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缘政治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作者：周骁男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年11期

　　[中图分类号]K901.4；F11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10)04-0022-05

　　随着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的产生和发展，资本奔走于全球各个角落。在此背景下，国家成为本国资本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动的最大受益者和最主要保护者。为了维护和发展本国利益，各个国家围绕着相互之间的领土关系，在社会地理的各个空间上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这样，就有了地缘政治现象。最初的地缘政治斗争主要表现为领土争夺，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当前的地缘政治斗争更多地表现为对于目标区域的控制与反控制。因此，作为研究地缘政治现象的一门科学，地缘政治学的研究视角具有极强的国别差异。

　　一、中国地缘政治学的起点

　　国人对于近代地理学的接受，起始于了解自己、知晓世界、谋求发展的独立富强愿望。自洪堡以降至20世纪30年代，西方地理学实际上就是一门分布的科学，以研究自然和人文现象的地域分布以及自然和人文之间的关联为重点。因此，近代以来的中国地理学所秉承的宗旨就是“研究地理与人生之关系；使吾人对于世界各地之风土人情，皆能解释其因果，说明其系统，且能根据已知推考未知”[1]。在此过程中，国人接触到了政治地理学。1906年，刘鸿钧指出：“地理学之种类异矣……研究人类与地理相互之间关系曰人文地理，政治地理者为人文地理研究中尤重要之一科，得其概略，则近今世界之大势以及政治组织之机关，可一览而备悉焉。”[2]他通过对世界各国概况的描绘来解说政治地理学，并把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包含在政治地理学之中。这是现在所能见到我国最早全面介绍政治地理学的书籍。1931年，韩道之探讨了政治地理学的学科特点，“故政治地理，以地理的范围论，则领域极狭小，内容极简单，不过叙述国家之位置、境域、面积、人口、政体诸端而已。若以政治的范围论，则除上述诸端外，当兼及于与政治有关各方面之地理。如民族之概况属人类地理，气候之影响属气界地理，特产之关系属生物地理。”[3]

　　此时，马汉的海权论、麦金德的陆权论都已先后问世，开创了早期英美地缘政治学的先河；拉采尔提出了国家有机体、生存空间理论，契伦创造了地缘政治的概念，法西斯地缘政治学也端倪初现。英美地缘政治学和法西斯地缘政治学在理论形态上有着显著差异，但是在理论目标上却是一致的。当时的英美学者一般用政治地理的概念来阐释陆权、海权以及后来的破碎地带理论。他们对于地缘政治学概念的抵触，源自对于法西斯专制的反感。英美学者以崇尚民主宪政的价值归属为出发点来认同国家利益的合法性，而法西斯学者则强调专制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然而，不论是陆权与海权的地理对抗，还是生存空间的扩展，都表达了在世界范围内争夺殖民地的根本意图。从这个意义上讲，冠之以政治地理的英美地缘政治学和法西斯地缘政治学是殊途同归的。对于地缘政治学的发展动向，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仅有1900年的《亚东时报》曾经零星刊载了从日文版海权论转译的《海上权力要素论》的个别章节。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人开始关注地缘政治学。1938年，李长傅等人翻译了阿部市五郎的《地理政治》，该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法西斯地缘政治理论。此时的中国学术界已经正式使用地理政治来指称地缘政治，“地理政治学原文是德语Geopolitik，一译地理政治学，一译风土政治学，都是日本译出的，而以前名比较通用”[4]。后来，地缘政治逐渐成为地理政治的同义词。“地理政治学(Geopolitik)……在中国还有一个很熟悉的名字，那就是‘地缘政治’，日本人有些人就彻底把它称做‘地政学’，也就是这个捞什子。”[5]事实上，政治地理和地理政治都是对于西语的直译，political geography是“政治”在前、“地理”在后，Geopolitik(英文Geo-politics)则是“地理”的词根在前、“政治”在后。“地政”一词，中国古而有之，为避免歧义，没有直接借用日本人的翻译方式。“地缘”一词也是古而有之，将其与“政治”相拼接，更贴近德文原意。因为契伦造出的Geopolitik就是用来解说Der Staat als Reich的，而Reich具有国家和领土的双重含义。

