栉风沐雨开拓前行

　　老骥伏枥开创新篇 　　 　　记者:南方局历史研究工作第二阶段为什么从1983年开始？ 　　周勇:这要从南方局老同志说起。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南方局老同志之间建立起特殊的战斗友谊。他们对周恩来和南方局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其真挚、其浓烈，是我们这些后辈所难以想象的。经历了十年动乱，一批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的原南方局老同志都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希望在有生之年将当年在周恩来领导下在国统区开展革命斗争的历史立准，这就首先要求把史料搜集好整理好，于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他们就酝酿组织开展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工作。 　　1982年初，中央任命童小鹏同志为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这就为实现南方局老同志的愿望提供了重要的机会。 　　 　　1982年4月，应重庆市委之邀，童小鹏同志与孔原、许涤新、荣高棠等一批南方局老同志重返红岩，他们与市委主要领导同志就加强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及如何总结和宣传好南方局历史等广泛交换意见。他们希望重庆市委充分利用好丰富宝贵的党史资源，把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研究作为党史工作的重点，抓出成果，形成特色。重庆市委表示全力参与这一工作，从人力物力上给予保证和支持。之后，童小鹏同志又及时与相关省区党委取得联系，就成立专门班子、合作开展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协商办法。 　　同年10月，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在成都召开西南四省区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专门研究中共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工作。这次会议确定了由重庆市委牵头，联合相关省区（市）党委开展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的工作方针，从此形成了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领导，重庆市委牵头，相关省区（市）党委党史工作部门共同参与的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联动机制。 　　 　　南方局老同志们的意见和行动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1983年3月，经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批准，在北京成立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着手开展史料集征和编纂工作。 　　 　　记者:中共中央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是一个什么机构？ 　　周勇:组长是孔原同志，他参加过南昌起义，抗日战争时期担任过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和组织部部长，并兼任西南工委书记。副组长有童小鹏、许涤新、郑伯克、徐迈进、荣高棠。这个小组的实际工作由童小鹏同志负责。他当时确定的组建方针就是“抓老丁”，即这个小组主要由原来在南方局工作过的老同志组成，并且按照当年南方局的工作范围和老同志们在南方局的工作岗位开展工作。小组下面又设了军事、电台、文书总务、经济、党派、机要、青年、警卫组、南委、交通、文化，共11个工作小组，分别由在北京的原南方局老同志和在南方局领导下工作过的老同志组成。由于童小鹏同志曾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他的家又住在统战部，因此征集小组的办公室就设在了中央统战部，由祝华同志任主任，王华生、紫非同志任副主任。 　　 　　 　　记者: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做了哪些事情呢？ 　　周勇:概括起来是三件事，一是开展资料征集工作，二是编辑出版资料，三是创办刊物。这可是开疆拓土的伟业！ 　　 　　记者:请你谈谈资料搜集的情况是怎样的？ 　　周勇:南方局党史工作小组的老同志们按照当年的工作系统，分组开展资料收集。同时，1984年底，经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同意，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福建和重庆等11个省区市党史部门也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先后征集到3000余万字的档案、文献等资料和大量图片、文物。这是一次艰难的开拓，为后来的工作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记者:那么，资料编辑出版的情况呢？ 　　周勇:搜集资料的目的在于运用资料、研究党史。因此，在资料征集工作全面展开的同时，资料编辑工作也相继开始。在资料征集小组领导下，成立了南方局党史资料编辑小组，童小鹏为组长，陈文（时任四川省委党史办主任）、黄友凡（时任重庆市委党史办主任）为副组长，负责编辑工作。根据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安排，南方局历史的主要资料分三期（第13、14、15期）在中征委主办的《中共党史研究资料》上公开发表。随后，1986年，南方局历史研究的第一部著作――《南方局大事记》正式出版。6月，在昆明会议上，资料征集小组提出，在已征集资料的基础上，由小组牵头，有关省区党史部门参加，共同编辑出版一套《南方局党史资料丛书》。经协商，除《大事记》外，再编五本专题资料。其中，《党的建设》和《文化工作》由四川省委党史工委组织编纂，《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由重庆市委党史工委组织编纂，《军事工作》由广东省党史工委组织编纂。