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_发愤著书_说再考辩_李泽需

史令。他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积极从事品。因此，很显然，司马迁的原意并不是要解释。 [4]罗根泽先生的理解比较独到，但他写作的资料准备。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谈文学创作的规律问题。那么，这些例子是的理解是建立在司马迁创作《史记》“确是在迁开始了《史记》的撰写。在此后的六七年时否“都是作者抒写强烈情感与深广忧愤的产‘抒其愤思’”的前提条件下的，实际情形却间里，司马迁一边任职，一边作史。天汉三年物”呢?屈原的《离骚》确实容易让我们联想并非这样。

(前99年)，因替李陵辩冤而下狱，遭受宫刑。到抒发不平的意思，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司马迁是一个有崇高而远大志向的人，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史记》的撰写。征和传》中对屈原创作《离骚》曾做了如下的分析:他在《太史公自序》中写道:“太史公曰:先人二年(前91年)，《史记》的创作基本完成。可“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见，史官的家庭背景、自己的人生阅历、其父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司马谈临终前的嘱托以及强烈的历史使命《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感等，对司马迁创作《史记》都有着直接的影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在《报少响。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卿书》中也谈到要“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司马迁对《史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成败兴坏之理……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记》的编著，在他遭受宫刑之前已经进行好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迁创作《史记》些年了，《史记》的创作决不是司马迁受辱之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但在的主要目的是探索历史发展、国家治乱盛衰后才有意为之的。司马迁是早有大志，且一其余七例中, 像《周易》、《兵法》、《国语》等都的变化及其规律。《史记》对汉武帝的评价可直在努力践行着，他在接受父命后便自觉把难以找到作者借著书抒发“忧愤”的依据。至以很有力地说明这个问题。《史记》对汉武帝创作出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当作自己一生于《诗经》，《吴太伯世家》记载了公元前544有诸多批评，如写他重用酷吏，对老百姓采的奋斗目标。他选择忍受宫刑之辱而活下年季札观乐的情景:“请观周乐，为歌《周南》、取高压政策，结果是“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来，也就是为了完成《史记》的创作:“所以隐《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起。”但这是司马迁站在“以德治国、反对暴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而不怨。’歌《邶》、《庸》、《卫》。曰:‘美哉，渊政”的立场上来看问题，而并不是泄自己个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草创未乎，忧而不困者也。……?’歌《王》。曰:‘美哉，人的“忧愤”之情。另外，司马迁主张任贤举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歌《郑》。曰:‘其细能，他认为贤才是否得到重用，直接关系到色。”而在受刑后，司马迁在倍感屈辱的精神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歌《豳》。国家的兴亡治乱，他在《楚元王世家》中曾说:煎熬中创作《史记》“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曰:‘美哉，荡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为乡党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乎?’……歌《魏》。曰:‘美哉，沨沨乎，大而婉，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正是从国家兴亡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俭而易，行以德辅，此则盟主也。’歌《唐》。治乱的角度出发，他才批评汉武帝重用外戚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曰 :‘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风乎?不然，何李广利等人。同时，我们看到，司马迁并没有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报(忧之远也?……’歌《陈》。曰:‘国无主，其能抹杀汉武帝的历史功绩，他对汉武帝统治下任少卿书》)由此，我们是不是可以作这样的久乎?’……歌《小雅》。曰 :‘美哉，思而不贰，的“大一统”局面是赞颂有加的。汉朝建立以推想:对于像司马迁这样富有历史使命感的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歌《大雅 》。后，有很长一段时期，诸侯的势力过于强大，人来说，如果没有那场飞来横祸，《史记》的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对中央政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汉文帝和汉创作是不是要顺利得多?也就是说，从司马乎?’歌《颂》。曰:‘……五声和，八风平，节有景帝都曾采取“削藩”的办法，但效果并不明迁创作《史记》的动机和过程来看，并不存在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可见，《诗经》显。直到汉武帝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颁布因遭受不幸而激发斗志的情形。表现的情感是非常复杂的，其中有怨愤有讥了推恩令，让诸侯国化整为零，诸侯的力量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段痛苦的人生讽有忧虑，但也有不少的美颂。对于《春秋》，才大为削弱，中央集权得到了空前的加强。经历也使司马迁对现实社会有了更为清醒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有一段论述:“夫对此，司马迁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中称的认识，从而更加深入地思考社会、历史和《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赞道:“强本干，弱枝叶之势，尊卑明而万事人生问题，这对《史记》的创作是有积极影响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各得其所矣。”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对的。但这与“作者的痛苦和不幸可以转化为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之大道者也。”汉武帝的统治有如下描述:“汉兴五世，隆在创作的动力”是两码事。所以，痛苦和不幸可在这里，司马迁高度称赞了《春秋》明辨是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以激励作者的志向，坚定他们“立言不朽”的非善恶，而如果孔子只是抒发一己的忧愤之服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汉兴以来，至明决心，成为写作的动力，这在历史上确实不情，又何以能存亡继绝、承载王道?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乏其例，但用在司马迁身上是不太合适的。可见，若将司马迁所举的例子都看作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

