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白话到现代文学

　　摘要：《文学改良刍议》中的关键词“白话”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被替换为“国语”，胡适的这一明显替换可以引发读者的思考。立足《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从胡适的白话文学论中可以探寻出一条清晰的构建现代文学的理论思路，从倡导白话文出发，由“国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的互动，达到想象和设计中的中国现代文学这一理想的实现。 　　关键词：白话；国语；现代文学 　　作者简介：刘慧，山东泰安人，聊城大学文学院2011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10-0012-02 　　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的宗旨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所谓“国语的文学”是指用国语创作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是指可以用来做文学语言的国语。《文学改良刍议》中的关键词“白话”被替换为“国语”，可以引发读者的思考。晚清时，已有学者提倡国语，但是只是出于政治维新的目的，主流的文学创作还是因袭文言。胡适认识到白话不仅可以做政治维新的工具，还可以成为民族共同语，扮演国语这一角色，甚至可以作为文学的语言（成为“文学的国语”），用来创建中国的现代文学（以白话做文学创作出的文学即“国语的文学”，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由此可以寻出一条清晰的脉络：白话—国语—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中国现代文学。 　　首先，白话——国语，基于实用性和普世性的考虑，白话较之文言有做国语的资格。学习掌握文言文所花费的时间成本、教育成本太高，文言不是被大多数社会成员所掌握的语言形式；文言亦不是适用于日常生活交流的理想的语言形式。从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角度来看，文言自然不可做国语。且不说文言文中包含了太多封建的伦理专制思想，不利于民主、科学新思想的传播、不利于民众的启蒙，暂不谈白话因其“简法”不利于进行理论分析、逻辑推理等科学思维的展开、不利于具思辨性、学理性的事物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单是言文脱节的状况，已经极大地阻碍了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脚步。至少在一个下层民众不要说什么话语权，连上层社会所认可的语言都不会使用、他们的声音和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不能够以书面形式呈现和流传的国家难以滋生民主，语言都不平等更妄谈政治权利的平等。因此，从白话自身的优点、国语的要求、建设现代国家的必要条件出发，采用白话做为国语是当时唯一明智合理地选择。 　　然后，国语——文学的国语。白话不仅可以做国语，而且可以成为文学创作使用的语言。胡适认为由白话语言创作的文学即白话文学是文学的正宗，是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文学。如文中所述“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这一千多年的文学，凡是有真正文学价值的，没有一种不带有白话的性质，没有一种不靠这个“白话性质”的帮助。”[1]胡适认为具有真实思想情感，达意达的妙，表情表的好的文学才是“活”文学，才有真的价值，才有生命力。由此出发得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白话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正宗，白话文学也将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正宗的观点。中国传统的文学价值观认同文言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正宗，胡适的观点是对人们以往坚定不移的传统观点的挑战和颠覆。“当时先驱者的一种共识，就是坚信文学革命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趋势，白话文必定取替文言文的正宗地位。而将这些“共识”理论化，并形成可以被接受的概念而加以推广的，还是胡适。他的理论建树最突出、影响最大的，是‘白话文学’论和‘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这两者相辅相成，筑起胡适的文学思想（同时也是文学革命指导思想）的基本架构。”[2] 　　国语要成为文学的国语，即白话要想成为文学的语言，在当时还存在许多源自白话自身缺陷的问题。“今夫文字语言之所以为优美者，以其名辞富有，著之手口，有以导达要妙精深之理想，状写奇异美丽之物态耳……今试问欲为此者，将于文言求之乎？抑于白话求之乎？”严复就曾以白话过于简单，词汇不足，因而只能用于面向下层的启蒙，不能用于文学和学术为由来批驳胡适、陈独秀等。[3]因此白话存在自身建设的问题，也就是建设国语的问题。面临文言的强势和创建新文学的压力，白话抑或国语急需走向自身系统的成熟。胡适等人在理论上论证了白话和白话文学价值存在的合理性，使白话、白话文学成为人们的共识后，“建设”便成为下一步的工作，由“破”而“立”。 　　那么如何实现国语和新文学的“立”？此即涉及第三之“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的关系问题。