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双顺差正在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福利损失

浙江省巨额顺差占全中国八成-

余永定：双顺差正在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福利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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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定：双顺差正在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福利损失

一、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状况变化的一般规律

理论上说，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状况应该经历如下图所示的三个阶段。第I阶段是资本输入阶段，由于收入水平低，又要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相对与投资需求往往不足。国内投资大于国内储蓄，该国存在贸易逆差，投资曲线II与储蓄曲线SS之间的垂直距离代表国内投资与储蓄的缺口。该缺口同时也代表资本的净流入额。这一阶段的特点是贸易为逆差且净借贷线大于贸易逆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为资本净输入国还需要对外国投资者支付利息1。贸易逆差的持续存在同时也意味着债务的积累(当年的债务额等于历年贸易逆差的总额)。在这一阶段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收入增加，储蓄率提高，投资与储蓄的缺口减少，外贸逆差也随之减少。但是，由于还本、付息量增加，净借贷减少的速度慢于贸易逆差减少的速度。由于一直存在贸易逆差，在这一阶段，债务额始终处于上升状态。当国内储蓄已足以为国内投资提供资金，贸易逆差随之消失时，资本输入阶段即告结束。第II阶段是资本输出早期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贸易开始转为顺差，该国已成为资本输出国。但是，由于仍需对外国投资者净支付利息，贸易顺差还不足以抵补为外国投资者支付的利息和利润。净借贷仍为正。与此相应，债务仍在上升。第III阶段是资本输出中期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贸易顺差和经常项目顺差并存。资本净流出量为正。债务开始减少，直至降为零。第IV阶段是资本输出成熟阶段。由于债务早已还清，贸易顺差和经常项目顺差使该国由债务国转变成为债权国。发展中国家成熟为发达国家。

图：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状况变化的一般规律

图：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状况变化的一般规律

来源：A P Thirlwall Growth and Development 第三版 1983年，麦克米伦出版社。

说明：图中II为投资曲线，SS为储蓄曲线，BR为贸易逆差曲线，BB为净借贷线，BD:代表债务积累。这里讨论的只是债务融资，因而无需考虑投资收益汇出的问题。

“双顺差”通常指贸易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的同时存在。严格地说，“双顺差”应该是指国际收支表中同时出现经常项目顺差和金融项目顺差。国际收支平衡表是一个国家同外国在物品和服务以及资金上的交换状况记录。国际收支平衡表包括四大组成部分：(1)经常项目、(2)资本和金融项目、(3)官方储备资产和(4)净误差和遗漏项目。其中经常项目由贸易项目、投资收益和转移支付三个子项目构成。由于贸易项目是经常项目中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贸易项目顺差往往意味经常项目顺差)以及人们习惯于把金融项目称为资本项目，所以就有了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双顺差”。

外资的流入主要采取借债和引进外国直接投资(FDI)两种方式。而发展中经济体引资的主要目的应该是利用外国资源(储蓄)以弥补本国资源(储蓄)的不足。许多人认为，引资的目的是引入外国的先进技术、管理和市场网络。这种看法，作为一个一般性命题，严格说是不正确的。引入外资不是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必要条件。外国先进技术是可以买到的，买不到的技术一般也是无法通过引入FDI得到的。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可以说引入外资是引入外国先进技术的必要条件。第一种情况：不引入外资(借款或引入FDI)就无法解决外汇短缺问题，从而就无法购买外国设备和其他产品。但是，这种情况依然属于如何利用外国资源 (弥补本国资源不足)的问题。第二种情况：FDI(外国投资者拥有所有权)和先进技术、先进管理和销售网络不可分割。但是，这种情况只有在特定的时期和领域才会出现。事实上，日本和韩国就不是依靠引入FDI获得先进技术和管理的。在这里，重要的问题是：发展中经济体必须把通过借款或FDI 而得到的外汇用于购买外国资本品、技术、管理和支付其他费用。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威廉姆森所指出的：“引资国必须把资本流入转化为经常项目逆差”。换言之，对应于每一笔资本项目下的流入都应该在经常项目下有一笔流出(经常项目逆差)。否则就谈不上对外资的利用。因而，在正常情况下，无论是借款还是引入FDI 最终都不应该导致外汇储备的增加。

一国经常项目逆差的存在意味着外国资源的流入或外国储蓄的利用。而外国资源之所以会流入是因为外资投资对该国的经济发展前景有信心，愿意将资源借给这个国家，以此实现本国的储蓄意愿。由于外国资金的源源流入，发展中经济体得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经常项目逆差。但是，如果一国保持经常项目逆差的时间过长、外债余额对GDP之比过高、外国投资者对该国还本、付息和支付红利的能力失去信心，外资停止流入甚至撤出、外汇储备就会枯竭、国际收支危机就会发生。

在什么情况下一国会出现双顺差呢？最常见的情况是，在国际收支危机发生后，危机国必须设法增加外汇储备，以恢复国际金融市场对该国的信心。为此，该国必须实行紧缩性财政货币政策、实行货币贬值，以减小投资-储蓄缺口，变贸易逆差为顺差，同时积极吸收外资。东亚许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出现双顺差，就是由这个原因造成的。当危机的后遗症消失、外汇储备达到足够高水平后，双顺差的局面也会随之改变。在非危机期间，双顺差往往是短期的、同宏观经济波动有关。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东亚各经济体在70年代、80年代，直至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除少数经济体是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逆差之外，大体上都保持了经常项目逆差资本项目顺差的国际收支格局(表1)。只有新加坡在80年代曾经连续6年左右保持了双顺差。像中国这样，连续15年基本保持双顺差，而且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还将保持双顺差的情况，在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表1 发展中国家经常项目逆差和出口增长的对比关系(1989-1993)

