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饥饿与骄傲:战后的英国 前言

Andrew Marr：当代英国简史

To Andrew Marr, journalist, news commentator, intellectual, Glaswegian.

前言

这出戏开始于1940年5月28日，下院旧址首相办公室进行了一次战时内阁会议。出场的演员只有寥寥几人。其中有一位温斯顿·丘吉尔，18天前此君刚刚成为英国最高领袖。就绝大多数国教教会以及保守党人士看来，此人形容可笑，酒气熏人，胡言无忌，选择帽子的品味更是一塌糊涂。在不必假装斯文的私密场合他们都管他叫“流氓大象”甚至“混黑道的”许多人对他三周前升任国王首席大臣一事不以为然，其中就包括国王本人。在工党的圈子里，他是工人阶级的头号敌人，因为这个满面油光的二世祖早年曾派遣军队镇压过工人罢工（1）。眼下他正向驻守加莱的英军下死命令，让他们放弃撤退的希望全力死守，以求为敦刻尔克海滩上的20万大部队争取一丝活路。据他自己说，下达这一命令使他“身体极度不适”。另一方面，他正费尽唇舌游说美国人向英国提供万分急需的驱逐舰，但美国人一直作壁上观。此刻每小时都有数以千计的英军横渡海峡，大部队还有希望免于遭受全歼的厄运。但是德军的入侵迫在眉睫，没有重型武器的英国前景十分渺茫。此前有人向丘吉尔提供了一份计划书，内容是将政府、皇室以及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都转移到加拿大去。同国王与王后一样，他对此不予考虑。

在场的还有另外两人，他们的名字将永远与靖绥政策联系在一起。一位是前首相内维尔·张伯伦，他在德国与希特勒进行的“我们时代的和平”谈判曾使得他一度成为英国的国家英雄，只可惜没过几天希特勒又让他成为了英国的笑柄。他已经没几天好活了。另一位是保守党外交部长哈利法克斯勋爵。此前出访德国时他觉得希特勒“十分真诚”而戈林“很有吸引力”，在他眼中戈林是“一个大男孩……电影明星、庄园主、派对发起人、查茨沃思的猎场看守”等等不同个性的综合体。此人身材瘦削，面无喜色，虔诚信教，思想保守，在下院很受欢迎，一度曾被人视为下一任首相的不二之选。但是在上院，他实在不是眼前黑暗局势最急需的那类人，很快就被打发到华盛顿当大使去了。这届政府以国家团结为先，因此除了自由党领袖阿奇博尔德·辛克莱之外在场的还有两名工党成员。克莱门特·艾德礼几乎是依靠意外才成为了工党主席，此时他在国内还是个无名之辈。言谈简短，热爱国家，个性平淡，在1940年的时候谁也不敢设想此人有朝一日会成为一位伟大的首相。另一位工党成员是阿瑟·格林伍德，此前是一名教师，由于艾德礼近来身体不适而代行党主席之职。现在没多少人还记得他，战前他是一位深受爱戴的工党人物，但他在大臣职位上的表现只能说差强人意。他终生都在与酒精的诱惑进行较量，每每取得胜利的都是酒精。但是历史的机缘际会往往将众多二流人物推上前台扮演重要角色，眼下格林伍德就遇到了这样的时刻。

战时内阁所面临的问题十分简单：鉴于希特勒在比利时、荷兰以及法国都取得了摧枯拉朽的胜利，现在是不是应该与他议和？哈利法克斯和张伯伦都支持这一做法，墨索里尼自告奋勇愿意为两国居中调停，以此为借口向英方索要各种好处。意大利要求英国转让直布罗陀、马耳他、苏伊士、肯尼亚和乌干达作为意方劝阻德国放弃入侵英国本岛的代价。英国必须接受德国作为欧洲统治者的地位，但是可以保留自己的舰队以及剩余的殖民地，包括印度在内。直到此刻丘吉尔对于议和以及议和的条件一直不置可否，但他清醒地认识到，如果议和的消息走漏出去，国民士气将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丘吉尔还相信，柏林方面提出的任何条件必然包括解散皇家海军以及在伦敦成立傀儡政权。身为半个美国人（2），他坚信美国人早晚要参战，即便英国本土真的遭到了入侵也是一样。渺茫的希望，恐惧，还有一大堆刺眼的问号环绕着丘吉尔，下定决心的时刻到了。

如果这次在场的全是保守党，丘吉尔的看法一定会遭到否决。但是艾德礼和格林伍德都坚持战斗到底，拒绝和谈或投降。丘吉尔勉强取得了多数票，他的情绪随之一振，立即召集全体内阁成员并发表了一篇典型丘吉尔风格的演说：“我肯定，如果我曾有哪怕短短一瞬的时间考虑和谈或投降，在座各位一定会愤然而起把我从这个位置上扯下来。如果我们这个岛国的悠久历史真的要宣告终结，除非我们每个人都伏尸在地，血流成河。”至少根据后来他自己整理的演讲记录他是这么说的。各位大臣们纷纷纵身跃起，对这位老人竖起大拇指。事后他说，他当时要是胆敢尝试议和，一定会当场遭到罢免，在场的各位大臣以及他的家人都做好了不成功便成仁的准备。

