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朝晖:文化保守主义是如何被民族主义绑架的

2016-03-01 10:20:22

来源：共识网-作者赐稿　作者：方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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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构儒家治道或政体理论诚然很好，但最好充分理解人类各重要制度赖以产生的历史文化条件及其限制，才不至于让人觉得孤芳自赏、夜郎自大。

【内容提要】与西方民族主义相比，东亚民族主义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家族主义，二是团体主义。这两个特点导致东亚国家容易产生神化祖国的强烈冲动，希望把本民族打扮成一个完美的图腾来崇拜。当这种民族主义进入国学后，导致国学研究变成向西方宣战的武器，以论证中国文化伟大和中国思想高明为主要兴趣。这样做并非出于真心爱国，而是为了满足某种难以启齿的心理需要，其结果是破坏学术规范，掏空行业价值。为了彻底清理民族主义的消极影响，需要从历史教育等多个不同方面综合开展。　　【关键词】民族主义 文化保守主义 国学研究

东亚民族主义的两个特点

蔡孟翰先生最近深入地分析了东亚民族主义形成的历史过程，认为作为西语nation的对应词，东亚各国所用的“民族”概念，“实出自宋代以来之宗族论。”[[2]]他发现，中国历史上与封建制度深固相联的宗法传统中的大宗思想，在现代早期的日本得到了发展，最后由留欧归来的会泽正志斋(1782-1863)系统阐述，经过穗积八束(1860-1912)等人的系统、完整阐发，而正式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流播到中国、朝鲜、越南等地，并被广泛接受。[[3]]这暗示我们，“民族”及“民族主义”在东亚文化背景下形成了与西方既联系又区别的特定含义，其特殊之处在于，家族或家族主义思想可能与现代东亚民族主义深刻相连。

今按：“族”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汉字，甲骨文中即有。根据《说文解字》及段注，“族”字从?从矢，本义当为众矢束集，[[4]]引申为丛聚、集合之义。然而现当代学者多认为，“族”字本义即为氏族或家族，“?所以标众，矢所以杀敌。古代同一氏族或家族即为一战斗单位”。[[5]]不管如何解释，有一点可以肯定：早期文献中“族”用作“丛集”时，主要限于物;而用于人时，主要指血缘共同体，如金文、《尚书》、《左传》、《诗经》、《国语》、《礼记》等早期文献中的 “九族”、“七族”、“三族”、“五族”、“乃族”、“公族”、“王族”、“族人”、“族类”、“邦族”、“宗族”、“国族”、“合族”、“收族”、“绝族”、“无族”等术语。《左传·隐公八年》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明确以血缘亲属为族。

虽然古汉语中早有“民族”一词(最早见于《南齐书》)，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在中国则于1837年首见，正式流行是1900年以来的事情。[[6]]古人虽有宗族概念，但不曾以一国之人合称为“一族”。古人所谓“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只是浪漫想像。以一国之人合称为一族，乃是近代世界历史的变化所致。即：既然“天下”已分裂为“万国”，那就只能认同一国;既然“天下”不能为“一家”，不妨以国为家。以一国为一家，即以一国为一族，此即“民族”或“国族”(孙中山常采后一用法)。总之，民族也罢、国族也罢，其实质是把传统的宗族或家族放大为涵盖一国之人。

例如，在梁启超1902年对“民族主义”下过的、可能是最早的中文定义中，即以“相视如同胞”为民族主义之重要特征，透露出中国人心目中的“民族”应包含共同血缘的家族概念，故“同胞”、“侨胞”、“台胞”之类术语今日亦常见于官方话语。[[7]]又如，孙中山在有名的“三民主义”(1924)演讲中，亦明确主张以家族、宗教为基础建构中华民族。他的理由是，“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还没有扩张到国族” [[8]];中国人在家族、宗族内部的团结力量特别强大，只有以家族、宗族为基础建构中国民族(即孙中山所谓“国族”)才能让中国人真正团结起来，实现救中国的目标;因此，

