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保守主义对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影响

作者：于迎丽

国际观察 2003年08期

　　中美自70年代建交以来，短短二十几年中关系一直曲折反复，跌宕不定。这种情形在大国间关系史上是不多见的。关于中美关系曲折发展的原因，很多学者从各个方面、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探讨，并给出了很好的解释。本文试图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分析在冷战中形成的新保守主义思想及其对冷战后中美关系发展的影响。

　　一

　　新保守派崛起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是美国保守主义阵营里的一支新军。其核心成员基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大部分人在30至50年代原属于自由派，70年代时由于在学生运动、反越战、性解放、反文化等社会问题上与自由主义的分歧越来越大，最终导致与自由派决裂，背弃自由主义信仰，转而加入保守派阵营。由于他们的独特发展背景以及他们与传统保守主义者在许多问题上存有分歧，故在保守阵营中也自成一派，被称为“新保守派”，其思想主张被称为“新保守主义”。与传统保守主义相比，新保守主义者仍保留了自由主义中反共产主义、强调意识形态的传统，关注的焦点主要在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方面；而传统保守主义则更关心国内政治和社会问题。（注：关于新保守主义的思想，还可以参见涂纪亮主编：《当代美国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国外社会科学》编辑部编：《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John Ehrman,The Rise of Neoconservatism-Intellectuals and Foreign Affairs 1945-1994,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元简：“新保守派的外交思想及其在美国的影响”，载《国际问题研究》1998年第2期。Irving Kristol,"American Conservatism 1945-1995",Public Interest,Fall 1995.）这也是为什么在探讨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时单单把隶属于保守主义阵营的新保守主义挑出来进行讨论的原因。

　　新保守派成员在政界和学术界都很活跃，比较著名的有《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的创办者，被称为新保守主义教父的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元老诺曼·波多里兹(Norman Podhoretz)、驻联合国大使珍妮·科克派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罗伯特·塔克尔(Robert W·Tucker)、查理斯·克劳瑟默(Charles Krauthammer)等。《评论》(Commentary)月刊和《国家利益》季刊是新保守主义的中心阵地，《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世界事务》(World Affairs)、《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等期刊也是新保守派的舆论重镇。新保守主义者一方面担任着著名国际问题刊物的专栏作家和撰稿人，通过报刊等媒体积极宣传自己的主张，寻求舆论支持；另一方面还直接参与美国政治，把思想付诸实践，直接影响美国的政策走向。这后一点主要体现在里根政府时期，由于新保守派占据了一些部门的要职，里根政府被认为是新保守派的“辉煌期”。

　　新保守主义诞生于冷战期间，其最初的主要观点基本都是为冷战服务的，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在国内政治方面，新保守主义主张国家对经济进行有限的管理和管制，同情劳工运动和民权运动；在外交方面，新保守主义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争夺，甚至以反共产主义来界定美国的国家利益，坚决反对与共产主义国家搞缓和；在国际关系方面，信奉美国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的优越性，强调美国在国际社会上的政治和道德领导作用，支持美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进行出于“民主”、“人道”目的的海外干涉。随着时代发展，新保守主义的思想也增添了新的内容，但其意识形态的特点却一直保持了下来，往往成为美国在道义领域占据高地的思想基础。

　　新保守主义思想在冷战期间影响比较广泛，但苏联的解体使其影响有所下降。冷战后，新保守主义者在美国的去向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一部分人认为，美国赢得了冷战的胜利，这证明了美国输出价值观是有效的，民主是美国在国际政治中的最大资本，所以当前美国外交的中心任务是输出民主制。但多数人并不同意，譬如国际问题专家罗伯特·塔克尔在苏联解体前就提出，“出人意料的形势好转很可能诱使人们对推广民主制产生一种狂热的态度，误认为可以依靠积极输出的办法来推动民主化的广泛发展，或简单地相信输出价值观是一种低代价、高效益的外交手段，看不到来自外部的干预无助于在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建立有利于民主的环境。”（注：Robert Tucker,"Exemplar of Crusader?"National Interest,Fall 1986.p.74.）他主张“应该倡导建立一个民主体制可以产生和发展的稳定而温和的框架”，美国在其中的作用就“仅仅是一个可供仿效的例子”。（注：John Ehrman,The Rise of Neoconservatism-Intellectuals and Foreign Affairs 1945-1994,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p.181.）罗伯特·塔克尔的观点得到了大多数新保守主义者的赞同。他们在追随塔克尔的文章中表示，在海外推广民主是美国的巨大利益所在，但应避免无限制的干涉。另一位新保守派干将查理斯·克劳瑟默在塔克尔观点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观点。他反对冻结核武器和防御威慑理论，强烈批评自由主义者和某些保守主义者的孤立主义倾向，主张美国应继续加强军事实力，准备好捍卫自己的利益，即使得不到盟国的支持，“美国应随时准备好单独行动”。（注：John Ehrman,The Rise of Neoconservatism-Intellectuals and Foreign Affairs 1945-1994,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p.182.）