事实证明，这番话不无夸张的成分。当时不少英国政客们都很乐意与德国谈判。美国驻英大使曾密报华盛顿说英国将要投降。现在看来这种可能简直不可思议，但当时很多人都曾认真考虑并讨论过这一选项。这一刻英国走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这一刻也标志着当代英国的正式开端。那一天的决定作出之后，接下来的一切就都顺理成章地发生了。首先是战争，从不列颠之战，到珍珠港，再到轴心国的最终溃败。接下来是世界格局的重组。一时无双的大英帝国走到了尽头，一系列的复杂原因使得美国成为了自由世界的领袖。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丘吉尔、艾德礼和格林伍德在那个困难重重的五月下午做出的决定。这一决定造就了今天的英国，决定了她所有的软弱与强大。接下来还有一系列的意外将要发生，结果就是丘吉尔和艾德礼都没能将英国塑造成自己心目中的样子，而是在无意中造就了今天的我们。

（1）丘吉尔是贵族出身，他的父亲伦道夫·丘吉尔勋爵曾担任过内阁中仅次于首相的财政大臣。1910年丘吉尔出任内政大臣，他在任内曾经多次下令军警镇压罢工和游行活动。http://baike.baidu.com/view/11240.htm

（2）丘吉尔的母亲珍妮·杰罗姆是美国百万富翁、《纽约时报》股东之一的伦纳德·杰罗姆的女儿。http://baike.baidu.com/view/11240.htm

续前言

二战给英国带来了震撼的压倒性体验，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就会将我们现在的英国与战前的那个国家一刀两断来个彻底切割。这一点看上去十分明显，战争在国民与工业两个层面改变了英国，城市遭到破坏，战后政府对双向移民的鼓励永远改变了国家的人口构成，战争还改变了英国的政治生态与我们对待政府的态度，战后的生育率激增甚至还影响到了代际关系。但是在另一方面，战后的英国只是30年代英国的传承，在1945年战争刚刚结束，丘吉尔尚未下台的时候，议会里面坐着的还是1935年当选的那帮人，似乎整个下院都冻结在了另一个年代。对皇室的尊重与崇敬，对白人至上地位的信仰，对“英国制造、世界第一”的洋洋自得……多年的险恶环境之后，这一切似乎依然毫发无损。

英国依然相信自己正处于帝国的黄金时期，相信自己依然是海上的女王。尽管今天我们大多将其视为维多利亚时期的观点，但是直到30年代中期，号称史上第一个“世界大国”的大英帝国依然处于上升阶段。二战爆发前，伦敦控制着200多个殖民地、属国与属地，面积超过1100万平方英里。帝国的版图上栖息着太平洋海岛上的土著与爱斯基摩人，分布着非洲古国的后裔与莫卧儿王朝的遗址，生活着澳大利亚的农夫与南非的金矿矿工。帝国从苏格兰的高地延伸到南极的冰原，从魁北克的法语村庄延伸到中东的清真寺。对于一个本土人口只有不到5千万的岛国来说，做到这一切与其说是功业，倒不如说是个国际玩笑，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发噱的一章。

如此广大的版图上真正对英国经济有助益作用的只有区区几处，但时人将帝国的规模视为英国国力的核心所在。这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金融与贸易体系，独立于美国咄咄逼人的增长势头。“日不落帝国”的说法不是文学修辞，而是事实。直到四五十年代英国依然沉浸在浓厚的帝国情结当中。学校里挂得是满眼飘红的殖民地分布图，历史课上教得是克莱武的印度之战（3）以及传教士在非洲的成就，儿童百科全书中记述的是次大陆上的染色棉布工业和马来亚的橡胶树资源（4），中产阶级家庭的书架上放得是吉卜林、毛姆、亨替和T.E.劳伦斯的作品。帝国无处不在，从家里到屋外，从街道名称与雕像到印度挂饰与象足制成的雨伞托。孟买牌琴酒与帝国牌皮革清洗皂，喜马拉雅山区运来的杜鹃花，进入日常英语中的印度方言，从印度退休的公务员与伦敦周边地方长官早餐餐桌上的鱼蛋会饭，还有大公司的名称——帝国化工、本土殖民地商场、大英帝国航空、帝国橡胶集团。直到1958年英国还在庆祝帝国日。更重要的是，英国本岛的人口一直在向非洲、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迁徙。在六十年代每5位对外移民中就有一位打算离开联合王国前往英联邦成员国定居。仅仅澳大利亚一国从1946年到1972年就接受了将近100万英国移民。赶上阴天下雨不方便出门的时候，家里的电视屏幕上满是百代公司和有声电影公司拍摄的新闻纪录片，内容总是皇室成员出访新西兰或者别的什么地方。

二十年前，皇家海军与大英帝国一样，似乎正处于极盛的巅峰，拥有令世界为之臣服的力量。一战结束时，皇家海军拥有不少于61艘战列舰，超过美国与法国两国海军之和，此外还有120艘巡洋舰与466艘驱逐舰*1*。倘若没有如此强大的武力，加上伦敦海军部高超控制下的几十个分布全球的海军基地和加煤站，帝国根本无法得到保护。

海军之于英国，如同道路与军团之于古罗马。这张纤细的钢铁之网将众多不同的土地与居民联系在了一起，二十世纪开始时，英国控制着世界面积的四分之一，此前从未有任何国家做到过这一点。这与英国人近百年来对海洋的热爱有着直接关系，维多利亚时代对蒸汽动力的热情以及科学的发展使这一切成为了可能。到了二十世纪，这些曾经造就大英帝国的特征呈现出了颓势。但是尽管如此，二十世纪上半叶海军仍令英国人为之痴迷，这与今天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音乐厅里奏响着海军号子，男孩们看着马里亚特与佛瑞斯特的小说（5），斯皮特黑德海峡大阅兵，香烟卡片上的无畏舰，下院里蓝金两色的制服。德雷克与雷利，库克与纳尔逊，这些名字在全国各地数不清的历史课堂上一再宣扬。身为英国人就意味着在皇家海军军旗面前肃然起敬。

