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为筠:台湾人怎样看五四运动
资料图：殷海光
1969年5月4日，已罹患癌症晚期的殷海光，挣扎着从病床上爬了起来。破天荒地在家中燃放了一长串爆竹，作为对五四运动50周年这个重要日子的纪念。
劈里啪啦的鞭炮声打破了现实的沉寂，烟雾在身边回环萦绕，时日不多的他仿佛拨开迷雾，又看到了那个狂飙突进的年代。
其实，殷海光并没能赶上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但生于1919年的他却和先一代陷在岛上的蛟龙人物胡适、傅斯年、罗家伦，把五四精神播散到荒芜已久的小岛，让这个久未泛绿的化外之地沐浴到五四精神的圣光。
台湾自甲午战败割给日本，殖民者妄图消灭台湾人的民族意识，一面挥舞屠刀，肆意杀戮；一面挟持大和文化，强行同化。
就在大陆爆发五四运动前夕，岛内曾兴起一场政治改良性质的“六三法”撤废运动。所谓“六三法”是指在清廷被迫割让台湾的翌年，日本以“法律第63号”发布“关于施行于台湾之法律”。自此日本对台湾实行了独裁的总督统治。
当五四运动以不妥协的战斗精神和崭新的姿态震撼世人，无疑为正在寻求出路的台湾作出了清晰而具体的回答。其时为撤废“六三法”而苦苦奔忙的台湾青年蔡惠如，闻讯后前来大陆，接触到科学、民主的新思潮，接受到五四运动的洗礼后，思想开始发生裂变，便满怀赤子之心地奔赴新文化运动战场。
不久，蔡惠如等人便放弃“六三法”撤废运动，另行发起了“台湾议会设置运动”，即要求设置一个由台湾居民选出议员组成的议会。此举在1921年受挫后，岛内成立了图谋台湾文化启蒙与发展的“台湾文化协会”，台湾民族意识觉醒和文化重建开始。到1928年，就学于上海大学的台湾青年甚至成立了台湾共产党。
至此，台湾的政治运动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如滔滔江河不可阻挡，已发展成为抗日民族解放运动。而台湾的新文化启蒙运动，亦随之兴起和发展起来。号称岛内唯一言论的《台湾民报》，不时介绍转刊胡适、鲁迅等人作品。新文学在台湾由此流播，到上世纪30年代达到高峰，尤以鲁迅作品为最。这时郁达夫则借机亲访台湾，成为与台湾亲密接触的新文学作家，轰动了台湾知识界。
在台湾真正高举新文学旗帜，要推作家张我军。他在《台湾民报》上发表《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新文学运动意义》等一系列评论文章，将五四新文学思潮直接注入，开启了台湾新文学的时代。他具体从白话文入手，与黄呈聪、黄朝琴等陆续发表有关白话文的论著。地在家中燃放了一长串爆竹，作为对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对于日据时代台湾的启发，从思想观念到政治运动实践，从白话文推广到新文学阅读与模仿，从语言革新到新精神的锻造，各个方面都对寻求民族解放的台湾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四的另一种命运
1945年抗战胜利后，光复后的台湾重回国民党统治。国民党对五四运动的态度较为复杂。早期孙中山曾因政治原因，对五四运动给予支持，但是由于他深受章太炎、刘师培等国故派革命民族主义者影响，所以坚信维护传统文化是民族生存之本。孙中山对待五四运动态度犹疑不决，直接影响到继任蒋介石。
较之孙中山，蒋介石则更是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他试图切断爱国的五四政治运动与最初推动五四运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之间联系。蒋介石将五四的意义缩小为学生的爱国示威，主要赞同其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而对于全盘西化和激烈反传统则不敢苟同。
自1949年以后两岸暌违，对五四运动的评价亦愈发背道而驰。在大陆，五四运动被宣扬成一次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成为激进主义的思想宝库。在台湾，五四被戴上了赤色的帽子，逐渐成为一种政治的禁忌。
大陆强力宣传五四，这让国民党不是滋味。蒋介石决定争夺五四的诠释权，发动"五四主导权论战"。当年的学生领袖罗家伦承命向大陆地区广播，说明五四运动是爱国青年自动自发，是新文化运动与爱国行动的合流，与两年后才正式成立的中共无关。台湾还将5月4日定成“文艺节”，以示纪念。
然而，这只不过是政治的需要，蒋介石对五四运动的怀疑并没改变，而且将之渗透到官方政策，在1966年亲手发动了颇具保守意味的“文化复兴运动”。
蒋介石如此评价五四运动自有深远的政治和文化理由，避免了五四的激进主义的冲击，对台湾洗尽殖民色彩和恢复传统文化亦功莫大焉。但对五四精神在台湾的传播确是一场顽固的阻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