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钱学森之问"分析中国教育改革之路
由“钱学森之问”分析中国教育改革之路
摘要:钱学森对于我们的教育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追问道出了我们教育的尴尬。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教育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却没有培养出杰出的人才。其中的症结在于高校教育改革的方向性错误和中学教育理念的严重误区。我们的高校体制趋于行政化、官场化,我们的中学基础教育则越来越机械化,高效自由的缺失,中学基础教育的僵化死板,严重阻碍我国未来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为了能尽早摆脱僵局,我们迫切需要一种适切教育体制,来推动我国高校和中学基础教育的发展,从而达到培养出新一代杰出人才的目的。
关键字:钱学森之问 教育改革 创新型人才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钱老这一惊天一问深深的触及到了中国教育的痛处,也让无数中国人倍感困惑:政府每年投入那么多的经费,为何中国教育离我们所期待的反而越来越远呢?这使得我们的教育改革面临着无限的尴尬。
其实,我国的高等教育自上世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以期寻求出一条富国安邦的教育之路。如若针对现状改变而言,高校改变并不或缺,而且幅度之大、程度之猛,可以称之为“空前盛况”。从实施“211工程”和“985工程”,到引进本科教学评估,把所有高校弄得是如痴如狂。从对教师进行量化的绩效考核,到规定研究生导师必须交纳“助研经费”才能招生,教师们的从业模式几乎已被全盘改变。从表面上看,这些改革几乎触及到了灵魂深处,但我们的改革为何不是越改越好,而是越改越差呢? [2][1]
1.高校发展出现方向性错误
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其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概言之,就是中国高校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高校自主办学的空间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伴随着培养出的毕业生也与我们的期望相差越来越大,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教育的发展规律。因此在此基础上推进的改革,只能是缘木求鱼,越改越乱。根据中国《高等教育法》第十一条之规定: “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至于如何落实高校的自主办学权,并没有保障性的规定。值得注意的是,在上世纪改革开放以后至90年代以前,虽然高校体制与现在并无二致,但高校的自主办学权要大得多,学术气[3][1]
氛也比较好。其中的缘由当然有很多,但很关键的一点在于当时国家没有以各种“工程”、“评估”来干预学校办学,当时也有一批高校领导者致力于按教育规律办事,从而营造出一种比较宽松的办学氛围。但是,自从各种工程、评估出台后,高校不但在人财物而且在教学内容与方式上,都越来越受制于各级教育主管部门,自主办学的空间也就越来越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高校越办越像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专业齐、规模大、学生多,校园都弄得像花园一样。至于特色,早已在教育部门整齐划一的管理模式下被过滤掉了。哪怕是北大、清华,历史的特色与积淀也正在被挤压殆尽,或许改名为教育部直属高校第一分校、第二分校,才最适合其目前的办学“特色”与现状。
行政干预的直接结果就是高校本身也迅速地行政化、官僚化,从而扼杀了作为创新主体的高校教师与学生的创新精神。众所周知,行政与官僚化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是等级制与服从精神,讲究效率而非自由,讲究显性的绩效而非隐性的成果,这些在行政机关中十分有效,却是办教育的大忌。而行政干预与大量受主管部门掌控的资金注入高校的结果,就是模糊了作为官僚部门的教育主管机构与作为教学单位的高校之间的区别与界限,把校园变成官场,把从事自由创造、学习的教师与学生,视为必须服从的下属与被管理的对象。这样一来,还谈何创新呢?有人把中国高校发展滞后归结为缺少教育家所致,但问题是真正的教育家在这种体制下不可能生存下去。即使蔡元培重回北大,他所能做的大概也就是要么黯然辞职,要么高高兴兴地迎接教育部的本科教学评估。至于那块“兼容并包”的牌匾,他大概只能在家里挂挂了。