　　二战结束后，地缘政治学随同法西斯国家的覆灭而被世人唾弃，国人对于地缘政治学的关注也随之戛然而止，对于杜黑的空权论和斯皮克曼的破碎地带学说几乎无人问津。中国学术界重又醉心于作为分布科学的地理学。“政治地理就包括了我们常常提及的经济地理的内容。后来经济地理和历史地理各个独立出来成为一种学科的时候，政治地理的含义就比从前狭窄了。除了历史地理之外，大抵政治地理所着重的是国家的边界、领土、民族和战略地区……经济地理所着重的则是资源、人口(劳动力)、产业(农业和工业)、交通、贸易这几方面。”[6]

　　20世纪上半叶，地缘政治学在中国未获发展，但是产生了独具特色的地缘政治战略。国民政府在分析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进军线路后认为，要想吞并中国必须采取东西包抄、中间突破的战略，而日军的进攻方向则是在中国的东部一路向南。这样，国民政府采取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在战争初期向西部内陆地区转移，积蓄力量准备反攻。“以空间换时间”战略迟滞了日军的进攻，但是消极避战和片面抗战严重削弱了国防实力。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了持久战战略。毛泽东专门阐述了中日两国的地理差异，分析了“地理上的国际环境”[7]。他深刻地指出，“从时间条件说，战争和战争规律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从地域的条件来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国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8]。敌后战地游击战收复了大量国土，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中国地缘政治学的复兴

　　二战后，地缘政治学被赶出了科学的殿堂，但是地缘政治现象并未因此而消逝，相关的研究自然不会停止。豪斯浩弗在《向德国的地缘政治学致歉》中“断言德国的地缘政治学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东西，只不过是具有普通科学方法论这一伟大传统的一部分……即使西方地理学家不使用‘地缘政治学’一词，他们实际上也已经着手同样的研究”[9]3。虽然豪斯浩弗的致歉并没改变地缘政治学的厄运，但是他的确道出了地缘政治学属于科学范畴这个基本事实。

　　冷战期间，东西方两大阵营分别产生了各具特色的地缘政治理论。西方学者沿着麦金德开创的“地理对抗”思路[10]，逐渐形成了“分裂带理论”。1946年，凯南率先提出了世界政治地图中的分裂带。他认为，东方与西方之间存在着多条分裂带[11]。1950年，尼兹将分裂带归于一条，即自由世界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的分裂带[12]。如果说地理对抗理论倾向于考察国家间海陆位置的差异，那么分裂带理论更关注于国家间意识形态上的不同。1974年，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第一世界是超级大国、第二世界是发达国家、第三世界是发展中国家。三个世界划分摈弃了按照意识形态类型设定国家间关系的陈腐观念，坚持从国家根本利益出发制定地缘政治战略，核心是“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13]。这既是对于分裂带理论的超越，也是对于地缘政治学的巨大发展。虽然上述理论中并不含有地缘政治的概念，但是它们为认识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现象提供了理论支撑。

　　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在“倡导复兴人文地理学的同时，呼吁要重视政治地理学与地缘政治学的研究”[14]。和前辈学人一样，当代中国学者也走过了一条先吸收借鉴、再独立发展的道路。1984年，前苏联学者斯皮琴科的《政治和军事地理学》一书被翻译介绍到我国。不久，我国学者将政治地理学定义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是研究国家与地区等各种类型的领土内与领土间的政治活动现象的地理分布或空间布局的一门学科”。其中，“国家是一个政治系统，它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政权，二是国民，三是领土”[15]208-211。当时，我国学者对于地缘政治学还抱有相当的警惕。“地缘政治学是政治地理学的一个变种……在目前世界政局日益动荡的时代，地缘政治学的幽灵大有暗中复活，其邪说论点亦有死灰复燃之势。”[15]212