国家 出口增长速度(%) 经常项目逆差对出口比率(%)

中国

墨西哥

韩国

阿根廷

马来西亚

巴西

泰国

土耳其

委内瑞拉

印度

智利

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

14.1

8.6

7.3

5.7

14.2

3.3

16.5

10.4

7.4

6.5

10.3

11.5

11.0

-7.1

28.5

3.8

21.4

5.1

3.3

17.7

3.0

-8.8

25.4

3.6

9.8

13.0

平均数

发展中国家平均数 10.3

7.3 5.1

15.3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报告《东亚资本流动管理》，1995年5月。

说明：在所考察的较为重要的发展中国家中，只有中国和委内瑞拉在所考察的期间内，其经常项目为顺差。值得指出的是，委内瑞拉是重要的石油输出国，其情况是特殊的。

衡量一个国家是资本输出国还是输入国的尺度是该国经常项目的平衡状况。如果该国有经常项目顺差，该国就是资本净输出国；反之，就是资本净输入国。在经常项目平衡时，如果一个国家的资本项目是顺差，所流入的外国资本实际上就是由这个国家自己提供融资的，该国的资本净输入量为零。此时，资本项目顺差等于所增加的外汇储备(美国国库券之类的外国资产)。而外汇储备增加则意味着本国资本的输出。因而，只要经常项目处于平衡状态，无论资本项目下引入的外资有多少，这些外资都已通过增加外汇储备的方式而重新流出。我们可以进一步考察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引入外资的企业根本没有用所获得的外汇购买外国设备和其他产品，外汇被卖给央行，而央行只好用该笔外汇购买美国国库券。在这种情况下，引资国并未能够利用任何外国实际资源，外国资金绕了一个圈子又流了出去。实际所发生的变化只是国内股权与国外债权之间的置换。引资国取得美国国库券利息收入，而外国投资者取得投资利润收入。另一种情况是，引资企业确确实实用所得外汇购买了外国设备和其他产品。就此企业而言，外资的流入转化成了经常项目逆差。但是，由于其他企业取得了等量的贸易顺差，就全国来讲，经常项目处于平衡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存在实际资源的交换，但并不存在实际资源的净流入；尽管有国外设备和其他产品的输入，但没有外国资源的利用。外资流入的性质同在第一种情况的性质是完全相同的。

中国目前不但有大量的资本项目顺差，而且有大量的经常项目顺差。存在经常项目顺差这一事实表明，尽管是世界第三大FDI 引入国，中国不但没有利用外国资源以弥补本国储蓄的不足，反而大量输出了资源。这些资源被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用于弥补它们国内储蓄的不足。“双顺差”导致了外汇储备的增加。而外汇储备的增加是中国用股权置换美国债权以及用经常项目顺差购买美国债权的结果。

在维持资本项目顺差的同时维持经常项目顺差的福利含义是什么呢？正如著名经济学家登布什所指出的，“对于一个贫穷国家，不把资源用于国内投资以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而将其用于购买美国国库券肯定是不理智的。”在不考虑FDI时，经常项目顺差为顺差国带来的收益=美国国库收益率*顺差额。其机会成本=国内投资利润率*顺差额。由于通常可以认定国内投资利润率高于美国国库券收益率，发展中国家保持经常项目顺差将导致国民福利减少。在发展中国家不但取得了经常项目顺差而且引入了FDI的情况下，国民福利变化分析较为复杂。但可以肯定的是，除非外国所有权同技术引入不可分割，同FDI成功转化为相应贸易逆差的情况相比， FDI未能转化为相应经常项目逆差(贸易逆差)将导致国民福利减少。总之，从资源优化配置的角度来说，一般情况下，一方面，发展中国国家不应该追求经常项目顺差；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国家应该把资本流入转化为相应的经常项目逆差(贸易逆差)。一些人认为：FDI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这则看法极为错误。 FDI的引入量在理论上是有最优值的，过多或过少都将导致国民福利的减少。这一最优值与FDI企业的利润率、外溢作用、国内企业的利润率、国内外利息率等一系列因素有关。

