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指示"的起因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就是有名的“五七指示”。而这封信的起因，却少见提及。近日，读到《邱会作回忆录》，才窥见事情的来龙去脉。 毛泽东这封信是对林彪送上的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副业生产的报告》的批示。这个报告就是邱会作主持起草的。邱会作为什么要起草这个报告？得从部队为什么要搞农副业生产说起。 此事要追溯到三年困难时期。当时食品供应紧张已经殃及部队，地方不能保证粮食供应，个别地方无粮供应，凭证买不到肉食和食油，有钱买不到蔬菜。邱会作讲了三个例子：1961年夏天驻山东的部队，80%以上是吃地瓜干，有时一星期也领不到一颗粮食。地瓜干又是1958年、1959年存下来的，原来根本不是当口粮的，而是做猪饲料，多数都是有霉点的，吃这种地瓜干苦得难以下咽；1961年秋驻河南周口的部队吃的面粉，有20%以上都有杂质，如树叶、草、麦杆等，这种面就像麦麸子拌干草喂牲口吃的细料；1961年驻四川绵阳的部队吃的大米有20%以上的稻壳、砂子、泥土等。他说，这是我亲自在部队看到的，同部队一起吃过这种粮食做的饭。部队的粮食定量每人每天一斤半，除去不能吃的东西，真正下肚的粮食也就是一斤多一点，战士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见天吃这种饭能行吗？粮不够，瓜菜代，当然是出路，但部队哪有瓜菜？蔬菜、肉食、食油都没有。这种生活不能长期下去。 当时，部队固然吃不饱，地方挨饿的现象更严重。周恩来让邱会作参与过几件救灾的事。1960年5月，广西横县驻军给邱会作发了一个电报，称政府机关因饥饿不能工作了，要求借军粮。周恩来让邱会作去秘密调查。他到横县一看，县委书记躺到床上起不来了，有气无力，作揖流泪，伸出四个手指，意思是四五天没吃饭了。原来这个县为了保“卫星县”的名誉，断粮也不敢报灾情，已经饿死1000多人，每天还在死人。1961年冬，甘肃省玉门、酒泉灾情严重，周恩来只好让邱会作拨出军粮调汽车星夜兼程送到村里，早一天送到，就少死好多人。当时，来部队的家属大增。家属绝大多数是专门到军队吃饭的，而且不打算再走。他们说：“横直是饿死，死在家里，还不如在部队死在自己的亲人面前。” 军队困难，国家更困难。军队向国务院多要粮食也张不开口。于是，在1960年冬天由贺龙主持的军委常委会上，邱会作提出“自己动手搞生产，别无他法。”当时总政领导人提出异议，主要是怕影响突出政治。罗瑞卿向贺龙提议，由邱会作起草一个军委给中央的报告。于是，邱会作在1961年2月起草了一个军队动手搞农副业生产保证自己供应的电文，上报罗瑞卿，一周没得到答复，又直接报给林彪，才得到支持。有了这个文件，全军开始种菜、养猪、生产粮食和副食，大多数连队都有了一块菜地，一个猪圈，一个作坊，当年就解决了吃不饱的问题。 从此，军队开展农副业生产不但合法化，而且成为长期方针固定下来，并影响到阿尔巴尼亚、古巴、阿尔及利亚等国家的军队，《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副业生产的报告》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毛泽东的信传达到中央军委，总政主任萧华对邱会作说：“恭喜你得了大奖。” 当然，“五七指示”的内容远远超出了军队从事农副业生产的范围。其主要影响有二：一是体现了毛泽东对林彪的借重，全国人民学解放军成为一时之风。二是勾划了一幅新的社会蓝图。军队要成为亦工、亦农、亦学、亦民的大学校，工、农、学、商和党政机关也要以本业为主，兼学别样。在“文革”中，干部下放劳动的机构称为“五七干校”，其他职业的人到农村劳动称为“五七”道路。后人研究毛泽东的社会理想，都不能回避“五七指示”。但军队从事农副业生产的起因，反而无人注意了。 （选自《邱会作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