（3）克莱武（Robert Clive，1725～1774） 英国殖民者，孟加拉省督（1758～1760、1765～1767）。早年参加英国与法国在印度的争霸斗争。1757年初，克莱武带领军队占领加尔各答，并取得了英军在加尔各答的驻防权。这一年6月，克莱武击败了莫卧尔帝国的孟加拉总督的军队，完全控制了加尔各答，东印度公司任命他为孟加拉总督，开始统治孟加拉。占领孟加拉期间，他大肆掠夺，抢夺了大量财富，受到了英国统治阶级的赞赏。1760年，他回到英国。1762年，他成为爱尔兰贵族，称为普拉西的克莱武男爵，后来还成为议员。1773年，英国议会宣布他“对国家作出巨大贡献”，给予了极高荣誉。1774年，他在伦敦自己的住所自杀。http://baike.baidu.com/view/546466.htm?tp=0_01链接出处

（4）马来亚（Malaya）该地区在马来西亚独立前的称呼，之后成立自治领，并在1957年独立，称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在1963年9月16日连同沙巴，砂拉越（沙捞越）以及新加坡联合组成马来西亚联邦（Federation of Malaysia）。http://baike.baidu.com/view/297528.htm?fromenter=Malaya

（5）链接出处链接出处

再续前言

许多战后的趋势早在战前很久就开始发展了。为了理解战后的英国，我们必须居高临下地鸟瞰一番这个似曾相识的早期国家。方法之一是跟随几位才华横溢的作家们在两次大战间隙踏上探索这片国土的旅程。一战给英国人带来的影响之一就是促使人们重新审视自己曾为之而战的这片土地，由此催生了旅行见闻文学的繁荣。直到十八世纪的鲍斯韦尔和约翰逊（6）坐着马车游遍了苏格兰，伟大的激进新闻记者威廉·科贝特（7）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走访了英格兰各地萧条的农村之后，国内旅行才真正时兴起来。二三十年代是公路旅行的黄金时期，此前大多数的道路都像是攀附在古道上的曲折藤蔓，颠簸残破而又狭窄，但现在崭新的卡车车道已经出现，道路两旁还有为行路人开设的餐馆与休息区。乡村公路以现在的标准衡量可称空旷，路上基本见不到警察，在这里司机们可以适度地放纵一下。对于那些买不起车的人来说，还有刚发展起来的公共汽车与露天游览车可供选择。总之，英国的海滨与乡村从未向此刻这样离人们如此贴近。

这批旅行者中有些人试图寻找一片失落的绿地，例如H.V.摩尔顿（8），他在1927年驾驶着一辆车头上顶着公牛图案的莫里斯汽车踏上了“寻访英格兰”的道路。他动身稍微迟了一点，真正的英国早在一百年前就已经高度工业化以及城市化了。摩尔顿很清楚这一点，他为自己辩解说“英格兰的乡间与村镇是我们文化身份的发源”。他继承了自詹姆斯一世时期的诗人起，一路传承至哈代、吉卜林和切斯特顿的文学传统。真正的英格兰是绿色的，偏远而自守，自然而古老，同时又自成其道。或许虽然晚了一点，他的旅行依然恰逢其时，因为不用多久城市居民们就会大规模涌入乡间，彻底终结自中世纪流传至今的传统。他这次旅程的重要性在于其展现了战后时期许多人心目中牢牢固守的、理想化的英格兰，而这一图景很快就会被以连锁超市与高速公路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在七八十年代一扫而空。

摩尔顿想要寻访的是古雅的风韵，在他眼里风韵无处不在，从荒山顶上孤零零的旧绞架，到老教堂中品茶的妇女。康沃尔郡赫尔斯顿的花舞者，头戴高礼帽跳着吉格舞；诺福克的燧石石匠；甚至还有英格兰最后的镟碗匠人，他们依然在使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工艺把一整块木坯加工成碗碟。鬼魂与卵石铺就的街道，屋檐与乡间土路，罗马时期的废墟，老字号酒吧里出售的檀木色啤酒，屋里古怪的气氛一般酒客很难消受得起。摩尔顿生长在伯明翰，并在此地成功开始了自己的记者生涯，但是他的旅程安排对“这个怪物”不屑一顾。他对曼彻斯特也只是远远一瞥，在他看来此地不过是“蓝天下一团令人反感的灰雾”（9）。摩尔顿很少大动肝火，仅有的几次也和科贝特一样是因为他对农耕社会的衰落与不受重视而痛心疾首。

绿野英格兰对国民想象的影响不可低估。佩勒姆.G.伍德豪斯的幽默小说与阿加莎·克里斯蒂令读者绞尽脑汁的推理作品大都在历史悠久的小镇上取景，那里居住着世代久远的家族，教区牧师和饱读诗书的老女仆，她们的情人早已在战壕里去世了。《笨拙》杂志上的漫画表现了英格兰的板球草坪，教堂塔楼，挤满农民的道路与马厩，尽管或多或少地遭到了露天游览车的骚扰，但整体上依然原汁原味。二战刚开始的时候劳工部组织了一批画家，绝大多数是拒服兵役者，让他们赶在纳粹轰炸机与建筑施工队下手之前尽可能地将老英格兰的谷仓、乡间教堂与农舍保留在画布上。这些画作就好比摩尔顿旅程的视觉版本。

