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檀历史]李鸿章们为什么要插手商业运作--从官督商办到PPP

法律土壤与法律执行的土壤不健全，国企低效腐败、民企不诚信的指责都能找到大量证据，意识形态在两者间游移，到现在为止，不仅不是数目字管理的社会，也不是法律能够制约达成信托责任的社会

文/叶檀

PPP即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在公共设施等领域官方与私人合作，如此一来，官方可以用民间资金以特许的方式，加快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官方与民间合力，加快经济发展，听着相当不错，是不是？

不过，询问过十几个民间商人，对PPP项目大都不感兴趣，原因不难了解。这些大型项目所费动辄十几亿，民间出了几亿，却无法享有管理权、甚至分红权都无法保障，财务不透明。被财富不安全的案例伤透了心，民间资金不相信在不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下，官方能很好地完成信托任务？

目前一些PPP项目有所起色，并不是因为信托责任有多完善，这多亏了货币政策的主导者，无风险收益率不断降低、一片资产荒的背景下，金融风险还在不断上升，中晋与e租宝等非法集资事件，如同炸响在投资者耳边的一声声焦雷，民间资金无处可去。

PPP让人联想到晚清时期的官督商办

在1870年代洋务运动以后，晚清工业化过程中有官办、官督商办与官商合办等形式，民间经营一直存在，没有成大气候。中国的现代轮船公司、矿务公司等，大都由官方支持一手创建。

虽然李鸿章与张之洞在官办与官督商办的具体举措上有分歧，开始时李鸿章似乎更市场化一些，更主张用商人的办法主导企业，对于官督这根弦，却从来没有放松，官方插手是一定的、必须的。

是李鸿章等人贪腐必须让官员插手吗？有一定的原因，李鸿章遗产不少，一直可以用到张爱玲父亲一辈。梁小民先生表示，盛富怀富甲天下，李鸿章有几千万两银子的遗产，“官办企业到底富了谁，一清二楚”。但张之洞以醇儒自命，《劝学篇》展示西学为体、中学才是根本，张氏的“效西法—图富强”是为了“保中国”进而“保名教”，这是张之洞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基本思路。因此，张之洞希望官办，绝不是为了可以让自己贪腐。并不意外，他开始是让自己信任的人来主导。

官方的插手有自身的原因，主要是当时信托责任、法制体系、市场体系不全。

清末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所谓的人才主要从科举从身，必须不拘一格，才能从传统队伍中脱颖而出。当时能够组织资源、突出重围的，既拥有朝廷中央资源，又熟悉洋务，还经历过战争与财政考验，除了李鸿章、张之洞等了了数人，没有其他人选。

晚清的改革必然围绕着这些核心人物展开，这是历史的选择。晚清从新政开始十几年，直到1904年才有第一步公司法，在此之前，是借用权力拓展的空间在夹缝中求生存。

就是李鸿章自己何尝不是如此，顶着汉奸的帽子，不断向中央表白，拓展自己的空间。了解李鸿章和自己所需要的盛宣怀要在“招商局”上做文章，为首长招商引资，搞军事化的金融产业集团，作为首长的“户部”。

▲盛宣怀

他的建议里，最能打动李鸿章的，是那句“不必仰鼻息于户部”。翁同龢是光绪的老师，也是李鸿章的政敌，时任户部尚书，对李鸿章动辄请求拨款早就头痛不已、左右掣肘。李鸿章如果能建立自己的“亚财政”和“准金库”，就不会受制于户部了。盛宣怀非常见机，主张“提出保险存款及各省存款一百数十万两”，并招商，“做一小小银行”，为首长运作资金，先将“已成之船、电两事办好”，然后“扩充商务”。

19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的纺织、银行、煤矿、铁政、铁路等新式企业，引人注目的是，绝大部分都有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的投资在内，这些投资几乎都是盛宣怀做的。投资19项，总计312万两，同期招商局资本总额才400万两，所投项目数额较大的是机器织布局、华盛纺织局、湖北铁厂、萍乡煤矿和通商银行等项目，这些项目，同招商局的本来业务无关。通过招商局左右腾挪，直到出现一个实业与商业大帝国。