二“作者抒写强烈情感与深广忧愤的产物”，必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

对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目前学术界然会出现所举的事例与事实不符的情况。对能宣尽其意。”这些都说明，司马迁作为一个还有另外一个影响比较大的看法，就是认为此，罗根泽先生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认为，司历史学家，他在创作《史记》时是本着“不虚司马迁“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文马迁是了解他所举的这些事例的历史真相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原始察终,见盛观学史上许多有生命力和审美价值的作品，都的，而他之所以这么说，原因有两点:一是他衰”，他并没有将一己的愤懑与不平倾注于是作者抒写强烈情感与深广忧愤的产物。”受屈原“发愤以抒情”的影响，所以特别偏史著之中而改变他对历史的理智认识和客

[3]重“发愤”这一点;二是司马迁创作《史记》，观评价。

考察司马迁所举的事例，我们首先发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是在“抒其愤当然，不少学者也指出，司马迁有着浪现:这些例子有很多是学术著作而非文学作思”，所以对古人的著作都以“抒其愤思”来漫的诗人气质，这是不错的。从《史记》中也

确实可以看到司马迁感情强烈的性格特点，一个人受了宫刑，”此处的“发愤”一词乃是珍惜光阴孜孜被割掉的不仅是生殖器，尔?’

如他写伍子胥隐忍成就功名，屈原为了崇高不倦的意思。司马迁所说的“发愤”,也应是连他的尊严、价值也一起被除掉了。平常我

的理想抱石沉江等等，都充满了激情，而且这个意思，即司马迁是以历史人物为榜样激们经常说忍辱负重，但有时候“忍辱”未必就

其中也包含了司马迁本人的人生体验。但所励自己要珍惜光阴孜孜不倦创作《史记》，以能“负重”，司马迁就面临着遭受宫刑之后继

有这些描写，都是建立在“不失其真”的前提实现立身扬名的人生理想。另外，对“此人皆续创作《史记》还有没有价值的问题。而这点

下的，其主要目的是要让这些“扶义俶傥，不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往往为人们所忽略。

令已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得以垂名后，人们通常理解为“这些人都是心中有某“士可杀不可辱”，而“颇识去就之分”者”

世。所以，把司马迁创作《史记》归结为“抒其种郁闷积结，不能通畅地发表出来，所以才的司马迁为什么最终选择活下来，继续完成

愤思”，是不够准确的，也是对其创作动机的《史记》追述往事，考虑未来。”这是不错的。但“意有的创作呢?很显然，司马迁曾深入地

一种贬低。所郁结”，并不等于遭受不幸和侮辱，而是指思考过自己生存意义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思

对社会、人生的诸多问题有深刻的体察而找考，我们就会发现，“发愤著书”说中所举的三

《史记》不到宣泄的渠道，孟子说:“颂其书，读其诗，不知其人，可不吐不快，所以通过著书事例，正是司马迁为他自己继续创作

寻找价值依据。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发乎?是以论其世也 。”鲁迅也曾说过:“我总以立说的方式表达出来。这与司马迁说他创作

出“身毁不用”的感叹之后写道:“退而深惟《史记》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要“通古今之变”，即要探索历史发

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展、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国家治乱盛衰的变化及其规律的目标是

接着就举了前面提到的事例。可见，这些事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5]相一致的。

“身毁不用”而发。那么，是不是因此，要真正理解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例正是针对当然，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传统理