但是英国农业以及英国乡村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到1940年止一直处于长期低迷之中，这是全球化经济的第一批受害者。期间只有两次世界大战曾稍微扭转过这一颓势。北美大牧场的开发，蒸汽船只对粮食与肉类运输难度的削减，冷藏技术与铁路，甚至于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用铁丝网圈定并扩展农场面积的举措，这一切都极大打击了英国的小农经济。从维多利亚时代中期到二战开始，英国五分之二的耕地都遭到了荒废，上百万农民永远离开了乡村，这一趋势直到三十年代中期才由于关税与技术革新的稍微得到改善。大部分高地地区都长满了蓟与野草，直到大西洋绞杀战开始之后这些地区以及荒废的耕地才从新投入农业生产。两次大战期间7%的乡间建筑遭到了拆除，更多的建筑摇身一变成为了饭店与汽车旅馆，避难所与学校。现实生活早已一路远去，只留下一片伤感的朦胧供摩尔顿消磨时光。但当德国威胁到这个国家的未来时，白厅还是认为这片朦胧有记录下来的意义。

几年之后，另一位高产记者兼作家也踏上了旅程。约翰·博因顿·普里斯特利生长在贝拉德福，后来搬去了南方。他体格魁梧，极度爱国，终日闷闷不乐，嘴里叼着烟斗。普里斯特利抱怨道自己的畅销小说让读者们都误以为他是个“身量如牛，大声大气的粗人”，写出来的东西不过是“对狄更斯的低劣模仿”。普里斯特利的作品与学术圈子和上流社会作家之间很不对付，前者对后者嗤之以鼻，后者则对前者视若无睹。这些关于英格兰的作品对人们理解自己的国家有着重大的影响。他在政治领域十分健谈，当他与1933年踏上自己的“英格兰之旅”时，英国将近四分之一的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在一部分地区失业率将近达到百分之百。普里斯特利想让男方中产阶级英国好好看看现实生活的样子。他一路坐着公共汽车与有轨电车，颠簸往来于伍尔弗汉普顿、圣海伦、博尔顿、利物浦、盖茨黑德、贾罗和肖顿之间，走访了贫民窟与萧条的造船厂，破败的工厂与毫无生计的矿场村镇。他发现的是一片荒芜，惨不忍睹的衰退不禁令他自问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是否真的利大于弊。

普里斯特利不是工业领域的专家，但他很善于观察。他笔下的布莱克本技术学院充满了“积极上进，面带微笑的东方年轻人，急不可待地想学习一切兰开斯特能教给他们的染色棉布制造知识”。他们求知若渴，学成之后对老师们报以微笑，然后就消失在了蓝天里。“不久之后——别忘了世界各地都是息息相关的——兰开斯特与东方贸易额的一大部分也消失在了蓝天里。这些学生大部分都是日本人。”

在斯塔福郡的斯托克和特伦特，普里斯特利发现当地的制陶工人还在重复维多利亚时期的流行款式，使用的工具也还是乔舒亚·威基伍德在1763年就发明出来的脚踏式镟床。英国村镇处处风情不同，因为它们从事的行业千差万别。兰开斯特出产靴子和袜子还有打字机；诺丁汉出产蕾丝（那里的女工并不以守身如玉而出名）；布拉德福德出产羊毛，德裔犹太人对此地影响甚大；考文垂出产汽车；谢菲尔德是餐具，丹迪是黄麻，等等。1933年的英国内部差异化十分显著，不过这种参差百态很快就会被工业衰退、消费主义抬头以及广播业的发展终结。普里斯特利理解这一点。无需多久，全球化与资本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就会将他所熟悉的那个英国彻底抹去。

普里斯特利激励了许多其他作家，例如在三年后步行踏上通往维根码头之路（这个地名其实是杜撰的）的乔治·奥威尔，以及众多跟随奥威尔走进饱受摧残的英国深处的摄影师与早期纪录片拍摄人员。战争之前，英国工业的落后情况只被人草草地提过几句。作为英国经济支柱之一的采煤业，充斥着大量独立经营而又资金不足的小公司，技术之落后足令美国与德国的同行们笑掉大牙。英国矿工们还在赤裸上身挥舞鹤嘴镐，在闷热黑暗且完全没有安全保障的工作环境里挣一点可怜的血汗钱。在三十年代，这一切看起来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或可能。但是灾难性衰退的证据正在增加。曾几何时投资与创新是英国重工业的核心，可眼下好景不再了。英国一战前三分之二航行船只都是在露天环境手工装配的，工人基本上全是成天想着罢工的工会成员，他们使用的还是爱德华时代的工艺。其他国家都已与时俱进，但英国还在抱残守缺。保护主义，廉价货币以及之后的重整军备在一段时间内起了一点作用，但是七十年代英国工业面临的问题，从来自日本的竞争到投资不足，早在德国入侵波兰之前就已经成形了。

