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性主义的盛衰

作者：吴中杰

复旦学报：社科版 1995年08期

　　[内容提要]个性主义是“五四”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思想武器，具有反封建的作用。但当社会运动进一步发展的时候，人们就看到它的不足之处。不过，个性主义在文学中又是不可缺少的，后来由于不断地批判个性主义，导致文学缺乏独立意识，并影响到社会生活，蔑视了人格尊严，后果非常严重。本文即从我国现代文艺思潮中个性主义的盛衰历程，来探讨其中的是非得失。

　　五四时期是人的觉醒时代，个性解放的呼声响彻整个文化领域，同时也转化为新文学的各类主题。举凡家庭的革命，妇女的解放，爱情的追求，自我的表现，以及对非人生活的揭露等等，都是个性主义的反映。个性主义唤起了一代人的觉醒。

　　但是，曾几何时，个性主义由盛转衰，终于成为被讨伐的对象，甚至被称为万恶之源，必欲除之而后快。直至70年代末，再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兴起，它才恢复名誉，重新成为人们追求的对象。

　　个性主义在现代中国有着如此大起大落的命运，决非偶然，它是整个社会思潮和文艺思潮变迁的反映。就是在今天，由于社会思想和文艺思想的不同，人们对个性主义的态度也并不一致。有些人主张人格独立，要寻找失去的自我，他们自然倾向于个性主义；有些人留恋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格局，喜欢温良恭俭让的性格，他们更欢迎儒家的道德规范。因此，个性主义的是非善恶仍将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历史地考察个性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命运，不仅可以了解五四以来社会思潮和文艺思潮的变迁，而且有助于对当前文化论争的审视。

　　一、人的解放与社会的解放

　　五四新文化战士提倡个性主义有一个明确的目的性，就是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儒家思想。

　　儒家讲三纲五常，用最严格的等级观念支持着封建制度。《左传》昭公七年中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舆，舆臣隶，隶臣仆，仆臣台。”鲁迅在《灯下漫笔》里摘引了这句话，并评论道：“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贴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在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下，还有什么人格独立和个性自由呢？臣子成为皇帝的工具，子女成为父母的财产，妻子成为丈夫的奴隶，大家都失去了人的价值。后世的理学家们，又讲什么存天理，灭人欲，更把人的基本要求也抹煞了。

　　由于人失去了人的价值，抑制了人的要求，人性也就被扭曲了。鲁迅所批判的：安于奴隶地位的奴才、比暴君还暴虐的臣民、被压得瘟头瘟脑因而在精神上未老先衰的青年、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专对少数天才宣战的“合群的爱国自大”者、以及具有精神胜利法的阿Q们，便都是这种被扭曲了的人性的表现。要使人性能够得到正常的发展，便只有解开种种束缚。正如龚自珍在《病梅馆记》里所提出的治疗病梅的办法：“毁其盆，埋于地，解其棕缚，纵之，顺之，必复之全之。”这就是个性解放的要求。

　　但既然所解开的是封建主义儒家思想的束缚，那么必然会遭到封建主义的维护者、儒家思想的信徒们的反对。林琴南辈痛心疾首地攻之为复孔孟，铲伦常，禽兽行，亦不足为怪。但却累得新文化先驱们需得从头讲解个性解放的意义，说明解放子女并非要他们欺凌老人，让子女健康地成长、幸福地生活是父母应尽的责任，父母对子女不应有赐恩待报思想，父母是人伦之中并非人伦之始等等。鲁迅甚至说，应该开办一个“父范学堂”，让那些顽固的老先生进初等一年级。他呼吁人们要做“人”之父，而不要做只会制造孩子的家伙，真可谓语重心长矣！

　　个性主义在五四时期唤起了多少青年和有良知的老人，他们的人性觉醒了，认识到人的自我价值，从茫茫的人海中寻找自我，要抖落身上的封建枷锁，作为人而存在。这是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功绩。

　　个性主义是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武器，但它毕竟不是万能的。没有个性主义，难以冲破封建主义的束缚，但单靠个性主义，却也难以解决整个社会问题。

　　正当大家沉醉在个性主义思潮中的时候，最早提倡个性主义的鲁迅，却看到了它的不足之处，提出了更深一层的问题。

　　1923年，易卜生热未退，娜拉的出走正为人们所称颂和模仿的时候，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作了一个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肯定娜拉出走是觉醒的表现，但指出，娜拉这样单身出走，在生活上是难以为继的：“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在这里，鲁迅提出了经济权的争取和经济制度的改革问题。两年之后所作的小说《伤逝》，就是描写一对追求个性解放的青年在经济打击之下而终于失败的故事。