　　总之，新保守主义者认为美国冷战后的对外政策应以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和世界领导地位为中心，对任何有可能挑战美国的国家都应保持戒心。实现这一目的的主要途径首先是美国的军事力量，其次才是推广民主制。由此，他们反对大幅度削减军备和海外军事部署，认为军事实力和战略优势才是维持冷战后世界秩序的关键。从这些观点来看，源于自由主义的新保守主义已加入了诸多现实主义的观点，成为影响美国政治决策的主流思潮之一。

　　美国学者研究美国外交决策时常引用一种比较直观的方法——“漏斗”法来描述不同因素对外交决策的影响。此研究方法认为，像漏斗上宽下窄的形状一样，所有对美国外交决策产生影响的不同因素也依次分三个层次：政治文化、公众舆论、大众传媒为第一层次，对外交决策产生最广泛和一般的影响；政党和利益集团为第二层次，它们把公众的不同外交政策观点形成不同的立场；国会、政府部门和总统是真正的外交决策者，为第三层次。（注：Howard J.Wiarda,Foreign Policy Without Illusion:How Foreign Policy-making Works and Fails to 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Scott,1990,PP.38-39.）按照此理论，作为美国政治文化一部分的新保守主义思想，随着自身的发展成熟，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是长期的，也是广泛的。因此，尽管冷战结束，美国仍难以摆脱冷战思维，在处理某些对外关系，尤其是在处理与“异类国家”的关系时，仍带有浓重的冷战色彩。克林顿时期的一位商业部长就曾尖锐地指出，许多学者在冷战期间靠批判苏联起家，当冷战结束后，他们却不愿意更改原先的思维方式，或者改变不了，而宁愿按原来的思维走下去，不愿费力气来开拓新领域；个人如此，一些机构更是如此。（注：他所说的机构是指美国中央情报局等，冷战期间在搜集苏联的军事情报方面做出了出色的工作，但冷战结束后，更多需要的是经济情报，而中央情报局却不能及时调整工作方向。）

　　关于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国内著名学者王缉思也曾提出，“研究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外交政策，必须联系该国的政治传统、价值观，以至广义上的文化来进行考察。”（注：王缉思：《美国外交思想传统与对华政策》，载《中美关系十年》，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30页。）所以，美国冷战后外交政策中的霸权倾向和对制度、价值观的强调，大部分可以从新保守主义思想传统中找到根源。我们也必须看到，新保守主义思想的影响尽管有时并不明显，但一旦出现危急情况，那些代表国家和民族的领袖人物或政治精英们，往往首选带有鲜明好恶倾向和国家利益色彩的新保守主义政策，以鼓舞士气，凝聚国家力量。这也是新保守主义的影响得以起落的原因之一。

　　二

　　冷战后，中国成为为数不多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之一，并且作为一个传统的大国，其实力还在不断上升，因而逐渐取代苏联成为新保守主义者攻击的对象。这种敌视主要表现在美国政界中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威胁论”者用新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分析中美关系中出现的问题，强调两国间制度的不同和目标的对立。同时，他们还认为，中国的崛起将必然改变世界力量的平衡，威胁美国现有的优势。“中国正在朝着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军事大国的方向前进。如果中国保持咄咄逼人的态势，而美国依旧那么天真，两国之间正隐约显现的冲突甚至可能导致军事上的敌对行动。”（注：［美］理查德·伯恩斯坦、罗斯·芒罗：《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2页。）

