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立宪之路 南洋走出近代中国--中国经营报专栏
中国近代史开端于南洋
亡国是改朝换代，亡天下是华沦为夷，留辫子，穿马褂，顶戴花翎，这都是向夷看齐，华沦为夷已经开始。
顾炎武论中国山川大势，由西北而东南，由东南而西南。
由西北而东南，运河是关键，沟通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由东南而西南，有两条水路，一条是内江，沿长江而上，还有一条是外洋，沿着东南沿海的海岸线，下南洋，走西洋。
清军入关，中原沦落，江南残破，顾炎武伤心人别有怀抱，欲以海岸线及西南一隅，寄托其反清之志。但却说出了当时中国的“天下大势”，与雷海宗先生中国文化三期发展说相吻合。
雷先生谈中国文化，经历了三期发展，第一期发展在黄河流域，起于西北；第二期发展以淝水之战为标志，“由西北而东南”，进入长江流域；第三期发展是抗日战争，“由东南而西南”。
明清以来移民，大致有三条路线，一是“走西口”，于满蒙之地，西域故道，兴边贸；一是“闯关东”，从中原向东三省移民；还有一条，就是“下南洋”，向海外移民，做外贸。这三条路线，发展出近代中国的基本格局，尤其“下南洋”一线，与我中华民族自近代以至于今日的发展命运攸关。
《天下郡国利病书》，对西南之地、东南亚半岛以及南洋诸岛国所言甚多，徐继畬《瀛环志略》，言及南洋滨海诸国及各岛国，多出自此书，他说“顾亭林海外诸番贡市一篇”，“颇为详核，故采录之，以资考镜”。魏源《海国图志》则异趣，其志南洋诸国，只字未引顾氏书，恐怕因其公羊学与顾氏朴学相抵牾。
《瀛环志略》是接着顾氏朴学往下做的，两人虽视野不同，但学理还是相通的。顾炎武囿于时代，仍在“天下”里看“郡国”，而徐继畬则从“瀛环”中看到了“各国”布局的世界，他谈各国史地，着眼点一如顾氏，主要还在“兵防”二字。当然，他还把天下观里的“舆地”，变成了近代化的地缘政治。
这一变化，虽由外部危机引起，但也出自朴学内部的生机。顾炎武是清代考据学开山祖，经学始于“识字”，史学要在“知地”，都偏于文献考据。
“识字”在清初，有政治含义。清军入主，以中原正统自居，采取“拿来主义”，把理学拿走了，把经学也拿走了，把尧舜禹文武周公统统拿走了。因此，身为汉人，国亡以后，如何华夷之辨？顾炎武说，亡国可以，亡天下不行，这就是要辨华夷。
亡国是改朝换代，亡天下是华沦为夷，留辫子，穿马褂，顶戴花翎，这都是向夷看齐，华沦为夷已经开始。这样的天下兴亡，是人人有责的，而做华人，还是做夷人，则是天下兴亡的分水岭。华夷的区别，已不在是被清朝意识形态化的理学了，而是汉字，还有中原正音。因此，考据学从“识字”开始，“识字”从正音开始，以古音古字重新解释汉学经典，考据学担待了救亡使命。
还有史学，夷人拿走了国土，但拿不走国史，守住国史，就是留住文化的根！“知地”就是以国史盘点国土，以待新王恢复汉家天下。这是最后的斗争！天下兴亡，在故纸堆里，在书斋里面。他的天下观从王权主义转向国粹主义，从大一统转向坚守文化底线，民族主义就从这样的天下观里诞生，以国粹主义确认文化边疆，以民族主义捍卫国家主权，新的民族精神，被“天下兴亡”唤醒。
中国历史上，天下兴亡感最为沉重的时代，一是明清易代，一为列强东来。
清初顾炎武叹天下兴亡，表现出文化的定力，清末，魏源讲华夷之辨，已从顾氏的国粹回到清王朝本位，徐继畬相反，他放弃了顾氏的华夷之辨，拿来国粹主义。
他用国粹主义的眼光看世界，这就使他的《瀛环志略》，以中国为主体，以贸易为主线，把世界各国的历史和地理，都连接在与中国的关系里。他说欧罗巴，是“中国之所谓大西洋也”。