　　复兴后的中国政治地理学一直没有摆脱分布主义地理学的窠臼。政治地理学的研究范式被概括为“政治事象的区域分布、联系和差异”[16]1，虽然有学者把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拓展为“政治活动及其过程与地理空间之间的相互关系”[17]1，但是由于缺乏对地理空间特征的深入思考，研究的重点仍然集中在政治现象的分布上。中国的政治地理学没有为世人提供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自身的发展也日渐暗淡，20世纪90年末至今，一直没有新的政治地理学教材和专著问世。

　　地缘政治学在欧美学术界重归科学的殿堂，为其在中国的复兴创造了外部环境。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在不同场合多次使用地缘政治的概念。1983年，法国的《希罗多德杂志：战略、地理学和意识形态》更名为《希罗多德杂志：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评论》，法国学者正式用géopolitique来对应德文的geopolitik。这标志着地缘政治的概念重新被学术界接纳，地缘政治学就此获得了新生。

　　受此影响，中国学术界对于地缘政治学的态度也在逐渐地变化。先前，“我们既不把地缘政治学和政治地理学等同起来，也不能把二者截然分开。地缘政治学是西方政治地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18]54。后来，终于完全接受了地缘政治学。正因为地理政治学和地缘政治学“这两个字从渊源上讲，前者是来自德语，后者是来自英语译词，是同义的”。并且“在我国采用两种汉语译词值得商榷……地缘政治学一词已有较早使用，而且目前国内的报章杂志已普遍使用”[16]214；所以“现约定俗成用地缘政治学很好，用地理政治学也可以”[17]2。

　　地缘政治学复兴后，我国学者自觉摒弃了法西斯地缘政治学的国家有机体说、生存空间论，并且与英美传统地缘政治学的“地理对抗”的观点相脱离，沿着国家间利益关系的线路不断深化自己的研究。根据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的新变化以及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要求，我国学者广泛探讨了世界范围内诸多地缘政治现象，主要包括世界各大国或国家集团的地缘政治战略、区域地缘政治关系这两个方面。目前，冠之以“地缘政治”的文章和著作比比皆是，但是在地缘政治学的学科体系构建上并没有突破性的进展。

　　地缘政治现象的描述较多，地缘政治战略的政策建议稍显不足。美国、俄罗斯、欧盟主要国家以及日本的地缘政治战略是我国学术界考察的重点。绝大多数学者牢牢把握时代脉搏、紧紧跟踪冷战后世界地缘政治发展演变的全过程，详尽描述了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以及区域地缘政治活动。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普遍共识，例如“一超多强”、“一超独大”、“世界走向多极化”等。但是，我国学者对于世界地缘政治总过程的认识并没有超出中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框架体系，学者在事实上充当了国家对外政策解说者的角色，具有前瞻性的政策建议并不多见。

　　地缘政治学的学科特征日益模糊。在我国现行的学科分类体系中，地缘政治学被划归政治学原理之下的三级学科；而在“面向21世界世纪课程教材”里，地缘政治学则成为《政治地理学》的一个专章，属于地理学的范畴。国内几乎没有学者系统探讨过国际政治学与地缘政治学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当然，这种现象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在当代西方，“政治家，新闻工作者，商人以及法语和英语世界的学者们都在它们涉及从全球变暖到跨国公司论题的演讲、论文和著作中塞进这一词(地缘政治学，引者注)……其确切含义或者说与特定情势的关系常常会模糊不清……它是一种顺应时代的术语”[9]3。学科特征的模糊必然造成学术研究过程中现象描述、经验判断远远多于理论探讨，反过来，理论探讨的缺失必然严重阻碍地缘政治学的发展。