　　不容否认，90年代以来，中国保持了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高速增长，国际地位不断加强，这就使得新保守主义的观点格外有市场。比如，美国有人主张用：“购买力评价标准”来重新衡量中国的实际产值，认为中国如果以目前7.8%的速度增长下去，到2050年可能达到世界第一或第二的水平，将超过日本，与美国并驾齐驱。（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编：《2000国际形势年鉴》，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73页。）新保守主义者认为，中国的兴起，迟早会对美国的全球战略构成威胁，因为一个新兴的大国必然会向现存的大国提出挑战。而且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与美国不同，产生对抗的可能性更大。所以，美国应趁中国羽翼未满之时对其进行遏制。罗伯特·塔克尔就认为，由于中国的崛起，一种传统的大国挑战形势正在形成，这一现实是美中冲突增长的内在根源。1995年查尔斯·克劳塞墨在《时代》周刊上发表“我们为什么必须遏制中国”一文，文中声称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必然会对美国国家利益构成威胁，因此要通过外部遏制和内部颠覆的方式把中国扼杀在摇篮中。（注：Charles Krauthammer,"Why We Must Contain China,"Time,July 31,1995.）美国芝加哥外交理事会发表的一份民意调查报告称，有57%的美国公众和56%的美国领导者认为，中国发展为世界大国可能对美国构成致命的威胁。（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编：《2000国际形势年鉴》，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73页。）美国国务院亚洲和太平洋事务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也表示，美国人对中国的走向不能确定，他们对中国的政治前途表示担忧。（注：郝雨凡、张燕冬：《无形的手与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点评中美关系》，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250页。）这种全国普遍性的戒备心态，一方面来自民众对中国的不了解，另一方面与媒体进行的消极宣传也是分不开的，当然更离不开保守主义者的大力鼓吹。

　　新保守主义在冷战后能够发挥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也不是偶然的。一方面保守主义的回潮在整个世界已经形成一种逐渐清晰的趋势，新保守主义的势力也随之加强；另一方面美国在对外事务上也面临着决策多元化、信息公开化和机制分散化的趋势，而媒体等一些原来处于决策边缘的行为体，现在愈益中心化，比以前能更积极地发挥作用以影响政府的决策。甚至美国一位学者称，“在华盛顿真正为外交政策决定日程的，不是在白宫，而是在编辑室和记者的屋子里”。（注：Foreign Policy,Fall,1993.）新保守主义派通过他们掌握的强大的宣传渠道和人员组成的优势，积极宣扬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主动与政治家接触，其观点在美国公众中有相当的市场。而民众的态度反过来又影响着政府的外交决策。中美关系在这种氛围下曲折发展也不足为奇了。

　　持保守主义观点的共和党在1994年的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这也反映了新保守主义思想在美国的普遍影响和发展。民主党总统克林顿为了能继任总统，更积极地走中间道路，主动向共和党的主张靠拢，甚至被称为共和党总统。他稍微对中国作出友好表示，便马上遭到新保守主义者的大力批判。共和党的国会议员除了提出体现保守主义思想的议案外，还通过操纵舆论来影响或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方向。因为“如果公众和政治精英的看法发生改变，那么，政策也通常发生改变。”（注：Randall B.Ripley and James M.Lindsay.ed.,Congress Resurgent:Foreign and Defense Policy on Capital Hill,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3,p.32.）2000年总统大选中，具有鲜明保守色彩的小布什代表共和党胜出，共和党终于实现了一统府院的局面，而小布什政府也“赢得”了美国历史上“最保守政府”的称号。

　　新保守主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是全面的、恶劣的。在意识形态对抗方面，新保守主义者与自由派人权分子和宗教极端保守组织站在一起；在强调中国对美国的战略安全利益构成威胁方面又同政府鹰派声调一致。传统保守主义者从美国国家利益出发，并不反对与中国进行商业往来。而新保守主义者则反对一切同共产主义国家的妥协与往来。他们批评克林顿政府的对华“全面接触”政策，指责这种政策是一种“商业外交”，把发展同中国的贸易和经济关系置于优先地位，却抛弃了美国对外政策的战略和意识形态支柱，在追求世界霸权方面浪费了8年时间。

　　新保守主义对中国的偏见和误解是非理性的，也是狭隘的。从对中美关系的报道中也可以看出，美国在与中国交往过程中，当中美关系中出现问题时，不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是正好相反；怀疑、歪曲、夸张事态是美国的基调。而中国则自始至终表明了友好合作的立场，对于出现的矛盾，总是积极寻求协商解决。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中美关系是否正常发展的关键不是中国，而是美国。美国如果不改变对中国的看法，两国之间的矛盾和阴晴不定的关系，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三

