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忆长征:决定留守人员时"六亲不认" - 助民网(休闲站)

核心提示：后来听说，中央在编队时，对人员的去留有一句话，叫做“六亲不认”。其中，留下一部分同志坚持游击战争是完全应该的。但长征时连石印机都抬着走，却不带他们几个走，以致红军撤离后，在蒋介石大肆搜杀下先后牺牲了！

1934年9月下旬，中革军委通知我们：蒋介石的北路军、东路军将对瑞金发起总攻击。29日，《红色中华》发表由张闻天同志署名的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自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以来，中央一直强调“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许敌人蹂躏苏维埃寸土”，这篇社论却改变了调子，说：在强敌面前“暂时放弃某些苏维埃城市”，“转移地区，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都是为了“实现党的总的进攻路线，争取苏维埃的完全胜利”。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的思想还没有转过弯子来，10月7日，中革军委命令：将阵地移交给地方兵团，全军团在五天内完成部队调整、兵员和弹药补充，14日到于都东北的水头圩、石溪坝、东头圩、禾田和仙霞观等地域集中。9日，又接到军委总政治部训令，要我们做好思想工作，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作战。这便是历时一年、行程两万多华里、跨越十一个省的长征。不过，当时称为突围西征或转移阵地。

长征有没有准备？这不是简单地说有或者没有所能回答的。

我们三军团从奉命撤出阵地到离开中央苏区，只有9天时间。彭德怀同志和我虽然从《红色中华》的社论中和军委的电令中，觉察到中央可能要放弃苏区，但这毕竟不是正式命令。直到我们将部队调整完毕，来到三军团的第二集中点于都，博古前来向团以上干部作报告时，才宣布中央决定转移，动员部队准备突围，但他仍然没有讲明为什么要转移？突围后往哪里去？所以，彭总非常恼火地对我说：这么大的军事行动，中央也不开个会，同各军团同志商量一下，真是乱弹琴。应当说，作为三军团的指挥员，德怀同志和我对长征思想上毫无准备。因此，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很难进行，许多问题回答不了！

其他方面的准备，我们是在7天时间内仓促完成的。比如兵员和装备的补充，我们是10月8日到宁都以南的渡头、罗底屋、三坑底等第一集中点后开始进行的。全军团原有战斗人员和后勤人员共1．52万多人，这时补充了2500人，共有1．77万多人。调整后的序列和领导人员是：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参谋长邓萍，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全军团辖第四、第五、第六3个师，一个师平均不到6000人，每师3个团，全军9个团，顺序从第十四到第十八团。

由于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同强敌硬拼硬顶，全军团有伤病员近一万人。为了使他们尽可能一起突围，军团决定：凡是能行动的伤病员一律归队，随部队转移。当时，从红军医院出院归队的于部，我记得有宣传部长刘志坚，四师第十一团政治处主任甘渭汉，十团第三营营长张震和钟伟剑（后任第十团参谋长）等同志。刘志坚卧病在床，是用担架抬着走的。有些重伤病员，实在无法随军行动，他们又不愿出院，只好就地安置。

临时中央对战略转移有没有准备呢？据刘英同志告诉我和我们后来的了解，还是有所准备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广昌失守后不久，5月中，书记处通过驻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向共产国际作过请示，6月，国际来电说：阵地转移的目的，“惟一目的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免以兔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在新条件下，来巩固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广大的进攻。”可见这时战略转移的问题已经提出来了。10月，中共中央上海局遭受大破坏，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联络中断。“阵地转移”的准备工作就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秘而不宣地进行着。二是派出一部分红军离开苏区北上，以调动敌人。7月，中央命令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赣边前进，同方志敏同志领导的红十军会合；8月初，又命令任粥时、萧克同志率领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突围西征，“到湖南中部去发动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这两支队伍的行动目的，后来周恩来同志说：“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三是人员和物资方面的准备。临时中央号召：5、6、7三个月内扩红5万人；6月又紧急动员，收集粮食24万担；9月，成立“少共国际师”和工人师（又叫中央警卫师）。少共国际师，由兴国的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组成，萧华任政治委员。那时也蠢，只想成立新的师，却没有用这些新兵去补充老部队，结果，新成立的师因为缺乏训练和实战经验，战斗力不强，有些在长征开始后的战斗中就溃散了。

