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关中地区看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地理背景_靳润成

　2002年第2期　　N o. 2, 2002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 nal o f Tianjin No rma l U niv er sity (Social Science) 总第161期Sum N o. 161

从关中地区看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地理背景

靳润成, 李友东, 马振兴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300074)

　　摘　要:地理环境决定论不可取。但是自然条件在远古时期强烈地制约着人们选择什么样的生产、生活方式, 其作用不可低估。关中地区气候、土壤、植被、水文等环境, 使得远古时期中华先民有可能依靠大协作的群体力量, 既充分利用其有利条件, 又大力克服其带来的旱涝、土壤盐渍等灾害威胁, 得以开发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时代的定居农耕文明区域, 同南方的新石器时代农耕文明一起, 为中华文明此后数千年连续不断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也为中华文明生产生活方式中的大协作传统打上了最初的烙印。　　关键词:地理环境; 关中; 雨热同季; 定居农耕　　中图分类号:

K 901. 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106(2002) 02-0035-08

　　我们不赞成地理环境决定论。但在远古时期人类生产能力极其微弱的情况下, 气候、土壤、植被、地形、水文等自然条件对人们选择什么样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有着巨大的制约力, 忽视这些影响, 就不可能对远古文明的起源及其特征作出准确的判断。

　　本文拟通过对关中地区石器时代、特别是新石器时代自然地理背景的考察, 对中华先民在那种自然环境下进行的生产、生活方式的能动的选择过程及其对中华文明生产、生活方式中大协作传统的形成的影响, 作一初步的评析。

岭以北的泾渭流域作为关中地区

[1](P27)

, 其东

西长约360公里, 号称“八百里秦川”。　　(一) 关中地区地形、水文特征

　　关中地区在陕北高原和秦岭山地之间, 是一个由断陷作用形成的槽形地堑, 地堑西有陇山, 南依秦岭, 北靠陕北高原, 形成周边高而中间低、地势自西向东趋于宽阔和低平的盆地地形, 海拔一般320米～1600米, 中间的低地平均海拔520米, 主要由河流阶地和黄土台原组成。

　　关中地区河网密布, 除黄河、渭河外, 还有泾河、洛河等众多支流。这些河流大都来自黄土地带, 河水中含有大量的泥沙和养分, 流入关中后, 由于水速减缓, 泥沙沉积, 逐渐形成了肥沃平坦的关中平原。渭河在关中平原中部自西向东穿过, 河流两侧为河流阶地和原、隰相间的黄土台原, 这些阶地、台原顶部宽平, 既有利于农耕, 又可避免洪水的淹没。另外, 关中地区地下水非常丰富, 在地势低洼处, 常有

一、关中地区远古自然地理概况

　　“关中”是战国之后常用的地区名称, 原本是指函谷关以西的地方, 但由于函谷关在历史上有所变迁, 所以关中所指的范围也就有所不同。本文中, 我们采取的是较为通行的说法, 即以宝鸡以东至于黄河西岸, 陕北高原以南、秦

　　收稿日期:

2001-12-06

　　作者简介:靳润成(1953-) , 男, 天津市人, 天津师范大学校长, 教授, 博士; 李友东(1975-) , 男, 山东淄博人, 天津师范大学历

史文化学院博士生; 马振兴(1963-), 男, 天津市人, 天津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副教授, 硕士。

水质良好的淡自流水, 一方面形成沼泽、湖泊, 另一方面可以引其水进行农业灌溉。

　　正是由于关中地区周边多山、中部低平的阶地、台原地形以及密布的河流和丰富的地下水, 使得该区域自远古以来在一定程度上免受寒冷气流影响, 保持相对较为温暖湿润的气候, 并使得生物资源比较丰富, 这就为远古人类生存和发展农业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这种山地向河谷过渡的地形, 既为人类从森林走向平原提供了一个平稳的阶梯, 同时也为人类的定居和生产、生活提供了理想的场所。

　　(二) 关中地区远古气候特征

　　关中地区地处我国暖温带大陆内部, 属于半湿润半干旱季风气候, 四季分明, 夏热多雨, 冬冷干燥, 年平均温度10℃～13℃, 年平均降水量500毫米～700毫米, 且集中于7、8、9月, 无霜期170天～250天, 年≥10℃积温3000℃～4100℃, 光照时间长, 农作物可两年三熟或一年两熟。

