烂漫余情人似玉

　　“芸，我想，是中国文学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她只是我们有时在朋友家中遇见的有风韵的丽人，因与其夫伉俪情笃令人尽绝倾慕之念，我们只觉得世上有这样的女人是一件可喜的事，只顾认她是朋友之妻，可以出入其家，可以不邀自来和她夫妇吃中饭。” 　　重看沈三白的《浮生六记》，翻开书本第一页就看到林语堂序中的这几句话。非但于我心有戚戚矣，而且竟然觉得这应该是我的“夫子自道”。林语堂对芸娘的看法是一厢情愿的臆想，而我呢？却认为句句真实，只须把“芸”换成“莹”就行了。 　　我第一次见到玉莹的感觉就是“在朋友家中遇见的有风韵的丽人，因与其夫伉俪情笃令人尽绝倾慕之念”，我当时――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只觉得世上有这样的女人是一件可喜的事。因为可喜，所以当我被邀到她家做客时，心情特别愉快。而这种愉快的心情也非因我“情有独钟”所致，不少在芝大念书的同学――现在大多仍是他们的朋友――到她家吃饭时恐怕都有类似的感觉。他们家常常在周末大开饭局，普渡众生，尤以香港来的学生最受优待。我虽然年龄虚长十数岁（她夫妇称我为师兄），但在精神上早已和这些年轻学子打成一片，甚至久而久之，变成熟朋友之后，我真的是“只顾认她是朋友之妻，可以出入其家”，甚至可以不邀自来和她夫妇吃晚饭，最后干脆毛遂自荐，每周两三次到她家搭伙，反正当时我是光棍一个，又是她夫妇的师兄，所以出入其家“�食”之际，竟然也逐渐口无忌惮起来，吃饭的时候大吹大擂，上自国家大事，下至风花雪月，无所不谈，甚至故意炫耀我的“黄老之术”――加油加醋地讲起黄色笑话来了。记得玉莹当时非但不以为忤，而且往往开怀大笑，而其夫则颇正人君子，每每浅笑即止。所以每次到他们家吃晚饭，我都可以洗却一天的疲劳，心情轻松得可以任意翱翔于五湖四海――当然早已忘记了自己在芝加哥湖畔居所中的孤寂和冷清。至于玉莹的厨艺之得心应手，当然更不在话下。 　　后来玉莹看我太过不修边幅，家里弄得乱七八糟，干脆越俎代庖为我清扫房子，并以我所付的微薄酬金接济家用。我在芝加哥八年，至少有一半时间是和她夫妇“相依为命”的。多年来我的感激之情自非笔墨能形容，因为这种感情来自日常生活，没有曲折离奇的情节，也没有惊天动地的激情，只能用最普通的日常语言来形容。多年来我和他们夫妇不无“促膝畅谈书画文学”的机会，但更多的时间还是在闲话家常，而这种“闲情”也日积月累，成为我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十数年来的友情也是时断时续，细水长流。他们在一九八八年双双返港，我也在前一年终于结婚，双方音讯断了四五年。待我再次在香港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分居，时过境迁，令人怅然，而我顾念前情，也曾屡次劝他们重修旧好，但已经覆水难收。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虽身为挚友兼师兄，但也爱莫能助。再过几年，我自己的婚姻也悄然终结。 　　我和玉莹虽然同病相怜已久，但是从未单独见面。我每次来港，必会约他们夫妇吃饭，我也只顾认她是朋友之妻，只觉得他们伉俪之情不会消失，当然我也“尽绝倾慕之念”。不过，正如林语堂所说，我在玉莹身上“似乎看见这样贤达的美德特别齐全，一生中不可多得”，至于是什么样的美德，我当时也说不出来，只是有时心中偶有一股“歪念”：谁不愿意和她结为夫妇？ 　　我终于在一生甲子之年和玉莹结为夫妇，这只能说是缘份。我们都姓李，我也曾戏称五百年前我们本是一家，如果栩实的话，我也只能解为姻缘前世已订，却要我们在今世活了大半辈子才终于认清彼此。如照现代人的说法，人生一切都和“逢时”或“不逢时”有关：在某一个时候只能有某种关系，而所谓“水到渠成”也是时间的赐予。时间真像一溪流水，源远流长，它有无数转折，但永不会枯竭。我和玉莹的感情，既是时间所造成，所以也特别觉得深厚，时间是无尽头的，所以我们的感情也绝不会有枯竭之日。就以最寻常的观念来说：普通人二三十岁结婚，到我们这个年龄即使不子孙满堂，至少也是“老夫老妻”了吧，生活随时日的流转而逐渐变成俗套，其意义可能随子女的将来而转移。而我和玉莹反而感到时不我予，禁不住要弥补已逝的时间，虽然年华已逝，但也愈觉“现在”的珍贵，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感觉。