中国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后才是国族。……如果用宗族为单位，改良当中的组织，再联合成国族，比较外国用个人为单位，当然容易联络得多。[[9]]

如果说西方原生的民族主义以公民或市民为基础，东亚后起的民族主义则以家族或宗族为基础。[[10]]

东亚民族主义“家族化”特点的一个重要证据，就是对于始祖的重新确认。这具体表现为中国人放弃众圣、树立黄帝为始祖，以及日本人放弃吴泰伯、改立天照大神为皇祖，朝鲜人放弃箕子、改立檀君为始祖，越南人放弃炎帝、改立雒龙君为始祖这一共同现象。[[11]]既然是一家人，总能没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呢?即使没有，也要人为造出来呀。当然始祖必须是“本族”的，不能为外国人，否则何以显示本族与外族的区别来?诚如蔡孟翰所言，“在19世纪末以前，在东亚思想史一般的认知里，很难想像所有的民是同一族，因为，民有百姓，既然有百姓就是不同族。”[[12]]

东亚民族主义的家族化特点，还体现为“祖国”概念的神圣化。我们知道，在西方民族国家形成史上，祖国作为一个民族形成的地理条件而主要具有空间的意义;由于现代西方民族都是罗马帝国崩溃后逐渐形成的，祖国是后起的，未必具有天然的神圣性。[[13]]但在东亚历史上，一旦民族概念诞生后，“祖国”立即变得十分神圣。这是因为在东亚人看来，正象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神圣的发源地或居住地一样，民族作为放大版的家族也必须有自己神圣的发源地和居住地。这个发源地或居住地是自己的祖先由始以来就拥有的、天赐的，决不是后起的。由于现代东亚主要民族起源较早，从古代到现代，其生存空间未大变化，族群结构未大分化，从而大大强化了上述信念。于是在东亚，正象家族不可以批评或指责、只能无限赞美和感恩一样，祖国也不能批评或指责、只能无限赞美和感恩。在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或自由民族主义(liberal nationalism)看来，祖国可以象公司一样自由加入或退出，甚至脚踩两只船(双重国籍)，因为它本来就是公民契约的产物。[[14]]但在家族化的民族主义看来，祖国是不可以随便选择的，而是前世注定的;祖国是独一无二的，人们只有接受的义务，没有放弃的权利。[[15]]虽然今天的东亚人对于国籍已经不再固执，但是对于双重国籍这种“背叛祖国”的行为还是难以接受的。

然而，要认识东亚民族主义的实质，仅仅停留在家族主义上还远远不够。既然“民族”已经东亚化，自然也就要接受东亚文化心理的改造。由荷兰学者Geert H. Hofstede等人挑起、美国学者Harry C. Triandis等一大批学者跟进的文化团体主义(collectivism)研究表明，东亚各国均可称为文化团体主义相当强的典型国家或民族。[[16]]所谓“团体主义”，作为文化心理学术语，是与“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相对的，其主要特点之一是在团体中寻找自我认同的基础、区分自己人与外人、以团体作为个人安全感的主要保障等。比如研究发现，东亚大学生更多倾向于毕业后在大集团工作，而欧美大学生更多倾向在小公司或小单位工作;再比如，帮派主义、团体主义、山头主义之所以在东亚文化中长盛不衰，是因为人们非常强烈地依附于团体来获得生存保障。现代东亚的民族主义，带有鲜明的文化团体主义色彩。