既然双顺差不是一种理想的国际收支格局，为什么中国在过去15年来保持了这样一种格局，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中国的1990年以来(除1993 年外)一直维持经常项目顺差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其一， 储蓄率过高。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储蓄-投资=经常项目顺差。2005年中国的投资率高达48.6%，但储蓄率则更高，因而，2005年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达到GDP 的6%以上是并不奇怪的。但是，也不能排除至少另外两种可能性：经常项目顺差造成了中国的储蓄缺口而不是相反；储蓄-投资缺口和经常项目顺差同时是由其他原因(如汇率低估)造成的。其二，国内外经济的周期性变动。1993年中国经济过热，同年中国贸易出现逆差。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IT泡沫破灭对中国的出口增长造成重要影响。2005年，特别是2005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相对疲软，进口增长速度受到影响，故2005年中国贸易顺差大幅度增加。2006年中国经济偏热，与2005年相比，中国贸易顺差应该不会有很大增加。其三，中国的出口鼓励政策。长期以来中国政府执行了力度很大的“奖出限入”的外贸政策。这些政策包括：外企外汇自我平衡政策(现已取消)、出口退税政策、有利于出口的汇率政策以及鼓励发展加工贸易的政策等等。第四，出口加工贸易在中国贸易中的支配地位。在旧国际分工格局下(如在雁行模式下)，比较优势决定了各国的贸易结构。但处于这一分工格局中的发展中国家并不必然有贸易逆差或顺差。事实上，大多数参与这一分工的东亚发展中国家都有贸易逆差和经常项目逆差。在当前的国际生产网络的价值增值链中，由于中国所处的特定位置，不管储蓄和投资的关系如何，也不管宏观经济周期如何，由国际生产网络中的加工和装配地位所决定的加工贸易是一定要创造贸易顺差的。2005年在中国102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中，出口加工贸易的顺差为1400亿美元(这意味中国的一般贸易存在38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的加工贸易中，外资占据支配地位。可以推断，由于长期执行鼓励出口的政策恰逢国际生产网络的迅速发展，中国目前已经形成一种具有巨大风险的以外资为主导、出口加工贸易占支配地位的国际贸易格局。从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成因来看，中国自1990年以来的贸易顺差，特别是近几年来急剧增加的贸易顺差既有短期周期性原因也由长期结构性原因。实现经常项目基本平衡需要有综合治理措施，也不能一蹴而就。

长期以来中国基本保持了资本项目的顺差，多年以来资本项目顺差(主要是FDI)是导致中国外汇储备增加的主要原因。从外国投资者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以及由此带来的利润和利润前景自然是首要原因。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既然中国是一个储蓄率高于投资率，即不缺乏资金也不缺乏外汇的国家，为什么还要吸引了如此之多的FDI？第一，中国的金融市场仍处在不发达的状态。尽管就总体来说，中国的储蓄大于投资，但许多潜在投资者无法得到必要的资金。与此同时，由于中国的FDI优惠政策，建立合资企业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一些企业为了获得资金，于是引进FDI。在获得外汇之后，便将外汇卖给中央银行，并用所得人民币购进国产设备和其他产品。其结果是FDI流入并未转化为贸易逆差，而是转化为外汇储备的增加。第二，即便可以得到国内资金，但由于资本管制中国投资者难于得到所需外汇。于是引入FDI又成为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第三，制度安排导致的决策短视性。FDI是最为昂贵的一种引资方式。由于存在风险，没有相当高的风险贴水，外国投资者是不会进入中国的。但是，对于任期只有4年的地方官和许多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的国企老总来说，FDI是“不付费的午餐”，FDI的利润汇出是未来的事情，与他们无关。另一方面，FDI在他们任内的好处则不胜枚举：扩大就业和增加税收是其中最为明显的好处。第五，引资的多寡已经成为各级地方政府政绩的最主要考核指标。在许多地方，引资指标要层层分解直至县、乡一级。许多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本来已经过于优惠的FDI 政策的基础上，层层加码。如固定收益、负地租、强征土地大搞开发区、高标准的基础设施(“九通一平”)等等层出不穷，资源浪费、环境破坏、劳动者的权益受到侵害等等都可以置之度外。第六，外逃资本的回流。在整个1990年代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误差与遗漏数量极大。长期以来香港是中国大陆FDI的主要提供者，目前位居第二的FDI来源地是维京群岛。在2005年来自维京群岛的资金占中国FDI的19%。人所共知，在来自这两处的FDI中不少是旨在取得优惠待遇或已经漂白的外逃资本。第七，为了引入战略竞争者而引入股权资本。目前，中国引资的目的已经由过去所说的两大目标--弥补本国储蓄之不足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变为三大目标。这第三大目标是引进战略投资者以推进体制改革。由于中国国企改革进展缓慢，WTO 的过渡期即将结束，于是引进“战略投资者”和鼓励收购与兼并变成深化改革的重要手段。2005年中国企业海外上市引入数百亿美元。今后通过收购与兼并流入资金的数量很可能会继续增加。在中国外汇储备很快就会突破1万亿美元的情况下，通过出售股权的办法来推进国企改革，从国家的角度进行成本效益分析的。例如，不管从企业的角度看如何合理，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为了2.5亿美元而把徐工这样的龙头企业卖给海外投资者的不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

双顺差是一种不合理的国际收支格局，中国的双顺差更是由同各种制度缺陷、价格扭曲、宏观经济不平衡相联系的。双顺差已经并且正在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福利损失。作为世界的第三大资本净输出国，中国的投资收益一直是负数(2005年是例外)。与此相对照，作为一个资本净输入国(拥有大量外债)，美国的投资收益却一直是正数。这一对比的意义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事实上，世界人均收入排名第128位的中国正在每年给美国提供数百亿美元的补贴。从长期看，随着外资存量的增加，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外国投资收入汇出的数量会不断增加，中国在未来可能不得不进一步扩大贸易顺差以便维持经常项目的平衡。届时，中国的GDP和GNP的差距将越来越大，我们的后代子孙可能会背上支付FDI 投资收益汇出的承重负担。从中期来看，中国的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模式和国际分工参与模式是否是中国实现产业升级的有效路径也是需要深入讨论的。从短期来看，双顺差是当前流动性过剩的最主要根源。外汇储备的持续增加给中央银行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困难。此外，中国的外汇储备正在迅速接近1万亿美元。由于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不断增加，2002年以来美元已经开始了所谓“战略性贬值”的过程。一旦美元大幅度贬值，中国外汇资产将会大幅度缩水。总之，中国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尽快纠正双顺差的局面。当然，我们也不应该慌不择路地鲁莽行事。

