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探讨

　　摘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的实践探索在中国农村从未停止。基于南街村个案分析显示,“能人经济”阶段的集体企业曾经依靠政策性扶持实现了一定时期内的粗放式增长;在制度化不完善的阶段,能人治理构成了集体企业发展壮大的必备要素;灵活的市场发展策略和严格的家族式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落后体制的弊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市场竞争的加剧,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化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必将是保障个体权利和实现集体经济生存与发展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农村集体经济;能人治理;南街村 　　 　　集体经济是我国农村经济制度的主要形式,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实践中看,改革初期乡镇集体企业的异军突起以及现阶段各种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不断涌现,都为农村社会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十六届三中全会强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推进制度创新,增强服务功能。”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探索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发展集体经济、增强集体组织服务功能,培育农民新型合作组织,发展各种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鼓励龙头企业与农民建立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着力提高组织化程度”。事实上,实践中农村对于集体经济多种发展模式的探索从未停止。有代表性的是各地一批典型的“明星村”的出现,它们不仅引起媒体大众的兴趣,也引起理论工作者的关注。南街村作为其中的一员,吸引人们的不只是其发展速度和水平,更有其独特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和政治色彩。南街村集体经济如何实现起步、发展壮大?“南街村模式”的发展策略是什么?集体经济组织如何解决其社区的公共服务并实现共同富裕?市场经济下的南街村又面临着哪些问题?给我们哪些启示?带着这些疑问,我们课题组对南街村展开了长期的实地调研,希望能从集体经济视角下解读南街村及其所代表的集体经济的发展。 　　一、政策扶持:再集体化优势分析 　　改革开放前的南街村与中国其他地方并无多少区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同样给南街人带来了希望。1980年,南街村办起了一个面粉厂和一个砖厂,开启了致富的第一步。1981年,推行了20余年的人民公社在中国土崩瓦解,南街村顺从了历史潮流,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制度。南街村再集体化的道路开始于1984年。南街村党支部收回面粉厂和砖厂由集体承包。此后,面对大量闲置荒芜的土地,村领导又做出决定:将耕地逐步回收,进行集体经营。至1990年,全村2300亩耕地全部交回村集体,通过完全机械化,由70人经营。与此同时,村个体工商业者也陆续将自己的产业献给集体,从而全部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 　　南街村的发展利用了社会转型特定阶段集体化的优势。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工业百废待兴,特别是与民生有关的产业更是难以满足市场的需求。而此时制约企业发展的重要瓶颈即为资金短缺。企业要发展,或者依靠民间集资,或者依靠银行信贷。与私营企业相比,集体企业恰恰在资金筹集途径上具有独特优势。南街村“第一桶金”正是通过集体筹资得以起步,而此后的发展壮大更是借助于国家政策和地方政府的支持而获得大量银行信贷,从而走上了依赖投资保持粗放式增长。而此时银行贷款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商业目的贷款,更多地市出于“扶持典型”的目的实施的政治贷款。这些推动力有的是来自国家的,更大的是来自地方政府。在市场并不完善的情况下,充分利用地方政府在资源配置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兼顾企业经营者和所有者的利益,最大限度地发挥了集体企业的潜力。 　　南街村在经济崛起的同时,自然意识到其作为集体典型的优势,并极力向外展示其集体化的特色。南街村一时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典型。据称,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和银行因此闻风而动,开始扶持这个典型,大量的贷款开始向南街村倾斜。南街人坚信:“抓住了信贷资金,发展了集体经济,我们南街才有今天的繁荣”。“1995年,村里上麦恩、拉面两条合资新线,因当时啤酒厂亏损严重,流资短缺,农业银行立即伸出援助之手,再次拿出5000万元,为企业快速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 　　有学者通过数据分析发现:第一,总产值和银行贷款增长趋势是完全一致的,增长幅度也差不多,在总产值翻番的同时,银行贷款也在翻番。第二,1991年及以后,银行贷款远远高于利税,到1998年已接近7倍。并进一步指出: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南街村经济是典型的“高增长、低效率”,正是在巨额银行贷款的拉动下,南街村经济才能在效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情况下,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发展私有企业在农村存在着很多观念、政策、体制方面的障碍,发展集体经济则成为最佳选择,集体企业制度的优势因而十分明显。 　　二、能人治理:集体经济发展催化剂 　　社会学家帕累托的精英循环理论认为:一定时期、每一个社会集团中都有一定的精英群体,他们在某一行业或领域具有特殊才能。这些精英群体和其完善的产生流动机制,对激发社会活力,增强社会经济的动态稳定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同样为精英的出现带来机遇。