　　三、中国地缘政治学的未来

　　把地缘政治学的研究建立在人地关系的宏大背景之下。“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19]可见，地缘政治关系是人地关系的组成部分，人地关系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组成部分。所以，地缘政治关系成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必经的中间环节。地缘政治学的学科特征恰恰在于它是“综合研究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动态变化规律及其差异特征”[20]，这也是本门学科有别于其他学科的魅力所在。以此为出发点，未来的中国地缘政治学就会以自己鲜明的特征伫立于学术殿堂。

　　从时间和空间的同在性来考察地缘政治现象。康德认为，人们所经验的东西都要表现为时间和空间所讲述的那些特征[21]。我们知道，世界上只有运动着的物质，而运动着的物质只有在时间和空间之内才能存在。因此，时间和空间是不可分割的。哈特向认为，地理学是一个以时间为背景的研究领域，而且“时间之所以重要的方式和程度在地理学不同部门中有着显著差异”[22]。拉采尔“把国家增长的过程看成是其版图扩张的过程，是和邻国斗争的过程”[16]31。即国家的成长实质是时间绵延与空间延伸的统一。麦金德在反对分割时间和空间之间关系的前提下，强调地缘政治学的特点仅仅在于更关心事物发生的动力[23]。所以，在地缘政治学的研究中，必须将时间要素摆在极为重要的位置，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政治区域或社会区域的进化，注重政治区域进化的过程”[16]31，要深刻地认识到“时间的开发和利用对一国经济乃至国际格局将影响重大，甚至是根本性的”[24]。未来的中国地缘政治学应该自觉抛弃单纯考察某个地缘政治现象本身的做法，转而从地缘政治现象的过程入手展开研究；应该把地缘政治过程看作是空间过程与时间过程的结合体，注重研究不同时间过程与不同空间过程相互交织形成的复杂地缘政治空间系统。

　　进一步拓展并整合地缘政治学的研究内容。冷战结束后，相继产生了的地缘经济、文明冲突、软权力等理论。卢克瓦西认为，国际社会已经由地缘政治时代转变为地缘经济时代，“国家提供或引导的产业投资资本等同于传统战争的要素，‘军火’；国家支持的产品开发等同于‘武器’的变革；国家支持的市场干预取代了在国外军事基地的‘外交影响”[25]。亨廷顿沿袭分裂带理论的思维模式，将国际竞争归结为文明的冲突，不同文明的邻国或者国家内部不同文明的集团之间的断层线冲突，以及不同文明的主要大国之间的核心冲突[26]。奈认为，软权力就是一个国家“有吸引力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制度、被视为合法的或有道义威信的政策等”[27]。受此影响，我国学者提出了地缘文化的概念。事实上，地缘经济、地缘文化、文明冲突、软权力，都是国家间竞争的不同地理尺度。按照“地理尺度本身就是政治的思想”[28]，这些都应该划入地缘政治学的研究之中。未来的中国地缘政治学应该在充分吸收国外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敢于独立建构自己的学科体系。

　　地缘政治学的研究需要更多地借鉴和使用社会科学的最新研究方法。目前，定性研究特别是现象罗列仍然是地缘政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定性研究能够细致叙述若干地缘政治现象产生和发展的历程，全面展示研究者的主观经验和理论思辨，但是难以揭示地缘政治系统宏观与微观多层次之间的复杂关联。当前，地缘政治的要素种类不断增加、要素间关系日趋复杂，大量开放的相互叠加又不完全重合的地缘政治系统不断涌现。客观上要求在地缘政治学的研究过程里既要秉承以往定性研究的优势，又要引入定量研究的方法。从一系列假设出发，通过数学建模和仿真模拟对复杂地缘政治现象进行量化研究，力争实现问题有解、结论精确和可证伪三者的统一。未来的中国地缘政治学应该告别罗列地缘政治现象基础上的简单经验判断，扎实地开展对于地缘政治系统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的研究，使自己的研究结果更多地建立在精确测量基础之上，从而进一步增强结论的实用性。

作者介绍：周骁男(1969)，男，吉林长春人，长春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吉林 长春 13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