　　有些研究者否认《伤逝》是对个性主义的批判，其实，这种批判性是相当明显的，特别是联系《娜拉走后怎样》来看，对鲁迅的思路就可以看得更清楚。问题是对“批判”二字的理解。如果是“文化大革命”式的彻底否定的批判，鲁迅的确没有作过，因为他始终不曾否认个性主义的历史作用；但若按其原义来用“批判”二字，这就不错，因为鲁迅的确看到了个性主义的不足，而试图进行超越，虽然他自己也并不知道经济权应如何取得。

　　继鲁迅之后，有许多作家也在超越个性主义，试图走出“爱”和“自我”的圈子。有些跨出去了，有些没有跨出去，有些跨过头了，有些在新形势下重新表现了个性主义，在现代文学史上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情况。

　　文坛上对个性主义的超越，并非依靠某一位先驱者力量的推动，而是社会思潮使然。

　　五四以后，思想界出现了分化。革命的知识分子在爱国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推动之下，把眼光投向民众，投向底层。他们纷纷从书斋走向十字街头，自觉或不自觉地介入群众运动。

　　五四时期以提倡自我表现艺术著称的浪漫诗人郭沫若，在1924年底到宜兴进行社会调查之后，写出总题为《水平线下》的6篇文章，揭露农民的疾苦，并且说：“这类的东西我以后想多写一点。我从前的态度是昂首天外的，对于眼前的一切都只有一种拒绝。我以后要改变了，我要把头埋到水平线下，多于过活些受难的生活，多于领略受难的人生，我在这里虽然开不出什么美好的花来，但如路旁的杂草一样总可以迸发几株罢？”后来，他在《创造十年》中回忆这段时期的思想变化道：“我从前的一些泛神论的思想，所谓个性的发展，所谓自由，所谓表现，无形无影间在我的脑筋中已经遭清算。”大体在同一个时期，郁达夫发表了《文学上的阶级斗争》，茅盾写出了《论无产阶级艺术》，可见当时的思想趋势。

　　这还是初期的情况。有些文章虽谈阶级斗争，但阶级观点还不是十分明确。而当革命文学运动兴起之后，阶级意识论就完全代替了个性主义。鲁迅在回顾这一段时期的历史情况时说：“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他们以为只要扫荡了旧的成法，剩下来的便是原来的人，好的社会了，于是就遇到保守家们的压迫和陷害。大约十年之后，阶级意识觉醒了起来，前进的作家，就都成了革命文学者”。①革命文学家们并不认为当时的革命文学运动是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承续和发展，而对后者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提倡革命文学的创造社元老们，在文学观上也来了一个180度的转变：从自我表现论到阶级意识表现论，郭沫若提出“留声机器”论，就是要作家做个忠实传达阶级意识的留声机器，而不要有自己的声音。当然，这种理论影响所及，只限于革命文学阵营内部，非革命文学家们并不理会，甚至还有故意唱反调的。比如，论语派提倡性灵文学，就是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张扬个性主义，这必然受到左翼文坛的抨击。关于论语派的是非曲直，说来话长，当另加论列。

　　就是在革命文学阵营内部，意见也不能统一。因为完全按照阶级意识表现论去创作，写出来的作品都是概念的化身，缺乏生命力。于是个性主义又抬头了。这既表现在作品人物的个性解放思想上，也表现在作家本人的个性追求上。

　　丁玲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她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有着强烈的个性解放要求，在女主人公身上相当完整地体现了作者的思想，以致有人把丁玲本人看作就是莎菲女士。后来，她参加了“左联”，写出了《水》这样表现群体、没有个体主角的作品，受到左翼文坛的赞扬。冯雪峰特地写了一篇题为《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的文章加以介绍，认为从《莎菲女士的日记》到《水》，是一条“从离社会，向‘向社会’，从个人主义的虚无，向工农大众的革命的道路”。但这条创作道路似乎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冯雪峰在1947年为《丁玲文集》写的后记里，就改变了看法，他说：“《水》，以艺术对现实对象的深度和艺术的精湛而论，反而大不及以前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因为《水》是从概念出发写作的，有公式化倾向。而丁玲这位有着强烈个性追求的作家，也不可能沿着这条抹煞个性的道路走下去，抗战时期她到延安之后，又写出了《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在医院中》这样表现个性主义的作品。《在医院中》的主人公陆萍医生，就是一个参加了革命队伍而保持着自己个性的人物，她必然与周围混乱的环境发生冲突。但丁玲的这些作品都受到了批判，陆萍被称为反党分子。而丁玲本人，也在建国以后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和“右派分子”。