　　第四纪以来, 全球气候经历了若干次冰期——间冰期旋回和多次气候波动。在我国, 伴随着青藏高原的进一步抬升, 中国现代季风系统相应得到发展。刘东生先生等根据黄土高原上的一系列黄土——古土壤剖面研究, 揭示了包括关中地区在内的我国大部分地区远古以来存在着长期的一定幅度的气候和环境变化。[2]关中地区远古气候可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个阶段; 旧石器时代又可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阶段。由于新石器时代是文明起源的关键时期, 故予以较详评说。

　　旧石器时代气候(共约经历二三百万年, 迄于1万年前) 。进入第四纪以来, 我国北方地区从旧石器时代的早期经中期到晚期, 气候总的特点是冰期(干冷) 和间冰期(暖湿) 交替变化。研究表明, 关中地区几个重要遗址的气候呈干冷(公王岭) ——温湿(陈家窝) ——略干冷(大荔) ——温干(涝池河) 反复性变化, 这种情况是和全球第四纪气候交替性变化相对应的。

[3]与上述气候变化相匹配

草原为主、夹杂着灌木丛和小型河湖的环境(涝池河) 。可以明显地看出, 气候的变化在不断迫使人们努力适应, 选择适合自己的生存环境。　　新石器时代的气候(距今10000年——4000年前) 。新石器时代大致相当于第四纪地质学上的冰后期, 随着末次冰期的结束, 气候总的特点是由寒冷干燥向温暖湿润过度, 期间气候有一定波动, 并在距今8000年——3000年出现最为温暖湿润的气候, 这已被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结果所证实。

[4](P136～138)

这一时期

相当于我国历史上的仰韶文化到殷墟时期。竺可桢先生也认为, 从这一时期古代遗址所发现

的动植物种类来看, 即从距今8000年——3000年间, 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温暖湿润的一段。这一时期的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3℃左右。

[5]通过分析姜寨仰韶文化层孢粉组合、动物群[6],

更进一步证明了当时的居民是处在比现在

较为湿热的半湿润气候下。贾兰坡、张振标合撰的《河南淅川县下王岗遗址中的动物群》一文中曾经提到:“从我们所见到的各文化期的动物种类来分析, 给了我们这样的印象:仰韶文化期的气温最为温暖; 屈家岭文化中期和晚期, 气温比仰韶文化期有下降趋势; 龙山文化期比屈家岭文化中期和晚期又稍回暖……”[7]这种温暖湿润的气候给先民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 他们利用这一气候特点, 适时地由原始采集和狩猎, 发展起来原始的旱地耕作农业。　　还须指出, 无论是旧石器时代还是新石器时代的气候变迁, 都脱离不开它的变化基础:较强的大陆性季风气候。这种气候的突出特点是雨热同季, 即湿润的雨季同时也是炎热的夏季, 非常适合夏季农作物的生长。我国较强的大陆性季风气候所产生的这种影响, 在全球其他地区是少有的。西方文明发源的地中海沿岸的气候, 与此相比几乎恰恰相反:那里雨季出现在冬季, 在炎热的夏季, 农作物急需雨水滋润之时, 却正逢长达数十天的旱季, 对农作物生长极为不利。这可能是大多数西方民族迟迟不能进入定居农耕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 关中地区之土壤

　　土壤是发展农业的关键, 其肥力的高低取决于气候、地形、母质、生物、时间、人类活

, 人们生活的

自然环境的变化依次为草原为主的森林草原环境(公王岭) ——森林为主的森林草原环境(陈家窝) ——草原森林环境(大荔) ——辽阔

动等多种成土因素的相互作用。关中地区地处暖温带落叶阔叶林与草原过渡地带, 在自然成土因素作用下形成的土壤主要属于褐土。在冰后期(全新世) 较为温暖湿润的气候、茂密的森林草原植被、平坦的阶地与台原地形、深厚疏松的黄土母质和黄河及其支流水沙经常性的淤积、侵润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关中地区的褐土虽然腐殖质累积强度不是很大, 但具有深层腐殖质性的特征, 其土层疏松深厚, 腐殖质层一般深达10厘米～15厘米, 表层有机质含量多在3%～5%; 土壤质地较重, 但不过粘, 多属轻壤和中壤。[8](P57～58) 关中地区褐土的这些性能对石器时代原始耕作农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尤其是黄河及其支流的不定期泛滥、淤积, 对土壤起到“自我加肥”

