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直面环境与健康问题
众所周知，环境因素与人类健康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在英语和汉语中，“环境”这个词都包含了物理和社会两个维度，在个人和整体层面上两者持续地相互作用。环境因素对健康的影响既可以是近期的，也可以是长期的；而人们经常在不同时间暴露在综合的环境危害中，这使得确立环境与个人健康的因果关系变得相当困难。因此，环境与健康作为一个问题会给社会管理带来共性的挑战，这些共性问题必须同中国背景下特有的挑战区别开来。同时，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面对的环境健康问题的累积不仅与当地的地理条件和气候紧密相关，也与过去和现在的生产和消费模式、谋生手段、生活方式有关。 中国在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上都在快速变化着，而且在不同地区，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的物质和社会条件迥异，因而中国面临的是一系列相当复杂的环境与健康挑战。它必须处理与贫困相关的环境健康问题；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背景下，“转型期疾病”也在增加；人们常说的“富贵病”又同时存在，这些问题经常在同一社会环境里多重出现。比如，农村居民同时受到固体燃料燃烧排放和工业重金属的双重污染。作为经济和社会变迁的关键因素，人口的流动也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这些问题给管理带来不同形式的挑战，国际经验也有不同的借鉴意义。 环境污染给健康带来的影响源于经济、政治与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因而这些问题需要做出多方面的治理，这构成了对政策的巨大挑战。这种情况也时常带来利益纷争与责任争议，因而，与其他健康问题相比更容易引起社会紧张与冲突。虽然这些问题在富裕国家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但处于改革时期经济急速增长的中国，则集中而且问题更尖锐，同时之前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对中国的参考价值有限。 工业污染对健康的影响是中国需要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努力解决的问题。尽管过去十五年里环境法规越来越严，但中国的很多土地和河流已经遭到污染，如果不认真整治的话，将无法生产安全的食物和提供安全的饮用水。与此同时，尽管工业在中国GDP的比重在降低，但是对更低价土地与劳动力的寻求及促进地区均衡发展的政策鼓励工业迁移至内地与西部地区，使工业布局也向内地与西部转移。中国地区发展的进程，就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互关系的镜像，类似的困境也使得政策变得复杂：因为中央政府无法要求贫困地区放弃沿海地区居民已享有的经济增长的利益。这种趋势可能导致新的环境健康问题模式，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紧张局面，特别是因为公众对环境质量的要求日渐超过环境治理能力。 事实上，新的重点开发区域的确立很可能会加剧一些地方的环境问题。同时，即使与污染有关的法规有所改进，前期已经累积的潜在健康影响仍会在先行工业化的地区持续很多年，挑战医疗保健体系与社会稳定。在很多情况下，造成污染的工业会搬走或者关闭，从而使问题的焦点转移到医疗保健费用、该地区失去赢利能力而带来的损失，以及清理土壤和水污染的责任上来。 确立环境危害与人体健康的因果关系与厘清责任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在补救方面的花费很可能会落到政府头上。尽管环保部门正组织一些类似于美国“超级基金”（Superfund） 的大型污染修复项目，示范性的生态恢复项目也已上马，但这些案例显示，综合治理现存的污染地区，将需要极其昂贵的资金支持。 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环境与健康工作规划显示，中国环境和健康的情况很严酷，但同时又有一些正面的趋势。实际上，先期工业化的国家或地区（如日本、台湾、韩国以及欧美）把污染的产业或采掘行业迁移或外包到了发展中国家。然而，尽管中国逐渐增加了在其他国家的农业生产投资，但市场因素和发展政策都意味着工业仍将主要在中国国内迁移。如果污染得不到控制，它对健康的影响将会落在中国人的身上。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很难像其他国家那样制定政策将损失转移到境外，因为——中国找不到下家。 对政府而言，解决问题的另外一种动力来自于对社会稳定和法治的强烈关切。所有这些，将随着公众参与空间的不断扩大，给解决污染造成的健康问题带来了希望，使持续发展得到动力与资源。 （本文节选自2013年3月China Quarterly 《中国的环境与健康研究：领域状况》，译/王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