　　与丁玲命运相同或相似的，颇不乏人。他们大抵都是个性较强，竭力想保持自己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的人。肖军从来不肯随俗从众，不肯唯命是从，他要写自己所看到的事，他要讲自己心以为然的话，于是最早被打成“反党分子”；冯雪峰竭力想使自己的言论体现党的要求，但终因有些见解不符合领导意图，也逃不过57年的打击。反对个性主义，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国际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要求。苏联高尔基写有一篇题为《个性的毁灭》（亦译为《个人的毁灭》）的文章，就曾经风行一时。

　　随着形势的发展，个性主义愈来愈受到歧视。一些领导人认为自己的思想就是党的意志，自己的话就是阶级意识的代表，凡是有背于自己的，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同时，经过战争时期，统一、服从等军事意识也渗透到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来，于是，提倡舆论一律，提倡驯服工具论，反对独立思考，要求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最终形成了“一言堂”。然而这样一来，在意识形态上却又回过去与封建主义接轨了。因为一言堂就是封建家长式统治。而个性主义却始终具有反封建的作用。

　　上述这种复杂现象，在文艺和文化上，就表现为独立意识和从属观念的矛盾，文艺界和文化界的许多斗争，都是由此而引发的。

　　二、独立意识和从属观念

　　马克思认为，形成现代工人阶级的必要条件之一，便是人身自由，这可以使他们自由地出卖劳力。这也是现代工人有别于中世纪农奴的重要特点，后者是受束缚于人身依附制度的。

　　现代知识分子的情况有些类似。他不同于依附于封建帝王的“士”，而有着自己独立的地位，可以自由地出卖脑力劳动，所以叫做自由知识分子，或者叫做自由职业者。

　　现代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独立意识和自由观念。这虽然也是个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但更主要的还是由他们的独立地位而产生。意识毕竟是存在的反映。

　　五四时期，中国产生了现代知识阶层，他们摆脱了对官府的依靠，而从事独立的知识劳动，并以此为生。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一扫过去京师大学堂的封建遗风，清除官僚势力，提倡自由讲学，也就是这种新的社会关系的产物；而北大的新学风，反过来又扩大了自由知识分子的影响，增强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

　　中国的读书人一向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也并非要脱离社会去自由发展，而是要求获得独立的社会地位，自由地介入社会斗争。他们的政治倾向虽然不同，但独立意识却是一样的。

　　胡适回国之初曾声明20年不谈政治，但事实上却是无时不在谈政治。只不过他不想入幕，而愿做当权者的诤友。——在当时，大学校长还不算官，而据胡适自己说，他在抗战时期之所以答应出任驻美大使，那是在民族危急存亡之秋不得已而为之，所以做了一任就辞职了。他自己办的刊物名为《独立评论》，就表明此种意向。50年代，他又支持雷震在台湾办《自由中国》也是此意。可惜这种英美式的自由观念不适合中国的特别国情，即使位高如胡适者，也难免要碰壁。《新月》杂志创办初期大谈人权问题，曾遭蒋介石政权的封禁，就是英美式的人本观念撞在中国式的专制铁拳上。后来，胡适托陈布雷疏通，这才有了转机。陈布雷原是自由报人，后来成为蒋介石的幕僚，深受蒋的器重。蒋介石需要的正是幕僚和清客，亦即鲁迅所说的中国传统的帮忙文人和帮闲文人，而不是独立不羁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封建性的统治者是不允许有独立的力量存在的，即使只是言论上的独立力量。所以他们并不欢迎诤臣，更不需要诤友。这是双方在观念上的不同之处。所以尽管胡适后来也投靠了蒋介石，而有时还难免要闹点小矛盾，即此之故也。50年代的“自由中国”事件，蒋政权将雷震判了刑，也是对胡适发出的警告。

　　30年代新月派文人梁实秋攻击左翼作家拿卢布，鲁迅回骂他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丧家的”这一定语，用得很有意思。因为梁实秋说他不知道自己的主子是谁。鲁迅就说：“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②透过特殊环境的特殊言语，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解释：梁实秋的攻击左翼作家，是阶级本性使然，并非一定受某一权力者的指使。梁实秋毕竟还是一个独立评论者。

　　鲁迅本人当然也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但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人们往往只记得鲁迅说自己的作品是“遵命文学”，而不去理会他对“遵命文学”一词意义的界定，这就产生很大的误解。其实，鲁迅自己说得很清楚：“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③实际上他是最反对命题作文，而主张作家应有独立思想的。他说：“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④五四时期，鲁迅与那些“革命前驱者”的思想主张本来就是相同的，所以他把自己的作品说成是“遵命文学”，其实何曾有人向他发出命令，——那时也不可能这样做。