(self -fertilizing ) 作用, 使得土壤的养分不断得到补充, 正如关中民谣所言:“泾水一石, 其泥数斗; 且溉且粪, 长我禾黍。”而且经过人类长期不断的耕种熟化作用, 土壤肥力非但没有衰减, 反而得到提高, 褐土演变成更为肥沃的耕作土壤——

土。

土腐殖质层更加深厚, 可达60厘

米～70厘米, 耕性良好, 其下面有紧实粘重的垆土层, 具有非常好的保水保肥性能, 使得土壤的生产力更高。《尚书·禹贡》篇称关中地区的土壤为“黄壤”, 在九州中列为第一。

生产力水平的, 是1963——1964发掘的蓝田猿人遗址。经过有关部门采用古地磁法测定, 公王岭遗址距今为80万年左右(一说为距今90万年) , 地质时代为第四纪中更新世早期, 属于旧石器时代初期。[9](P3) 这一时期的旧石器工具比较原始, 均采用直接打制法制成。其生活的环境处于秦岭北麓原始森林和草原交界的地方, 此地动植物资源丰富, 离灞河也不远。正是在这种温暖湿润的环境中, 蓝田人依靠简单的打制石器狩猎, 并采集野果和块状根茎充饥。　　大荔人遗址代表了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的居住环境和生产力水平。大荔人遗址位于洛河三级阶地, 其年代大约距今20万年左右, 地质时代处于第四纪中更新世晚期阶段。[9]

(P 6)

此

时的大荔人仍然生活于以草原为主的森林草原地带, 但已是稀树草原的景观。此时大荔人的石器工具普遍呈细小状, 加工也不甚复杂。除大荔人遗址外, 陕西的长武窑头沟也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遗存。中期的文化有所扩大。

[10]

关中地区旧石器

　　到了旧石器时代的晚期, 发现的遗址逐渐增多, 例如陕西大荔育红河村

[12]、

[11]、乾县大北沟

韩城禹门口[13]等。为了显示与前述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遗存的连贯性, 此处以大荔育红村旧石器地点为例, 对此时生产力水平进行说明。大荔地区的旧石器以其细小为特色。这种特色的形成即是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11]他们就近在河滩中选取原料制作工具。由于原料大多比较小, 也就决定了人们利用这种原料加工出的大部分石器只能是小型的, 而不可能出现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大三棱尖状器、砍砸器。这也表明, 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 自然对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的制约, 几乎是决定性的。

　　通过对旧石器中期文化和晚期文化的比较, 可以知道, 两者之间的文化面貌相近。但是, 二者的差别也很明显, 育红村的石器文化比大荔人的石器文化具有一定的进步性。这表明, 古人类沿洛河长期生活过, 在自然界对人类生产活动造成了种种制约的情况下, 人类仍然创造了既有继承又有所发展的旧石器文化。同时, 如果说旧石器时代的早期和中期人们的

二、关中地区远古人类活动情况

　　关中地区远古人类的活动情况, 按照生产力的发展状况, 可以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个阶段。旧石器时代又可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 新石器时代则分为前仰韶文化期、仰韶文化期和龙山文化期三个阶段。下面我们就根据这些分期的不同, 分别看一下远古先民是怎样适应环境的, 又是怎样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步减轻对环境的依赖的。我们的重点放在农业起源的关键期——新石器时代上。　　(一) 旧石器时代

　　在旧石器时代, 由于人的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 所以在这一时期, 也正是人类受大自然制约最大的时期。

　　能够代表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居住环境和

生活仍然离不开森林和灌木丛的话, 那么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 人们逐步走出森林向河谷平原进发。这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环境的变化引起了食物来源的变化, 人们不得不适应这种变化; 另一方面, 这也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人类不走出森林, 也就不会跨入农耕文明。

