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问青红皂白拳打脚踢:罗瑞卿秘书忆文革批斗(1)

2005-01-12 09:5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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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仲方

我不如地狱 谁入地狱

中央为青海“二·二三”事件定了案，在青海省昨天受打击的“‘八一八’造反派”又成了革命派，同“‘八一八’造反派”对立的那一派成了反革命派。全省风云骤变，杀气腾腾，在“二·二三”事件中死亡者的亲属、受伤的“红卫兵”，在西宁掀起了“以血还血”的白色恐怖，到处抓捕与“二·二三”事件有关的人，见到这些人，不问青红皂白就拳打脚踢。

我虽然与“二·二三”事件无关，但是“造反派”不会放过我，何况又有林彪亲自点名，更大的灾难已迫在眼前，随时可能被抓。我和洛明也做好准备，把铺盖和换洗衣服、洗漱用具捆好。我们互相勉励；洛明嘱咐我，不管遇到多大磨难，都要坚持住。我嘱咐洛明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老人和孩子。我把一点积蓄、手表、钢笔交给她，历年的日记、笔记都拜托她设法保存。一切都安排妥当，反而轻松了。照样到大院里，甚至上街去看看动静。一位关心我的同志看见我大吃一惊，悄悄告诉我，军管会已决定逮捕你，并告诉我一定要挺得住。临别时，曹毓五同志还紧紧抓着我的手说：活着就是胜利。

果然，1967年3月27日夜间，刚过零点，有人敲门。洛明去开了房门，省公安厅两位干部进门就拿出拘留证，宣布将我拘留。两人都是我熟悉的部下，一位是郝明新，一位是秦开华。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就在拘留证上签了我的名字。当他们拿出手铐，扣住我的双手时，我笑着对他们说：“怎么还来这一套。”他俩无言以对，只好帮助拿起铺盖，我自己端着脸盆，与洛明告别，上了门前的汽车。洛明在家，看着秦开华作例行的搜查，主要是查枪支，我保存的自卫手枪，在批斗开始时已交给保卫科。汽车在半夜里穿过寂静的西宁市大街，进入南滩看守所。

说起来真是笑话。这座看守所是我担任省委政法领导小组组长时，根据中央的指示参考北京秦城监狱图纸建造的，准备一旦打仗，就把北京秦城监狱关押的重要犯人转移到青海。因此，建筑规格比较高，开间较大，后墙有一排窗子，囚室内一个大的木板炕，有暖气、自来水、抽水马桶。在建造过程中，我亲自视察多次，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才建成使用，想不到我自己负责建的监狱，自己竟首先进来了。

郝明新是看守所的负责人，他把我领进一间囚室，铺开被褥，告诉我还需要什么东西可以让家里送来。我让他告诉史洛明放心，告诉她把家里旧的军大衣送来。他把铁门关好，上了锁，又把过道铁门上了锁。由此，我开始了长达五年多的牢狱生活。

囚室有电灯，但开关在门外，平时晚上也不开灯，我在黑暗的监房中沉思着。很奇怪，我进了监狱，听到两道铁门上锁的咣当声音，反而有了一些放心宽慰的感觉，耳中响起《白毛女》喜儿的歌声，“大鬼小鬼进不来”。在这里可以安心睡觉，用不着提心吊胆，被陌生人随时带走，也不知带到什么地方，会碰到什么情况，死了也无人知道。也用不着每天去应付大会小会的批斗。那种场合里，说骂就骂，说打就打，人身安全是一点也没有保障的。如今进了监狱，反倒觉得比在外面有安全感。

我惟一担心的是洛明一人在家里，我被关押的消息传开，她会受到巨大的压力，她眼前的日子怎么过呢？我托人给张文芳送了一封信，我们两家分住楼上楼下，离得很近，让他看在多年同事的分上，照顾史洛明。而张文芳不仅不予照顾，反把她扫地出门，幸亏有好心人帮助，找到一间房子把她安置下来。我被抓进监狱，史洛明立即回到公安部向谢富治求救，谢富治告诉她，关起来好，比在外面安全。对比眼前的大动乱，她也觉得只好如此，心情也不那么着急了。

第二天，我被叫出监房，按规定，作为囚犯，照了正面侧面的相，按了十个指印。这些工作人员都认识我，他们一个也不敢同我打招呼，紧张地办完就走了。

这座看守所是辐射形的，有四个胡同，胡同口有铁栅门锁着，每个胡同有八间监房。辐射中心是天井，围着天井有看守员室、问讯室、医务室、浴室。囚犯有事可以大声喊报告，看守员会开门看望。监房门上有小窗，外面可以看见里面，里面却看不到外面。