与中国的贸易入手，他说俄罗斯与中国互市，在西北陆路，不由海道。由海道至粤东贸易者，以英吉利船最多，居各国十分之六。西班牙船，从吕宋来，船虽多，但货物仅洋米一项。其次有奥地利、普鲁士，有丹麦、荷兰，瑞典又次之。法兰西货船，每年来粤，多则三、四，少仅一、二，舶来钟表等物。葡萄牙居澳门，商船反而少来。比利时正要求通商，而意大利分为四国，土耳其系回回，希腊为新造小国，都没有派船来通商。欧人东来，经由大西洋海，沿亚非利加（非洲）西岸，南行至好望角，转而往东北，入小西洋，过巽他(马达加斯加)海峡，往南洋而至粤东，行约七万余里。如果顺风顺水，行程需三个月，从中国返回时，逆风逆水，要五个月，俗称“来三去五”，欧罗巴占了上风。
徐氏言欧罗巴，曾提到明洪武年间，欧人有携火药投元军者。《明史》载，朱元璋时，自命为“成吉思汗二世”的跛子帝王帖木儿曾派人来朝贡，靖难之役，朱棣攻破南京时，正值帖木儿西征土耳其、埃及大获全胜，帖木儿得知中国内乱，立刻掉转马头，日夜兼程，奔向东方。
那时，帖木儿帝国已横跨中亚，锋芒所向，将奥斯曼帝国击倒，连欧洲都在害怕，可明朝概不知。朱棣登基后，遣使命帖木儿来朝贡，帖木儿却扣押明使者，向中国发兵。朱棣闻讯，兵分两路，一路出甘肃，迎战帖木儿，一路下西洋，去抄帖木儿的后路。孰料，帖木儿半道而薨。
尚未交战，朱棣已胜，帖木儿虽死，但战争未了，有人说其子不行，可行与不行，岂由个人？更因形势，形势比人强。朱棣派郑和下西洋，以制海权，行战略威慑和贸易制裁，促使中东各国，纷纷从帖木儿帝国分离。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说用兵之奇，莫过于蒙古人下川康，越金沙，灭大理，从西南包抄中原，控制长江流域，以大迂回大包围战略，使非机械动力时代的运动战达到极致。但对郑和下西洋之战略意义却只字未提，为什么？究其原因，还是士人习气。郑和乃阉人，士人不齿。
明人严从简著《殊域周咨录》，是研究明代中外关系的重要著作，其中记载了一件事：明宪宗欲效仿成祖故事，下西洋去，诏令兵部，索要郑和航海资料。兵部尚书项忠派人入库去找，没找到，帝责问道：案卷怎能丢了！任职于兵部的刘大夏，在一旁振振有词：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以万计，以此得宝而归，于国家何益！此乃弊政，大臣当谏，案卷如在，也要烧掉。据说，郑和航海资料，就被此人匿了，但未烧掉。后来，这个即抗旨又犯上的家伙，居然成了三朝重臣，下西洋一事，从此罢了。刘大夏说的那一番话，是明朝士人的普遍看法，直至清末，士人习气都未改。徐继畬居闽地，受命于海疆，渐有海权思想，能据实以言之，魏源对郑和也只字未提，谈海国而不提郑和，实在说不过去。除了士人习气，还由于魏源特别看重内河防御，缺乏海权意识。
《瀛寰志略》提到“闽、广之民，造舟涉海，趋之如鹜。”竟有买田娶妇，留而不归者，如吕宋、噶罗巴（爪哇）诸岛，不下数十万人，基本为闽、广流寓。“南洋者，亦七鲲、珠崖之余壤，而欧罗巴之东道主也。”“七鲲”、“珠崖”，均指台湾，徐继畬以南洋为台湾“余壤”，反映了他的海权思想，纯以地势论，台湾当为“余壤”，因南洋诸岛分布，其势由西向东，西部群岛环立，向东递减，而以台湾为末端，此为地理之本末。
徐继畬以台湾开端，是以中国主权立言。他站在厦门，放眼望去，首先看到台湾，其次是吕宋今之菲律宾，依次而下，终端为苏门答腊和爪哇。其计里程也以厦门为起点，说吕宋“在台湾凤山县沙马崎之东南，由厦门往，水程七十二更。”他这样看南洋，就象看中国的南海一样。
《中国经营报》2012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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