普里斯特利绝望地看到电影院一步步取代了音乐厅，他预言很快这个国家各地将毫无差别。他指出，只要进了电影院，你无论是在爱荷华市还是普林斯顿都没有区别。但是还不只是电影。英国上下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的美式酒吧里，年轻人们正在品尝鸡尾酒。蓝调正在将英国民歌排挤到一边。“这将是一个布满了干道与支路的英格兰，满地都是加油站……大型电影院，舞厅与咖啡馆，带车库的平房，鸡尾酒吧，Woolworths百货店，大客车，无线电……”廉价连锁超市和随之而来的新产业——电器，合成纤维，遍布伦敦周边以及中部地区的小型工程以及飞机制造厂——相对削弱以致抹杀了了阶级差异。斯劳市在当时是新潮、城郊化、轻工业以及统一规格住宅区的代名词。这座城市惹得约翰·本杰曼创作出了他最为愤怒的一首诗，“来，可爱的炸弹，请将斯劳城夷为平地！/此地早已不适人类居住。”他究竟看哪里不顺眼呢？“冷气与电灯充斥着餐厅，/装罐水果，装罐肉类，装罐牛奶，装罐豆子/连带装罐的气息与精神……” （10）本杰曼一贯是个怀旧的势利眼，可就算是以民主派与社会主义者自诩的普里斯特利也觉得这样的新英格兰有点太贱了。“这一切的绝大部分只是中看不中用的东施效颦……令人压抑的同质化。这种生活很大程度上是外部环境强加于人的……这个新英格兰缺乏个性，热情，雅趣，风韵，冲劲，闯劲，创造性。”普里斯特利呼唤第三个英格兰，一个由全球文化支撑的英格兰，这与幸存至今的英国已经十分接近了。

这一趋势在威尔士，北爱尔兰和苏格兰都有体现，但没这么明显。因为这些地区不像英格兰南部那样拥有发展速度如此之快的新工业，维多利亚时期旧工业的淤泥在这些地区沉积得更为严重。南威尔士陈旧落后的采煤业与炼钢业在两次大战间隙遭到的打击和联合王国境内任何地区一样严重，而且民怨高涨更甚。苏格兰的衰落同样有目共睹，从克莱德的船坞到丹迪突然沉寂的磨坊。苏格兰诗人埃德温·缪尔曾在自己的《苏格兰纪行》当中苦涩地描绘过一个名叫卡思卡特的小工业城镇——现在此地已经并入了格拉斯哥。“这是一片低劣的恶土，土中生长的万物都饱受毒害，奇形怪状。此地能潜移默化地引发各种邪念，最适合谋杀与强奸的发生。”沿着黢黑的煤渣路，他遇到一个废弃的洗煤池，“发育不良的赤裸孩童正在这洼污水中打滚，污水散发着酸液与小便的臭气。”与普里斯特利和奥威尔一样，缪尔认为解决之道在于社会主义。与普里斯特利一样，他也注意到了美国化电影与广播对例如爱丁堡这样的富裕城市中居民的影响。这是个“乘坐公共汽车，通过电影院受教育”的时代，最直接的周边环境——例如居住地和地方特色产业——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将越来越小。“我们各地的居民，无论出身大城小镇，苏格兰或者英格兰，都越来越受到来自千里之外的影响。”他的远见很好地描述了战后英国的景象。

（6）詹姆士·鲍斯韦尔（James Boswell，1740～1795），苏格兰作家。在他的《约翰逊传》中，鲍斯韦尔向人们展现了十八世纪一个杰出人物的亲切形象，该传记被誉为最伟大的传记之一。http://baike.baidu.com/view/2473865.htm

（7）威廉·科贝特（1762～1835）William Cobbett，英国散文作家，记者。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著名代表人物， 出身农民家庭，后来办报评论时政，是改革派的竭力支持者，同时又眷恋中世纪的英国社会，思想颇有些矛盾复杂，因此被马克思称为“大英国最保守和最激进的人——大英国最纯粹的体现者和英国最英勇的青年创始人”。他的作品思想犀利，文笔朴实无华，在19世纪初浪漫主义美文风靡之时，重新带给人们18世纪笛福的朴实文风。http://baike.baidu.com/view/475881.htm

（8）H.V.摩尔顿（Henry Canova Vollam Morton 26 July 1892～18 June 1979）兰卡斯特出身的记者及旅行作家先驱，为人高产，尤其以英国以及耶路撒冷的游记著称，曾报道过图坦卡门陵墓的发掘。http://en.wikipedia.org/wiki/Henry_Vollam_Morton

（9）伯明翰和曼城都是重工业区。

（10）原诗如下：

Slough

Come ,friendly bombs and fall on Slough!

It isn't fit for humans now,

There isn't grass to graze a cow.

Swarm over, Death!

Come, bombs and blow to smithereens

Those air -conditioned, bright canteens,

Tinned fruit, tinned meat, tinned milk, tinned beans,

Tinned minds, tinned breath.

Mess up the mess they call a town-

A house for ninety-seven down

And once a week a half a crown

For twenty years.

And get that man with double chin

Who'll always cheat and always win,

Who washes his repulsive skin

In women's tears，

And smash his desk of polished oak

And smash his hands so used to stroke

And stop his boring dirty joke

And make him yell.

But spare the bald young clerks who add

The profits of the stinking cad;

It's not their fault that they are mad,

They've tasted Hell.

It's not their fault they do not know

The birdsong from the radio,

It's not their fault they often go

To Maidenhead

And talk of sport and makes of cars

In various bogus-Tudor bars

And daren't look up and see the stars

But belch instead.