胡适先从文学的角度说明国语的重要性，又从国语的角度说明国语的文学的重要性。针对当时没有标准的国语，何以有国语文学的质疑，胡适的回答是：若要造国语，先需造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国语。胡适采用事实论证的方法论证这种思路的合理性，所举的例子便是意大利和英国的例子，没有但丁等人的自觉使用白话进行的文学创作，便没有不到一百年时间里，意大利的国语的完全成立。英国诗歌之父乔叟，他创造的许多诗歌，使英语成为这个国家的标准国语。人们当时的英语包含几种地方方言，而伦敦方言成为现代英语的标准，很大程度上是乔叟的功劳。可见经典的文学作品起着规范语言的作用。较之国语教科书和字典，文学作品才是更灵活更博大更起作用的语言的库藏。因此，创造新文学之于造国语，意义重大。当时，国语研究会的成员抱着“统一国语”之宏愿，主张要先建立一种“标准国语”，胡适认为有文学价值的国语才是标准国语，国语的标准由伟大的文学家定出来，而不是由教育部的公告定出来。 　　今天，人们回顾，或可发现，国语和新文学的同构关系，亦可看到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两者是相互促进的。胡适的这篇文章即标志着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的合流。“在言文合一的口号下，白话被称为国语……白话文运动由文学改革的范围向整个社会全方位推进，这也是文学革命在短时期内大获胜利的原因之一。”[4] 　　第四，国语的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立足于“建设”，胡适于文中第四节开始谈创造新文学的步骤，分三步走：工具，方法，创造。其一，即是工具。如何筹备这种工具，胡适提出一是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学，二是使用白话作各种文学。傅斯年在《怎样做白话文》中即提供了 “乞灵说话”和“欧化中国语”这两种思路，是对胡适主张的补充。胡适在主张用白话作文学时，写道：“我们有志造新文学的人，都该发誓不用文言作文”。实际上，可以发现如鲁迅等人，述学之作即学术研究之作比如写于一九三零年的《中国小说史略》甚至钱钟书写于六七十年代的《管锥编》多用文言，而非白话。也许是因为“文言已有一套成熟又独具魅力的表达方式。它的简法、韵味是让任何一个新文学作家着迷的。先驱们本身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以及当时的白话还是处于新生期，较为粗糙、简单，用于学术还需假以时日（《管锥编》等采用白话不因此等理由）；又或者，他们的研究多涉足古代文史哲领域的古典文献，乃文言之作，因此述学之作和学术研究的对象采用同一套话语系统，没有话语系统转换带来的隔膜，也许在阐义释理时很是自然、顺畅。再者，当年传统文化的反叛者们理智上坚定不移地批判、情感上未必不无不自觉的回归，毕竟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座复杂博大的矿藏，精华与糟粕并存，精华之处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固有胡适等人对中国文化的纵向科学梳理如整理国故），而文言这套话语系统也的确有其精微绝妙之处，有白话所不及的地方。因此述学之作采用文言大有其奥秘。关于筹备新文学的工具——白话由何处汲取资源问题，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的第四节只谈了借鉴白话文学资源，在第三节里却也写到了“有不够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话来补助；”更有“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来补助。”能重新审视文言的价值，借鉴可取之处丰富发展国语，这也才是认识的深化，是创新、建设的正途。 　　其二，是曰方法。胡适把文学的方法分为三类：集收材料的方法，结构的方法，描写的方法。而且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即推广材料的区域、注意实地的观察和个人的经验、用周密的理想作观察经验的补助，以此来集搜材料，是所谓写什么的问题；有了材料之后，视材料而定确定文体体裁，筹划怎样把材料用的最得当最有效力，也就是适当剪裁，讲求布局，怎么写的问题。接下来就是讲究描写的工夫，写人、写境、写事、写情达其高妙。大致知道了有这些做文学的方法，又该如何学来学到呢？胡适的主张是翻译西方文学经典文学名著来做模范，借鉴比较完备的西方文学方法来为文体理论贫瘠单薄、文体尚不独立的中国文学注入新鲜的血液，以此来创造发展现代文学。 　　其三，乃为创造。在探索中创造，有时不必等理论完备后再去实践，方法的使用与创造本身或可同步进行，这也是达成目标的一条途径。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写于1918年4月，中国的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鲁迅的《狂人日记》即完成于同一月份，文学革命收获了它强具说服力的振奋人心的文学实绩，新文学的建设者们设计筹划和想象中的中国现代文学以其巨大的优势、发展潜力和顽强生命力逐步走向稳健的异彩纷呈的曲折漫长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明主编《胡适精品集》，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 　　[2]、[4]、钱理群等.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王风. 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之关系[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