为了纠正双顺差，降低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并进而减速外汇储备。我们所应该考虑的政策包括：

第一、增加旨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体系以及教育体系的公共支出，以降低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储蓄。

第二、通过财政和其他手段(如法律、法规)，缩小城乡、地区和阶层收入差距。

第三、深化国内金融市场、投融资体系改革，使国内储蓄能够顺利转化为国内投资。

第四、允许人民币更多地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决定汇率。

第五、取消针对 的优惠政策，对内、外资实行国民待遇。

第六、取消鼓励出口导向的优惠政策。

第七、采取有力措施，制止地方政府为引入外资而进行恶性竞争。

第八、制止地方政府把FDI的引入状况作为政绩的考核标准。

第九、取消中央政府有关规划中的进出口和外资引入量指标(仅做预测)。

第十、进一步推进价格体制改革，使价格能够充分反映国内资源的稀缺性。

第十一、各级政府制定应急预案，为出口企业的结构调整做好充分准备，把结构调整对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的冲击降低到最低限度。

第十二、适当放松资本管制。但是坚决不放弃用管制的办法遏制投资资本的流入。

第十三、鼓励企业在国内上市，鼓励三资企业利用国内金融市场筹集资金。

第十四、实行与WTO不相冲突的产业政策，限制外资对某些特定产业的进入。

第十五、增加政府旨在支持企业 & 的公共支出。

不少人对人民币升值、减少贸易顺差对就业的影响十分担心。国际经验证明，对就业影响最大的因素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不是贸易顺差的增长速度。事实上，就业增长最多的年份可能恰恰是净出口增长较慢的年份，因为在净进出口增长较慢的年份往往是经济增长较快的年份。升值可能会对出口部门造成较大的冲击，盈利性较差的企业可能会陷入破产。但是这种调整正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由于经济的总体增长速度较高，局部失业问题是较容易解决的。缓调、微调固然有其好处，但其害处也是十分明显的。缓调、微调不足以扭转结构日益恶化的趋势。矛盾的积累将使未来的调整更加困难。由于调整不到位，在预期的引导下，外资的源源流入将刺激资产泡沫的发展，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空间将被日益压缩。

在过去25年中，中国经济取得了无可争辩的伟大成绩。中国的以FDI为基础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是历史的产物。中国的开发正值拉美债务危机。如何既积极引入外资，又不至于陷入债务危机，是当时决策所关注的中心问题。积极引入FDI(而不是借债)和积极出口创汇的方针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换句话说，当安全性摆在第一位的时候，牺牲效率是必要的。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为了提高中国对外开放的水平，我们必须对中国的发展战略、经济结构进行调整。所谓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就是要提高中国在全球中进行资源配置的效率，为其如此，中国经济才能实现可持续增长。我们已经说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不应该一味追求经常项目顺差；FDI的流入应该转化为相应的贸易逆差。中国的双顺差是当前中国经济内外部失衡的集中表表现。失衡的经济结构已经形成，校正这种失衡显然是无法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如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刺激内需等)在短期内实现的。中国必须尽快调整外资、外贸和产业政策、必须加速市场化进程。宏观经济政策应与上述调整相配合，并能促进这些调整的进行。目前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是我们为过去的成功所付出的代价。只要我们在“十一五”期间能够实现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在未来的十年和二十年中，中国就能够继续维持稳定、高速的经济增长。

附图

韩国的国际收支(1976-2004)

余永定：双顺差正在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福利损失

资料来源：IMF

泰国的国际收支(1975-2005)

余永定：双顺差正在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福利损失

资料来源：IMF

马来西亚的国际收支(1974-2004)

余永定：双顺差正在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福利损失

资料来源：IMF

印度尼西的国际收支(1981-2004)

余永定：双顺差正在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福利损失

资料来源：IMF

日本的国际收支(1977-2005)

余永定：双顺差正在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福利损失

资料来源：IMF

香港的国际收支(1998-2005)

余永定：双顺差正在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福利损失

资料来源：IMF

台湾省的国际收支

余永定：双顺差正在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福利损失

资料来源：IMF

中国的双顺差

余永定：双顺差正在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福利损失

资料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官方网站(http://www.safe.gov.cn)

美国贸易平衡状况与失业率

余永定：双顺差正在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福利损失

1 对外债支付利息同外国投资收入(investment income)是两个不同概念，前者记入资本项目，后者(主要是指外国直接投资的利润汇回)记入经常项目。一般情况下，资本输入国的外债利息是通过借入新债支付的(图1中的第I、II阶段)。在债务危机期间，债务国往往不得不通过实现经常项目顺差(这一般又是通过贸易顺差)支付外债本息。

余永定首次披露中国议息机制

2010年08月26日12:31　 来源：和讯网

和讯消息 8月26日,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余永定对和讯网表示,在其担任委员期间,货币政策委员会从未参与加息决策。

1997年4月15日发布的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规定 , 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职责是,讨论包括货币政策的制定、调整,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在内的货币政策事项,并提出建议。2003年6月公布的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制度规定 ,中国人民银行报请国务院批准有关年度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或者其他货币政策重要事项的决定方案时,应当将货币政策委员会建议书或会议纪要作为附件,一并报送。

