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宣言"起草者的彷徨与转向
1919年5月4日上午10点钟，北京大学外文系学生罗家伦正准备和大家一道去天安门游行，同学狄福鼎推门进来，说：“今天的运动不能没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学推我们北大起稿，你来执笔罢！”罗家伦见时间紧迫，也不推辞，站在一张长桌旁，匆匆起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罗后来回忆，起草宣言时，“像面临紧急事件，心情万分紧张，但注意力非常集中，虽然社里人来人往，很是嘈杂，我却好像完全没有留意。写成后也没修改过”。 宣言这样写道：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上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条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这是“五四”那天唯一的印刷品。 当天，游行队伍到达东交民巷时，被外国使馆的警察拦阻。学生推举四名代表入内向各国使馆递送声明书，罗家伦是代表之一。 据胡适回忆，“五四运动”这个名词也是由罗家伦最早提出来的（胡适《纪念五四》），他在1919年5月26日的《每周评论》第23期上用“毅”的笔名发表了《五四运动的精神》。文章指出五四运动的精神是“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民众自决的精神”。 罗家伦虽然在五四运动中起了很大作用，但他对运动的态度一直很矛盾。在1919年1月发行的《新潮》创刊号上，罗家伦发表了《今日世界之新潮》，热情地赞扬了十月革命：“这次的革命是民主战胜君主主义的革命，是平民战胜军阀的革命，是劳动者战胜资本家的革命！总而言之，以前法国式的革命是政治革命，以后俄国式的革命是社会革命。”同时又表示了对俄国式革命进入中国的忧虑：“（这个潮流）若是传到中国来，恐怕就可虑得很；因为中国的普通人民一点知识没有，兵士更多土匪流氓，一旦莫名其妙的照他人榜样做起来，中国岂不成了生番的世界吗？”他的看法代表了当时一大批激进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又期许又怀疑的心态。 五四运动后，罗家伦逐渐受了胡适的影响，认为学生谋求救国应以学术研究为途径，而不是大搞学生运动。当时胡适提出为了避免受政府控制，将北京大学迁往上海，罗家伦也在志愿书上签了名。1919年12月1日，罗家伦在《近代西洋思想自由的进化》中否定了自己近一年前的看法：“我从前说法国式的革命是政治革命，俄国的革命是社会革命，是错误的！” 罗家伦的转变看起来突然，实际上是他矛盾心态中一方战胜另一方的结果。1920年“五四”周年纪念，罗家伦在《新潮》2卷4号上发表《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的成功失败和将来应采取的方针》，全面检讨了五四运动的得失，肯定了五四运动的成功之处在于：一、思想改革的促进，二、社会组织的增加，三、民众势力的发展，并说：“总之五四以前的中国是气息奄奄的静的中国；五四以后的中国是天机活泼的动的中国。五四运动的功劳就在使中国‘动’！”但总的来说，罗家伦认为五四运动是一次失败的运动，“罢课”、“三番五次的请愿”、“一回两回的游街”，都是“无聊的举动”，是在“毁坏学者”，“学生的优点固然是一律表现出来，但是弱点也一律暴露出来了”。他指出了如下三点弊病：一、学生万能的观点，二、学术的停顿，三、落于形式的窠臼，并对积极参与五四感到懊悔： 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读了几年书，而去年一年以来，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忽而监视，忽而被谤，忽而亡命……全数心血，费于不经济之地。设使我以这番心血，来完成我所想译的三、五部书，我对于中国的文明，比之现在何等贡献？偶一回头，为之心酸。 罗家伦后来屡任大学校长，他的教育宗旨就是着力培养专门学者，极力反对学生运动。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时他主张：“要做到没有一个经过严格考试而进清华的学生；也没有一个不经过充分训练，不经过严格考试，而在清华毕业的学生。”在当时的动荡环境中，这种做法并不得人心。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清华学生发起“驱罗运动”――昔日“学生领袖”罗家伦，不得不在学生的压力下黯然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