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世界大战
最后，在十二月，美国人和他们的英国朋友合并了他们的占有区，想要法国人和苏联人也加入其中。法国也确实这样做了，而苏联人却难以如期待中交出他们能利用的德国碎片，而他们考虑到伯恩斯将在四月解除德国武装的严重性。在斯大林一生中德国人对他的祖国苏联制造了两次麻烦。阻止德国强权东山再起是苏联政策中最重要最优先考虑的事。美国转向重建德国，免除法西斯，所以苏联不能对美国鼓励德国以恢复失地运动而进行的复仇运动等闲视之。
杜鲁门和他的顾问似乎忘了苏联所关心的事，而担忧斯大林在中东的野心——对伊朗、土耳其、希腊。在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能让美国想出任何对苏联行为可以辩解的理由，来威胁苏联的安全。美国、英国、苏联已经加入到对伊朗占有的先买权，切断它对德国的石油支援，从而保护从美国到他们的苏联盟友的租借援助的路线。他们同意战后撤回他们的军队。美英已经撤回了。苏联仍待在那，而且明显计划从剩下的伊朗中分离一个盛产石油的省加入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包括它同国少数民族并入到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在 1949 年1月，联合国安全会议在就职演讲期间，美国告发了苏联仍继续操纵着伊朗。三月，苏联的部队威胁到德黑兰，美国派出精锐部队——于是，苏联撤军。
在战争的最后，莫斯科开始给土耳其施加以少数领土要做调整为由的压力，为了分享对达达尼尔海峡的控制，这是苏联通向地中海的唯一路线。杜鲁门，一开始同情苏联在海峡管理中的角色，但因为苏联令人不快的作为使他改变了方针，也加深了他对苏联意识形态的怀疑。1946年当苏联制造的压力摆在眼前时，杜鲁门请U.S.S.中的弗兰克林·D·罗斯福，世界最受人崇拜的人，在东地中海去坚定土耳其人的决心。斯大林又一次败北。
在希腊，斯大林将一些领土权利让给英国，这是一场肮脏的文明之战，在腐朽、压抑的政府间进行，成员再和德国人合作，另一方面，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进行积极的抵抗。英国支持希腊政府。在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的共产党政权则帮助支持叛徒。有不充分的证据证明牵涉到苏联，但苏联的杂志媒体攻击英国人毫无疑问地对斯大林不怀同情。他的影响是如果不控制住，巴尔干共产主义将开始执政。
没有一个美国领导人能够接受苏联在中道能够地区扮演主要角色的想法。这一地区被认为是属于英国的。如果英国人动摇了，历史上一直野心勃勃的苏联人将会反对任何一个国家。为了保证苏联在东欧的领土利益，为了保证苏联支配东欧，罗斯福、杜鲁门，但他们的大多数主要建议者都准备同意苏联的想法，但绝对不是在伊朗、希腊、土耳其，也不是在中东，即使他们看到，美国力量明显从它海岸线超出5千海里，为了和倾斜过来的英国替换以接近苏联边境，他们感觉到在这一地区的行为是一种威胁，美国处于守势。
在国际原子能和核武器事件上，也渐渐破坏了两个国家合作的可能性。杜鲁门和他的助手知道苏联最终还是会发展核能量。一些广泛的想法是可以分享原子弹的秘密，作为友善的表示，来赢得苏联对美国意识的信心。另外，略微倾向于自负的姿态，然而，想要控制全球武器、全球对核能源使用的勘探，是可行的，也是能在联合国安全会议上不需冒险就能解决的。一些没有管理的提议浮上水面，多数特别提议都得到美国国家部门艾其逊院长以及田纳西州参议院主席戴维·利连撤尔的许可，他们是在科学顾问团里工作，由J·罗伯特·奥本海默领导，他是曾指示努力制造核弹的人。艾其逊—利连撤尔报告准备一旦联合国控制了核武器的建立就对其进行破坏。联合国控制并检查，将会预防对武器的发展研究，想要留下美国作为唯一有这一能力的国家。在美国有机会考虑这一计划之前，这一计划被总统的助手伯纳德·巴鲁克修改，加入了核准是否同意拥有否决权，阻止在联合国上被联合国和它的伙伴轻松控制的对苏联的同情。毫无悬念，苏联拒绝了1946年提出的“巴鲁克计划”。