然而, 2004年7月-2006年7月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余永定称,他从未参与加息决策。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从来不讨论具体政策,只是提出政策意向以及经济形势分析。决策层对货币政策调整是高度保密的,即使作为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对于货币政策调整事先也没有任何内部信息。

中道浙江

作者：天一木水

7月17日，看陈麒吉论道时政，言及浙江经济，有如逆水行舟，不进而退。刹时兴起，作文一篇，再打浙江这只“落水狗”。

--题记

（一）浙江人是第一生产力

7000年前扦插稻食的河姆渡人，大概很难想到，7000年后的姚江子弟竟会把孢子谷种保存得如此完好。他们承续的勤劳细谨，务实谦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的30年里，又把古越大地翻造得商贾茂盛，世相万新。

这是一鼓作气朽木焕新颜的代谢作用的结果，也是一种“人定胜天”的浙江信念的集中发力。

宋以后，全国经济重心南移。杭州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作为南中国的核心都市，滋养了太湖南岸的繁盛，也孕育出“八方汇流，开放图强”的浙江性情。

及至近代，虽有晋商、徽商、粤商的快速崛起和冲击，但是坚韧、坚毅、坚强的浙江商人，仍然历三山五岳，过五湖四海，在几百年的时空荡涤过后，依旧能执中国工商业的牛耳。到民国，更萌生出象张静章这样的资产阶级领袖，通过结权拜贵、扶植代理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左右国民经济政策走向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出台，于最高层级上涵养了乱世浙商的长盛久隆。

中共建政后，头30年，由于重农抑商、国本民末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的强势打压，浙江省迅速回落到“资源小省”的困窘样貌，开发停滞，建设不前。唯有“自强不息、坚忍不拔”的拓业精神被完好保存下来，并渗至草根。象三年自然灾害时，许多原来生活安康的浙江城市人，被迫逃荒到江西、安徽等省的贫弊农村，逐草落脚，矢心耕种。却在不几年后，又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地成了当地最富有、最朝气的族群，真叫人羡慕嫉妒恨。

后30年，改革开放，当大部分国人还在彷徨，还在犹豫，还在靠等要国家政策和中央资金之时，先知先觉的浙江义乌小商贩们，就已经犀利挑起了货担，在全中国的乡村城垣，钻营鸡毛兑糖的小生意。

邓小平“南巡”讲话后，这部分走南闯北的个体户又迅速归营，置办起纺织服装、五金机械、礼品工艺、化纤建材等多层次、全门类的乡镇工业，并形成21个各具特色的块状经济集群，从根本上把浙江带入了人人羡艳的中国首富省之大位。

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推开。长袖善舞的浙江商人，又一次迎来了春暖花开的成长机遇期。义乌国际商贸城被迅速做大，且在很短时间内上升为国际小商品批发领域的麦加。绍兴中国轻纺城、永康中国科技五金城、海宁中国皮革城等各类专业市场，也犹如雨后春笋，在古越大地上不停钻出，不断长大，与前一时期形成的21个块状经济集群一道，构成了全省最稳固，也最能产出的“工业培育市场、贸易反哺制造”的良性经济增长极。

最为可喜的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物联网的异军突起，以马云先生为首的信息浙商，再次抓住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历史机遇，将业已成型的实体市场和阿里巴巴、淘宝这类的网络虚拟市场捆绑融合，形成了虚实相得、动静益彰的跨越式发展姿态，牢牢占领国家物联经济的制高点。

综上枚举，浙江省之所以能够历千年不倒，经五制不衰，其根本原因不在于地理位置的优越，也不在于国家政策的支持，而实实在在是因为“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的推动，使“求真务实、开放图强、诚信和谐”的浙江人，能一直准确把握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一以贯之地助力本土经济万古常青，助力本乡文化千秋长存。

（二）小狗经济的围城

进入21世纪后，尤其是赵洪祝先生主政以来，浙江的“小狗经济”逐渐陷入困顿，进不能斩获转型升级成就，退亦无法抵挡河南、辽宁等省的大步追赶，内外胶着，腹背受力，被迫于山穷水尽疑无路的险境，出现了“经济滞胀化，产业空心化，城市单极化，二代平庸化”的衰退性走向。

[经济滞胀化]   这些年，浙江的各类统计数据，虽然也在水涨船高地逐年提升，但是受到物价上涨影响和成本增重拖累，真金白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并没有得惠多少。最显见的实例是，大部分省民的居住幸福感，远没有21世纪初时那么强烈。

以官方话语说，这是因为浙江经济、社会在经过30年的又快又好发展之后，自然迎来的一段瓶颈期。这是任何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不能跨越的坎坷，远如拉美，近如南洋。

但是他们又补充说，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省委、省政府，一定能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自力奋争地带领4677万浙江人民，尽快走出经济滞胀，尽捷走向中兴光明。

不过遗憾的是，几经实践挣扎，却仍旧不见柳暗花明。以宁波市为例，由于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落伍政治，这座原本以开放经营、勤勉创业为名的计划单列市，眼睁睁错失了产业转型、城市升级的发展良机。前者，囿于以外贸为主导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的条框，创新不足，创富不够；后者，囿于以三江六岸为沿的老三区的圈套，辐射不广，带动不深。于是在2003年后，宁波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双双显露疲软。在省内，被杭州积量为质地拉开距离；在省外，被武汉、成都、大连等城市集体赶超。个中苦味，作为宁波土人的我，真是涩于言表。

