的内容。

　　5.哲学与教育学的交叉研究，一方面围绕教育的一系列根本问题继续深化，为明确中国特色教育的方向性问题提供指南；另一方面围绕日新月异的时代变革及与之相关的教育变革，坚持用辩证的思想，认识和回答这些变革及变革中所涉及的教育根本性问题，从而为教育理论的创新和现代教育理念的形成，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哲学是探讨一切科学普遍适用的方法原理，为人们从事一切科学研究或社会实践提供思想指导的一门科学。哲学与教育学的交叉研究，来源于对教育中一些带有根本性问题的回答。诸如教育本质问题、教育价值问题、教育功能问题等等。面对教育根本性问题的不同认识，将形成对教育实践的不同指导。

　　(1)哲学与教育学的交叉研究，实质上是站在方法论的高度上，对教育中带有根本性问题审视与回答。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坚持的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以，我们的这种交叉研究，实质上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教育中的一些根本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从中找出一般的规律，作为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指导。这种交叉研究，促进了我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的形成和发展，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教育规律的认识。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教育方针表述的发展为例，有三处重要改动：一是原“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现改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二是原“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现改为“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三是原“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现改为“培养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三处一是讲的教育功能、二是讲的教育途径、三是讲的培养目标，都是教育的根本性问题。正是哲学与教育学交叉研究的深化和教育哲学的发展，促进了这些根本性问题上的认识深化，从而对新时期我国教育改革，起到了具有方向性、根本性的贡献作用。

　　(2)哲学与教育学的交叉研究，在当前，信息革命引发教育革命性变革的新形势下，在国际教育市场开放，教育服务贸易、教育消费、教育产业等新事物不断涌现的新形势下，教育中一系列新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诸如，教育的公益性与产业性关系问题；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属性方面的共同性与差异性问题；教育促进社会进步功能和促进人的自身发展功能的关系问题；适应市场经济新体制与遵循教育自身发展规律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市场、学校”之间的关系问题；在“终身学习、人人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中，教育的功能问题；等等。此外，还有一系列由上述根本性问题所派生出来的、教育改革发展所面临的重大辩证关系问题，如政府宏观管理与学校自主办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学校自主办学与自我约束之间的关系问题等，都强烈呼唤着我们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深入研究和并作出回答，为新形势下的教育改革发展提供新的理论动力。

　　6.法学与教育学的交叉研究，深化了对教育法律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促进了教育法学的形成和发展，不仅为建立和完善我国教育法律体系提供了理论基础，更重要的是为教育的改革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法学，是研究特定社会现象——“法”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随着全社会法制建设的不断强化、教育地位的不断提高和教育立法的不断进展，法学与教育学的交叉研究也在不断深入，而且这种深入正在对教育科学的发展和教育改革的实践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1)法学与教育学的交叉研究，促进了教育法学的形成和发展。教育法学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为基础，以教育法律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以教育法及其子法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教育法及其子法的一般原理，包括概念、特征、本质及作用，教育法及其子法的制定和实施，教育法（母法）与各相关于法之间、各子法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教育法律与教育规章、教育政策之间的关系等基本理论为研究重点，其研究成果和理论建树，为我国教育立法工作的迅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法理基础，为我国教育法治建设、依法治教、依法治校水平的提高，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短短的20多年时间，我国已基本构建了包括《教育法》、《义务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技术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以及《教师法》等在内的较为完备的教育法律体系框架。这一教育法律体系，为各级各类教育管理的法治化，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为各级各类教育的改革、发展和创新提供了法律保障。同时，也为各级各类教育“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留出了法律空间。在看到现行教育法律体系构建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已经看到了它正面临着不断完善和修订的问题。如义务教育法，面临新的管理体制，急需修订。另一方面，由于现代教育无处不在，因此，法学与教育学交叉研究的领域也亟待拓宽。

　　(2)法学与教育学的交叉研究，面对许多前所未有的新对象、新内容、新领域，即教育改革和发展新形势下出现的新的教育法律现象。这些新问题如果不能及时地予以回答，将严重制约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进程。例如，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中提出的“办学主体多元化、投资渠道多样化”问题。这里一个“多元”一个“多样”，必然带来许多过去所没有的法律关系，急需从法律上做出解释，才能做到有法可依，才能协调发展。否则，关系不明，责权利不清，就会影响“多元”的形成和“多样”的发展。再如，目前，困扰许多民办学校的“税收问题”。显然，这在《民办教育促进法》中，是留出了法律解释空间的。其中，关于“允许投资人获取合理回报”的条文，无疑是一重大突破。但是回报的幅度和税收的关系，“获取回报”与“不获取回报”的民办学校的区别，以及是否应有不同的税收政策等，都急需给予明确的法律界定。还有，产学研合作的深化，知识产权与成果转化所涉及到的学校与外界的法律关系等等。总之，市场经济新体制下，教育与市场、教育与社会，乃至学校与政府之间衍生出许多新的法律关系，急待新的回答。这些新的回答，不仅将为新形势下的依法治教提供法律依据，而且将对新形势下教育科学研究的对象、内容、领域的拓展，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