由于文化团体主义以团体(collective或group)为个人安全感的最重要屏障，当它与民族主义相结合后，就产生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后果。例如，在一种无意识心理需求的支配下，人们产生了把自己的民族美化或神圣化的强烈冲动;无限夸大祖先的“光荣历史”和“辉煌成就”，以此获得心理安慰;从小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把历史人物和民族英雄都打扮成爱国的典范;千方百计证明，自己的祖先自古最热爱和平，历来都受人欺压;对于自己祖先做过的可能是伤害外族的行为，包括侵略或欺压等在内，则讳莫如深;任何外国或外族人对本国或本族的批评或指责，或对本国或本民族不利的行为，都被视为敌对;对于现实的国际冲突，动辄上升到全民狂暴的仇视心态;在国家政策制定及发展规划方面，容易以国家需要压倒人性需要和文明需要，甚至打着民族或国家需要的旗号，肆无忌惮地侵犯正常的学术研究和私人生活。

综合东亚民族主义的上述两个特点[[17]]，我认为它确实更接近于一种“族群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18]]其中团体主义成分与家族主义成分共生共长，难分难解。这种民族主义包含着许多非理性的因素。对这些非理性因素的审视和反思，理应引起高度重视。这是因为，不管“民族”作为一个共同体是“想象”出来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19]])还是捏造出来的(厄内斯特·盖尔纳[[20]])，但它既已形成，也就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存在;不管你接受还是不接受，它都在有意无意中主宰着人们的思维，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被绑架的国学研究

如果说文化无意识是指一个文化中特有的、在无意识中支配着人们的思想或观念，那么可以说，东亚民族概念和民族主义形成后，作为一种揉和了家族主义和团体主义的无意识，操纵了无数人的神经。从这个角度说，东亚民族主义却又像是土生土长的。至少，由于它在东亚文化土壤中找到了稳固的根基，已变得非常强大、不可一世。

东亚民族主义中的“文化无意识”，就是人们在追求民族利益的时候，未必十分清醒地意识到那些支配自己神经的思想观念。比如，一个人爱国、希望自己的祖国富强，本来是十分正常、合理的。但是如果他在学术研究中以证明自己的祖国无比伟大、自己的文化辉煌灿烂为唯一兴趣，必然难以客观面对那些和这一目标不一致的事实，不可能严格遵循学术研究的规则和规范，从而极容易败坏学风、破坏学统。文化团体主义者的心理是，集体(“祖国”)越强大，我个人的心理越有安全感。你以为他们真的爱国吗?在他们的心中，所谓国家利益、民族需要，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幌子罢了。隐藏在国家利益和民族需要背后的，其实只是某种难以启齿的个人心理安全需要而已。

多年来，民族主义正是以上述方式在中国学术界发挥着根深蒂固的强大作用，在国学界尤其如此。在今天的国学研究中，把国学研究当作弘扬民族精神的工具，当成向西方宣战的武器，当成满足私人心理需要的手段，也许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喊着“天人合一”口号的学者，未必真追求天人合一，而是要证明中国文化伟大;宣扬儒学的学人，未必真践履儒学价值，而是要证明中国模式优越。宣称仁义，未必就有仁义，而是在寻求身份认同;高唱和合，未必真想和合，而是在寻找自豪感。我们看到一些大谈传统文化的学者，一遇到国际争端，马上想到诉诸武力，或者韬光养晦以便将来诉诸武力;有些力倡和而不同的学人，一遇到西方威胁，立即叫骂不已，毫无和合精神;有的以儒学自居的人士，一听到批评中国，顿时恼羞成怒，完全丧失了理性。

比如，有些人到处批判亨廷顿“文明冲突论”，批判基督教文明侵略性强，总之西方人不如中国人高明，中国文化向来就是主张“和而不同”的。但是与此同时，恰恰也是这些人，认为今天中国文化的使命就是要与西方文化争夺地盘。且不说其对亨廷顿的原意误解甚深，更重要的是自己才是从完全对立的立场来理解西方文化，故而宣扬中西文化非此即彼的争夺战或阵地战。造成这一状况的真实原因只有一个：论者自己从来没有真心相信过和合之道，唯一感兴趣的不过是证明中国文化优越于西方而已。

又比如，我曾指出，在西方哲学史上，斯宾诺莎、莱布尼兹和黑格尔可算从哲学上系统地证明了“天人合一”的三位伟大哲学家。[[21]]许多国学研究者热衷于宣扬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多么伟大。但这三位哲学家对于“天人合一”的论证，从思辨性上远胜几乎所有的中国古代思想家了。如果是真心宣扬“天人合一”的话，为什么不提及这三位哲学家呢?难道喜欢“天人合一”是假，要证明中国文化伟大是真?