[产业空心化]   宁波也好，浙江也罢，这突如其来的大面积发生的经济滞胀现象，其根本原因是由于省、市党委、政府，对于经济建设的宏观调控不够，对于城镇规划的整体调度不足。

赵洪祝先生接替习近平书记执掌浙江的2007年，势值国际资本市场暗流涌动，风烟恣起。国内的“温州炒X团”，也利用市场转型期内，政府滞后的资源品管理和民生品供应远不能满足核裂变式膨胀的民众需求的间隙，通过事实上的“投机倒把”手段，迅速并且轻便地积累了财富，搜刮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30多年建设成就。

在此榜样激励下，本就经世致用的浙江商人，亦都争先恐后放下实业，跟着温州人去各地炒房、炒煤、炒股、炒大蒜。而豁达的赵洪祝先生，也从没感觉这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对。依旧象李泽民、张德江、习近平的任上那样，采取“无为而治”的低调管理。任随工业经济的停顿萎缩，也不提出振兴加码的对策；任随民间资本的疯狂外逃，也不提出事成归营的主张。所以没几年后，空镂的温州城，便迅速淡出了浙江一线城市的光荣，与绍兴、台州、嘉兴一起混杀在二线。

浙江的杭甬温鼎立时代，就此莫名其妙地终结。

[城市单极化]   张德江时代的浙江省，之所以龙精虎猛，龙腾虎跃，一大成因是由于杭州、宁波、温州三城间你追我赶的紧张态势，带动了整个省域的联动大发展。象同时期的广东（广州-深圳）、江苏（南京-苏州-无锡）、山东（济南-青岛）等省的昌盛，也是惟此。

可惜如今，温州城已经因为产业空心化的弊政，灰不溜秋地退出了三雄争霸的局势。宁波城，虽还号称精壮，却也因为产业转型的不成功，城市升级的不得利，益渐显出疲惫，不能再和“日出江花红胜火”的杭州城同一而语。

一城独大的浙江，肆溺地纵容着杭州城狼吞虎咽地吸噬全省最具成长性的工厂，最有创造力的人才。象美国于世界那样，居高临下地垦殖掉各城各地的最精华，引起周遭争议不断。

它在相当程度上割裂了杭州与省内兄弟城市的鱼水联系，割裂了省本级对普通地市的舟水依存，造成了新一时期的省域发展不平衡，其产生的“短板效应”，足以让浙江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二代平庸化]   毋庸讳言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因为生活所迫，竞走江西、安徽的浙江垦荒人；在20世纪70年代，因为改革所诱，行商天下的浙江货担人；在20世纪80年代，因为声名所励，烧起武林门大火的浙江制鞋人，于今都已经死的死，退的退了。他们带走了大部分“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老浙江精神，却生养下一代“只有冲动，没有行动；只有激情，没有感情”的平庸富二代，造成了浙江省意图转型升级的最大障碍和谋划中兴再起的至多悲哀。

这些年轻富人们，坐拥错综复杂、俱荣俱贵的社会关系，手握车载斗量、富可敌国的物资财源，却大都没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勇气，也没有钱江后浪推前浪的决心。大都只在锦衣玉食间生活，在醉生梦死间徘徊，于祖辈的荫蔽之下，要么按部就班，要么逍遥自诩。

这就应了中国人惯于挞伐不进而退的那句老话：不怕慢，就怕站。这也是近些年，浙江经济空心、滞胀的一个系统性素因。

更加可怕的是，由于既得利益阶层盘根错节的打击阻离，以及各城各地摩肩高企的创投成本压力，原本将心向明月的浙江草根精英，也都不得不低头逃离老家，或者外出北（京）上（海）广（州），成为银泰、复星的搏弈操盘手和华为、网易的营运中坚人；或者借力东北振兴、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因缘巧合地成为当时当地的社会主义建设功臣。这种墙内羞花墙外香的尴尬境况，怎不叫人唏嘘莫多？

（三）中道浙江

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把浙江推到了“富而不强”的难堪边沿。主要原因是面对业已获取的发展成就，我们有了小富即安的懈怠，不再象如往如此，去深入思考浙人经济、小狗经济的转型升级，去深入思考“工业化”、“城市化”的相得益彰，去深入思考钱江后浪推前浪的蕴蓄培力。

这就是于今我们经济滞胀、社会滞步的关键成因，这也是来日我们发展转型、产业升级的必要攻克坚垒。

浙江尚未成功，浙二代仍需实事求是、笃定不移地再行“工业化”、“城市化”发展主线，坚持“工业为本、城市为体”双轮驱动战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群策群力做好“转型升级、创投并举、四城联动、致强接力”四大文章，再为人先，再谋新篇。

[转型升级，工业为本]   改革开放30年的“浙江经验”表明，浙江经济“成也工业，败也工业”。在年少无畏的20世纪80年代，浙江正是因为大力发展了乡镇工业、块状经济，才迅雷不及掩耳地聚积起人气财资，快速步入小康社会；到青春懵懂的20世纪90年代，浙江也正是基于工业经济的蓬勃，才有的放矢建成了一批凝聚力强、辐射面广的大型专业批发市场，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标杆省份，内资充裕，外资富足。

但是进入21世纪后，由于“房市”、“股市”等虚火经济的谗利诱导，浮躁的浙江企业家们，纷纷抛弃实业，转头去淘“地产金”、“资本金”。当政者，也自认为是找着一条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工业社会向资本社会升级的捷径，敲锣打鼓出台了一系列扶植政策，培育措施。在最短时间之内，把杭州、温州、宁波、舟山等城竞相送进了全国高房价的前十强，把以“温州炒X团”为代表的浙江民资，包装成了天怒人怨、过街喊打的社会主义寄生虫。