　　二、运用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对教育科学研究的促进与启示

　　（一）运用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对教育科学研究的促进（以教育管理学研究为例）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科学研究领域所涉及的学科交叉研究远不止本文第一部分所论及的几个方面。这里，我们之所以选择这几个方面，主要是为了以教育管理学（主要是宏观教育管理学）为例，论述学科交叉研究对教育科学不断创新所起的促进作用。

　　1.教育管理学的理论创新，借助了哲学、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等交叉研究及其成果——教育哲学、管理哲学、教育管理心理学等等的推动力

　　(1)运用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对教育管理学理论创新的促进之一，表现为对教育管理本质认识的深化。

　　教育管理的本质问题，系教育管理学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作了很多十分有益的探索，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成果。我们在探索这一问题时，运用了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汇集了哲学、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等学科交叉的理论成果，并遵循了以下的研究思路：

　　第一，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学到认识事物本质的思维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告诉我们：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必须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入手。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所以，该理论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由此，我们深入学到了把握事物本质的方法论，即：①事物的本质是该事物区别于其它事物的独有属性。②事物的本质是由其内在特殊矛盾所决定的。③事物的本质既可以从它的最核心的有别于其他事物的特点去认识（因为这一“核心特点”必然是其内在特殊矛盾作用的产物，由此入手易于抓住这一特殊矛盾，抓住其本质）；也可以从其内在特殊矛盾的“特殊要求”来认识。如上述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从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特殊要求”来认识的。

　　第二，从管理学与教育学相结合的角度，我们看到：教育管理活动的内在特殊矛盾及其所决定的教育管理本质，是一般管理活动的内在特殊矛盾及其所决定的管理本质在教育这个特定领域的具体展开和具体体现。由于一般管理活动的内在特殊矛盾是“把有限的资源分配给难以满足的目的”，即客体资源与主体目标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个特殊矛盾，决定了管理的存在、管理的必要和管理的本质。正如马克思所说：单个劳动者力量的“机械和”与有组织的协调劳动所产生的“集体力”是有本质的差别的。这个“本质差别”，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体生产力，更重要的是，它创造了一种新的生产力，即“集体力”。由此可见，管理的本质是通过“功能放大”，促进“客体资源与主体目标之间矛盾”的有效解决。这个一般管理活动的内在特殊矛盾在教育这一特定领域具体开展时，就表现为“有限的教育资源与难以满足的全社会教育需求之间的矛盾”。为这一特殊矛盾所决定，教育管理的本质就是“通过管理，形成新的、大于各部分之和的教育生产力，以求最大限度地解决日益增大的全社会教育需求与教育资源不足的矛盾”。

　　除了对教育管理本质属性有了新的认识之外，交叉研究还使我们对教育管理的其他重要属性如开放性、两重性（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其中：自然属性又体现为①普遍性、②共同性。社会属性又体现为：①阶级性、②时代性）等有了新的认识。这些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管理学理论建设提供了鲜活的内容。

　　(2)运用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对教育管理学理论创新的促进之二，表现为对教育管理规律认识的深化和拓展。

　　所谓规律，即事物之间本质的关系。因此，规律，第一，必须存在于事物之间，是“相对物”的产物（或“运动”的产物），不是“单个物”的产物。第二，它不是事物之间的“一般关系”，是“本质的关系”，即决定事物之间发展变化必然趋势的那种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种关系，这种本质关系决定了规律具有“必然性”和“客观性”的特征。规律不能创造，不能制订，也不能废除，而只能发现和认识。这是一个复杂的认识世界的过程，是一个由实践到认识、由感性到理性的升华过程。因此，探索教育管理规律，既是实践的重要使命，更是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使命。

