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黛尔的生活]的同性恋主题解读

　　[摘 要]法国电影《阿黛尔的生活》改编自法国女作家朱莉・马洛的漫画小说《蓝色是一种暖色调》，真实地记录了20世纪90年代法国社会的同性恋现象，探讨了同性恋世界里的多重主题，如：同性恋者的身份认同、女性的身体书写、同性恋间的种族和阶级差异等。影片通过当代同性恋话语充分展现了同性恋者的爱欲与自我，在主题上表现出明显的颠覆性和严肃性，体现了对当代法国社会同性恋现象的深刻思考。 　　[关键词]《阿黛尔的生活》;同性恋;异性恋;主题 　　 法国总统奥朗德于2013年5月18日签署法案完成立法;法国继英国、新西兰之后成为全球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第14个国家。仅时隔一周，法国电影《阿黛尔的生活》以3.6分的史上最高场分一举摘得2013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随后囊括了第79届纽约影评人协会最佳外语片奖、2013年法国路易・德吕克电影奖等多项大奖，引起了主流影视的广泛讨论。影片改编自法国女作家朱莉・马洛的漫画小说《蓝色是一种暖色调》，讲述了在20世纪90年代，法国高中女生阿黛尔与艺术家艾玛的同性爱情故事。在长达3个小时的剧情中，影片探讨了同性恋世界里的多重主题，如：同性恋者的身份认同、女性的身体书、同性恋间的种族和阶级差异等。随着同性恋群体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的不断提高，随着公众态度和社会舆论走向缓和，同性恋题材电影逐渐由处于“他者”地位的边缘文化向中心话语靠近。 　　一、同性恋者的身份认同 　　 “同性恋”（Homosexual）一词最早于1869年由匈牙利作家卡尔玛丽亚・凯特本尼所创造，但并未广泛使用。与此同时，第三性、隐君子、性倒错等贬抑或辱骂性的词汇也用来表达同性之间的爱恋。[1] 直到20世纪50年代，“Homosexual”一词才成为对同性恋的主导表达形式。通过采用该词，同性恋者完成了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和建构，即“出柜”。如同“成人仪式”一样，“出柜”行为在同性恋者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同性恋者走出异性恋的密室，向社会公开同性恋身份，更是对自我身份的完全认同。正如《福柯与酷儿理论》一书中所言：“我们对性的各种指向（正常的或反常的）都是常见的生存冲动。只有反常的‘性指向’才能不顾一切成规、不顾法律道德地冲破性别标签。”[2]13人们在生活艺术中逐渐把自我分化成若干部分，走向了性别的胶着状态;异性恋转向同性恋或双性恋，同性恋转向异性恋或双性恋，皆成为可能，也由此产生了同性恋者的困惑以及对同性恋身份认同的探索。 　　 这点在剧中人物阿黛尔和艾玛身上得到了不同的体现。年仅15岁的阿黛尔与同学、父母相处融洽，内心却迷茫、困惑。她对帅气的男友没有兴趣。与女同学的同性之吻却让她着迷。朦胧感受到自己同性恋倾向的阿黛尔内心矛盾、彷徨。在同学们群体质问阿黛尔是否是同性恋的那场戏中，阿黛尔与侮辱她的同学扭打起来，并大叫：“我不是拉拉（同性恋）。”面对学校、家庭对同性恋的歧视，阿黛尔并没有像女性主义电影的主角那样勇敢，而是采取了逃避态度，否认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而艾玛是立场坚定的女性主义代表。她思想开放，用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观点认识自我，尤其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在艾玛与阿黛尔第三次见面时，阿黛尔问：“你一直都更喜欢女生吗？”艾玛坦然回答：“我男女都试过……然后意识到我更喜欢女生。我很确定。”与阿黛尔的焦虑、困惑不同，艾玛在自我身份认同这点上显得轻松、坚定。正如漫画作者对这段凄美的爱情故事所做的评判，即两人的爱情悲剧来源于对社会角色和同性恋身份的不同认知。同性恋身份认同和构建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自我认知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它对自身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自定位置和身份，决定他或她应该在其自身的内部进行操作，同时意识到了自身，指向“认识你自己”[2]15。 　　