In labour-saving homes, with care

Their wives frizz out peroxide hair

And dry it in synthetic air

And paint their nails.

Come, friendly bombs and fall on Slough

To get it ready for the plough.

The cabbages are coming now;

The earth exhales.

还续前言

所以，正如三十年代的旅行者们发现的那样，战争之前英国已经快速变化了起来。五十年代英国的外观还是以斯坦利·鲍德温（11）的时代为底色，一条条分体式民宅组成的丝带铺展在旧城区，不过美国音乐与电影登陆英国的时间早在美国大兵之前。三十年代建筑与设计的轻松明快风格将会在战后的五十年代得到继承与发展。青少年或许尚未在英国成为一个特指的社会群体，尽管这一术语在战前的美国已经广为应用，但是英国少男少女们正在成为城市中越来越明显的现象，他们的兜里已经有了闲钱，可以购买唱片和服饰，而且也越发独立于父母。连锁商店里出售的服装越发亮丽，电视机上市了，这个国家正在改变。英国早已开始变得稍微有些扁平化，不再那么差异化，有点更像美国而不太那么像英国。这将是下文当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

帝国的全盛时期英国信奉小政府，至少在本岛如此。只有阴险的德国人或者搞笑的意大利人才会制订国家规划。尽管众多作家一再呼吁，三十年代的大部分公众都不相信政府能真正有所作为。今天看来我们很容易既惊诧又好笑，当年居然有这么多相当理智的英国人满怀热情地追捧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但这一思潮背后不仅只是投降主义和种族主义。当时人们急切地期盼一个有能力的政府，能够消除失业，修建公路，发展现代工业，别忘了还得让火车正点运行。背景大不相同的政客们，例如社会主义者约翰·斯特雷奇，托利党员丘吉尔，法西斯的信徒奥斯瓦尔德·莫斯利，还有老牌自由党劳合·乔治，都曾经先后不同程度地表示过对独裁制度的仰慕之情。战争使这些错误如此令人尴尬，人们立刻就把这些言行忘记了。战争带来的最根本的改变就是政治环境的改变，它令民主流行了起来。

但战争的作用还不止于此。它说服英国国民相信政府有能力改造国家。就像大多数胜利的战争一样，政权的声誉得到了提高。如果政府没有能力向欧洲投放军队并打败当时全世界组织最严密、面目最狰狞的军事机器，那它还能做到什么？英国莫非就真的只能满足于浪费、规划欠缺以及大行其道的外行主义吗？战争期间BBC进行了一系列极为经典的广播，第一期节目播出时间是1940年6月4日，混乱不堪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刚刚与彻底的灾难擦肩而过，在这期节目中普里斯特利呼吁立刻停止外行主义。“这种作风实在是太有英国风格了，……从头到尾愚蠢得如此富丽堂皇……我们之前走弯路走得够长了，现在必须下定决心绝不，绝不重蹈覆辙。”这是改变思路的时代，在未来改弦更张的决心是英国的胜利带来的最大国内变化。日后事情的发展告诉我们，这一思路在最为糟糕的条件下得到了实践并产生了最为意料之外的结果。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停止了作战。战后的世界依然是一个战争缠身的世界。从希腊到塞浦路斯再到朝鲜和马来亚，从肯尼亚到马岛，从爱尔兰到伊拉克，英国总是置身于世界各地的战争之中。最严重的敌人自然是共产主义，但是由于全面核战的风险，与共产主义军队直接交火的机会少之又少。更多情况下战争是由对抗形式的民族主义主导的，对手是非洲、亚洲或者阿拉伯的自由义军领袖，我们这边的一开始总会将他们偶像化，之后他们则扫兴而无一例外地变成独裁者。许多殖民地战争已经淡出了今日的公众记忆，尽管当年也曾死伤惨重。

今天这个国家更喜欢将自己视为和平的维护者，武装的救护车，端着机关枪的社区义工，而不是天然的战争狂。但是尽管三军规模一再缩水，战争却从未离我们而去。许多“战后”的战争引发了与其规模完全不相称的巨大政治纠葛，捧起一批人的同时又搞臭了另一批人。苏伊士运河之战当中英国伤亡人数只有21人，但是人们却普遍视这一仗为战后的重大转折，集中体现了英国的虚弱与依附性。如果马岛战争失利，撒切尔时代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分裂了英国的民意，也彻底败坏了布莱尔的名声。但是英国的当代战争史一直十分矛盾。我们因为战争随时都会结束而裁军，但是与此同时又作战不止。我们撤回军队，闲置军舰，发布和平时期公共事业经费计划，然后再一次故态复萌。尽管1963年英国废除了全民强制征兵制度，但是和国土面积与经济规模相近的国家相比英国的国防开支依然大得不像话，只有法国可以与我们相比。原本可以花在教育、工业或者基础设施上的经费变成了航母、核潜艇以及部署在德国的坦克旅。这一切都是为了让英国继续保持世界级玩家的地位，而她现在勉强还算个世界级玩家，尽管在每一场战争中，尤其是在整个冷战期间，她都只得在美国的阴影笼罩下作战。