　　在研究中，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第一，着眼教育管理活动的“全面性”，即从教育管理活动的性质、任务、各种活动及其所依存的一切主、客观条件入手，去分析它的各种内部、外部关系，从而找出其中本质的东西。离开“全面性”就可能漏掉本质的东西。第二，把握教育管理的“特殊性”，即把握教育管理与其他运动形式之间“质”的区别。这一“质”的区别就体现在它是教育这一特殊领域中的管理活动。因此，这一活动规律的特点，将体现为教育规律与管理规律的交融上。第三，把握教育管理活动中的“辩证性”。坚持将“以人为本”的新理念揉入到“教育与管理”、“约束与激励”、“使用与发展”、“管理与被管”、“主动与被动”等辩证关系中，从而提炼出教育管理的绩效取决于：

　　①教育管理对象系统（教育系统）与其外部大系统之间的适应性规律；

　　②教育管理对象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协调性规律；

　　③教育管理对象系统人员能动性规律；

　　④教育管理三要素（教育管理者、教育管理对象、教育管理手段）之间结合的有机性规律；

　　⑤教育管理活动本身的“管理与教育”之间融合性规律。

　　由上可见，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实现教育科学的理论创新，离不开学科交叉研究这一方法论创新。

　　2.教育管理学的内容创新，借助了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预测学、组织学、心理学等交叉研究及其成果——教育经济学、人才预测学、教育规划学、教育社会学、教育心理学、教育法学、教育评价学等等的推动力

　　教育管理学的内容创新，涉及方面很广。这里仅举几例：

　　(1)运用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对教育管理学内容创新的促进之一，表现为教育管理规划论、教育管理目标论的创新与发展。

　　教育管理的目标，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建立与一定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需要相适应的教育体系。这个“相适应”，包括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度超前”；这个“相适应”包括总量的适应和结构的适应。为此，必须跳出“就教育论教育”的思维模式，必须统筹兼顾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对教育的需求，包括规模、结构、质量的全面需求，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对教育的支持力度、对人才就业的扩容量。同时，还必须考虑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的自身需求对教育的新要求，以及个人教育消费的承受水平等等。要实现这几个统筹兼顾，就必须借助于人才预测学、教育经济学，以及决策科学。通过科学的人才需求预测，通过动态的教育“供—需”优化决策，通过科学的教育规划（包括指导思想、发展目标，含规模目标、结构目标乃至体系目标、发展重点、时间跨度，以及实现目标的政策与措施保障等），形成既具有前瞻性，又具有科学性、可行性的教育发展目标、教育发展规划。由于广大教育工作者，几乎每时每刻都要与诸如“十五”教育发展规划（或全局的，或地区的，或学校的规划）发生联系，所以，教育管理规划论、目标论的创新，使得教育管理学更富有生气。

　　(2)运用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对教育管理学内容创新的促进之二，表现为教育管理组织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教育规划是一个奋斗的目标，也是一个检验工作成效的尺度。保证规划的制定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和可行性是极为重要的，但保证规划实施的有效性则更为重要。这就是教育管理的组织职能。所谓教育管理的组织职能，简而言之，就是如何最科学、最有效地组织“人、财、物、信息、时间”等要素，保证教育管理目标的实现。鉴于教育是社会大系统中一个开放的子系统，如何与社会大系统中的各子系统建立良好互动的关系，不仅对教育自身资源的充分利用，而且对全社会可用于教育的资源的充分发掘，都具有重要意义。这就需要借助社会学、教育学、人事管理学、组织管理学等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及其成果——教育社会学、教育组织学、教育体制和机制论等研究成果，指导教育管理中的组织创新、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就外部关系而言，建立“政府、学校、社会、市场（市场主要对非义务教育而言）”之间新型关系，建立“政府统筹规划，宏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同时，还要借助教育法学等研究成果，指导政府依法治教，学校依法办学。此外，还要借助人才管理学、教育管理心理学等研究成果，指导教育管理中的人事任用、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以及创造符合知识分子特点的“指挥”、“协调”等管理职能。正因为得益于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创新，才形成今天这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教育管理的组织理论和组织实践。

　　(3)运用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对教育管理学内容创新的促进之三，表现为教育管理控制论的形成与发展。

　　在教育规划的组织实施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两种情况：一是外部环境、条件变了，使原定规划的实施失去了原有基础；二是组织实施活动本身出了偏差，导致结果偏离目标。如何及时发现行动偏离目标，并准确诊断其主要原因来自外部还是内部？是可控还是不可控的？是要调节规划目标还是要调节行动？这就是教育管理的控制职能。为了保证控制的及时、准确、有效，需要借助教育学与控制论、评价学、管理学的交叉研究及其成果——教育控制论、教育评价学等，引入负反馈原理，建立健全负反馈机制，指导教育管理控制标准的确立；保证教育管理偏差信息及时、准确的获悉；以及通过控制、调节（即采取相应措施）消除“偏差”，保证规划、目标的实现等，正是由于学科交叉研究方法和成果引入，才丰富和发展了教育管理控制职能的内涵。