总是想证明中国文化举世无双，总是不接受对中国文化的批评，总是喋喋不休地责备他人，其实只是要发泄一种情绪，寻找到一种慰藉，不管这种情绪或慰藉是健康的还是变态的。为什么国学研究会变成这种状态呢?因为在我看来，今天的儒学研究者往往不再有基于人性永恒需要的伟大信念，不再有为全人类立法或开太平的宏伟自信，于是他们只能墮入民族或国家的集体想像中，成了地地道道的民族主义者。

本来，在公民民族主义或自由民族主义看来，没有国界的个人自由与有国界的民族空间是相辅相成的。因为民族国家被理解为公民的契约，个人价值与国家需要分而置之。民族主义对集体利益的追求和捍卫，只能在有限的、不侵犯个人自由的范围内发挥作用。但在中国或东亚则不同，由于文化团体主义影响，个人价值历来与集体需要合而论之，不能分置。于是集体利益变得无限神圣，可以打着国家或民族利益的旗号肆无忌惮地侵犯个人自由、占领一切领域。在学术领域中，这就表现为：无视学术规则，没有学术规范，一味地要证明中国思想高明，把学术这一人类本来崇高的事业变得低俗、无趣。如此下去，如何能走出国门，赢得世人的尊重?还是反而让外人更加瞧不起?

本来，在西方，民族国家由于是自发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后，人们认识到民族国家是作为帝国的替代而形成，所以民族主义本来与传统意义上、以征服和统治天下为宗旨的帝国主义是相反而对立的。但是在中国和东亚，由于民族主义完全是挤压出来的。出于挤压的反弹，它似乎带有天生的复仇情结。这一情结进入国学研究中，使学者们在精神生命深处不甘心与其他民族相安无事;古代的辉煌和近世的屈辱，被鄙视的伤痛和被排挤的压抑，各种丰富复杂的情感合在一起，终究要找一个发泄的窗口。所以他们的民族主义是带有攻击性的，与西方一些国家的民族主义殊途同归了。

然而，一味重视国家需要，忽视文明价值，不利于找到社会秩序的精神基础;把国家需要凌驾于文明需要之上，决不能保障社会生活的长治久安。狭隘民族主义的形成固然与近代中国倍受欺压的特殊命运有关，但从深层上是由于一些儒学研究者无意识中把西方民族国家概念与自己血液里深藏的文化团体主义因子相结合的结果;试图塑造一个统一、强大的新型国族当然没错，但把王道主义的文明理想置于次要位置，绝非儒家观点。

在一些中国学人心中，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只是手段，最终还是要走向一个世界性帝国的，唯此方能找回昔日的辉煌。所以，在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民族主义变得非驴非马了，因为它的终极目的似乎是要摆脱民族、统治世界。它确实追求民族和国家利益，但骨子里是要建立帝国。因而，它骨子里是由传统的家族主义、种族中心主义、文化团体主义所衍生出来的帝国主义思维。

伴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地位的提升，恰恰也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地区对国人的修养、胸怀、心态密切关注的时候。一个令人忧心的事实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些国学学者缺乏应有的心胸和气度，不能真正吸纳各国的优秀方法和成果，不能包容异见和批评;喜欢自吹自擂，用中国文化引领世界;乐于自我标榜，用中国思想拯救人类。他们动辄建立学派、提出流派，创说法以代替研究，喊口号以引领潮流。凡此种种，给外人预期以巨大落差，也和这样一个大国应有的国际形象不相称。