　　(二) 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根据生产力发展阶段的不同, 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前仰韶文化阶段, 仰韶文化阶段和龙山文化阶段。在这一时代, 由于人类的生产力有了明显的进步, 所以在继续受到自然的一定的限制和塑造的同时, 逐步显示出在一定程度上努力驾驭自然的趋势。　　前仰韶文化期。从迄今为止的考古发掘来看, 1955年在大荔县境内发掘的沙苑文化, 属于在关中地区发现过的处于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间的中石器文化(细石器文化) 。虽然目前在从中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存在一些缺环, 但二者一脉相承的发展关系并无疑问。

[14]

要是磨制石器, 也有打制石器和细石器遗址中常见的石片。器形主要有铲、斧、锛、刀、簇和磨棒等。同时出土的骨、角器磨制精细。蚌器数量较多, 主要有弧刃刀和锯齿镰两种。由于在遗址出土的石器中出现了石铲和石刀, 蚌器中出现了蚌刀和带锯齿状的蚌镰, 显

[18]

示着农业工具的系列性, 表明在这一时期, 农业肯定已经产生。但是由于这一时期的堆积层较薄, 所以我们认为这种农业只能是游耕式的, 定居也是较为短暂的, 仍然需要采集和渔猎作为取得食物的重要来源。尽管如此, 这也对我国新石器时代及其以后的经济发展,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仰韶文化时期。仰韶文化时期的遗址不仅众多, 堆积层厚, 而且规模较大, 说明此时人类的生产力水平有了新的提高。比较著名的有半坡遗址、姜寨遗址、北首岭二期遗址、下孟村遗址、北刘遗址等等。此一时期的遗址虽然仍以靠近河流的阶地为主, 但也有少部分深入

①

到了秦岭和泾河上游。在这里, 我们以“很有代表性”的姜寨为例生活面貌作一勾勒。

　　姜寨遗址位于临潼县北约1公里, 南依骊山, 北望渭水, 临河自南而北流过遗址西侧。既有充足的水源, 又有丰富的野生动物和植物资源可供渔猎和采集。同时对于原始的锄耕农业和家畜饲养也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在姜寨出土的生产工具中, 农业生产工具在数量上占了很大比例。特别是翻土工具石铲、骨铲、角铲和耒, 为数众多。[6]姜寨一期的家畜饲养业也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 猪骨和鹿骨占了很大的比重。此时用于渔猎的工具主要有簇、矛、渔叉、网坠四类, 但在数量上要比农业生产工具少。[20]由此我们可以确定, 在这一时期, 农业已经成为人们获取食物资源的首要选择, 虽然仍受到环境的一定制约, 但是却不必再频繁的迁徙了。而且在姜寨遗址中文化堆积层高达3米～4米, 时间跨度从仰韶文化的早期一直到龙山文化, 连续不断。这一方面说明人们已经确立了

[19],

北方细石器是狩猎、采集经济的较高阶段

[15]

对这一时期的生产、

生产技术的产物。作为一种生产技术, 它同时应用于狩猎和采集经济领域。农业的起源打下了基础。

这也为以后

　　在关中地区, 早于仰韶文化时期重要的文化遗址有陕西华县老官台、渭南北刘、宝鸡北首岭下层和临潼白家村等。遗址的分布同后来的规律基本相似, 即在中小河流的沿岸形成聚落, 一般高出现代的河面三四十米, 有些则位于旧河道的沿岸。同时文化层比较薄, 土质紧实, 灰色不显著, 所包含的遗物也比较少, 在文化层的上面还往往覆盖一层天然的冲积土。例如老官台遗址, 从它的堆积来看, 堆积较薄, 面积不大, 同时遗物也不很丰富。[17]也

[16]

就是说, 在当时仍然还存在着迁徙现象, 农业也属于游耕制的农业。

　　在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上, 由于农业的出现, 使得人们的生活面貌有了较大的改变。以陕西临潼白家村遗址为例, 这一时期的石器主