　　3.教育管理的方法创新，借助了系统科学、行为科学、心理科学，以及一系列现代科学技术与教育管理交叉研究及其成果——教育管理的系统科学法、教育管理现代技术、教育管理的心理及行为科学方法等等的推动力

　　所谓教育管理方法，即指在整个教育管理的规划、组织和控制的全过程中，所采用的方式、手段及所选择的途径。除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传统方法，如行政方法、法制方法、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经济方法、咨询方法等之外，由于数学与教育管理的有机结合、系统科学（包含系统论、信息化、控制论等）与教育管理的有机结合、心理科学、行为科学与教育管理的有机结合、电子计算机、网络与教育管理的有机结合等，促进了现代教育管理方法体系的建立与发展，形成了包括教育管理的系统方法、教育管理的信息方法、教育管理的控制论模型方法、教育管理的预测技术、教育管理的规划技术、教育管理的网络技术、教育管理的综合评价技术，以及教育管理的有效参与方法、教育管理的沟通方法、教育管理的激励方法、教育管理的“管育交融”方法等，这些来源于学科交叉研究成果的方法创新，为教育管理学学科创新提供了宝贵的素材和动力。

　　以上，通过我们亲身经历的学科交叉研究对教育管理学学科发展所起促进作用的实践，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新形势下加强学科交叉研究的特殊意义。

　　（二）关于加强学科交叉研究的几点启示

　　(1)在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并以综合为主的趋势下，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综合研究是繁荣教育科学研究，提升教育科研水平，促进教育科学发展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方法。

　　(2)运用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既要善于“拿来”，更要善于“融合”。随着学科交叉研究的发展，教育科学百花园日益繁茂。由教育学而拓展出来的下位（二级、三级）学科层出不穷，使教育科学研究呈现生机勃勃的局面。实践表明，在现代教育科学研究中，离开学科交叉研究，无论是方法或成果都会显得比较苍白。但是由于学科交叉研究的领域十分广泛，如果要求什么层次的教育科研工作者都全面掌握已有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和成果，是不现实的。所以在运用学科交叉研究方法时，要善于“拿来”。善于“拿来”，就是要善于直接运用相关交叉学科领域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为自己的研究所用。不过，要切忌简单地照搬，实践中这一方面教训已经不少。要强调从本课题研究的实际出发，有机地融入相关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这样才能收到理想的效果。例如，我们把教育经济学、人才预测学和决策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有机地融入教育管理规划论、目标论的研究之中，就收到了创新的效果。

　　(3)加强教育理论工作者与相关学科理论工作者的协同研究，注重科研队伍组合上的学科交叉。运用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就其实质来说，就是要开辟研究的新视角。这个新视角，既包含立足于其他学科来看教育，如要突破“从教育看教育”的原视角，确立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教育、从社会进步的角度看教育等；更包含立足于多学科交叉点的特有角度看教育，如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人才学、科学学等综合交叉的新视角来研究教育。这就需要从课题研究的实际出发，从研究方法的创新出发，从研究预期成果的特色出发，设计好研究的切入点和新视角，并据此组合能体现上述目标要求的学科交叉的科研队伍，使之通过“优势互补”，实现研究方法的创新。

　　(4)教育理论工作者要拓展自己的知识领域，力争在自己的知识储备上实现“一主多辅”。运用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对教育科研队伍的知识创新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固然，在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中，我们必须善于发挥其他学科专家的优势，善于协同研究，但是由于我们所论及的是在教育科学研究中如何运用“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的问题，其落脚点是要从理论上、实践上以及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回答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问题，所以教育科研工作者在有关教育科学的学科交叉研究中要发挥中坚作用、桥梁和纽带作用。为了发挥好这个中坚作用、桥梁作用、纽带作用，教育科研工作者必须自觉地拓展自己的知识领域，争取在自己的知识储备上做到“一主多辅”，即既有一个专和精的主体学科的知识储备，又有若干相关学科一定程度的知识储备；既有人文学科的知识储备，又有必要的数理方面的知识储备；等等。这样，在运用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时，就会拓展得更宽，把握得更好。

作者介绍：邓晓春　辽宁教育研究院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