　　在新保守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美国冷战后的对华政策大起大落，切实反映了美国的霸权战略考虑。在政治上，以对抗为主，目的是阻止中国的政治影响不断扩大。其中一个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人权问题。美国不仅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指责中国的人权问题，还把人权问题与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挂勾，企图迫使中国在民主制度、观念等方面向美国靠拢，走美国模式。在经济上，以压制中国为主。自中国提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申请以来，美国曾一直是中国加入该组织的主要障碍。1995年11月8日，美国提出中国入世的备忘录。在备忘录中，美国逐一提出近30项具体要求，涵盖基本原则、市场准入、知识产权等所有领域。由于美国要价超出中国的承受能力，谈判没有成功。在军事上，以竞争为主。尽管美国的军事力量在世界上占绝对优势，但美国仍企图追求一种绝对安全，不顾其他国家的反对，积极部署国家导弹防御体系和战区导弹防御体系。

　　在中美关系史上，1999年是值得一提的一年，堪称“多事之秋”。这一年中所发生的几件大事，几乎体现了保守主义的全部观点。先是3月17月和18日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了《国家导弹防御法案》，其主要内容为：“美国的政策是在技术具有可能性时尽快部署有效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该系统能防卫美国领土以对付有限的弹道导弹攻击（不论这种攻击是因事故引起的、非授权的或精心策划的）。”（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编：《2000国际形势年鉴》，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29页。）6月，克林顿总统签署了该法案，使其成为法律。这一法案在实际上加剧了中美之间的战略不平衡，使原本就不稳定的关系更加不稳定。5月25日，美国众议院特别调查委员会提出关于中国“窃取”美国核技术的《考克斯报告》，诬蔑中国窃取美国的军事技术、核技术，用于改进中国的核弹头及卫星发射技术，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由于缺乏事实根据，《新闻周刊》将《考克斯报告》列为1999年的十大丑闻之一。但该报告反映了美国国内的一种情绪，给中美关系带来的阴影短时间内是难以消除的。在保守派的强大压力下，10月5日，克林顿总统签署了美国2000财政年度国防预算法案。该法案预算国防总开支为2889亿美元，比1999年增加了180亿美元，增长数额是冷战结束以来最多的一年。10月26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通过了“加强台湾安全法案”，包括加强美台军队之间的训练行动和交流，在美军太平洋总部与台湾军方之间建立直线通讯联系等内容。这一法案直接触及中美之间的敏感地带，损害了中美关系。

　　如果说克林顿总统出于党派利益，与新保守主义还保持着一定距离，当布什总统上台后，新保守主义者等待已久的时机终于到来了。保守人士几乎占据了布什政府各部门的要职，直接参与政策的制订和执行。虽然由于9·11事件，布什政府的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了反恐斗争上，而且对中国也不无拉拢之意，以期达成反恐统一战线；但在该事件之前，中国却是被其从“战略伙伴”转为了“战略对手”。2001年4月1日，中美发生撞机事件，在处理该事件过程中，美国态度强硬，不仅拒绝道歉，而且国防部多次威胁要中止中美之间的军事接触。4月下旬，美国国防部决定向台湾大规模出售先进武器，其中包括4艘“基德”驱逐舰。4月25日，布什总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声称如果台湾受到攻击，美国“将动用一切手段保卫台湾”。虽然布什在事后表示这是“失言”，但美国各大报纸却大肆渲染，称之为“布什根本改变对华政策的信号”。鉴于国防部的种种举动，美国军事分析家肯尼思·阿拉德评论说：“如果拉姆斯菲尔德不是有意与中国对抗，他肯定也是计划使它们（中美）关系出现裂痕。甚至像一些评论者说的那样，五角大楼在为一场新的冷战做准备，把中国作为主要敌人。”（注：《国际形势黄皮书2002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9页。）

　　通过上述一系列行为可以看出，在冷战后国际环境难以在短期内明朗化的情况下，美国在处理对外事务上更难以摆脱新保守主义观点的影响，追求世界霸权地位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不变目标。而中国由于其传统的大国地位和近几年的迅速发展，不可避免地被美国当作了潜在的对手。这既反映了冷战思维的残留影响，也反映了新保守主义在美国政界的被认同。

　　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思想尽管产生于自由主义，但却具有现实主义的内容。对意识形态的强调和对优势地位的追求成为该思想流派的重要特点。它对美国冷战后的对华政策产生了重要的也是消极的影响。而且新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潮流和政治文化，其影响也将会持续下去。小布什政府将成为新保守主义发挥影响的又一个繁荣期。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美国成熟的政治制度下，也不乏对新保守主义的制约因素，自由主义的力量正在重整旗鼓，国际社会也发挥了更多的作用。如果共和党继续走极端道路，那么是不利于未来的总统选举的。如果选举失败，对新保守主义将是一次重大的打击。

作者介绍：于迎丽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美国研究中心军控与地区安全研究室博士生　邮编　200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