二、女性的身体书写 　　 西方女性主义“身体书写”（Body Writing）理论萌芽于20世纪初的弗吉尼亚・伍尔夫，经由朱丽娅・克利斯蒂娃、西蒙娜・德・波伏娃和露丝・依莉格瑞的发展，在70年代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和教育家埃莱娜・西苏身上得到完善。埃莱娜・西苏等人标榜的“身体书写”理论及实践占据了70年代法国文化论争的风暴中心，是法国女性主义批评的重要理论之一。“身体书写”，或称“女性书写”，是一种消解男女等级森严的二元对立的文化策略，并非直接用“肉体”体验表达或诠释意义，而是用一种“关于身体的语言”去表达女性的、整体的、对抗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全部生活体验，[3] 旨在强调“妇女以对身体的系统体验为基础把自己写入文本和历史”[4]，以摆脱对女性本质主义的种种界定。正如《美杜莎的笑声》一书所言：“妇女必须通过自己的身体和本能来书写，用身体来构成文本。”[5] 　　 《阿黛尔的生活》原著的书写正是作家朱   莉・马洛女性书写的体现，从阿黛尔的女性视角解读女同性恋的现实生活处境和独特的心路历程。阿黛尔是一个性格内向、心思细腻的女孩。在街头邂逅一头蓝色头发的艾玛后，阿黛尔心中充满了对同性的欲望。意识到自己性倾向的阿黛尔内心深处对同性恋充满了鄙夷和恐惧。影片和小说并没有让阿黛尔压抑自己对身体的欲望，而是用了再寻常不过的众多日常细节来描绘阿黛尔和艾玛之间的生活琐事和情感状态。埃莱娜・西苏认为，在传统异性恋主流文化模式下，“男人”和“女人”显然是无穷生成的“元”二元对立;它不是建立在平等关系之上，而是在压抑的从属关系之上。[6] 女性的身体书写就是要解构这种等级森严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元”二元对立，颠覆主流中心话语，显示具体的、真实的女性存在。《阿黛尔的生活》正是以阿黛尔为中心视角来解读同性恋现象，用阿黛尔的眼、舌、耳、鼻、皮肤及口等感觉和知觉系统来洞察和体验，用整个女性身体发声，打破传统异性恋主流文化模式。正如法国哲学家露丝・依莉格瑞所言：“女人需要一种属于自己的独特语言，需要在女人之间创造一套象征，以便女人可以在女人之间以女人的身份说话。”[7] 　　三、同性恋间的种族和阶级差异 　　 阶级和种族问题是人类社会亘古不变的议题。马克思认为：“所谓阶级是指对生产资料有相同关系的，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有相同作用的一些集团。由于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有不同的地位，一个集团便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成果，这就是阶级。”[8]种族是阶级社会的产物。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在《社会学》一书中论述：“作为一组社会关系，种族不仅是人类生物特征的一种定位方式，也是重新塑造不平等模式和社会内部权力的重要因素。”[9]艺术是社会生活的浓缩与提炼。社会中的阶级和种族问题在艺术创作中得到映现，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也不例外。在突尼斯裔法国导演阿布  戴・柯西胥的影片《阿黛尔的生活》中，阿黛尔和艾玛之间的同性恋关系里处处渗透着阶级和种族冲突。正如阿布戴・柯西胥在接受戛纳电影节访问时所言：“每个女角色都被限制在她的社会阶层里。她们两人相处时的障碍、促使她们分手的原因，并不是女同性恋，而是这部电影最终要表达的东西――‘社会差距’，这种东西会让她们生出个人愿景的差异。”[10] 　　 影片中，饮食是无处不在的重要元素，也是塑造阿黛尔人物形象的关键因素。“吃什么”“和谁吃”“什么时候吃”“吃的时候在说什么，在做什么”，等等，影片前两个小时的剧情就是靠这些细节所推进的。所谓食色，性也。在两场重要吃戏之后均安排了一场床戏。实际上，饮食不仅指向性欲，更指向阶级差异。阿黛尔的家庭属于劳动阶层，喜好廉价的意大利面和土豆;而出身上层中产阶级家庭的艾玛则喜好昂贵的牡蛎。阿黛尔声称不喜牡蛎，可尝鲜之后吃个没完;艾玛声称喜爱意大利面，却没胃口。艾玛对食物的挑剔与阿黛尔对食物的来者不拒暗示着两人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差异。阶级差异不仅体现在饮食文化上，也体现在社会背景和价值观上。阿黛尔来自于工人阶级家庭，关注就业机会、工资水平、教育等紧贴生存的基本问题。阿黛尔认为人应该把从社会得到的知识用于回报社会，并把教师工作作为终生追求。