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的死与梁启超的生

　　也许是一种巧合，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时间恰好是2008年6月11日。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115年前，大清帝国的皇帝光绪在这一天颁布《定国是诏》，已有200多年历史的满清王朝，尽管风雨飘摇，垂垂老矣，但它还是希望通过这一次变革，革除痼疾，富国强兵，让一个古老的帝国焕发青春，重新崛起，于是“咸与维新”。

　　但是，仅仅103天，形势骤变，本来支持改革的慈禧太后突然变脸，囚禁光绪，捕杀维新党人。于是，戊戌豪杰或仓皇出逃，或慷慨赴死。变法领袖康有为、梁启超流亡国外，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君子被斩于北京菜市口。其他人或被永远监禁，或被流放新疆，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记得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中，说过这样一句话：“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毛泽东说的没错，古往今来，所有的奋斗，所有的变革，没有不流血的，没有不牺牲的，如果怕死，那就什么都不要做了。中国历来不乏慷慨悲歌之士，他们是不怕死的，以谭嗣同为首的戊戌六君子，便是我们国家的脊梁、民族的希望，他们大义凛然，他们死得其所。

　　但是，当我们赞美慷慨赴死是英雄的时候，是否意味着仓皇出逃是懦夫，是逃兵？因为为什么死的不是梁启超？为什么走的不是谭嗣同？谭嗣同因为死而伟大，那么梁启超是否便因为生而不光荣？当我们在赞美死的时候，是否在鄙视生？看来，“生，还是死”，这真是一个不容回避，也无法回避的问题。

　　先说谭嗣同。

　　谭嗣同，生于1865年，死于1898年，年仅33岁。他字复生，不知是不是因为可以死而复生，所以不怕死；号“壮飞”，从他的号中，便可见其性情豪爽，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侠义之士。

　　谭嗣同在参与戊戌变法之前，就因忧国忧民、救亡变革、办报讲学而名扬天下，被称为“新政人才”。后光绪皇帝亲自召见，向其表达变革意愿，令谭嗣同感动万分，决心肝胆涂地，以死相报。光绪对他破格提拔，赏官四品，参与新政，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共称“军机四大臣”。但是，不过百日，形势骤变，慈禧发动政变，捉拿维新党人。

　　本来，谭嗣同是有机会从容逃走的。那天，谭嗣同亲自把梁启超送到日本使馆。当梁启超要他和自己一起出走日本的时候，谭嗣同对梁启超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梁启超避居日本使馆之后，日本使馆方面又提出要为谭嗣同提供“保护”，但谭嗣同回答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谭嗣同被捕后，在狱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9月28日，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就义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临终时，谭嗣同大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够壮烈的了，100年后的我们读到这里，依然不能不热血沸腾。然而，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去探讨：

　　其一是谭嗣同所说的“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其二就是谭嗣同所说的“死得其所”。

　　先说第一个。中国是一个灾难深重的国家，千百年来，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所以，因变法而流血者至谭嗣同早已不是第一个了，我们随便就可以举出一大批来：战国时期，有秦国的商鞅变法和楚国的吴起变法。商鞅因变法而被车裂，吴起因改革而被射杀；汉代有王莽改制。所谓改制，其实也是变法，因变法激化矛盾，爆发起义，不久被杀；唐代有王叔文变法，他的变法比谭嗣同的百日维新只多了43天。 后来宦官俱文珍等迫使顺宗禅位于宪宗，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次年被杀；宋代有著名的王安石变法。王安石虽然没因变法而流血，但是自己的儿子由于被人攻击，旧病复发而死；明代有东林党人的改革，因和以魏忠贤为代表的阉党作斗争，先有以杨涟、左光斗为首的六人被杀，史称“六君子”，接着又有以高攀龙、周顺昌为首的七人被杀，史称“七君子”。

　　再说第二。什么样的死才叫死得其所呢？死得其所其实就是死得值得，死得有价值，如果算账的话，就是投入很小，回报很大。也就是说，你谭嗣同的死，或者可以唤醒民众，或者推动变法成功，或者暴露统治者残暴的丑恶嘴脸。但是，谭嗣同的生命换来这一切了吗？

　　其实，民众是很难被唤醒的，无论你流多少血。就在谭嗣同就义的那天，围观者达上万人，谭嗣同慷慨陈词，而百姓却呆若木鸡，他们不关心你的变法，他们是来看砍头的，他们只知道被杀的是乱臣贼子。他们就是鲁迅所描写的那些“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的“看客”；他们就是买人血馒头为儿子医病的茶馆主人华老栓；他们就是“你们可看见过杀头么？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的阿Q。

　　所以，要改变这个世界，不一定用死的方式，梁启超用的是出走，孙中山用的是革命，而鲁迅用的则是文学。相比之下，谭嗣同的死不仅是下策，也非常之单纯？什么叫单纯，单纯其实就是简单，如果以为变革只要死几个人、只要流一点血就可以成功，那中国的变革大概早已完成。而只有无路可走的人，只有不得不死的时候，才献出生命，才慷慨赴死，才死得其所。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活着，就要为之奋斗。

　　其实，统治者是最欢迎你主动送死的，如果革命党人都这样慷慨赴死，那他们岂不既省心又省力了，坐在家里，把送上门来的革命党一个一个地砍头就是了。而统治者最怕的就是他们不死，最怕的就是他们隐藏民间，最怕的就是他们不屈不挠伺机反扑，最怕的就是他们用思想唤起民众。慷慨赴死，无异于缴械投降。