我们多年来建立的感情本源自日常生活，所以也表现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情趣中。 　　因此我想重读《浮生六记》，因为这是记述一对夫妇在日常生活中的感情。自从林语堂为之作序，奉为经典之后，不知道有多少痴男怨女为之倾倒。但我三十年前初看此书，并不觉得芸娘有什么好，也许当时自己年少气盛，正在追求徐志摩式的爱情，当然更不想草草结婚，生怕败坏了我一向向往的浪漫情怀。此次重读，却又觉得书中所写的乐趣太少了，只写了两卷――“闺房记乐”和“闲情记趣”，就“坎坷记愁”起来，终至于遭父母放逐，穷困潦倒，而芸娘又英年早逝，更不是我愿意接受的结局。俗话常谓红颜薄命，但为什么悲剧都和女人有关？沈三白等到芸娘已逝之后才圆养生之道，是否为时已晚？又有什么意义？他在此书最后一章中说：“然情必有所寄；不如寄其情于卉木，不如寄其情于书画，与对艳妆美人何异？可省许多烦恼。”此言差矣，只不过他的“美人”已逝，只好退而求其次，故作文人之状而已。我和玉莹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养生！其实早在我们开始单独交往的时候，她就默默地担负了为我养生的责任，半年之内竟然把我自己任意糟塌的身体复元过来，所以我们在此一反《浮生六记》之道而行，正因为我们更珍惜安乐。林语堂说：“在未得安乐的人，求之而不可得，在已得安乐之人，又不知其来之所自。”我认为他只说对了一半，至少我非常清楚，和我的“莹娘”一起生活的安乐其来有自，而这种安乐是经过多年来的感情经验以后得来的，也可以说得来不易，更值得珍惜，这是我们“养生之道”的第一要义。 　　这本小书，表面上似乎在追溯沈三白的《浮生六记》，但在内容上当然大异其趣。我和玉莹都嗜爱中国文学，虽有怀古的幽思，但都自觉是现代人，沈三白书中所描述的乐趣和忧愁，我们只能同情，却不能重蹈覆辙。也许，玉莹和我仍有一点浪漫余情，所以也不承认在这个所谓“后现代”的时代中，人生只有欲望而没有爱情；只不过我们必须把爱情重新定义，把它作为“安乐”的先决条件。然而我年过半百之后，当然也早已超越了徐志摩式的盲目理想。事实上，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后生活并不愉快，如果他不是坠机而死的话，说不定还要再离婚一次，即使他和林徽因结为夫妇，也不见得比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生活更幸福。林语堂说“知足常乐”是中国文化的最大特色，但徐志摩毕竟是五四时代的人。他当然反传统，当然不会知足的。我在前半生一意追求徐志摩的爱情理想，所以也不知足。如果以《浮生六记》为典范，我们只能说沈三白和芸娘之所以能知足，是因为两人早已个性相合，没有经过恋爱或追求爱情的过程，这在传统文化和文学中容易得到，而在错综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是很难寻求的。《浮生六记》中所描述的“知足常乐”也是从夫妻的日常生活中得来，没有生活，何言乐趣？我反省自己前半生，却觉得自己根本不知道生活为何事，只在爱情和事业的两极中作奋力不懈的殊死斗，眼看别人个个成家立业，我却不自觉地反其道而行：先立业后成家。而中年成家以后却又因经验不足而失败。所以余英时先生听到我和玉莹结婚的消息后，说了一句妙语，说我终于“修成正果”――所谓正果，当然不是指佛家的超越凡尘或看透俗世，而是恰得其反，是说我终于“修”到常人所经历的婚姻生活。这种生活，对别人可能早已司空见惯，但对我而言还是很新鲜；而玉莹的感觉也是如此，她甚至还在床头放了一个笔记本，随时记下我们之间的一些生活上的“情”和“趣”，积少成多，这才引动了我们合写一本小书的念头。不但为我们所珍惜的生活留点记录，也可以以此告慰友朋的关心，甚至可以使部分不相识的读者莞尔一笑或感觉一点温暖，我们就于愿已足了。 　　本书的各部分是自然串连而成的，我本想写一个浮生七记或八记，但又觉得掠古人之美，有自鸣得意之嫌，不如以杂乱无章的“散文”形式写出来，并故意在“理论”上混淆家庭和公共的领域，不假公济私，也不以私为公，我甚至鼓励玉莹把她多年来自创的食谱和养生秘诀也放在里面（当然她写不完的话也可以单独再出一本书），增加一点实际效果。也许，这本书可以开创一个“多声体”的新形式，以便雅俗共赏，那将是我们享有的最大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