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也为稻粱谋
现代人说起知识分子，常常用到一个词就是“清高”。我不知道这个词是褒义还是贬义。不知道其他朝代的情况如何，反正就我比较熟悉的民国史来看，当时的知识分子一点也不清高。 比如说鲁迅，就曾经因为稿费拖欠与北新书局的大老板李小锋对簿公堂。李小锋毕竟是商人，所以才会因为“阿堵物”与鲁迅大伤和气。换个角色，也许就是美谈。这种例子不是没有，张元济在主持南洋公学译书院时，“严复答张院长之邀稿，就提出待遇不优则无法专心翻译。”恃才傲物的严又陵还说，“如果每月能给四百大洋”则就可以“抛弃其他，专事翻译”。好在张元济是明白人，对这些要求一概答应。 像这样一正一反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对：因《蕙的风》而享誉民国文坛的诗人汪静之在暨南大学任教时，有一段时期教育部经费不足，暨南大学对教员实行减薪。那一段时期，暨南大学教务处的公告板上，每星期总有一两次汪静之的请假通告。后来同学问他，为什么总是请假，“汪诗人”说：“教书的生活很苦，每星期要上十七节课，又要改许多裹脚布一样长的作文，简直苦得不得了。而薪水又那么少，我上有父母要侍奉，下有妻孥要赡养……现在学校的薪水打八折，我教书也只好打八折，余下的二折，我要写文章卖钱的，不然我的生活也很成问题哩。”与之对应的事情与胡适相关，1921年4月8日，八大高校的教授因为政府欠薪，通电全国集体辞职表示抗议，这一事件在当时颇为轰动，胡适在当时的日记中对此事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胡适的看法是，教授们不识大体，只顾关心个人利益。 从知识分子的经济问题谈下去，可以谈出许多有意思的话题。本文粗疏地谈三个问题，一个是文章开头说到的知识分子的“清高”，再一个就是人们常说的知识分子的“清贫”，最后来说说知识分子的独立性。 从文章开头举的例子来看，民国的知识分子不清高，鲁迅如此，严复如此，张元济也如此，当然还有汪静之。胡适的表现，可以说是“清高”，不过，对于我一向喜欢的胡适，关于欠薪事件的看法却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1917年，26岁的胡适学成回国，进入北大，当时的月薪是260元大洋，而其每个月的花费只有40元左右，按这个比例，读者可以把自己的工资与胡适进行一下比较，260元大洋的概念也就明了了。而对于一般的教授，则没有这么高的月薪，更重要的一点是，当时胡适的经济压力并不大，对于家庭的义务也无非是赡养寡居多年的老母，不似其他教授，多为拖家带口。另外一点则是，在胡适的长远打算里，他显然没有想过长期做一个教授，其眼光自然也就与一般教授不同。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的“清高”里面，既包含了自己的打算，同时还需要资本。 下面再来说“清贫”。其实，民国的知识分子并不清贫，比如说胡适做北大校长时的月薪是300块大洋，而当时一些保持了独立身份的知识分子，比如说林纾、严复，稿酬也相当高，能够保证他们过一种相对舒适的生活。就是拿战乱频仍的西南联大时期来说，教授们的生活仍然要比一般社会底层的老百姓们好一些。如果一定要说“清贫”，那就只好选择权势者或者财阀作为对比的目标了。尖刻一点说，知识分子表面的“清高”和“清贫”，其实都显示了其内在的对于经济条件与政治地位的企求，“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说得多明白。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好，何止没有什么不好，简直是正当得无法再正当。不过，直接了当的表达不是更好吗？ 接下来再说独立性。我有个比较悲观的论调，那就是知识分子从古至今，一直都缺少独立性。但恰恰在最缺少独立性的这个群体里，对于独立性的呼声却是最高的。从古到今，知识分子有一种倾向，就是喜欢把一切问题往政治上靠，结果是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不敢通过正当的渠道去争取，把一切归咎在政治上，一方面以“清高”立世，一方面用“清贫”哭穷。而我觉得，知识分子要想做到独立，就首先要摆脱这种泛意识形态化、泛政治化。因为在这种泛意识形态化的支使之下，知识分子表现出来的一切——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都不过是政治的合谋。而摆脱的前提，就是先从“清贫”里脱离出来，从“清高”里脱离出来。 一百多年前，龚自珍有感于知识分子面对客观存在的政治高压表现出来的犬儒，写下了“著书都为稻粱谋”的诗句，其实，在全球化多元格局正在形成的今天，“读书只为稻粱谋”，倒不乏是知识分子的一条道路。（作者为民国史研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