　　①参见卫迪誉等《陕西南洛河流域古文化遗址调查简报》, 《考古与文物》, 1981年3期; 李红雄《试论泾河上游地区新石器

时代文化》, 《考古与文物》, 1988年3期。

定居的农耕生活, 另一方面也说明, 人们对人地关系的认识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迄今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有1000多处, 其分布地域以渭、汾、洛等黄河支流汇集的关中——中原地区为中心, 北到长城沿线及河套地区, 南达鄂西北, 东至豫东, 西到甘肃、青海接壤地带。年代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间。从全世界范围看, 这是世界迄今所知的新石器时代覆盖地域最广大的定居农耕文明区域。在西亚, 从地中海的东岸现今的叙利亚、巴勒斯坦一带, 到现今的伊拉克所在的两河流域一带, 即著名的“新月沃土带”, 时间上比中国略早, 在公元前9000年至公元前7000年已出现原始农业和半稳定性聚落, 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4500年间, 已出现不少定居村落。但覆盖地域比仰韶文化覆盖地域小得多, 而且比较分散, 缺乏一致性, 难以为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共同体奠定地域基础。仰韶文化不但覆盖地域广阔, 而且, 虽然不同类型各有特色, 但总起来看具有很大的一致性:都以旱地耕作种植粟类作物为主, 家畜主要饲养猪和狗, 都有精良的制陶术。这表明在这广大地域生活的人群相互之间已有比较经常性的交流和合作。这就为中华文明区域逐渐形成一个大统一体奠定了初步基础。

　　龙山文化时期。关中地区龙山文化主要分布于渭河、泾河流域。其主要遗存有西安客省庄、斗门镇、米家崖、长乐坡、赵家湾、岐山双庵、兴平张耳村、武功赵家来、长安县客省庄二期遗存、扶风县案板三期遗存、华阴横镇、华县泉护村等等。这里以案板三期遗存为主, 对这一时期的情况作一简要评述。

　　案板遗址位于关中地区渭河支流水与美阳河交汇处西北方向的河旁台地上, 整个遗址西北略高东南渐低, 近水、背风、向阳是古代人类理想的生息场所。[21]此遗址面积较大, 文化堆积丰富, 有“十里灰山”之称。[22]从出土遗物看, 生产工具多为磨制, 主要器形有:长圆形石斧、长方形石斧、长条形石锛、石凿、圆

角方形穿孔石铲、长方形穿孔石刀、石矛、石簇, 还有石球、砺石等; 骨角器主要有骨锥、骨匕、骨簇等, 陶制工具有陶纺轮等。陶器方面值得注意的是鼎、釜、盆、盘、碗、杯、罐、壶等食器的多样化, 表明饮食生活水平较高。　　从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器物来看, 这一时期农业的发展较之仰韶文化时期又有了较大进步。其主要表现在:第一, 在案板遗址和其他遗址(如赵家来遗址) 的有些灰坑中还留有成堆的碳化的谷粒。第二, 从出土的石刀数量之多, 也看出农作物的收获量是较多的。第三, 此一时期的家畜饲养也比较兴旺, 遗址中多出土有狗、猪、羊、牛的遗骸。但这一时期的渔猎经济仍然占有一定的比重, 在客省庄发现的渔猎工具约占工具总数的四分之一, 有三棱、四棱的带铤骨镞和石镞, 还有精致的骨鱼钩, 说明渔猎经济占有一定的地位。

三、关中地区历史地理环境

与文明起源的关系

　　在文明起源时期, 由于人类的生产力比较弱小, 所以在许多方面都受到地理环境的强烈制约。但这种方方面面的制约最终却要归结为一个焦点, 那就是人们应对自然环境而采取什么样的生产活动方式, 也就是那个地区的中华先民怎样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下采取相应的农业生产方式。

　　对于这个问题, 已经有不少国内外的学者探讨过。他们提出的模式有“大河理论”、“干燥理论”、“山前理论”和“气候高潮理论”等

①等。其中, 美籍学者张光直认为:“虽然发生这

次农业革命的确切年代并不清楚, 但是可以推测这一个革命所必需的条件:一个已充分改观的自然环境, 其中生长着可供栽培的野生植物; 一个发展到相当的水平从而能够有效利用其文化资源的文化; 最后, 还要有一个触发作用去促进或迫使人们在某一特定地区内更充分的利用它们的各种资源。”[23](第1集, P5) 可见, 张