编纂这五本书花了四年时间，编辑小组在北京、广西南宁、贵州贵阳、云南昆明和四川重庆先后召开了七次工作会议，于1990年6月，这套丛书由重庆出版社一次出齐，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出版座谈会。 　　 　　记者:如此巨大的工作量，对南方局的老同志来说真不容易。那么创办刊物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周勇:在编辑丛书的过程中，小组依托重庆市委党史办（党史研究室）办了两个刊物。 　　一个是1987年创办的《南方局党史研究资料》（季刊），到1989年共出九期，约200多万字。刊载了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各组的综合整理材料，宋平、胡绳、孔原、童小鹏等数十位南方局老同志的回忆录和部分研究文章。这些材料和研究成果，理清了南方局历史的主要脉络，澄清了南方局历史上的一些基本问题，为《南方局党史资料丛书》的编撰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个刊物是公开发行的《红岩春秋》。1988年6月6日，童小鹏在与重庆市委领导交谈时就建议，在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领导下成立专门的“南方局党史资料研究室”，加强对南方局历史的研究，并且办一份刊物，编一套《南方局史稿》，把邓大姐交给的深入研究、准确宣传南方局、红岩的历史这件事情继续进行下去。重庆市委采纳了他的建议，指示市委党史工委着手筹备成立。最先办起来的就是《红岩春秋》杂志。这是全国范围内唯一一份集中宣传周恩来和“红岩精神”的刊物。由于有邓大姐的倡导，有童小鹏等南方局老同志的奔走，有重庆市委的重视，几个月内就争取到刊号，办好了手续。 　　 　　记者:这个机构现在还要发挥作用吗？ 　　周勇:这个机构现在已经不在了。这是因为1990年《南方局党史资料丛书》编辑出版后，南方局党史资料的征编工作大体告一段落。尤其是由于参与此项工作的主要是南方局老同志，他们年事已高，不宜再承担繁重的资料搜集和整理、编辑工作。因此经中央批准，中共中央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撤销，有关资料和后续工作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承接。为此，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专门成立了南方局党史研究室专司此职。 　　这个小组从成立到撤销只有短短的七年时间，但是，这艰难开拓的七年，是成果丰硕的七年，更是老同志们默默奉献的七年。每当我们想到这里，我都要从心底深处涌起对他们的敬意和怀念。 　　 　　 　　南方局党史研究工作的初步开展 　　 　　记者:刚才你讲的都是党委领导下开展的南方局党史资料征编工作的主要成就。从党史学界的角度也搞过不少这方面的研究吧？ 　　周勇:是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南方局党史资料征编工作的推动下，以重庆为主要骨干的党史学界也对南方局党史做过许多重要的工作，产生了一批重要的成果。这些工作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即回忆录、专题史料、学术著作、学术论文。 　　 　　记者:请分别谈谈这四类工作吧。 　　周勇:好的。先说第一类回忆录。在征集南方局老同志回忆录的基础上，先后出了两部《回忆南方局》。这是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与红岩革命纪念馆编辑整理而成的。这一时期，一批南方局老同志还相继撰写整理出版了个人的回忆录，如童小鹏的《风雨四十年》、《少小离家老大回》、《第二次国共合作》（画册）、《历史的脚印》（画册），夏衍的《懒寻旧梦录》，许涤新的《永怀录》，侯外庐的《韧的追求》，郑伯克的《白区工作的回顾与探讨》等。再就是刚才谈到的在《南方局党史研究资料》（季刊）上发表了一批回忆录。这些书籍和散见于种种报纸、杂志、书籍的各种回忆录，对研究南方局历史发挥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记者:专题史料方面有哪些成果呢？ 　　周勇:第二类是整理出版了一批专题史料，其中最重要的是四题八卷500万字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纪实丛书》。这是一部纪实性资料丛书，包括《重庆谈判纪实》（1983年初版、1993年修订本）、《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下卷）、《国民参政会纪实》（上、下卷，续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上、下卷），分别由重庆市委党史工委、重庆政协文史委员会、重庆市委党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等协作编撰。这部书是重庆编辑出版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扛鼎之作。此外还有《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资料性著作）、《白色恐怖下的新华日报》（档案集）。 　　 　　记者:学术著作和论文方面呢？ 　　周勇:第三类是学术著作，当然在今天看来，都只是一些初步的研究性著作。主要有《国民参政会》（专著），这是作者在搜集整理国民参政会史料基础上撰写的，也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国民参政会的学术专著。此外，《新华日报史》出了两部专著，还出了《南方局领导下的抗战文艺运动》。 　　第四类是学术讨论会的文集，如《南方局党史研究论文集》（1990年在成都召开的全国性的南方局党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重庆出版社1992年出版）、《周恩来研究文集》（1988年重庆市纪念周恩来诞辰9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周恩来精神风范研究文集》（1998年重庆市周恩来诞辰100周年研讨会议文集）、《红岩精神研究专辑》（2001年重庆市红岩精神研讨会）。此外，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在报纸、刊物上还发表了研究南方局历史的学术论文4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