这种高校官僚体制的另一个负面后果,就是极大地扭曲了各种改革措施。不能否认,有些改革措施本质上是不错的,甚至有的还是从国外引进的。那么,为何一到了中国,就出现南橘北枳的结果呢?其中原因就在于官僚体制主导下的异化。以教学评估为例,国外大学也常常面临各种评估,一些大学排名就是这样评估出来的。但是,这些评估都是由社会中立机构进行的,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布,供家长和学生参考。但到了中国,教学评估就完全成了主管部门考核各高校政绩的一种方式,整个评估过程也变成全体动员、集中突击的群众运动,其质量与可信度也就可想而知。
直白地说,在教育领域,最好的管理就是不去管理(除了必要的监督与服务外)。创新其实不难获得,只要你给予它充分的自由与空间,它就会像野草一样疯长。如果你要把它用玻璃瓶子装起来,即使给的养分再多,最终也只会枯萎、死亡。 [5][6][4]
2.中学教育改革的误区
2.1为行业机械地培养“产品”
中国教育改革的不理想不仅仅在于高等教育方面,甚至可以说一大部分的问题出自基础教育改革的失败上,自建国以来,我们国家的基础教育主要是在近代型学校进行。近代型学校的基本特征是划一化、规格化,因而又被称为工场型学校。它是伴随着工业化进程而不断发展的,其主要任务是造就产业社会的自觉承担者,也即它要培养出知识与行为技能规范化的劳动成员,生产出职能符合社会要求的教育标准件。从社会的功能这一角度看,这种学校可以说是制造产业社会人的装置。根据学生对于产业社会的适应有精品、成品与废品之分
[8][7]。
为了满足这种需要,我国从高中阶段即实行文理分科制度,表现出重科学知识传授、忽视人文修养教育的倾向。数理化得到异乎寻常的重视,大量的优秀学生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了理科。而文科教学的时候,绝大多数采用理科的方法进行,精神层面的东西被机械地处理了。在这种歇斯底里的技术理性、工具理性的驱使下,教育者把受教育者在教育中的精神变革与成长变成了单调的机械性变化。
这种追求着统一性和标准化的教育忽视了或者是不够重视学生个体的需要与兴趣。学生精神的自主创造被剥夺了,完全沦为学校与教育被动的塑造物,在教育中泯灭了人本身的个性。高考自主招生要从这里面选出能够成为大师苗子的可能性何其小,像钱钟书先生那样的特殊人才在我们的中学里几乎没有。 [9]
2.2学生缺乏自主独立性
中学教育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期间的各种经历经常影响人的一生。这个阶段的学生开始思考自己与世界关系、人生的意义等问题,是充满了理想激情的年代。对事物充满了兴趣与好奇。然而,我国中学教育长期以来把知识传授和考试检验作为中心,使很多学生日渐失去对世界事物的好奇心,让夺取高分的好胜心占据他们的头脑。当其中的一部分人胜利进入高等教育阶段后,也只会习惯于接受知识而缺乏创造力,在精神上也缺乏独立性。
大师共有的一个特征就是个性突出,创造力丰富。其之所以成为某个领域的大师,大都是因为在某种兴趣的导引下孜孜以求探索的结果[10]。他们曾经是人们眼中失败者,或者凡品。如爱因斯坦无论是中学还是大学都被看作平庸的学生。达尔文对于尊贵的神学和流行的医学都学不进。但是,他们却成了历史上的杰出人才。重要的是,他们的人文素养非常高。很多科学家同时也是哲学家、艺术家。他们对人的尊严与价值有相当深的思考,正是这种素养驱使他们积极为人类做贡献、实现自身的价值。
最终,我们的学生也许能成为各个行业的专家,但是却成不了大师。
3结论与建议
中国教育之所以培养不出想钱学森那样的杰出人才,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内高校改革方向性的错误和为高校输送精英人才的基层中学教育体系的畸形变化所致。为了改变钱老的“为什么我们的学校的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的尴尬局面,我国必须着手于高校和基层中学教育内在本质的改革上来。
3.1高校现行制度的“急刹车,再转向”
在高校改革出现了方向性错误并且越改越差的情况下,最紧急也是最明智的措施就是踩刹车,不折腾,终止那些错误的改革举措,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停止“211工程”和“985工程”,终结教育部门主导下的本科教学评估,以及取消各高校的行政级别[11]。至于那些量化考核措施,则由各高校自行处理。我相信,没有进“XX工程”和开展评估的压力与动力,这些措施大多也将自动中止。