开始，我以为他们拘留我是暂时的，因为按规定拘留期不能超过七天。到了第七天，郝明新给我出示逮捕证，说我被逮捕了。我问他是谁决定逮捕我？他说是军管会。我说按中央规定，逮捕我这样一级的干部，必须有中央、毛主席批准，军管会是无权逮捕我的。我要求军管会立即释放我。不久，看守所也军管了，军管小组组长栾春芳，是军区某部团政委。我再次向他说明，他说逮捕你是林副主席点名的，青海省军管会无权决定释放你。我问为什么逮捕我？他说是因为同罗瑞卿问题有牵连。我又问，是罗瑞卿问题大还是我的问题大？他说当然罗瑞卿的问题比你大。我又问既然这样，那么，罗瑞卿没有被捕，为什么逮捕我？栾春芳只好说，逮捕你只是一种审查方式，你就耐心接受审查。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可以要家属送生活用品给你，有事可直接找我。看来，这位组长还是通情达理的。既然是逮捕，我就只好耐心在监房住下去了。

覆巢之下 焉有完卵

在我入狱之初，他们问我还有什么要说的，我只是告诉他们，我有问题我自己负责，希望不要牵连我的亲属。他们说党的政策不株连亲属，你可以放心。在狱中五年多，我什么

消息也不知道，出狱后才知道全家都受到了牵连，遭遇是惨痛的。

我的父亲王肖山是老教育家，建国后任国家教育部参事，本来住在教育部宿舍，他的学生李克农看到老师年近八十，要我把他老人家搬到公安部宿舍与我们同住，好有一个照应。我的问题与他毫无关系。竟被公安部“造反派”批斗打骂赶出宿舍，几经波折，安置在浙江德清县我的堂兄王仲俭家中。仲俭夫妇对老人很孝敬，供养是不成问题的。万万没有想到，我入狱后，“造反派”追到德清，逼迫仲俭交出所谓王仲方的黑材料，仲俭莫明其妙，“造反派”不达目的决不罢休，隔离批斗，连续几昼夜，仲俭忍受不了而自杀。他的妻子也被隔离。家中无人照看老人，邻居也不敢进门，可怜八十六岁高龄的老人竟然被活活饿死。父亲死后几天才被邻居发现，草草埋葬在荒山上。我父亲满清末年留学日本，是孙中山同盟会会员，参加过武昌起义；辛亥革命胜利后，被派回安徽任皖北宣抚使，后在芜湖办学，李克农、柯庆施、宫乔岩、曹渊等一批安徽省的早期的共产党人是他的学生。他与陈独秀、朱蕴山、高语罕等党的早期革命家关系密切。三个儿子(我是最小的)一个女儿都参加了共产党，大儿子王忠和是黄埔军校学生，在红军中牺牲。二儿子王仲文是高语罕秘书，病死。他自己一生受蒋介石迫害，终于盼到共产党胜利。他万万想不到在全国解放二十年后，竟然遭受如此迫害，活活饿死在家中。我出狱后得知此事，万分悲痛。经教育部报告周总理，将骨灰存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我的妻子史洛明，1938年十四岁到延安，一直忠心耿耿，在各个岗位上为党为国家勤恳工作，曾多次受到表扬和奖励，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女干部。她也受到牵连，被公安部赶到青海，无依无靠。今天抄家，明天批斗。后又被赶出西宁，到牧区干校劳动，受了许多侮辱和折磨。

我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王方方，在七机部工作。我入狱之后，厄运降临到他头上，先后被抓，逼他交出“黑材料”。王方方告诉他们，我父亲年轻参加革命，是无辜的。结果是不仅批斗，还把他关在地下室两年之久。小儿子王天明，是清华附中第一批“红卫兵”的头头，“文化大革命”初期著名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起草者之一，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因为我的牵连，后来被关在山西省阳泉监狱一年。

一家人，因为一个人莫须有的罪名，都惨遭迫害，是我在狱中想不到的。幸好，全家坚信我是无辜的，没有同我划清界限，还通过各种形式给我以安慰。我被关押五年多而不垮，与亲人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竟然体现在我的家中。我对家人负疚良深。可是谁为我负疚呢？那些曾经参与迫害我的人，你们感到过内疚吗？