随着农村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一批有胆识、有能力、懂经营的人士――农村经济能人迅速崛起,并随着农村民主政治特别是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而逐渐进入乡村公共政治领域,成为村庄领袖人物,在村庄政治运作中居主导或支配地位,在中国农村形成了独特的能人治理型村治模式。其典型特征是:“个别或少数能人在村级治理实际过程中居支配性地位,具有相当高的权威。” 　　南街村集体经济的迅猛增长必然是众多合力之结果。中国发展特定阶段集体经济的自身优势属外在客观环境。这种因素并未使得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实现普遍发展,南街村模式的发展必然有着自己的内在因素。从内部因素看,有学者将之归因于南街村自身的资源优势和滚动发展。虽然将南街村经济本质完全称为“能人经济”有所偏颇,但不可否认,村党委书记王宏斌作为“能人”对集体经济的发展起了关键作用。正如南街村编写的宣传资料《理想之光》所称:“南街村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位具有‘二百五’精神的领路人,带来全村人经过多年奋斗,才由出了名的穷村发展到年产值八亿的富裕村。”从客观上看,无论是村庄内部还是从乡镇政府,都需要能人角色以实现村庄社区的有序运行和发展。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村干部基本由乡镇政府任命,在村民眼里,从来都是将这些得到乡镇政府赏识的人视为他们的“村官”,是村庄这个社会共同体的领导者、决策者。在乡村社会中,与普通社员相比,村干部拥有特定的政治身份和地位,拥有一定的资源调配权甚至于对个人有形无形的控制权,特别是在乡镇政府的支持下,形成对村庄较强的控制能力。 　　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实施后,农村基层民主方在全国范围内得以普及。然而,实证研究表明,虽然基层民主的步伐从程序上已经启动,但并未实现民主的主旨,农村大多数村庄的村民自治仍处在能人治理阶段。普通村民对村庄公共生活的参与和影响度极低,村庄公共权力的运作缺乏监督、制度化程度低。 　　村民自治事实已演变为占村民人口极少数的特殊村民群体――村干部的治理,至多也只能说是一种村民群众选举的领袖民主,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群众自治。有学者认为,它“实际上属于一种(地方)‘权威性自治’,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村民)‘代表性自治’。”然而,无论是乡镇政府,还是村庄自身,与民主需求相比,经济发展往往更为急迫和现实。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能人也能够借助自身对村庄的贡献和体制性权威,利用其在农村社会经济中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以及在农民群体中的威信,去管理和介入社区事务与政府决策,表现出了效率高、决策快和实用性强等特点。毫无疑问,在任何集体经济的发展中,经济能人的个人决策直接关系企业生存与发展。由此,在社会转型的特定阶段,能人治理构成了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重要要素。

　　三、外圆内方:集体经济发展之道 　　“外圆内方”被视为南街村基本的治村之道。南街人的“外圆”体现在贴近市场经济的灵活的发展策略,此为发展之本;“内方”则体现在高度集中的严格管理与共同富裕的分配方式,此为策略之道。 　　(一)发展之本:与市场经济接轨,与社会同步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为追求较快的发展速度和实现经济总量的增幅,在宏观调控上基本上实施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出现“双膨胀”现象。南街村的发展历程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改革开放前二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轨迹:通过信贷、引资积极扩大经济规模,进而实现经济总量的增长。 　　从发展策略上看,南街村较好地利用了自身优势。南街村最初的工业是从当地农业内部生长出来的,资源、技术、人力来自当地,此后向村庄外部,向城市扩张发展。这既不同于有大城市工业做靠山的东部和南部地区的乡镇企业发展的道路,也不同于依靠引进大量外资起步的沿海地区的乡村工业的道路,正是合适合中国中部平原农业地区发展农村工业的农业产业化的道路。南街村人引用毛泽东的话,称之为“农村包围城市”。有学者通过调查指出,南街村经济发展成就得益于利用地理优势,通过吸收利用周边大量廉价劳动力特别是初次就业的“见习劳动力”,从而降低了劳动力成本。从营销策略上看,正如南街人所承认的:“一个普通的小村庄,在这样的大气候下,为了保生产、求发展,必然要有相对的灵活性。”南街人较好地利用了改革开放政策,实现了与市场接轨,积极融入中国经济发展的洪流之中,并且抓住了市场机遇。 　　(二)策略之道:特色治村,勇做典型 　　虽然南街村独具特色的村治之道倍受争议,客观地看,它也是南街发展的辅助动力之一。 　　特色治村之一:严格管理,节约成本。在经济管理上,南街村工农业实现了集中统一的管理模式。生产计划属于指令性计划,必须完成。为完成生产计划,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效益,总公司制定了“六定一赔偿”的管理办法,即定设备、定人员、定产量、定质量、定时间、定消耗,完不成计划任务者就要赔偿。南街村通过集中、严格的管理模式则在一定程度上利于弥补落后管理的弊端。 　　特色治村之二:政治教育,红色典型。南街村一直以强调“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突出思想政治工作而著称。“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被河南省官方有关部门总结为“南街村经验”之一。甚至有学者把南街村的经济效率归因于精神力量――“毛泽东思想”和高强度的思想政治工作。不可否认,南街村的“红色”吸引了很多人,进而被树立为典型,得到大力扶持而走上了发展壮大。 　　特色治村之三:共同富裕,凝聚社区。没有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兴办各类农村公益事业和基础设施,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必然缺少充足的物质支持。从现代保障的发展趋势看,社区保障是在社会保障非充分发展条件下的过渡性保障制度,是多层次农村社会保障的重要一元。而集体经济的发展为社区保障的建立和作为社会保障的补充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支撑。南街村共同富裕的实现、完善的公共服务及社会保障恰恰依赖于集体经济实力的发展。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南街村在公共福利方面的支出有了大幅度提高。此外,考察南街村精神文明建设,我们也深深地体会到社区公平下的共同富裕极大地推动了社区内部的精神文明。 　　