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林:加强社会建设理论和经验的研究

加强社会建设理论和经验的研究

李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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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学当前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这个机遇的到来，与和谐社会建设重大战略任务的提出、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中国经验产生的广泛影响，以及中国社会学多年来基于深入调查积累的研究成果，都是密切相关的。同时，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目前也面临诸多理论和经验领域的挑战，这些挑战我觉得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如何从规律和法则的高度来认识、理解和阐释中国的巨大变迁，二是如何回答中国发展中目前的和一些中长期的重大现实问题，三是如何构建基于中国经验的社会建设理论。

关于如何从规律和法则的高度来认识、理解和阐释中国的巨大变迁，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中国正在经历的巨大社会变迁的确是前所未有的，尽管从1840年以降，很多有识之士就在讨论“千年未有之变局”，但近30年来中国的变化的人口规模之大、发展速度之快和变化程度之深，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是空前的。

人口规模之大，是说全世界目前发达国家的总人口也没有13亿人口这么多，这么大规模的人口进入现代化的过程，就像一辆庞大超重的列车，一旦发动起来快速前行，如何控制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对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人口变量是任何研究都难以回避的，中国人口总量、人口结构和人口素质的变化，会改变很多发展的结果和规则。中国的发展不但与人口小国家有很多不同的要求，而且与人口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国家相比，也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对经济增长的要求。

发展速度之快，是说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的发展并不是完全重复过去一般的现代化过程，而是把很多国家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变化过程压缩到几十年的时间里完成，因为现在技术、资本、产品、制度、思想等要素传播和流动的速度已经不是过去可以同日而语的了，正像网络速度和牛车速度无法比较一样。这样的快速变化之下，中国前工业化的、工业化的和后工业化的发展问题集中显现，前现代的、现代的和后现代的现象同时并存，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因此，我们必须在新的社会多样化的条件下，探索促进社会整合、社会团结、社会和谐的新途径。

变化程度之深，是说变迁是全方位的。一方面是经济体制转轨与社会结构转型的同步进行。这20多年来，经济发展的主题，往往使人们把社会结构的变化单纯视为经济改革的自然结果或伴随现象，而实际上，社会结构的转型本身，就

是一种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独立力量。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优势，是弹性依然很大，具有很大的空间，当改革调动起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的时候，整个社会很快充满了活力。农业中技术对劳动的替代，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迅速转移，乡村人口向城市的大量集中，都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收益。另一方面，就业结构、生活方式、行为选择、价值观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例如，随着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传统社会关系转变为以业缘关系为纽带的现代社会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所生活的社会正在从一个原来的熟人社会转变为一个陌生人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重建社会信任关系就是一个新课题。再比如，随着经济基础的重大调整和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社会利益格局产生深刻变化，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产生不同的利益诉求。处理这种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摩擦、矛盾甚至冲突，对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也是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课题。还比如，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变化，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年龄段人口、不同区域的人群，在一些基本价值的认识上产生了巨大差异，这就涉及到如何在新形势下建设核心价值体系和形成社会共识的问题。

关于如何回答中国发展目前的和一些中长期的重大现实问题，这是社会学的发展必须面对的。有的学者认为学问可以超越现实问题，我觉得至少社会学作为一门经验学科，是无法回避重大现实问题的。不仅无法回避现实问题，而且必须直面现实问题。社会学在历史上的几次大的发展和形成了一些有影响的学派，都与解决现代化过程中一些特定的重大现实问题有关。

有些问题我们很难从过去的历史经验中找到现成的答案。比如在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中国的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这究竟是一个阶段性的问题，还是一个新的长期趋势，现在还难以定论。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多数学者还认为，这种差距的扩大是市场化改革的“自然结果”，中国随着发展的进程和富裕起来，分配问题也会自然得到解决。但现在，中国的贫富差距扩大的曲线什么时候出现走向缩小的拐点，是否会符合库兹涅茨（S.Kuznets ）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 型”收入分配曲线的规则，以及这种差距扩大的趋势会最终带来什么结果，都变得不太明朗。因为在全球化竞争背景下，中国不同产业的比较收益差距扩大，非实体经济的飞速发展使财富积累速度加快，产业集群化的现象使投资向特定区域更加集中，体力劳动的充分供给和竞争过度造成低位劳动工资水平停止不前，加之腐败和非法收益的存在，这些都成为导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的影响因素。同时还要注意到一些特殊因素的影响，如中国传统的“均贫富”文化遗产以及计划经济时期平均主义分配的制度遗产，会影响社会对收入差距的心理承受力；另外，体制转变时期出现的机会不平等和权钱交易现象，会使社会成员对造成差距的原因产生强烈不满，从而使贫富差距问题在人们心理上放大，成为一个产生社会问题的深层影响因素，等等。

也有些问题我们面临着两难选择。如一方面要解决社会保障资金的短缺问题和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另一方面又要注意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规律与社会福利刚性增长规律的差异，防止福利主义的陷阱；一方面要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产业升级和增加市场规则的制定权，另一方面又要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来扩大就业；一方面要继续维持低生育政策，另一方面又要防止社会过快老龄化。仅从就业问题来说，中国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和持续发展，在解决温饱问题以

后，就业成为最突出的民生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失业的阴影一直在困扰着中国，而且中国的就业局面并未完全按照菲利普斯曲线变化。由于技术和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在不断降低，每年新生劳动力的供给还在持续增长，国有企业人员精简的改革还未全部结束，3000多万事业单位人员的改革还未真正启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压力还非常巨大。一些相信“技术进步的力量”的学者认为，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从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技术一直在增加就业机会而不是减少就业机会。但在中国现阶段，劳动密集型产业对解决就业问题的特殊意义，不能因强调技术进步而被轻视和低估。与此同时，现在又面临着就业紧张和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并存的新问题。中国劳动低成本的黄金时代，将随着未来劳动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在今后十几年逐步走向完结，“中国制造”必须开始考虑在低价制造之后如何继续保持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问题。

还有些问题需要根据中国的国情进行新的探索。比如我们说“政府的宏观调控、市场的资源配置和社会的利益关系协调”，这是现代社会运行的三种基础机制。换句话说，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的关注点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和谐社会建设的新形势下，如何认识深刻变化了的社会，如何正确处理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统一起来，是需要重点解决的新问题。但直到现在，社会是什么？社会在哪里？社会怎样运行？具体地说像教育、医疗机构这样的不同于政府机构和企业的“非营利组织”怎样改革？社区怎样建设？公民社会都有哪些要素？这些问题在理论和可操作的层面都还没有完全讲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还需要在实践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探索和深化认识。

关于如何构建基于中国经验的社会建设理论，我想一方面要沉下心，做些扎实的学术积累工作，提炼出一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建设规则，广泛吸收中国传统的社会建设思想精华和西方现代社会建设理论成果。做学问要有返回经典的耐心、独上高楼的境界和秋水文章的心力。另一方面要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注意把普遍的理论概念与可操作的实际层面相衔接，在这方面，“社区”概念的普及和进入社会分析和实际操作领域是个很好的例子。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提出了社会建设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要求，并把一系列关于社会建设的概念第一次写入中央文件，如“社会结构”、“社会体制”、“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社会政策”、“社会心态”、“社会认同”等等。这些概念在社会学中都是大家所熟悉的，但我们需要在探索中不断地丰富其理论内涵，加强其解释力度，深化其实际操作意义。

李培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