疯狂批斗 火的洗礼

监所外面有所学校，每天高音喇叭播送“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消息。有一天，突然听到因胳膊摔伤在外治疗的王昭同志已被押解回到西宁。接着以批斗王昭为中心的高潮掀起来了。省委机关、各系统相继开十万人批斗大会，每次大会也少不了我。王昭、王仲方成了青海省“走资派”主要代表，每次大会，我俩分别被架在两辆大卡车上，车上放了长桌。批斗会开始，有两位“造反派”把我们架到桌上，面向群众高高站着。王昭右臂有伤打着石膏，左臂被拉到身后，被人按着脑袋，压低着头，只能算是半个“喷气式”。我因为戴着手铐，搞不了“喷气式”，就被揪着头发往后仰。在我们两旁是一排卡车，每个卡车上跪着省委常委和各部部长。不过，已经被认为是“革命干部”的人如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省委副书记薛宏福、副省长李芳远等人，则高坐在主席台上，原来的领导集体，一下子被分成了“座上客”与“阶下囚”。每次大会，都安排好几个人揭发控诉、批判，大约有两三个小时。大会结束，王昭和我被分别押上两辆大卡车，王昭在前，我在后，大喇叭开路，浩浩荡荡在大街上游街示众。有很多陪斗者跪在马路两旁，围观者很多。我胸前挂着一块大牌子，写着“彭罗陆杨黑干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仲方”。他们把牌子用细铁丝系在我的脖子上，勒破皮肤，流着鲜血。最难受的，是用绳子拴住手铐的链条，把我吊在卡车的铁架子上，双脚只有脚尖着地，还时时拉紧绳索向上吊，每拉紧一次绳索，就痛得一身大汗。好容易游街结束，我已浑身湿透，满身泥土，脖子和手腕留着深深的血痕。回到监房，倒在炕上，全身散架动不了。好不容易透过气来，洗洗脸，掸去身上的泥土，把汗湿的衣服换下来。在批斗高潮中的一个多月，正值夏天，人们穿着单衣，我却在最热的时候也不脱棉裤，因为批斗会上他们逼我跪在运矿石的大卡车上，卡车铁皮上钉着露头的铁钉，双膝跪在铁钉上，磨得血肉模糊。后来就用毛巾和一切能用的东西，包在膝盖上，痛苦稍为减轻些。各系统轮流召开的大批斗会，大约有十次左右，批斗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了。神经和肉体也麻木了，不觉得痛苦了。在挨斗的时候，在游街的时候，看着两旁陪斗的干部，觉得他们吃的苦比我多；看到面前黑压压的群众，搜寻着有无我认识的人，但是他们大多默默地低着头，看不清面孔。我甚至希望记者照下我的镜头，特别是挂着牌子吊在卡车上游街的镜头，一定很好看，比耶稣受难吊在十字架上也不逊色。我没有感到耻辱，耻辱应该属于那些失去人性的疯子，如果你们有一天也会清醒过来，一定会比我更加难受。你们不是说彻底纠正了“王明路线”搞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吗？你们不是一再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吗？你们对这种变本加厉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竟然熟视无睹。你们在政治上、道义上付出的代价，比我受到的屈辱要大一千倍。

每次批斗，都有“造反派”抓住我的头发向后仰，我的一头又黑又密的头发，往往被一把一把抓下来，使我很不好受。我就干脆把头发剃光。这时我突然发现剃下来的头发，不像是我的头发，它本来是黑油油的却变成灰白色的。我醒悟过来，我已成了伍子胥过昭关，一夜之间，由青丝变成白发。原来我看这出戏，总以为是艺术夸张，现在亲身体验到这确实是艺术的真实。为了珍视这神奇的变化，我把剃下来的头发塞进我的鞋子保存起来，过了一段时间，头发竟然变成鞋垫，撕也撕不开了。

除了大会斗，还有各种小会斗。会虽小，人也不多，但是也会有激烈的场面。有一次省委办公厅开斗争会，与会的人都是我很熟悉的部下，关系比较密切。会议主持者强迫这些人同我划清界限。一位过去每日给我送文件的干部，在压力下竟然上来打了我一个耳光，手很重。当时我想到的是，如果打我一巴掌能够表示你们同我划清了界限，得到解脱，我宁愿挨打，以减轻你们受到的压力。不过，应该感谢他们，在重大压力下，虽然不能不上纲上线，却没有什么造谣诬蔑侮辱人格之词。这在当时已是难能可贵了。通过大小批斗会之后，我忽然悟出人是野兽进化而来的，经过多少万年，人逐渐摆脱了身上的兽性而成人。但是再进化，也总是与兽有血缘关系，人性与潜在的兽性共存。人性战胜兽性则文明，则和平，则幸福；人性被兽性战胜则野蛮，则战争，则灾难。人性使人清醒，兽性使人疯狂。人世间常遇到有人兽性大发，造成大大小小的悲剧。我目睹“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破“四旧”、打砸抢、疯狂打人甚至致人死命，一个和睦的家庭、舐犊情深，突然六亲不认，互相仇视。这都是一种疯狂，失去理性，失去人性的表现。我默默地呼唤着：

恢复人性、抑制兽性！保持文明、不要野蛮！从疯狂中清醒过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