乔治·凯南，作为美国专家出现在苏联的外事办，发现他的政府慢慢认识到苏联的目标，并且需要紧紧抵制斯大林。在1946年2月，从莫斯科，他发了一封长电报，该电报发向华盛顿。他形容苏联领导人被他们创造的政治系统需要所驱使，而且只要得到其他国家的许可，
他们自己就会不安地扩大他们的影响和权利。他警告斯大林和他的同伴们不要辩解和鼓吹坚定主义的弱点和回答，明确表示出他们不能容忍的行为。美国不得不描绘出战线，坚定并耐心地站在那里，一直等到苏联体系的瓦解和没有能力再扩大为止。他的“长电报”被一系列美国领导者欢迎，并在类似对苏联行为的分析中明确叙述了进程和美国适当的反应。三月，他们劝服了杜鲁门接受延长一年半的决议，推迟了美国军队复员的事件。
国务卿伯恩斯反对凯南—哈里曼的分析，但是他自信他自己的谈判技巧不像年前那么薄弱了。春天，苏联拒绝了他们不可能从美国得到的贷款关系，放弃了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或国际银行的机会。八月，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维辛斯基告发美国的“美元手腕”，并且伯恩斯明显被捷克的外交部长的鼓掌激怒了。这该是美国调整对外经济政策的时候了。也许一个自由国际经济秩序没有比一些有益的伙伴和强劲的对手重要：四月，苏联拒绝了关于支援关心德国的提议；在九月伯恩斯宣布不管是否得到他们的支持都会继续。同样，艾其逊，他不曾允许对共产主义的轻视蒙蔽了他的双眼，他曾一直有能力了解到苏联是如何从他们推测远景中看待事物，他曾一直答应苏联的安全要求，包括苏联在中东毫无根据的要求——尽管他们将来不得不拒绝。
最后，提出继续和苏联合作的主要美国政要就是亨利·华莱士曾担任副总统，负责杜鲁门时期的商业安全。九月，在得到杜鲁门默许之后，一次偶然的同意，华莱士公开批评他深信美国的政策已偏离了方向，并坚持认为美国不需要和苏联联盟。在这个月还没有过去之前，杜鲁门被迫开除了华莱士，惟恐被苏联——和美国人民——得到这一坏消息。并且几个月后，马歇尔·Georgil·Zhukov，苏联战争伟大的英雄，发现一些地区对美国是友好的，已经作为苏联主要敌对力量而被取代。
几年来的事件都预示着美苏关系，但是杜鲁门还有其他的疑惑，看来并不重要。他不需要也不想要改善和苏联的关系。多数情况下，他希望他们拥有民主，拿出他们的责任，听从美国对世界和平与繁荣的计划，不干涉他对劳资不安，胀大以及共和党的处理——对所有这些他都将通过美国社会各部门来负责。在1946年11月的选举结果出来后，扫除了自1930年以来共和党第一次重回国会的控制，暗示着他失去了曾经属于他的世界小部分的控制。这被称为下流的圣诞节。
共和党回归华盛顿并决定暴对罗斯福的继承物和杜鲁门的努力来保持新分配制度。他们中的一些人决定提出修正运动，整顿社会，以联邦政府开始，政府有为人民福利负责的责任，那些“秘密共产主义”的新分配的想法。他们将停止社会税政策的使用，来重新分配财富。他们将结束政府对劳动组织和威胁自由企业系统的激进分子的保护。他们阻止政府浪费钱去支援英帝国。在国内仇视“奉承共产主义”，他们强迫杜鲁门支持苏联共产主义，转变了罗斯福在雅尔塔的叛国罪。如果杜鲁门有任何领导能力，18届国会将给他一次统治的机会。
当他们能够获得总统的注意，他的外国事务建议者不断强调两点和切实关注点是：首先，不被关注的西欧战后困难的恢复，遭到巨大的困难，并受到那里现在还有存在的公民社会的威胁；第二，欧洲力量的瓦解，尤其是英国力量，围绕世界，重要的是美国扮演着填补空位的适合且自信的角色。1946年借款给英国不充分地证明，部分导致美国物价膨胀。英国在国内配发面包，放弃印度和缅甸因为不能维持给希腊政府的支援，在巴勒斯坦支持或拥护犹太复国运动者恐怖主义不停的攻击下。
在法国，查尔斯·戴高乐，战争期间自由法国的专横领导者，在面对1946年1月来自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强劲敌人的威胁时作为总统辞职了。在11月选举中，共产党在法国国会中赢得了多数席位。作为共和党领导的保守联盟依靠了1947年1月的华盛顿国会山的力量，共产党看似在法国已胜利在望。在意大利，软弱的政府也感觉到在华盛顿被强硬的共产主义少数派所威胁。也许对德国该转变的方向最糟糕也最不确定的是，他们最后是否愿意和苏联站在一起。