在战后时期英国维持着隐没与公众视野之外的“安全国家”，一个庞大的组织，藏匿在切尔滕纳姆国家通信总局的重重砖墙石壁之后，满地布设电子窃听器。MI5与MI6的工作一直受到小说家、电影人以及阴谋论者近乎病态的追捧，因此它们也成了英国自身的隐喻，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高大全风格的007系列，到约翰·勒·卡雷充斥着无耻、背叛与荒芜的间谍小说，再到近几年政治挂帅的青春偶像派谍战剧《军情五处》。在种种虚构的背后，特勤情报部门在整个冷战期间一直是英国的谋士，直到最近才稍微撤去一点神秘的面纱。议员、BBC员工、公务员、法官以及政治活动家都是监视对象，许多人还被存了档。首相尽管执掌着从十七世纪传承下来的权柄，他的决策与情报依然对内阁与议会保密，包括研制核武器的最初计划，以及为了应对核攻击而修建的地下工事网络。不可避免地，从第一名核间谍与奥尔德玛斯顿游行（12）到第二次伊拉克战争与情报部门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疑迹象”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安全国家给公众带来了一轮又一轮的猜疑与担忧。

不常得到讨论的一点是，战后时期的战争也在许多英国人中维持了一定水平的爱国主义思潮以及对军事知识的热情，这些人被称作“沉默的大多数”，远离媒体的世界。这增加了与军队发生联系的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两百万人参加了国民服役，本土防卫自卫队以及各种少年团将军队的影响远远扩展到了军营之外。二战的氛围通过武装带，点303口径步枪，飞行表演，V式轰炸机和闪电战斗机流传了几十年，战后英国生活的各个方面受战争影响的程度可能比我们愿意承认的还要深刻。

（11）斯坦利·鲍德温：1867年8月3日生于英格兰乌斯特郡，英国首相，曾获得嘉德勋章。先后就读于哈罗公学和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并在大学修读历史。在1906年大选中，鲍德温首次参与国会选举，出选基德明斯特（Kidderminster）选区。在1923年5月23日出任首相。1947年12月14日去世，享年80岁，遗体火化后安葬于乌斯特大教堂（Worcester Cathedral）。http://baike.baidu.com/view/563514.htm

前言终了

历史要么是一场道德辩论以及为此时此地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要么就只是一堆没有意义的事实。二战刚刚结束时的英国是一个很有道德意义的故事，也能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一个乐观而活力充沛的时代，尽管面前困难重重。左右双方的政客们都相信英国在即将建成的新世界当中将会占据重要的地位。归来的士兵们以及上百万的平民决心弥补失去的时间，尽情享受生活。爱国主义并不狭隘，社会是存在的，公共利益也不是供人取笑的对象。工党承诺建造一个新耶路撒冷，尽管谁也不清楚住在这座魔幻新城当中是什么感觉，但是医疗、教育以及住房方面的新举措肯定是少不了的。电影当中包含着热情与雄心。设计师与建筑师们找出了欧洲在两次大战间隙绘制的城建计划，立志要打造一个更明亮，更宽畅，更多姿多彩的国家。科技领域成就显著，预示着美好的和平时光。

胜利带来了名正言顺的国民自豪感，此时尚未受到核恐惧的侵染。人们或许依然饥寒交迫，但他们现在安全了。人们或许依然生活困苦，但是他们现在有了盼头，因为婴儿潮正在高涨之时。四十年代晚期英国的许多方面都会使今天的英国人吃惊甚至反感。不仅仅是残破的城市与拮据的口粮配给，还有普遍的势利眼作风与漫不经心的种族主义——尽管集中营的证据就摆在人们面前，但反犹主义依然遍地开花。但是总体来说，这还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国家，从历史上看，没有哪种品质比希望更明亮。

关于战后英国史的大讨论大致说来是左右之间的辩论。中左立场的历史学家例如彼得·亨尼斯对这个国家的领导十分敬佩，当他们遇到无解的难题时真心地为他们感到难受。还有以康瑞利·伯内特为首的一帮人着眼于各种失败与错失的良机，至少在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扭转乾坤之前如此。其他人则都在这两派势力之间摇摆挣扎。那我的观点呢？我看我们这帮坏脾气的英国人，永远被统治阶级的愚蠢与欺骗气得七窍生烟的英国人，（小声耳语）这六十年来过得相当不错。诚然，七十年代的英国遭遇了令全国神经都为之崩溃的危机，四五十年代时国家如此破败而效率低下，法国、德国以及日本之类的前战败国完全有可能全面超过我们。但从全局长远角度看来，英国成功地从一个死撑着帝国架子的低效制造业国家转化成了一个富裕的社会民主制国家，而且这一过程中还没有发生革命。

英国发动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自残行动。英国政府，工党与托利党，完全摆脱了帝国的桎梏。这意味着其他大陆上不可计数的死亡——身陷种族清洗的穆斯林与印度教徒，惨遭大屠杀与独裁专制的非洲难民，遭受内战与饥荒的阿拉伯人，塞浦路斯人以及其他远东国民。与此同时，英国将注意力放在了冷战跟班这一新角色上，近邻欧洲但绝非欧洲，与美国人说同一种语言但含义却不尽相同。

我们一直都是身居边缘的国家。我们从失败的边缘来到破产的边缘，又从核毁灭的边缘来到美利坚帝国的边缘，现在我们发现自己身处现代化社会的最前沿，一个后工业化、多种族共存的岛国，拥挤、富裕而充满创造力。撒切尔之前的年份并不是朝向灾难的稳步推进，对英国取得的这一相对胜利总结的最好的是美国历史学家乔治·伯恩斯坦，他在《传说中的衰落》一书中描述1945年后的战后英国时说：“英国在保障国民福利方面的表现——从就业率这一保障人们不致陷入贫困境地的安全网以及生活条件改善的标准看来——十分出色。”*2*而这一切都是在极端不利的经济环境当中取得的。