与此同时，本土原来风声水起的“浙江制造”，却因为没有充足的精力思谋创新，没有充裕的资本筹划壮大，几十年来，还是依样画葫芦地在给他人做嫁衣裳，没有核心技术，没有专利产权，只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埋头尽做粗加工。更加要命的是，而今正连这样的“三来一补”，浙江也因为受到成本上升影响和新兴地区竞争的双重压力，变得越来越困顿，越来越乏力。诸如单子难接，工人难招，利润难来的一系列问题，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集中发力。积弊难返的销路被控型粗加工企业，纷繁象热锅上的蚂蚁，进退无着，死伤无数。

这就是我们恍惚不重视“工业兴省”， 自不量力玩金融，投机倒把玩市场的直接严重后果；这也是我们屁股指挥脑袋瞎折腾，妄图一步跨入资本社会的反向生成因由。损失极其惨痛，教训尤为深刻。

我们必须从“大投机、大跃进”的白日梦中醒来，脚踏实地面对“富而不强”现状，沉心静气地再用十至二十年时间，坚定不移再行“工业革命”大方针，大策略。果敢地以20世纪80年代韩国 “全斗焕新政”为样板，扶植大企业，促成大产业，集中力量改变目前“小而散、多而乱”的“小狗经济”发展模式。培育一批象（韩国）三星、LG、现代这样的大公司、大集团，精益求精地深耕钢铁、石油、造船、汽车、电子等地缘优势型主导产业，开阔地参与国际竞争，前瞻地引领行业进步，充分发挥大企业带动大发展的全局效应。

同时，也要灵活借力新一轮国际产业大分工、大转移的趋势，众志成城推进新集群的落户和新产业的壮大。诸如杭州动漫、宁波物联、温台新能源等。并最终形成新旧经济交替，全域产业合力的良性发展格局，科学推进浙江省经济转型、产业升级。

[创投并举，财资为盛]   中共浙江省第十二届二次全会通过的《扎实推进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决定》，是转型升级新时期，浙江锐意改革，再造辉煌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其本身有很强的天时地利人和。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又重蹈了“雷声大、雨点小”的覆辙，至今也没能从根本上调动民众的创业心、创新性，至终又华丽丽地沦为了一场空洞政治秀。

这个运动失败的原因，大抵是因为“炒X经济”的巨额回报，至此还恍惑着广大省民的投资冲动，单以为靠着买房卖股，就能轻易敛财，轻巧聚富，所以傻子才去出力不讨好地做实业；也因为《决定》出台后，省政府一直没有配发螺纹相合的实施细则，以为就这样矫揉造作地振臂一呼，芸芸浙人也能凝心聚力地自觉团结在口号周围，创业的创业，创新的创新。这完全是毛时代的僵硬思维，一点不适于经世致用的生意人，特别不适于势利物化的浙江富二代们。

所以高高在上的省委、省政府，还请与时俱进，跟上形势，壮士断腕地抛开那不合时宜的“无为治理”旧思想，真心实意地一手抓创业（创新），一手抓投资。

创业（创新）者。一是要明确导向，在既有的优势产业上下功夫，深挖潜力，提升效率，不断增强产值附加能力，合理配置块状经济新集群；二是要拓展领域，在即有的朝阳产业上下功夫，产学一体，研以致用，不断增强持续发展后劲，多快好省地推进“浙江制造”向“浙江创造”层级跃升。

投资者。一是要鼓励资本走出去。要加紧落实总量数万亿的浙江民资在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新开区域的投资布局，引导其进入国家新近开放的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保障住房、金融服务、国防科工等实体产业，抢先占领国民投资领域制高点。同时，积极完善浙资在中东、非洲、东南亚、欧洲等地的投资结构，将单纯的商贸流通，逐级抬升为工贸一体，不断增强海外浙资的抗风险能力和落地成长性；二是要引导利润游回来。要长效监督海内外浙资在本土的投资回笼，以总部基地为依托，以乡音乡情为纽带，着力使资本在外投逐利的同时，也能见益回流，相得益彰地反哺家乡的繁荣和进步，全力避免“温州空城”扩大为“浙江空省”。

综而言之，创业（创新）和投资是浙江在今后几十年里必须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经营使力。当政者一定要统筹兼顾做好规划，创投并举地利用丰裕的民间资本，推进“浙江人经济”在现代化和谐中国的建设大任中，发挥核裂变式的扩展能力；在现代化和谐浙江的发展进程中，作出核聚变式的集成功用。

[四城联动，多点为衡]   这些年，浙江之所以经济低迷、社会滞步的一个重要成因，就是因为我们人为放弃了杭甬温三足鼎立，竞相争逐的活力场景，余留孤殇的杭州城，独木难支六菱浙江的四平八稳。反观江苏新近的气势如虹表现，也能佐证这一道理。

改革开放后，地理相近、人文相亲的江浙两省，走出了两条截然不同的城市化道路。江苏集中全力，发展了南京、苏州、无锡、徐州、常州、扬州、南通、连云港等一批特大城市，以点连线，以线带面地盘活了全省大联动，大发展。而浙江，则照旧象发展工业经济那样，采取了惯用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土包子”战略，除杭州、宁波、温州之外，十数年都没有培育出一座非农人口过百万的特大城市。