　　中国的政治家们一旦有了权力，便要别人绝对服从自己，即使是革命的政治家也是如此。个性主义的文艺家则喜欢自由思想，要讲自己的话，再加上他们感觉敏锐，对社会问题发现较早，看到便说，每为政治家所不容，这样难免就要发生冲突。鲁迅早就看到这一点，1927年底所做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讲演，讲的就是这个问题。这篇讲演每为鲁迅专家们所忽视，其实它提出了相当重要的见解，预示了日后文艺界的厄运。鲁迅说：“从生活窘迫过来的人，一到了有钱，容易变成两种情形：一种是理想世界，替处同一境遇的人着想，便成为人道主义；一种是什么都是自己挣起来，从前的遭遇，使他觉得什么都冷酷，便流为个人主义。我们中国大概是变成个人主义者多。主张人道主义的，要想替穷人想想法子，改变改变现状，在政治家眼里，到还不如个人主义的好；所以人道主义者和政治家就有冲突。”他还举托尔斯泰的例子，说托讲人道主义，在战场上一临到长官挡枪弹的铁板前，便有刺心的痛楚，他眼见他的朋友们很多在战场上牺牲掉。这使我们想到日后鲁迅与周扬冲突时，又提到这块铁板，他说周扬是元帅，指责他自己深居简出，躲在后面，而要别人去冒险。

　　鲁迅后期信仰共产主义，参加左翼作家联盟，支持危难中的中国共产党，为它做了很多工作。但他绝不盲从，而始终保持自己独立见解。“左联”常搞飞行集会，他从不参加；“左联”反对作品主义，他就不赞成；甚至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李立三亲自找他谈话，要他发表文章，直接骂国民党，公开支持共产党的行动，他也断然拒绝了。他晚年与周扬的冲突，也不仅仅是对当时文学口号的不同提法问题。从鲁迅的书信中看，早在两个口号论争之前，双方就裂痕很深了。鲁迅指斥对方为工头、元帅，而周扬后来也承认对鲁迅尊重不够，其实也还是个性主义与中国式的领导思想的矛盾。这场矛盾斗争，并未因鲁迅的逝世而结束。日后那些“鲁迅派”们一个个挨整，挨斗，遭厄运，当然有宗派主义的缘故，但我们从中仍看到两种思想的冲突。周扬在《文艺战线的一场大辩论》中将丁玲、冯雪峰的思想根源挖到个人主义——即个性主义的深处，就说明了这个问题。鲁迅以他的社会地位和当时的历史条件，还可以和中国式的领导思想相抗衡，他的弟子们就没有这种力量了。而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情况就更加不同。

　　毛泽东的“文艺必须服从政治”的口号，虽然是在特定的战争环境下提出来的，但在理论上却是渊源有自，并且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解放后的历次文艺运动中，作家们虔诚地进行思想改造，竭力地克服自己的个人主义——个性思想。有些作家原来曾表现强烈的个性色彩，后来也从独立意识转向服从观念。然而从此也写不出好作品，可见这条路走得也并不舒坦。

　　三、人本·人道·人性

　　个性主义的思想基础是人本主义，即以个人为人间本位的思想。这种理论认为，社会的发展有赖于个人的发展，而个人只有冲破外界的束缚，恢复其自然本性，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这也就是人性论观点。而人本主义又叫人道主义，所以，个性主义一旦受到批判，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也必然同遭讨伐。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批判人性论，是在30年代初期，即左翼作家对于新月派批评家梁实秋的批判。这场批判，应该说是由梁实秋挑起的。梁实秋不同意左翼作家宣扬阶级观点，对于“左联”所提倡的无产阶级大众文学，更加反感，他引进美国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说：“伟大的文学乃是固定的普遍的人性”；又说：“文学就不是大多数人的，大多数人就没有文学”。⑤他的观点遭到左翼作家的批判，双方并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这场论争的来龙去脉，文学史家们谈得很多，我们不必再加叙述。值得提出来的是，梁实秋的人性论与五四新文化先驱们的人性论，其实有所不同。五四时期的人性论，具有浪漫主义色彩，要求去掉旧的束缚，恢复人的自然本性，它是反封建的；而梁实秋所祖述的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则最反对卢骚的自然人性论，反对放纵个性，提倡个人的内省自制，主张尊崇文化传统，而且特别欣赏中国儒家的道德规范，希图重振以孔子和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古代人文主义，具有保守主义的特点。所以，比梁实秋更早一些出现在中国文坛上的白璧德的另一些信徒——学衡派诸公，就用白璧德的思想武器来反对新文化运动，也就不足为奇了。——白璧德早就“希望中国也能有一个新儒家运动”，远比中国的几代新儒家说得早。五四时期的人本主义者崇尚民主思想，提倡平民文学；而新人文主义则倾向贵族主义和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所以梁实秋蔑视无产阶级，从根本上否认大众文学，也是这种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