　　①关于此点的详细介绍请参考黄其煦《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的作物——关于农业起源问题的探索》, 《农业考古》,

1982年2期。

光直的意见认为, 农业的产生有三个因素不可或缺:1. 自然环境; 2. 人类的生产力文化水平; 3. 不确定的因素。这种不确定的因素, 张光直认为或者是冰河的退却, 或者是因此产生的增产, 或者是人口的增长。正如张光直所言, 这种不确定的因素“不过是推测而已”。将自然环境放在影响人类农业文明起源的首要位置上, 在人类生产力比较低下的情况下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看不到人和环境之间谁为因变量, 谁为自变量, 又是非常危险的, 这容易导致单纯的自然决定论或地理决定论。

　　国内学界一般把北方农业文明的产生归结于黄土高原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同时国外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定居农业的产生是得益于华北的肥沃的黄土地带

[24],

能会影响到不同的农耕或其他经济活动方式的起源。那么是不是在其中找不到规律性的东西呢? 也不是。其中的规律就是, 自然条件提供限定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指这个地区的自然环境特点) , 而人在这种限定性之下进行自己能动性的选择, 选择那种最为适合环境也即是最为适合自身发展的经济生产方式。在农业和畜牧业没有出现之前, 虽然可能有的人类集团中渔猎经济比较发达, 另一些人类集团中采集经济比较发达, 但都是渔猎经济和采集经济相混合的经济。在此基础上农业和畜牧业得以发生, 混合经济中又多了这两种成分。从人类发展的路向上看, 这四种经济的发展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但是, 就关中地区的具体情况而言, 随着人的生产力水平和实践认识的提高, 情况就变得逐渐向发展农业这一方面倾斜, 而且基于气候、地形、土壤的条件和原始人类的生产水平, 只能是发展协作式的劳动生产。这正是我们在关中地区可以看到一种有着自身发展脉络的农耕经济模式的原因。

　　第二, 关中地区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的限制, 还表现在人类可选择居住的地理范围上。这一点体现在考古发掘中, 就是聚落遗址的地理位置。人类对自己聚落的地理位置的选择是有一定规律性的。这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 在农业产生以前的前仰韶文化期的聚落, 由于生产技术落后、土地肥力递减、抗御自然能力极低等原因, 聚落的迁徙应该是比较频繁的, 其考古学上的证据就是绝大部分文化层不足1米而且分布非常稀疏。此时的聚

落位置无法长期固定下来, 不得不比较频繁地迁徙。第二个阶段, 长期定居的阶段。在农业产生后, 聚落的地理位置选择更多地体现了人为因素的影响。大体上, 需要符合下列的条件:1. 靠近水源。一般选定靠近河岸湖畔或有天然泉水的地方。为了防止洪水泛滥, 居住地又常常选择高出河面的阶地或台地上。2. 适于生产。因为农业需要有肥沃的土质和适于作物生长的环境。如耐旱的栗、黍, 可播种在华北的黄土地带或某些干旱地区; 3. 交通方便。以适应人类生产生活的相互交往的要求。[27]从出土的遗址分布来看, 大体符合这一标准。例如关中地

[26](第6辑, P77) ,

对这种观点需要从两

方面加以评价:一是关中地区所处的地理环境对于农业生产是有利还是不利; 二是我国是不是不存在“游耕制”。从第一点来看, 我国关中地区对于发展农业是有不少的有利条件, 例如从光、热、水、土等要素的配合来讲, 的确有它优于其他地区之处。但是, 它也有自身的不利之处, 如春旱多风, 雨量并不充沛, 而且降雨多集中在夏、秋季节, 容易发生涝灾, 旱涝频仍, 还有内涝盐渍化的问题。所以, 单纯从自然环境的角度来讲, 并非只有利而无弊。从第二点来讲, 从前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知道, 中华先民很有可能从事过游耕制的生产方式。况且, 如果自然条件真的那么优良, 反倒有可能像马克思所说:“过于富饶的自然, `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 就像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它不能使人的发展成为一种自然的必然性, 因而妨碍人的发展。”

[25](第1卷, P 528)