　　人不可以没有激情，变革也更需要激情，但激情不是鲁莽，要激情更要智慧。其实像谭嗣同这样的人，打动人心有余而往往成事不足，因为他们不能审时度势，不能有效地控制局面，全凭一股激情，在和旧势力较量的时候，便会往往处于下风。他们追求轰轰烈烈，而不喜欢稳扎稳打；他们希望一蹴而就，势必四面受敌。最后虽然舍生取义，慷慨赴死，但并非“死得其所”。 　　而且光绪皇帝启用这样一批莽撞之人进行变法，实在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使得维新运动从一开始便埋下失败的祸根。这些人毫无政治斗争经验，对西方政治体制不过是一知半解，对中国当时的国情更没有足够的认识，就是光绪皇帝也没有掌控全局的威望和权力。凭这样一些人想把中国几千年的积弊一夜清除，必然造成社会动荡，失去大多数人的支持，变法何言成功？

　　其实，谭嗣同的死，与其说是为变法而死，不如说是为光绪皇帝而死。由于变法失败，皇帝被幽禁。在谭嗣同看来，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办事不力，我谭嗣同被皇帝那么看重，而我却没有完成皇帝交给的使命，所以，只能以死来报答皇恩。虽然谭嗣同没有这样说，但从他那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的话来看，他的死，还是为了“临难一死报君王”的。如果自己一走了之，就是对君王的不忠、不义。

　　在可以不死的时候却非要去死，这样的死，怎么能说是死得其所呢？

　　再说梁启超。

　　梁启超，生于1873年，死于1929年，比谭嗣同小8岁。虽然梁启超活的年龄也不算大，但若从谭嗣同慷慨赴死那年算起，梁启超至少比谭嗣同要多活30年。不要说梁启超这样的伟大人物，就算是一个普通人，30年间也会为国为民做出许许多多的事情来。

　　梁启超的确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虽然是康有为的学生，但是人们提起戊戌变法来，总是把他和康有为放到一起，称作“康梁”。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没有像谭嗣同那样主动赴死，他逃亡日本。但他也没有被慈禧的屠杀所吓倒，在日本继续他的变法大业，他创办报纸，鼓吹改良，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对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很大影响，后回国继续办报。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但是这位大总统却一心想做皇帝，梁启超便与蔡锷将军一起策划武力反袁，并亲赴两广参加反袁斗争。有意思的是，为揭露袁世凯称帝的野心，他写了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文章，文章还没有发表，袁世凯便得到消息，急忙收买梁启超，派人给梁启超送来一张20万元的银票，说是给梁启超的父亲祝寿用，其条件是这篇文章不发。一篇文章20万，大概创下中国稿费之最了，但是梁启超毫不客气将银票退回。

　　梁启超的一生可谓惊天动地，直接参与戊戌变法后中国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他参与辛亥革命，组建进步党，当过司法总长，当过币制局总裁，参与反对张勋复辟，任过内阁财政总长，出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应该说对中国的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不仅如此，梁启超在学术上的贡献更大，他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一生著作等身。尤其梁启超27岁那年写的《少年中国说》，这篇文章充分表达了作者忧国忧民、发奋图强、心系天下、乐观进取的精神。他写道：“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这篇文章激发了无数中国青年为祖国的命运而奋斗。

　　梁启超也是中国新闻事业的奠基人，他办报的宗旨就是“开民智”，所以几乎每天一篇社论，有人说他是“麻将桌上写社论”，意思是说他边打麻将边口述社论，其实这主要是说他的才气。但无论如何，中国新闻事业的快速发展，对推动社会的变革，梁启超实在功不可没。

　　谭嗣同好像没有儿女，而梁启超却有9个，其中梁思成是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礼是著名的火箭控制系统专家，其他几位子女则分别是诗词研究专家、考古学家、科学院院士、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全是杰出人才。我想，假如谭嗣同不死，他的儿女肯定也会像梁启超的儿女一样，那将给我们的国家贡献多少人才啊！

　　人的一生总是免不了要面对生还是死的抉择，我们一般叫生死抉择，也就是丹麦王子哈姆雷特的那句话，“是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汉朝的司马迁当年就曾被“生，还是死”这个问题所煎熬，他因为替叛徒李陵说话，被汉武帝处以宫刑。这是一个男人的奇耻大辱，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此时此刻，对司马迁来说，生是一种屈辱，死是一个了断。但是，司马迁还是决定要活下去，因为他发誓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然后“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所以，他忍辱负重，发奋著书，“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终成《史记》。

　　我们过去常常赞美死的壮烈，却忽视了生的艰难。有时候，选择死是一种伟大，但选择生也是一种光荣。拿司马迁来说，如果选择死，则非常简单，因为对他来说，已经是生不如死。但是生，对他来说却要经受巨大的考验，忍受极大的屈辱。他的生存状态是我们常人所无法想象的，正像他自己所说，“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司马迁的生，容易吗？

　　以如何死来界定生命的价值，其实是一个民族心理的变态。生是一种智慧，死是一种无奈。当一个人不可以不死的时候，就一定要大义凛然，慷慨赴死。可是，当一个人可以不死的时候（当然不是苟活），就不必非要慷慨赴死而放弃继续战斗。毛泽东在充分赞扬张思德同志为人民而死就“死得其所”之后，还补充了一句话，他说：“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这“不必要的牺牲”说的虽然不是谭嗣同，但是我们却不能不冷静地想一想，谭嗣同的死究竟值还是不值？

　　“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这是司马迁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