　　梁实秋的观点不但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反动，而且也从五四人本主义倒退了，受到批判是必然的。左翼作家在批判梁实秋时，大大地宣扬了阶级意识。但是也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将阶级论绝对化了。鲁迅在《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说：“有些作者，意在使阶级意识明了锐利起来，就竭力增强阶级性说，而别一面就也容易招人误解。作为本文根据的林氏别一篇论文，我没有见，不能说他是否因此走了相反的极端，但中国却有此例，竟会将个性，共同的人性……，个人主义即利己主义混为一谈，来加以自以为唯物史观底申斥，倘再有人据此来论唯物史观，那真是糟糕透顶了。”指的就是这一情况。所以他提倡读唯物史观原著。并说：“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鲁迅的理解是比较辩证的。

　　但是革命文艺界，对于阶级论理解的片面性，不但没有纠正，反而愈走愈远了。

　　再次提出批判人性论，而且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是在延安时期。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批判的“各种糊涂观念”，第一项就是“人性论”。毛泽东除批判了超阶级的抽象人性论之外，还着重批判了个人主义，即个性主义。他说：“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细检在延安文艺整风时期受到批判，到1957、58年受到再批判的几篇文章，如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肖军的《论同志之“受”与“耐”》、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似乎都没有直接谈抽象的人性，——他们来自上海，都知道鲁迅对梁实秋人性论的批判，而且都是鲁迅崇拜者，大概未必会去重复梁实秋的观点；但他们都是个性主义者，受过五四民主传统的熏陶，因而对压制个性的现象，对等级观念，就特别敏感，所以他们在文章中批判等级制度，反对家长式武断作风，要求尊重作家，提倡妇女解放……。当时所批判的，其实就是个性主义的人性论。

　　建国以后，为了摧毁资本主义的思想基础，更加紧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全面批判。批判的范围也不限于文艺领域，而且追朔到哲学思想，伦理观念。不但人性、人道等问题不能谈，而且连爱、感情、同情、人格等词都犯忌。

　　这样批判的结果，我们文艺作品中的感情因素愈来愈淡薄。情感性是文艺的基本特征，缺乏感情的作品，如何能打动人呢？剩下的便只有干巴巴的说教了。

　　这样批判的结果，我们的文艺作品愈来愈缺乏独立见解。图解政策，人云亦云的现象日益加重。

　　这样批判的结果，我们的文艺作品愈来愈缺乏人格力量，愈来愈缺乏对现实的抗争精神。伟大的文艺作品是必须以伟大的人格力量作支撑的，这样才能有磅礴的气势，才能有思想深度。托尔斯泰在日俄战争时，敢于写信给日皇、沙皇，要他们改悔；罗曼罗兰在世界大战中，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反战主张。他们都是有大无畏精神的。鲁迅早在1928年就说过：“惟有中国特别，知道跟着人称托尔斯泰为‘卑污的说教人’了，而对于中国‘目前的情况’却只觉得在‘事实上，社会各方面亦正受着乌云密布的势力的支配’，连他的‘剥去政府的暴力，裁判行政的喜剧的假面’的勇气的几分之一也没有；知道人道主义不彻底了，但当‘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时候，连人道主义式的抗争也没有。”⑤

　　问题还不仅在文艺界，这种批判的后果还影响到整个社会生活。

　　由于批判了个性主义，否定了人本思想，蔑视了人格尊严，于是违反人性，污辱人格之事时有发生。到得“文化大革命”期间，就来了个恶性发展。而一旦人格的尊严失却，无论摧残别人人格者，或者被摧残被污辱者，其性格都会遭到扭曲。于是，无论什么不顾人格尊严的事都干得出来。道德的沦丧，正是蔑视人格尊严的结果。

　　西方人有“回归康德”、“回归自然”等口号，我们则应提出：“回归五四传统”、“回归鲁迅精神”！

　　注释：

　　①《且介亭杂文·〈草鞋脚〉小引》。

　　②《二心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③《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

　　④《而己集·革命时代的文学》。

　　⑤《三闲集·“醉眼”中的朦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