将真实的历史与虚假的结果拼接在一起是十分危险的。如果有人认为七十年代的崩溃是对战后英国影响最大的事件，此前此后的一切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那么四十年代，五十年代以及六十年代的故事也就自然而然地黑暗了起来。欢庆的场面经过一番脑补之后全都成了不祥之兆。三十年里一切正确的决策，一切可喜的成绩，时尚发展与科技进步，健康水平的提高，低通货膨胀率，兜里的闲钱，全民度假和蓬勃发展的商业，一切的一切就都要打上引号，后面还跟着个“但是……”，让人心中一紧。但是这种思路十分不可理喻，就好比仅仅依靠一次中年时期的婚姻变故或者突发重病来衡量一个人一生的起伏得失。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当为自己的领导人鼓掌欢呼呢？当然不是。当代的大部分时间政治为英国做出的贡献都赶不上我们对一向引以为豪的议会民主制的期望。正直的好人却是失败的领袖，左右党争激烈，但双方对国家的走向都没有明确的认识。亨尼斯是正确的：政客阶层才智不俗，他们面对各种艰难选择，而时过境迁之后人们往往忽略当时的情况多么危急。但是伯内特也是正确的：要是政客们头脑清醒，将选民当做成年人对待，敢于在逆境中坚持事实，事情本可以大不相同。结果工党没能建成新耶路撒冷。结果托利内阁蹉跎五六十年代没能重振大英雄风，重现梦中的伊丽莎白时代。原指望威尔逊与希思的时代能令英国重振旗鼓，为其带来现代化，结果却是工会横行，电力衰竭。梅杰承诺要打造一个轻松的英国，结果社会却四分五裂，人人看他不顺眼。布莱尔的新工党英国即使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也只不过是差强人意而已。上述种种失败全都事出有因。

1945年的工党政府是个例外，他们成功发展了福利社会，尽管这一成就没能带来预期中的社会变革。撒切尔的最初两届政府也可以算作成功，他们面对英国的危机选择了迎头而上。但就算这两个反例也并非无懈可击。战后的工党不过几年就丧失了冲劲和公众支持。撒切尔意图打造一个士气抖擞、工作发奋、储蓄得力、家庭稳固的英国，但八十年代的现实却是玩乐成风、四分五裂、挥霍无度、刷卡上瘾，还有可笑的爆炸头发型。这是一个关于政治精英如何失败的故事。许多鼎鼎大名、家喻户晓的政治人物在我看来就像是残缺的惯性轮，面对着庞杂的现实生活却无能为力。

如果这就是一切，那这个故事未免令人丧气。但并非如此。开放市场，教育良好的劳动力，相对清廉而守法的国家传统，对二十世纪新科技与新体验的喜爱，都使得英国人的日常生活比单纯从政治角度看来要舒适得多。近十几年里宗教信仰与意识形态的退潮以及消费主义与娱乐追星的抢滩登陆或许的确令我们脸上无光。但是当代英国在科学、文化与金融方面都取得了了不起的进展，我们的成就正在并还将继续造福整个世界。二十一世纪的人类面对着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全球变暖，意识的起源，以及老龄化的西方社会要如何应对新兴的移民文化。英国人在解决问题方面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互联网、当代音乐与电视的发展进程中英国都功不可没。我们成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岛。当代史的主导感受是加速，我们生活得越来越快，看得更多，听得更多，交流、改变、出行得更多。物质的极大丰富与哲学宗教层面上的缺失是我们与之前时代的最大不同之一。

如果通过科学或者魔法手段，一群1945年的英国人穿越了60年的时光来到今天，他们会对我们怎么看呢？恐怕他们会一个个忍俊不禁。他们会震惊于街头上千差万别的肤色，诧异于拥挤的道路，艳俗的店铺，不再受烟雾遮蔽的天空。我们的体格会令他们目瞪口呆——满街都是超码的大胖子。新一代英国人干净的头发，整洁的服饰与年轻的面庞会令他们印象深刻。但是他们也一定会对我们无节制的浪费感到反感与厌恶，从津巴布韦和秘鲁进口的食物还未经品尝就流落到了住宅或超市屋后的垃圾箱里，设计精密的随身听、电视、冰箱、服饰和家具被人弃若敝履，堆积成山。墙壁上张牙舞爪的涂鸦，遍地都是塑料瓶子。我们对教堂视而不见，对性行为无所顾忌，离婚已经成为了习惯，而住宅依然布置得温暖而舒适，这一切都会令他们大跌眼镜。而他们说话的声音就我们听起来也是十分可笑——要么说不出的做作，要么地方口音太重。但是这些怪人就是我们。这些短发的淘气包们已经成为了今天的花甲老人，这些瘦削的年轻男女，迫不及待地要重振帝国雄风或者建设社会主义的年轻人，今天依然坐着轮椅在我们身边出没或者藏身于养老院当中。他们的人生与选择造就了今天的一切。所以，如果他们瞪着我们问道：“这些怪人是谁？”我们可以回答：“我们就是你们，你们的选择造就了我们。”

*1* Correlli Barnett, The Collapse of British Power, Eyre Methuen, 1972

*2* George L. Bernstein, The Myth of Decline: The Rise of British Since 1945, Pimlico,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