艾玛关注人性、文化等心灵世界的内容。工作在她看来只是帮助人实现心灵追求的手段，而不是人的终极目标。在艾玛的个展招待宴上，阿黛尔的孤独和无所适从正是这种阶级差异的微妙体现。这与影片开头的法国文学课堂上宣讲的内容前后呼应――“悲剧是不可抗拒的。它探讨的是不受时间限制的东西，它关乎人类的机理和内在。”对于阿黛尔和艾玛的爱情而言，悲剧就是感情抛物线必将下落的走势，来自于两人的社会背景和阶级差异以及这种差异所导致的本质的价值观落差。 　　 除阶级差异外，种族差异也是影片关注的焦点。影片暗示：阿黛尔是阿拉伯二代移民，艾玛属于具有中心话语地位的法兰西民族。种族差异在双方家庭对待同性恋的态度上凸显出来。阿黛尔的家庭深受阿拉伯民族传统价值观的影响，对同性恋者持歧视和恐惧的态度;而艾玛的家庭思想开放，对同性恋者持包容态度。在艾玛和阿黛尔第二次见面的那场戏中，种族差异得到了更深层次的论证。艾玛深爱萨特这位存在主义大师，认为他解放了人类的智力。阿黛尔认为：在对社会的革命性意义上，萨特和鲍勃没有本质区别，都是先知和人类解放者。鲍勃是牙买加雷鬼乐鼻祖，是反种族主义的音乐斗士。他长期致力于牙买加社会运动，被国民视为牙买加的民族英雄。正如阿黛尔名字的意义――“正义”一样，鲍勃名字的出现又一次强调了“公平”“正义”对于阿黛尔的价值。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阿拉伯移民，正义、公正恐怕比存在是不是先于本质这类问题更为重要。从这段不经意的对白中可以看出二人教育背景、生活阶层的差异，而更大的差异在于种族价值观的差异，在于对人生、世界以及正义的理解。 　　四、结 语 　　 整体上，影片《阿黛尔的生活》并不是一部节奏紧凑的作品。它甚至显得慵懒、随性，有许多零碎的叙事和镜头，但又不令人觉得颓废;它有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将这些看似散漫的片段串联起来，不动声色地把观众带入阿黛尔的内心世界，把同性恋者的现实处境和心路历程展现得立体而丰富。本文从酷儿理论、身体书写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解读影片的同性恋主题。除同性恋主题之外，影片还关注其他社会焦点，如北非移民在法国的生存状态，法国同性婚姻合法化运动，青春少女的叛逆和成长等。影片具有深刻而复杂的社会背景，其内涵丰富，足以让影评人得出各种解读。 　　 　　[参考文献] 　　 [1][法]弗洛朗斯・塔玛涅. 欧洲同性恋史[M].周莽，译. 北京：商务印刷出版社，2009：12. 　　 [2][英]塔姆辛・斯巴格. 福柯与酷儿理论[M].赵玉兰，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 林树明. 身/心二元对立的诗意超越――埃莱娜・西苏“女性书写”论辨析[J].外国文学评论，2001（02）. 　　 [4] 董之林. 女性写作与历史场景――从90年代文学思潮“躯体写作”谈起[J]. 文学评论，2000（06）. 　　 [5] [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M].黄晓红，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201. 　　 [6] H l・ne Cixous. “Coming to Writing” and Other Essays[M]. Translated by Sarah Cornell.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1. 　　 [7] Luce Irigaray. This Sex Which is Not One[M]. Translated by Catherine Porter with Carolyn Burke.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3. 　　 [9] [英]安东尼・吉登斯. 社会学[M]. 赵旭东，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14. 　　 [10] [法]阿布戴・柯西胥.我要讲的是社会差距，不是同性恋[OL].新京网报，http：//www.bjnews.com.cn/ent/2013/05/29/265962.html，2013/05/09. 　　[作者简介]  杨玲（1983― ），女，湖北武汉人，硕士，湖北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法国文学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