例如，有的学者动不动说，西方人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思想，真正理解中国思想的是我们自己。他们确实容易从其著作中找到一些证据，证明对方对中国经典的了解不够准确、到位。然而事实上，即使是同样的经典和材料，不同的学者基于不同的学术传统，完全可以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视角来解读，不能以中国人所习惯的那套训练作为所有人研究国学的共同基础。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西方汉学家们有自己的一整套相当成熟、健全的研究范式。在对后者缺乏入乎其内的了解的基础上，仅仅由于其对中国经典的了解程度不如我们，就急于下判断，否定西方汉学研究的意义，是十分可笑的。事实上，如能掌握西方汉学家的研究范式，就会发现其不容置疑的意义，认识到西方汉学研究或儒学研究有中国国内同类研究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其在很多重要领域的成就早已超过国内同行。相比之下，一些中国学者由于长期沉浸在一些大而无当的课题上，缺乏研究规范上的成熟和严谨，学术成果总体质量很差。其中最常见的现象之一就是对国外同行的成果了解较少，低水平重复甚多，往往对某一问题没有系统、完整、全面的前期掌握就急于下笔。

必须清理民族主义遗产

首先应该承认，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18世纪以来全世界范围内伴随民族国家兴起而产生的全球浪潮的一部分，是19世纪末以来中国人迫于应对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包括二战以来全球化浪潮而形成的。正因如此，只要民族国家没有消亡，并且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仍然是人类世界结合政治共同体最主要而有效的方式，民族主义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正因如此，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所开创的民族主义运动，都没有也不会过时。

然而，民族主义也是一把双刃剑，对于它的负面因素缺乏清醒认识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在西方，民族主义曾经导致殖民运动和帝国主义，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东亚，民族主义通过与东亚自身的文化土壤相结合之后，形成了东亚特有的民族主义思潮，其负面效应同样不容小视。为了彻底清理民族主义遗产，我认为应注意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必须认清民族主义特别是东亚民族主义的本质。本文的目的不是要反对民族主义，而只是要反对那种极端的、非理性的民族主义，代之以温和、理性的民族主义。对于极端的、非理性的民族主义，需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尤其警惕它渗透到其他各个领域。民族主义好比是一个幽灵，能轻而易举地钻进任何人的体内，让人神不知、鬼不觉。从儒学特别是国学的角度看，这类学问的性质决定了极易成为民族主义的工具。在儒学/国学与民族主义的结合中，民族主义是里，儒学/国学只是表。儒学/国学被民族主义所利用、扭曲，而从事它们的人却可能浑然不知，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不仅国学，民族主义这个幽灵也可能钻进其他一切领域中，发挥无与伦比的作用。比如科学、技术、市场、宗教、学术这些行业，本来是带有超国界、超民族的性质的，但是在民族主义盛行的时代，它们也可能变成为民族主义服务的工具，从而逐渐掏空行业的价值，毁坏行业的规则。比如一项研究表明，二战以后日本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的投资远超过德、法等欧洲强国。但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数量远少于德国或法国。研究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东亚国家倾向于把科学研究当作解决实用需要的工具，而严重缺乏真正的科学精神。今天我们发现在东亚许多国家，科学研究不是为了满足人性的好奇心或追求普遍真理，而主要是为了给民族争光，这才是科学精神丧失的主要根源。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其他领域。

第二，必须倡导客观、科学的历史观，开展理性、健全的历史教育。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创伤性记忆是人格扭曲的重要根源。对于个人来说，如果不能从其不幸遭遇过的创伤中走出，就难以用一种健全的心态来看待很多事情。只有正确认识过去的历史创伤，还原其本来面目，才能走出历史的阴影，恢复健全的人格。对于中国人、以及亚洲许多国家来说，如何以健康、理性的态度看待过去的历史，开展正确的历史教育，是决定千千万万人走出民族主义的陷阱、摆脱其消极影响的关键之一。一个人受到过伤害后，在心理安全感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容易无限夸大威胁的存在，通过把敌人绝对化、本质化和妖魔化来发泄自己在情绪上的不安。我们不能让子孙后代永远生活在过去的阴影中，生活在历史的伤痛中，让他们从小埋下仇恨的种子。我们应当培养下一代对其他民族、包括曾经伤害过我们的民族及其人民的包容和爱心。