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人都是权倾一方的“首长”，考虑到晚清政府的溃败，从财政到军事必须靠这些大员。这些人经历枪林弹雨的战争考验，还必须自己练兵、自己筹措军费、自己购买兵器，不必熬死熬活的从科举出身，是真正的人才。而他们手底下的那些人，比如薛福成、唐景星、徐润、胡雪岩、郑观应，无论从眼界还是外交、经商能力，也是国内首屈一指的人物。这些人就是当时中国的精英，也只有李鸿章等人能把当时中国一流的精英聚合在一起，开始一场前扎未有的商业化、工业化变革。

当时人说“官劣为商、商劣为官”，李鸿章与其信任的盛宣怀就是典型，李鸿章当官掌握实权后进行新政革新，把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集中到一起。

洋务从国防开始，也是官方插手的重要原因。打仗打输兵器不如人是洋务运动的直接导火线，而国防当然掌握在方面大员的手中。“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政府投资的官办制造局和造船厂直接关系到国防，所以没有寻求私人资金或交由私人办理。但是在七十年代，当官方提倡者深入到以利润为主旨的广大工业领域的时候，一种官商合办的新形式必然应运而生”。张之洞一开始是官办，发觉资金与人才等不敷所用，才提出官商合办或者官督商办。

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免不了人浮于事、互相扯皮、贪污腐败。不论官办、商办，只要有丁点权利的人，都如蚊子一般吸血，缺乏起码的信托责任。

主张官办的张之洞曾询问郑观应与张謇关于汉阳铁厂和湖北其他局厂的意见，郑观应和新科状元张謇也于不久前参观过汉阳铁厂和湖北其他厂局。双方直言不讳，张謇说，参观时他随便问了一下身边的人，发现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裙带风严重。所问的人都是因亲属关系而来，有的堂亲表弟都在这里做事，可见有任人唯亲之弊。

郑观应则说，湖北铁政局和汉阳铁厂等厂局人浮于事，过于讲排场。就拿他和张謇参观而言，只有二人参观，陪同的人将近四十，而且品级都不低，仅候补道就有十几位，每个人都有随从、跟包侍候在旁，完全是衙门做派。郑观应自己去过西洋不少国家，看过他们的工厂、矿区，那里管理人员少、效率高。因此，“铁政局和汉阳铁厂非技术性的管理人员，可以裁掉三分之二。这样不仅节省开支，而且可以减少办事纠葛，提高效率”。

从招商局开始，官督商办企业贪腐人浮于事，挪用资金，而在争取路权运动中，民营招股企业高管所展示的厚颜无耻也让人瞠目结舌。由于铁路公司在收回路权后普遍展示出公司帐务管理不善，高级职员贪污成风，1911 年，中央政府把所有私营和半私营的铁路都收归国有，部分原因是效率低下贪腐成风。在移交的时候粤汉铁路公司在移交的时候实收资本约一千六百万元，其中已花的大约一千万元只铺设了四十五英里长的铁轨。像这样低的效率，再加上公开揭发出来的高级职员贪污之风，就使商办公司的信誉完全扫地了。国有化引起抗议。但是大多数抗议者之所以情绪激昂，与其说是因为私营企业的告吹，不如说是因为他们收到偿还的现金只有自己资本的六成。

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效率低，挪用资金，民营的铁路公司高管经营不善，贪腐成风，让盛宣怀找到了朝廷收回路权的借口。官企与民企互相看不起，有无法、无信托责任的市场，无论是官资、民资都无法尽到信托责任，从法律环境、信托责任来看，李鸿章也好，张之洞也好，都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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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后，国有企业如中石油等传出丑闻，而民资上市公司则不断传出掏空上市公司的丑闻，无论是哪类性质的公众公司，都让人怀疑没有妥尽信托责任，法律土壤与法律执行的土壤不健全，国企低效腐败、民企不诚信的指责都能找到大量证据，意识形态在两者间游移。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解决信托责任的问题。

到现在为止，不仅不是数目字管理的社会，也不是法律能够制约达成信托责任的社会。

参考文献

1，《官督商办的“首长所有制”――晚清利益集团的形成》刘刚、李冬君

2，朱荫贵《论晚清轮船招商局的对外投资》

3，《从官办到官督商办，张之洞纠结了许久》

4，《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

经济领域的市场派，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

从历史到现实，从经济到政治

期间并无轩轾，常有令人惊讶的相似之处

因此谴责任何以牺牲个人充当某种崇高理想祭品的行为

以及脱离生活常识的高深理论

赞赏尊重常识的理论

同情任何凭辛苦工作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

以我手写我心，用事实与逻辑说话

对事不无小补，对己无愧于心

且文章不遭斧钺之害，与愿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