进人9月，突围的准备工作加紧，要求地方送3万名新战士到补充团，并动员夫子4000名。张闻天的文章暗示：在敌人优势兵力压迫、堡垒层层封锁之下，保存力量的有效办法是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转移地区”。政治嗅觉很灵敏的蒋介石对幕僚们说：“湘鄂赣红六军是在西路军围攻之下站不住脚才不得已而西移的。”他意识到，如果红军突围转移，那就是“围剿”没有取得最后胜利，说：“因此我们更要对共军加紧包围，聚而歼之，不使漏网。”

另一项对突围西征有直接关系的活动，是同具有抗日反蒋要求的粤军陈济棠谈判。9月下旬，双方代表在粤军防区内的寻乌范门岭签订协议：停止敌对状态、共同抗日、互通情报、互相通商代购军火和互相借道等五项，从国民党军包围圈的南面打开一个缺口，所以，大军突围的地点选在陈济棠部防区的信丰河（又叫桃江）一带。

中央红军撤离后，原中央苏区的游击战争，中央也作了布置，成立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央分局、陈毅为主任的中央政府办事处，并留下主力一个师和地方独立团共1石万人。

以上种种，说明中共中央对红军突围西征还是有所准备的。

问题在于：他们遇事优柔寡断，行动自相矛盾。既然战略转移的目的是保存革命实力，而在工作部署上“一方面预备突围，一方面又‘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七八两月，仍在强调“全线防御”，“以堡垒对堡垒”，同强敌拼消耗。这样做，既延误了突围的准备，又增加了兵员损失。

问题还在于：对关系到党和红军命运的如此大事，中央一直秘而不宣。李维汉同志是中央组织局主任，据他说，战略转移问题，政治局没有讨论过，有关的准备工作，不管是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军事的都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博古、李德、周恩来等少数人知道。李维汉所知道的只是其中的个别环节，连执笔写动员战略转移那篇社论的张闻天，对行动部署也是长征快出发前他从闽赣结束巡视工作回到瑞金才知道的。

后来听说，中央在编队时，对人员的去留有一句话，叫做“六亲不认”。其中，留下一部分同志坚持游击战争是完全应该的。陈毅同志光明磊落，心直口快，博古等有些讨厌他，但留下他是有道理的，他是江西省委军事部长，省军区司令员，又是“老井冈山”，情况熟，经验多。但确定去留人员时确实存在宗派主义的问题，像溜秋白同志这样有声望的领导人，因为在中山大学时和米夫、王明作过斗争，王明等掌权后，一直歧视和打击他；59岁的何叔衡同志，是出席党的一大的代表，苏维埃政府的监察部长、最高法院院长，因为对临时中央不满，在反“罗明路线”时被撤了职。长征时连石印机都抬着走，却不带他们几个走，以致红军撤离后，在蒋介石大肆搜杀下先后牺牲了！

还有一个问题：中央在突围转移时并没有想到要长征，只认为是一次“大搬家”，把根据地从江西搬到湘西，同任迅时、贺龙同志领导的二、六军团会合。延安整风时，博古说：“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西去。”反映在行军编队上，中央和军委机关编为“红星”、“红章”为代号的两个纵队，携带着印钞机、石印机、文书档案等大量“坛坛罐罐”，连同挑夫在内共5000多人，走在队伍的中间，主力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为左右前锋，八、九军团在两侧掩护，五军团殿后，全军8石万多人，浩浩荡荡，护卫着中央纵队作市道式前进，每天只能前进二三十公里，使能征善战的主力部队，像是抬着“轿子”的轿夫，只起着开路和掩护作用，丧失了寻机击敌的主动性；反映在战略方针上，是消极避战，准备到湘西后，放下“背包”再打仗。从瑞金出发到黎平，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经常打掩护仗，被动挨打。所以，彭德怀同志气愤地对我们说：“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像个打仗的样子！把革命当儿戏，真是胡闹！”兵贵神速，并且需要取得作战的主动性。这种既不轻装快捷，又消极避战的转移，是退却时的逃跑主义。

------作者：杨尚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