过去一百多年来中国所遭受的侵略和殖民，是16世纪以来在全世界范围殖民运动的一部分，并非针对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或民族而来。而这场波澜壮阔的运动之所以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兴起，需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开拓市场、追逐利润所致。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多数走上了和平发展的道路。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绝大多数西方国家不以侵略为尚。我们不应该由过去的历史遭遇上升到认为西方民族“本质上”就是侵略性的，不应该由这些历史的屈辱上升为历史的仇恨或对某个国家、某个民族总体性敌对情绪，更不应该过分夸大历史上的屈辱。

应该认识到，在几千年来历史上，中国人也曾经对周边许多人，包括许多族群和小国进行过侵略或欺压。今天华夏后裔的生活空间从原来黄河中小游的狭小空间，扩展到近千万平方公里的版土，并不完全是以和平方式得来的，其中也包括许多战争和杀戮;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秦以来对江南大片区域的强行扩张，蒙古人对中国及其周边大量区域的武力占领，满人针对汉族、蒙族、回族、维族、藏族等在内几乎所有族群的军事征服，等等。凡是研究过春秋战国史的都知道，当时中原国家如晋、齐、楚、秦、鲁等国对周边很多少数族群进行过无数次毁灭性打击。通过甲骨文我们也知道，三代以来中国周边的许多族群，包括什么鬼方、土方、羌方、虎方、人方、莱夷、九夷、犬戎之类，早已消失在历史的云烟里，它们应该早就都被汉族所消灭或同化了。假如有人今天以这些历史故事为由，上升到“本质”的高度，说中华民族“从本性上”就是侵略性极强，像今日许多韩国人、越南人所认为的那样，你能接受吗?

当我们为过去百年来的民族屈辱而耿耿于怀时，可曾想过我们的祖先也曾经欺压或侵略过其他人;当我们为近代以来丧失的土地而愤愤不平时，可曾想过我们也曾在征战中得到大片原不属于我们的领土?如果把过去几千年人类历史综合起来看，华夏族群不仅未像无数其他族群一样被消灭，而且能像滚雪球似地不断壮大，其今日生存空间更是全球屈指可数，相比之下我们还算全世界所有民族中最幸运者之一吧?我们有不什么理由不知足呢?假如我们希望别人原谅我们祖先的侵略和好战，我们是否也应对近代以来曾经侵略和欺压过我们的民族多一份谅解?

第三，必须正确看待民族自豪感问题。有人说，历史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培养民族自豪感，这似乎很有道理。可是在实践中，这往往导致片面强调或一味夸大自己民族的辉煌或成就，导致强行阻止客观的评价和对立观点的争论。片面强调或一味夸大自己民族的成就，必然会忽略或片面对待历史上本民族的消极面、阴暗面。这导致许多年轻学生们在出国之后，由于看到了自己民族不光彩的一面，而心生自卑。有人进一步极端地认为自己从小被蒙骗，而这种“被蒙骗”的感觉有可能让他们走上另一条道路，即从爱国转向恨国、卖国。在国外，我曾多次亲眼目睹一些中国留学生以卖国为荣，我也从未见过任何别国公民象中国人那样卖国的。同时，如果年轻人看到的历史是片面的，会致使他们无法与外国人心平气和地交流和沟通，反而让外国人瞧不起，这样的例子我因为长年给外国人上课而看得太多了。历史和文化教育应当培养人们全面、客观地看待本民族的能力，这样才能真正增进人们的心智，真正有益于人们的爱国心和自豪感。诚然，历史和文化教育能培养人们的民族自豪感，但不应把自豪感当作首要任务来追逐，首要目的应当是培养健全的心智和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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