遭受侮辱后就真的“身毁不用”了呢?司马迁我们必须严格遵循“知人论世”的原则，并要解并不是没有意义。清代的谭献说过:“作者

在西伯、孔子、屈原、孙子、不韦、韩非等历史从相关的文本出发，“做到顾及全人全篇”。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对

人物身上看到，尽管他们都遭受过不幸和侮我们都知道，“发愤著书”说的提出，与司马迁原意的曲解，特别是强调司马迁的意

辱，但这种不幸和侮辱并无损于他们作品的司马迁在创作《史记》的过程中因李陵之祸思是指作者的痛苦和不幸可以转化为创作

价值。在《报任少卿书》中，司马迁在举例之而遭受宫刑密切相关。而问题在于，身遭宫的动力，这个观念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前亦感叹:“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刑对司马迁继续创作《史记》到底有什么影使很多人在不幸和磨难面前能化不利因素

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可见，不管是在《太史响呢?为前进动力。从这个角度来说，“发愤著书”

公自序》还是在《报任少卿书》，司马迁思考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提到的这几说的传统理解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我们现在

的都是生命价值的问题。句话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对它进行辨析和纠正，是本着科学的态度还

结合上文所言，我们从人物的遭遇和他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原历史真相，而并不是要否定传统说法的存

们作品价值之间的关系来解释这些事例，才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在意义。

符合司马迁的本意，同时也不会出现有与史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

实不符的情况。也就是说，我们在解释这些从这几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

历史人物的遭遇和他们作品价值的关系时，曾一度感到身遭宫刑对继续创作《史记》是

很不应从顺承的关系来解释，而应从转折的关致命的，以致深深地感叹“身毁不用矣”。

明显，司马迁在此所说的“身毁不用”，不是系来理解。所以，关于吕不韦、韩非的那两句

指他受了宫刑之后的身体不能再从事《史论述，应是指他们虽然获罪被流放或遭囚，

记》的创作了。因为对于一个从事著述的人，但他们的著作却在世上广为流传，也就是说

单就工作本身来说，可能手脚受伤害所带来人物的遭遇如何，无损于人们对他们作品价

的不便会远远超过受宫刑所造成的不便。另值的肯定和认同。以此来解释其他各例，亦

外，司马迁也不是指他从此被剥夺了写作完全讲得通。很显然，司马迁从人们对西伯

《史记》的权利。实际上，司马迁出狱后任中等这些历史人物的著作的态度上认识到自

书令，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秘书档案，这给己受宫刑后继续创作《史记》还是有价值的，

他的写作提供了更大的方便。司马迁所指的由此坚定了继续创作《史记》的信念。正如他

参考文献 应是，遭受宫刑，不仅自己的身心受到伤害，在《报任少卿书》提到的:“仆诚已著此书，藏

[1]王运熙, 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上而且自己整个的生命价值也都给全部否定诸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43.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司马迁相信，他的了。对此，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中明确说到:责，[2]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M].北京:北著作的价值总会有人能理解，而且相信它能“诟莫大于宫刑。刑馀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京大学出版社，2001:60.够抵偿自己之前受到的侮辱。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同载，孔[3]蒋凡，郁沅.中国古代文论教程[M].北京:中国书

籍出版社，1994:22.所以，如果说这些事例可以给人一种创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

[4]庆振轩，张馨心.“发愤著书”说平议[J].社科纵作动力的话，指的应是司马迁从这些历史人袁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有关横，2006(7):106.物及其著作上得到一种鼓舞力量，而不是说于宦竖，莫不伤气，而况于慷慨之士乎!”可[5]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把痛苦和不幸本身转化为创作动力。因此，见，在人们的观念里，一个人所受的耻辱，没社，1981:344.也不是抒发“愤懑”“怨愤”之情。“发有比受宫刑更严重的了。一个人遭遇宫刑之“发愤”

作者简介愤”一词，最早见于《论语•述而》“叶公问孔:后，就会变得毫无地位和价值可言。从古到

李泽需，梧州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古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今，人们对受过宫刑之人都是轻视的，甚至代文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觉得和他牵连在一起都是一种耻辱。所以，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