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学"论争中的"无产阶级话语"

　　摘要: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把“阶级论”引入文学,拉开了“30年代文学”的序幕。“无产阶级文学”被定义为最进步、最能反映时代、最受民众欢迎的文学。然而,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文本从生产到接受,都局限在知识分子内部,真正的无产阶级是缺席的。 　　关键词:无产阶级文学大众他者 　　 　　一、作为“他者”的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文学”的提倡者们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的生活经历基本上是“非无产阶级”的。在1928年的那场声势浩大的“革命文学”论争中,上海的众多等杂志卷入了论战。在这场喧闹的“无产阶级文学”口水战中,我们看不到无产阶级的影子,大力鼓吹、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却是以后期创造社、太阳社为主力的一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稍稍考察一下这些“无产阶级文学”主将们的生活经历,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生活经历与“龌龊的农工大众”相距甚远。 　　事实上,由于生活经历的拘囿,对于“无产阶级文学家”来说,“农工大众”的形象是没有特点、面目不清的,因而,作家们在制作无产阶级文学作品时,也只能靠“想象”来写出“无产阶级的苦闷”,进而指出“出路”来,所以文学作品中有很严重的概念化倾向。对工农生活的陌生与隔膜使作家在创作中,许多作品编织故事的痕迹尤为明显。华汉在后来对自己的《韩梅》曾经评论到:“这部东西恐怕要算是我作品中最失败的一篇。” 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显得很“假”。“农工大众”在作品中完全成了作家的“传声筒”,成了可以任意涂抹、摆弄的木偶。作品中的这些“农工大众们”似乎只是穿上了农工衣装的知识分子。 　　在论争中、在文学作品里,无产阶级都是失语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里的满嘴“革命”“反抗”之类慷慨之词的“农工大众”多是作家们意念的傀儡。在“革命文学”作品中,工农大众的确成了大多数作品的主角,但是他们的语言、思想、行为方式等,都是由革命知识分子所设计、建构的,由于作家缺少实际的斗争经验,而仅凭主观的想象与幻想描塑、构造他们,所以他们的形象非常模糊、粗糙,缺乏真实感与生动性。革命作家没有深入工农大众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也就无法贴近其心灵,所谓的“获得大众”,只能是空泛、浮面的假托之辞。从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任意夸大“农工大众”的反抗性、革命性,这对于作为“他者”的无产阶级来说,是一种失真,甚至是扭曲。 　　二、“代言”者的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的作者问题 　　“无产阶级文学”的作者问题是“革命文学”论争中讨论最集中、争论时间最长的问题,也是让那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无产阶级文学家”们感到焦虑的问题。对于“无产阶级”文学的作者,在论争中有三派观点:以后期创造社的新进人员李初梨为代表的一派认为,无产阶级文学的作者不必是无产阶级,只要具备无产阶级的意识,都可以制作无产阶级文学。以创造社的蒋光慈为代表的一派认为,无产阶级文学的作家应该是革命浪潮涌出的新作家,因为他们有革命的经验、革命的素材,而旧作家无论怎么改造自己的思想,仍不可能担当创造无产阶级文学的重任。以郁达夫为代表的一派认为,无产阶级文学必须由无产阶级自己来制作。 　　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作者问题,随着论争的深入,创造社一派的观点占据主导地位,即:无产阶级文学的作者不必是无产阶级,只要作家获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就可创作无产阶级文学。这种观点之所以成为主导观点,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无产阶级文学家”的身份焦虑;一是认为“无产阶级意识”可以从外部植入,可以通过奥伏赫变来获得。对于“无产阶级文学家”来说,“以第一、第二阶级的身份制作第四阶级的文学”,在形式上有些“名不正言不顺”,再加上来自对手的冷嘲热讽,其身份的焦虑可想而知。另一方面,“无产阶级文学”的提倡者们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可以从外部植入,可以通过奥伏赫变来获得。 “只要获得普罗列搭利亚特底意识,而成为一个普罗阶级底意识形态者,即可制作普罗艺术了” 。 　　纵观“无产阶级文学”的作者,我们发现这些作者们基本上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通过“奥伏赫变”获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为“农工大众”代言诉苦,然而,这种代言是不可靠的。这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无产阶级文学家”对于“农工大众”的生活是不熟悉的。郭沫若在《革命与文学》中自信地宣告“我看我们的要求和世界的要求是达到同等的地位了”,“我们中国的民众大都到了无产阶级的地位了” 。“无产阶级文学家”对大众的认识所以会出现这种偏差,最终还是源于作家生活实践的不足。革命斗争实践的匮乏,使他们仅凭主观的空想与热情去幻想、想象革命,所以他们的代言与真实的“农工大众”的想法是有距离的,是知识分子假托大众之口的“自说自话”。 　　三、封闭的怪圈:“无产阶级文学”的阅读问题 　　“无产阶级文学”的读者都是小资产阶级青年学生,而不是“劳苦群众”。茅盾在《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分析了“无产阶级文学”的读者问题。茅盾很尖锐地指出,“无产阶级文学”的读者根本不是“劳苦群众”,而多是小资产阶级的青年学生。“革命文学”的作品在青年学生中极受欢迎,风靡一时的蒋光慈的作品暂且不说,一般革命作家的小说、诗歌、戏剧创作都暂且不提,就是一般读者都不太感兴趣的评论文章,在当时也广受欢迎。 　　茅盾提到的革命文学的读者问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所以提倡者们对“无产阶级文学”的阅读对象进行了艰难地辩护和说明。克兴在《小资产阶级文艺理论之谬误―评茅盾君底》这篇文章中不无矛盾地辩护说,“老实说,我们要唤醒的不但是工农,并且在可能的范围内要唤醒小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家及作家们纷纷表示说,“无产阶级文学”的读者不只有工农,还有小资产阶级。我们感到疑惑的是:在创作之初,“无产阶级文学家”们心中的“理想读者”是工农呢,还是青年知识分子? 　　综合当时的阅读和出版情况,我们可以说,“无产阶级文学家”们心中的“理想读者”是青年知识分子,并非农工大众。钱杏�在评论其同乡蒋光慈的文学创作时,有意把蒋标榜为中国的“别德内依”(Demian Bedny),称蒋的作品为广大的劳苦大众所喜爱,“他的喊叫,就是民众的喊叫;他的情绪,就是民众的情绪;他的思想,也就是民众的思想……” 而实际上,蒋光慈的小说及诗集在青年学生中流传甚广,他的“革命+恋爱”模式的小说在青年学生中曾风行一时,使蒋光慈成为“革命+恋爱”小说家的典型代表。其实,“无产阶级文学家”们深知,被剥夺了教育权与行动权的农工大众们是不可能读、也读不懂这些“革命文学”作品的。另一方面,当时的出版完全是一种商业行为,出版社对利润的追求使得文学作品不得不考虑到读者的趣味、喜好。很显然,农工大众是没有购买杂志的能力和意愿的,这些杂志期刊的读者多是青年知识分子,所以杂志上的革命文学作品就必须以青年知识分子为读者群,考虑到他们的阅读趣味。 　　我们可以说,“无产阶级文学”的作者是小资产阶级作家,读者是青年知识分子,这种从作者到读者都是知识分子的创作―阅读过程,是一个封闭的怪圈,圈外站立的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在这种“无产阶级文学”的生产和阅读过程中,真正的无产阶级是缺席的,失语的,他们只是被表述、被描写的对象,他们是被表述的他者。 　　作者简介: 　　于海风,1983年生,江苏邳州人,华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2007级硕士研究生;赵宇,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