四、结束语 　　不可否认,南街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发展模式有其独到之处。然而,反思南街村模式,我们也发现若干困扰南街人的问题甚至隐忧。集体经济发展中特定阶段的某些优势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必将丧失,如何面对?社区内部的高度集权如何保障个体权利和自由?能人治理如何转型制度治理,实现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 　　(一)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化 　　集体经济组织能够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是其存在于发展的必要前提。然而,独立的法人资格对于中国目前普遍的集体经济组织而言,仍缺乏法律的支持。随着国家立法进程的推进,农村中的许多市场主体先后取得了相应的法律地位。唯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至今仍然是市场经济的“黑户”,其原因被认为是目前我国大量存在的社区集体经济组织不具备市场经济主体承担民事责任的财产基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仅仅具备投资主体的资格,而不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和责任形式。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改革的方向和市场经济的趋势看,尽快从国家立法上赋予其法人身份,必将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效发挥其“统”的作用的关键环节,进而启动集体经济的规模效应,为中国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法人,可以真正做到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以适应农业产业化、农业生产集约化、农业经济市场化的发展趋势。使之真正成为市场经济主体,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组织农业生产经营活动。 　　(二)从村民到公民 　　考察南街村村治模式,社区公共权力在向村民提供职业、收入及各种保障的同时,也获取了相应的控制能力。村民在享受村集体提供的一切的同时也就在生活和行动上形成对村集体全面的依赖。通过一系列严格的规章制度,运用多种强制、半强制的手段督促村民,对违反社区规范的人员予以严厉惩罚。 　　南街村模式下虽然集体积极融入了市场经济,但并不是所有成员都能参与市场经济,部分村民的独立人格没有充分体现出来,作为个体的能力也没用充分发挥,这必然有悖于市场经济对独立人格的要求。从农村现代化的本质看,核心是农民的现代化。换言之,中国农村的现代化,最重要的是完成农民从体现传统社会特性的“村民”角色转变为体现现代社会特性的公民角色。显然,南街村模式和实践中,村民更多地依附于集体经济,集体利益往往成为至高无上的价值,形成对个人合法权利和利益的潜在威胁。因此,如何平衡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集体与个人的关系,切实维护和保障个体正当权益就有着现实意义。为此,有学者呼吁,为维护村民自治权利,必须大力培育村民自治权利的自治救济机制,建立村民自治权利的司法救济机制,完善村民自治权利的政府救济制度。进而,通过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实现对个体权益的保障。 　　(三)现代企业制度 　　回顾“能人经济”阶段的集体企业,企业领导人凭借其号召力、胆识以及敏锐的把握市场商机的能力,引领企业发展壮大。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市场竞争的加剧,集体企业赖以生存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是市场约束上升为企业发展的首要约束。二是集体企业的优势弱化。各种政策性及隐性支持不像以前那样可以保证企业得到各方面的优惠,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进程的深化使得政府垄断经济资源的能力被削弱。三是集体企业产权关系不清、所有者缺位的制度缺陷很难理顺企业各参与方之间的责权利关系,无法实施科学规范的制度化管理。四是集体企业粗放型发展模式,普遍存在产品低质高耗、重复建设、重复生产现象,这种发展模式,在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大环境下将失去往日风光。伴随我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深化,乡镇集体产权制度的优势逐渐消失,而其固有的劣势却日趋突出。而随着企业规模扩大、层次增多以及企业领导人对信息掌握的不完全,集权式的个人的决策机制潜存着很大的风险。因此,集体企业明晰产权关系,由传统管理模式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转换就成为决定企业生产与发展的核心问题。此外,世界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发展经验也证明,农村的现代化在于土地、农产品的商品化。通过土地的商品化经营,建立以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化农场,加大农产品的科技含量来提高产量,提高农民的商品意识,从而推动农村的发展,这才是农村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卢福营.村民自治的发展走向[J].政治学研究,2008(1). 　　2、卢福营.构建合理的村民自治权利救济机制[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7). 　　3、冯仕政.国家、市场与制度变迁――1981-2000年南街村的集体化与政治化[J].社会学研究,2007(2). 　　4、张静.村庄自治与国家政权建设[M].商务印书馆,2003. 　　5、殷勤凡.乡镇集体企业制度解析[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1(11). 　　6、张厚安,徐勇,项继权等.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的调查与比较[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7、高哲,高松.南街之路:社会主义的实践与探索[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8、赵国良,崔建林.理想之光[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思政与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