杜鲁门的顾问们没有人能想象到一个苏联就能攻击美国或是西欧。凯南，毫不掩饰他的意图，为政治威胁的存在而争论。大多数人则对苏联的存在表示轻蔑，毫不担忧美国的核垄断。但是所有人又认识到西欧对美国的重要性。西欧曾是美国人认为的文化中心。它可以分享的是美国认为对世界和平与繁荣必需的自由经济秩序。美国领导人认为友好控制西欧对美国安全很重要。任何一个地缘政治学的学生都知道被一个国家控制欧亚大陆将给这个国家带来同志世界的力量。可以想到，苏联也能控制——不是因为红军的刺刀，而是西欧社会因瓦解而不能从不受援助的毁坏中恢复，从而被当地共产主义活动推翻。危险不是“明显且眼前”的，正如霍姆斯·奥利弗·温德尔法官将会要求的，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有机会冒不活动的险。
一旦假设杜鲁门能认识到冒险并且愿意为此行动，欧洲人要求的援助规模将被扩大，美国所要求的活动范围将会超过平时任何一次所尝试的。而且花费将是一个天文数字。一个国会将如何敌视行政，承认减少开支，并被劝服拨出大量资金重建美国在反对不能预知的竞争威胁时的经济秩序。一个人已经被联合国允许关注更多国际事务的人如何被劝服为美国未来能控制世界各个角落的领导作牺牲。
另外一项艰巨的任务作为杜鲁门例外明智会议的产物被实行。1947年1月，乔治·马歇尔，否认了因对中国问题遭挫后而退休的可能，而是以国务卿的角色代替了伯恩斯。马歇尔把凯南从莫斯科带回国，开始了一项新的政治计划。在开始的几个月中他以艾其逊为副国务卿，之后是罗伯特·洛维特。这过去是可证实的至今为止最强大的领导集团，并且能很好地利用其自身资源。很快，它便形成一个紧密联系的政治集团，首先劝服总统，然后是国会，最后是公众，来支持他们的政策。正如它的实现，政策在杜鲁门统治下从1947年几乎毫无差错地发展，但是他们构成了一个响亮的，可测试的，可管理的一系列步骤来保护美国和那些要分享其经济政治价值的人的利益。他们提供了为那些允许美国接下去二十年里的霸权所必需的特殊物质财富水平的基础。这些政策一开始是被毫无疑问地制定成的，而且最初也服务于美国的利益，但是他们被那些认为利益将不被经济、政治优势最大化服务的人们更改了。最终，国外的美国朋友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几乎立即，马歇尔、艾其逊和凯南接受了美国接任控制扩大俄国权力和地中海影响的英国过去的历史角色。凯南曾急切要对苏联在欧洲各地的事务进行控制。而艾其逊被苏联在土耳其的压力困扰着。希腊危机，英国曾在此丢失了权利并缺少了经营的资源，提供了申请和包括所谓的“包容政策”的机会。为赢得政治支持的设计科技是成功的，但是创造了不可想象和最后不可控制的问题。
马歇尔、艾其逊和凯南知道他们想要支援的希腊政府是不值得的：腐败、压抑、不适当。他们也知道有一些迹象表明苏联卷入了希腊内战，尽管他们假设通过希腊的共产主义胜利苏联将从中得益，而斯大林也会很开心。他们最终关心的不是希腊，但是也不像美国势力在中东地区的主张。该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和苏战争中，而且它的石油供应不能落入对手之手。他们想要表现出美国正如当年英国一样在该地区获得了统治权。
斯大林发现他已陷入尴尬境地。他不得不把希腊让给西方，正如他曾暗示过丘吉尔那样。土耳其和伊朗更吸引他，苏联在这些国家直接施压可以证明这一点。他并不想在希腊问题上激起美国的敌意。但是铁托，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急切支持希腊共产党。斯大林建议抑制他们，但是南斯拉夫独裁者不再需要依靠苏联的刺刀来维持他的政权。他已经在领导对抵抗德国的过程中稳稳地抓住了南斯拉夫的控制权。他决定将国家发展目标和政策路线最小地服从莫斯科。斯大林在他害怕激怒美国和与一个不可靠的国家结盟之间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