更有甚者，在“城市化”仍旧虎头蛇尾、有始无终的情势下，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浙江省委、省政府，又于近年跨步推出“城镇化”发展思路。企图用10年时间，便兼并走完发达国家用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能走成的城市（镇）化总道路。这种拔苗助长的错误理想，非但于城镇化无补，更从根本上分散了浙江大城市的原来合力，使得省内城市化进程始终停格在小而散、迷而乱的滞胀格局，村村象城镇，镇镇象农村。

还好2007年，金华-义乌第四极发展方略终于被正式列进省政府的工作操盘。也是用10年时间，意想将金华-义乌培育成浙江省内第四座非农人口过百万的特大城市，成为带动浙江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核心引擎。

这似乎是回到了正道。不过遗憾的是，该则规划本身还有悖论，就是个伪命题。金华-义乌两地，相隔40千米，除非新市有追上海赶纽约的现实力，要不然怎么融城？如此合力？这不是天方夜谭的鬼话嘛。还不如在金华、义乌之间，择其前一重点培育，使之至终能够名正言顺地成为浙江第四城，和杭甬温并立。

因为首先，在地理位置上，金华城四邑通衢，八方汇流，生来就对浙江中西部地区有着无可比拟的中心优势；其次，在行政级别上，虽然省政府不断扩大义乌的政治权限，但是本质上她也仍然只是一个由金华市代管的属县，不象金华城那样对婺衢地区有着与生俱来的核心优势；最后，在历史治理上，金华城一直是统领八婺的金华府治所在，有长至千年的婺文化积淀，对浙江中西部地区有着众望所归的向心优势。

因此，把金华培育成为统领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浙江第四城，是完全合情合理，并且有利有节的。在培育过程中，在经济层面上，要多安排一些大项目、大产业进驻金东区，形成金华市独立自主的增长动力源；在政治层面上，可以恰当考虑将金华定性为浙江“陪府”或者“夏府”，西迁一部分省级职能部门、研究机构，形成金华市一体两面的外向辐射源；在文化层面上，要加紧建设学科门类齐全、研究能力突出的金华大学，和浙江师范大学一起，成为浙江中西部地区的学术引擎，形成金华市产学一系的进步推动源。

与此同时，也要马不停蹄地推进杭州、宁波、温州三城的继入发展。支持杭州的国际旅游名城建设，推进“住在杭州、游在杭州、学在杭州、创业在杭州”四大联动；支持宁波的国际航运名城建设，推进甬舟合港，并市融城，不断做强浙东片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支持温州的国际商贸名城建设，推进“以先进制造业为导向，以充裕民间资本为依托”的转型升级战略，打造工贸一体、创投并举的“新温州模式”。

相信在以四大核心都市为先导的联动带领下，浙江的城市化、城镇化发展道路，也必定会春华秋实，后来居上。

[致强接力，二代为萌]   宋以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表明，勤劳、务实的浙江人，是省域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第一生产力，是现代化和谐浙江建设的主力军。

而今，第一代草根浙商已经渐行渐止退出了历史舞台。他们带走了“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自力精神，却流置出“白天睡地板，晚上当老板”的惺忪浙二代，被情愿不情愿地推到前台，接班打理生意，承续经营买卖。

他们当中，十有七八没有可持续发展的勇气，没有领导浙江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决心，他们甚至还象襁褓中的婴童，全不清楚自己将来要做什么，该怎么做？

这就是当前浙江最乱方寸的尴尬，这也是明日浙江最伤七寸的惶恐。

吾省要致强，出根本来讲，还是要统筹做好浙二代的蕴蓄培力。一是引导富二代创好业，二是鼓励草根二代创好新。两者同生共勉励，相辅相成。

这其中，一是主流，是根本活力。因为一掌握错综复杂、俱荣俱贵的社会关系，掌握车载斗量、富可敌国的物资财源。当浙江社会快速又不见犹豫地步入“资本世代”，生就处在金塔高点的富二代的出息与否，将最深层次左右浙江未来的富裕或贫穷，强盛或嬴弱，文明或野蛮。

二是支流，是关键动力。因为二掌握钻研革新、寻究进步的转型技能，掌握精细管理、和善运营的升级谋略。在浙江社会急于再为人先，再发新篇的“改革世代”，生就处在攀越先锋的草根二代的勤勉与否，将最远层级地操持浙江未来的进步或停顿，科学或迷昧，和谐或不配。

所以我们必须果断用宽和、平顺的心态，去竭力促成富二代和草根二代的创业创新联姻，促进其合力推动全浙江的经济转型，产业升级。

于前者，要千方百计引导他们树立责任意识，担负中兴大任；千方百计教导他们扎实经营本领，尽快走上创业前台。

于后者，要人尽其才做好工课对接，尽可能使之学以致用；想方设法做好生活保障，尽可能使之安居乐业；全心全力做好情感归整，尽可能使之融恋乡土。

除此外，还须多关心外出浙商的生产生活，特别是得鼓励年轻浙商在为第二故乡建功立业的同时，也要相印成彰地关心家乡建设，支持本土发展。

要象国务院新近出台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那样，成立高规格、高标准的省级人才工作委员会，多发掘、多爱护、多培养优秀浙二代，将他们当中的先进分子，作为新时期的浙江领袖，加以锤炼与锻造。

相信风雨彩虹，铿锵新萌，浙江的明天一定会使钱江后浪推前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