对高校现行改革制度的进行急刹车的原因是这些所谓改革措施的负面后果已极其明显和严重。比如目前一个越来越突出的现象是,随着中国高等教育质量的下降,社会各阶层对中国高校的信任正在逐渐丧失,新的“读书无用论”出现更进一步加重了中国教育体制的负担[12]。当然,最严重的是,乱折腾不但导致出不来钱老所期待的创新型人才,更重要是严重窒息了整个社会的创新活力。当前的大学毕业生只有20多岁,他们将是中国未来20至30年的主力军,如果没有把他们培养好的话,就不但只是影响当前,至少还要影响到未来20至30年。从这个意义讲,教育的失误绝对是最大的失误,要消除这种失误的影响也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当然,从长远来看,仅仅“踩刹车”是不够的,还必须“转向”,即调整改革方向,把改革真正落实到赋予高校充分的办学自主权的道路上来。而要从根本上赋予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是要必须做到高校自立,最主要的是在经费上不必仰仗于相关主管部门。公立学校的资金肯定是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甚至民办高校也应该有权利接受国家财政的平等资助。但是,这些经费应该根据一些指标(如招生人数、规模等)、通过相应的规范固定下来,主管部门不得随意增减,从而杜绝那些必然导致高校地位矮化的“跑部钱进”现象。平等获得经费并不是吃大锅饭,我相信,只要高校自己办得好,各种社会捐助(包括校友捐助)自然会滚滚而来。作为中国数一数二的高校,北大、清华首先应该有这种自信,从对国家经费的高度依赖中走出来。像哈佛这样的名校,虽然经费充盈,其预算中的相当一部分也是来自于捐助产生的相关收益[13]。
中国高校不应该只是在经费数量上向其看齐,更要看到它的钱是如何来的。如改变校领导的任命体制、健全高校的董事会制度、实现教授治校等等。有了高校的自立,加上办学的自主,我相信随之而来就是创新的自由,是压抑了许久的广大教师科研人员的创新力的释放,最终将迎来一个创新像野草一样疯长的时代。
3.2中学教育理念需转变
在产业主义价值观支配下的、以一时功利为目的的中学教育是不可能培养出:钱学森们的人才。毫无疑问,杰出人才是:我们民族长久延续的根本,所以,我们需要中学教育的快速改革,需要一种适切教育的出现。换言之,适切的中学教育才能培养出钱学森们所期待的杰出人才。适切的中学教育与传统的中学教育有着根本:不同的理念,这就是要以人为本,而不是将人当作工具[14]。
适切的中学教育必须是能够坚持科学发展、以学生为本、统筹兼顾、全面发展教育。以学生为本的关键是不能把学生当作是被加工的原料对象,充分考虑学生的需要、兴趣。学生不一定要学到充足的知识,重要的是形成探究世界的兴趣。学生探究地球形状的兴趣与好奇心远比知道地球是圆是方更有意义。其次,这种教育要做到统筹兼顾、全面发展。既要对学生进行智力开发,也要引导学生思考人的价值、体验人的意义。在具体操作中,既要重视科学知识的传授,也要重视人文教育发展
[15]。
参考文献
[1]素建军.钱学森人生故事全集[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0:33.
[2]刘建生.温家宝:钱学森之问对我是最大的刺痛
[EB/OL].(2010-05-05)[2010-11-01].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es/2010-05/05/c_1273985.htm.
[3]钟启泉.教育的挑战. 2008
[4]上官子木.反思中国人成才障碍.2008
[5]涂元季.人民科学家钱学森 2002
[6]魏宁.钱学森的社会工程哲学思想初探[期刊论文]-科技经济市场 2007(1)
[7]钱学敏.钱学森大成智慧教育的设想 2008
[8]沈正斌 芮必峰 胡荣华.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 2009
[9]Martin Trow Trust Markets and Accountability in Higher Education:a Comparative
Perapective[Research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CSHE] 1996
[10]吴青山 黄美方 徐维平.让我么直面“钱学森之问” 2009
[11]隋喜文.试解“钱学森之问” 2010
[12]储晖.期待“钱学森之问”有答 2010
[13]钱学森.中国大学为何创新力不足 2010(2)
[14]张绪山.“钱学森之问”: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 2010
[15]全国人大工作会议在京举行:胡锦涛 温家宝发表重要讲话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