　　那么又该如何看待关中地区的地理环境在文明起源中所起的作用呢? 我们认为, 关中地区在为人类发展提供良好资源的同时, 也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某些限制。但其限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是随着人的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不断被突破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关中地区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和良好的适宜农业发展的环境为当地的原始居民提供了从采集经济过渡到农业经济和畜牧经济的有利条件。从这个角度来说, 不同的自然条件可

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就多分布在渭水流域及其支流附近。但这种限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 从游猎或游耕发展到定居, 本身即是对这种限制的打破。这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从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发展到新石器时代的定居农耕生活, 是一个很大的进展。只有能够生产和储备食物, 定居才有可能。2. 从考古发现中可以看出, 农业定居的聚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方面从宏观上看, 最初主要以几个山麓地带为基础, 后来逐渐(一般是沿河流) 向四周海拔较低的地区扩展。另一方面, 微观上表现为从高台地向靠近水流的第一台地靠近。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 一方面可能是随着河流的深切作用使水面逐渐降低, 另一方面则可能是人们对水患有了一定的预防和控制的力量。[1](P16) 古代的聚落沿河流向更远的地方逐渐推移应是人口增殖和生产力提高后必不可免的结果。

　　第三, 关中地区自然环境对中华文明起源及其特点的影响, 最突出地表现在, 它促使中华先民从进入定居农耕生活开始, 就形成了具有浓厚的大协作特色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为中华先民在人类历史上最早形成规模最大的、统一的共同体, 并且连续不断地发展五千多年, 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如前所述, 雨热同季的气候特征, 既给农作物的生长带来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 同时也带来了旱涝灾害频仍、土壤盐渍化等威胁, 迫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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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远古先民结成大协作的共同体, 发挥集体的协作力量回应自然界的挑战。那时的石制耕具入土深度很难达到15公分以上

[27],

这样厚度

的耕层很难使农作物的根系发育好, 只能依靠水的适度浸润来弥补前铁器时代农具耕层深度的不足。这也正是人们靠近水流居住的原因之一。[27]但是利用水来降低深耕的难度, 在关中地区却容易造成内涝盐渍化的问题, 所以引水、排水问题非常重要, 这就产生了大规模协作的需要。也正是由于这种协作, 使得人们形成了长期的聚族而居(当然也有安全方面的考虑) 的居住方式。仰韶和龙山文化的村落遗址, 往往大到数万平方米, 房屋多达数十座, 甚至百余座, 而且, 关中地区村落遗址的密集程度与今天村落的密集程度非常接近

[28],

彼此间生产、

生活方式十分相似, 这表明, 不仅每个村落是一个生产生活的协作共同体, 而且在一个相当广阔的范围内, 村落与村落之间也保持着经常性的交流和协作关系。

　　由于整个中华大地都处在季风主宰下的雨热同季气候影响之下, 我们有理由推断, 关中的文明起源进程的情景, 可以说是整个中华文明起源进程的一个缩影。它以原始的萌芽状态预示着整个中华文明此后数千年历程具有的一些基本特征。

　　(本文的写作得到天津师范大学庞卓恒教授的指导, 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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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Background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Origin on Guan -zhong Area

JIN Run -cheng , LI You -do ng , M A Zhen -x ing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 Tianjin 300074, China )

　　Abstract :Although g eog raphical environment determinism is assumed to be unacceptable,

the natural env iro nment in the remo te a ntiquity has a co nsiderable constraining impact on the way o f life and w ork at that time. The na tural enviro nm ents such as climate, soil, v eg etation, hy dro l-og y in Guang -zhong Area provided po ssibilities to the ancient Chinese ancestors. U nder the coo r-dinatio n of effo rts amo ng different g roups, they w ere able to make full use of their fav orable con-ditio ns , successfully reliev e different kinds of threa ts co ming from such natural disasters as drought, floodw ater, soil saliniza tion, and consequently create the settled cultiv atio n a rea that w as the la rg est crea ted by human being s at the Neolithic Age. Such a civilizatio n, alo ng with the settled cultiv atio n in so uth China at the Neo lithic Age , has laid a preliminary foundatio n fo r the continuous dev elo pm 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 n a nd ex tensiv e coo rdinatio n traditio n o n the w ay of life and w o rk thereafter.

　　Key words :geog rahical environment; Guan-zhong Area; mo nso on climate; settled cultiv 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