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和左宗棠交恶:是真的还是装的?
新春秋导读：他们是同乡，曾经是知心好友，左宗棠尚未发迹时，曾国藩地位未稳时，二人互相帮助，平起平坐时却突然交恶，甚至弄到形同水火的地步，成了晚清一段谁也说不清的“公案”。
左宗棠虽然是书生，然而心高气傲，极其刚强，目无余子，自称“今亮”（诸葛亮），以幕僚辅佐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为平定太平天国出谋划策，以至有“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之称。但是，左宗棠位低权重，得罪人太多，于咸丰九年遭人陷害，险些丧命，深感官场险恶，决意引退。他于1860年1月12日离开湖南巡抚衙门，结束了他长达八年的幕府生涯。
第二年，曾国藩扎营宿松，准备全面进攻太平军在安徽太湖、潜山的重要据点。左宗棠赶到大营，拜见了曾国藩，便留在帐下。曾国藩向中央求情说：“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时，无论何项差使，惟求明降谕旨，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当时江南军政完全交给曾国藩主持，由于曾国藩力保，又是用人之际，清廷不能不给面子。从此左宗棠的仕途一帆风顺。
当年曾国藩又向中央为左宗棠要官：“请明降谕令，令宗棠督办浙江军务。”并说左宗棠以前在湖南赞助军谋，兼顾数省，早就应该独当一面。曾国藩不但把驻扎在赣浙边界的湘军统归左宗棠节制，而且给了他向皇帝的专奏权和征收厘金权。于是左宗棠不但掌握了军队，还拥有了财权。
从此，左宗棠开始自立门户，踏入“封疆大吏”的行列。在张亮基、骆秉章帐下八年未能得志，在曾国藩身边不足一年，就成为一省军政长官，可谓平步清云。曾国藩对左宗棠已经不仅仅是知遇之恩，完全是势同再造。
曾左交恶始于攻下南京之后。原因很简单，攻破南京后，曾国藩听信众将的汇报，认为洪秀全之子洪天贵福已死于乱军之中，于是据此向中央汇报。可是没过多久，太平军残部窜入湖州，左宗棠侦悉洪天福贵仍在军中，于是密疏奏报朝廷，指责曾国藩谎报军功。曾国藩知道以后怒不可遏，上书驳斥，说左宗棠夸大其词，有故意邀功请赏之嫌。本来在乱军之中误报很正常，即使是邀功也不是什么原则性的大问题，曾国藩又不是故意纵敌而放走的洪天福贵，这件事对曾国藩并无实际影响。
站在北京的角度看来南京，完全是另一幅棋局。
攻破南京后清廷既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横行江南十四年的太平天国终于平定，害怕的是江南汉族大臣手握重兵，而这些士兵都是他们自己从老家招募来的，自筹军饷，只认主帅，从不听命于朝廷，这可是清朝二百年没有过的权力格局。如果这些汉人联合起来，举兵北伐，可比洪秀全等土鳖厉害百倍。而且，李秀成被俘后确实也向曾国藩献过这种建议，清朝正高度紧张地关注着江南汉臣的一举一动，尤其是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三人。随时可能发生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事情。
这时候，左宗棠和曾国藩这一闹让清廷松了一口气——原来左宗棠和曾国藩的关系并不好，如果曾国藩造反，左宗棠不但不会支持，还会起兵阻止。更为有趣的是，作为曾国藩的入室弟子，李鸿章对这件事一言不发，视如不见，完全没有替曾国藩解释。
这一切都太反常了！
只能有一种解释：曾、左二人深知清廷对汉人不放心，所以默契地演了一出双簧，打消了清廷的顾虑，化解了江南汉臣的危险。
洪天福贵的事情真相应该是这样的：一开始，曾国藩确实误报了军情，但抓住李秀成后，自然就知道了这件事，曾国藩掌握这件事情远比左宗棠要早的多。以曾国藩严谨的性格，本应该马上向清廷汇报、纠正，但是曾国藩却一反常态的没有这什么做，而是交由左宗棠来“揭发”。后来的一切也证明，曾、左二人的交恶，到此为止，并没有在其他事情上进一步相互攻击，风声一过，二人交情如常。
左宗棠平定西路捻军、新疆，背后给他最大的支持的就是曾国藩，曾国藩把自己看家的本钱，刘松山、刘锦棠的老湘营交给左宗棠，左宗棠平定新疆最大的三个硬仗，回酋马五寨、马化隆的金积堡、吐鲁番的达坂城都是靠老湘营，刘松山甚至战死沙场，刘锦棠转战天山南北。平定新疆，左宗棠一直是居中运筹，在前线打硬仗的都是湘军。背后如果没有曾国藩的支持，这些骄兵悍将可不是左宗棠所能指挥的。
左宗棠平定西捻时就曾上书清廷：“臣以此服国藩知人之明，谋国之忠，实非臣所能及。”此时距“曾左交恶”不过五年的时间。
有人从西北边陲考察归来，与曾国藩谈及左宗棠治军施政，曾国藩由衷佩服，击案赞叹道：“当今西陲的重任，倘若左君一旦卸肩，不仅我难以为继，就算是起胡文忠（胡林翼）于九原，恐怕也接不起这副担子。你说是朝端无两，我认为是天下第一！”
——两人不久之前势同水火的态度瞬间来了个180度的大反转。
以前人们总用二人的“雅量”来解释这件事。民国以后，随着史料的解密，发现攻破南京之后，清廷对江南汉臣虎视眈眈，官文、僧格林泌等满蒙重臣受命监视曾、左、李三人的动向，问题已经不彰自明。
只可惜，曾、左二人为救江南人民以及儒家文化，不得不辅佐清廷。功成之日，为防功高震主，免遭满清皇室的猜忌，还得演一出双簧来“过关”。虎落平阳，不禁令人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