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五反运动的历史经验

“三反＂、“五反＂运动的历史经验

全华丁小丽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三反”、“五反”运动发生在１９５１年底至１９５２年１０月。它为加强中国共产党的自

身建设，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和新中国的进步与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主要是：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必须高度警惕并决不姑息腐化对党和国家政权的侵蚀；进行反侵蚀、反腐败斗争，要把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同始终以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引导人民群众相结合；在反

侵蚀、反腐败斗争中，要高度重视对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多方面的思想教育。

［关键词］－三反；五反；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中图分类号］Ｋ２０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２５２８（２００９）１１－００２５—０６

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为了继续坚持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我们就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２】（Ｐ１８４）同年１２月１日，党中央强调：要使爱国增产节约运动“成为真正的全体人民运动”。并指出，实行增产节约，“这一方针不是消极的，而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它既是保证朝鲜战争能够胜利又保证国内物价继续稳定的方针，它是积累资金、取得经验、加速国家经济建设的方针，它又是整肃党纪，提高工作效率和转移社会风气的方针，总而言之，它是带动我们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的全局都将迅速进步、并奠定将来伟大建设基础的方针。”【３】（Ｐ４７５）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下，全国各地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得以迅速地蓬勃开展。随着运动的开展，一些党员干部“陷入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泥坑”【３】（Ｐ５５８）的情况惊现出来。如从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４日，北京市委上报党中央的《北京市工作人员中的贪污现象及对今后开展反贪污斗争的意见》反映的情况看，据不完全统计，自解放以来，北京市属机关和企业部门工作人员中，已发现贪污分子６５０人，贪污总额约１５亿元（指旧币），

“三反”、“五反”运动，发生在１９５１年底至１９５２年１０月。它是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展的“为着洗清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Ｉ］（Ｐ４１”“是我们的国家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三大运动之后又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群众性的社会改革运动。”【１］（Ｐ４１２’它为加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和新中国的进步与发展积累了的宝贵经验。当前，全党和全国人民正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而全会明确强调的党的建设重大任务之一，是“加快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为此，回顾“三反”、“五反”运动，总结其历史经验，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本文仅就此谈几点认识。

一、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必须高度警惕并决不姑息腐化对党和国家政权的侵蚀

“三反”运动是指１９５１年１２月在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始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它是随着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范围的开展而逐步开展起来的。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２３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开幕会上讲道：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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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而“已发现的仅仅是贪污现象的一部分ｆｆｏ【３】（ｒ４９７）在６５０名贪污分子中，已发现的贪污方法主要有：公安人员主要是赊账不还；税务人员和大宗采买的人员，主要是接受私商的贿赂，串通私商合伙贪污；银行、贸易和合作社人员，有造假账和假单据的，有偷票子的，有大秤入小秤的，有受贿的；机关总务人员，主要是买东西、买房、修房要回扣，或收授“礼物”，冒领和克扣薪金以及盗窃公共财务。此外，还有携款潜逃的。贪污的原因，“在留用人员中，主要是过去有贪污恶习；在老干部中，主要是堕落腐化；有一部分，则是受坏分子的引诱。”【３】（Ｐ４９８）

另据中共中央华北局１９５１年１１月２９日向中央报告，他们发现了河北省天津地委和专署有严重的贪污浪费和破坏国家政策法令的行为。据初步检查材料证实，时任天津地委书记兼天津地区专员的张子善和前任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用不同手段先后贪污挪用公款约２００亿元（指旧币，以下同）左右做投机倒把等违法活动。为贪图暴利，他们曾利用蜕化干部从东北盗运木材达４００立方米；勾结私商以４９亿巨款从汉口贩卖大批马口铁，私商从中贪污中饱，破坏国家政策。张、刘日常的任意挥霍，有账可查的达四五亿元；向上下级及亲友送礼，有账可查的达１．３亿元。此外，张子善为消灭证据，亲手焚毁约计１．５亿元的单据和其他单据１７８张。【３】（Ｐ４６９’由上可见贪污现象之严重。

当时，浪费现象也很严重。贪污、浪费现象是与各单位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分不开的。如中央贸易部１９５１年向苏联订购治口蹄疫的药品３吨，由于拟稿者的官僚主义，误写为３００吨。而各级审稿、核稿、批准的负责干部也不假思索，照例签名盖章，结果多买了２９７吨。【４】（９２４）

为了惩处和肃清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１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其中写道：“自从全国解放，许多方面工作的重点都从乡村转到了城市，但由于经验不足，许多人缺乏警惕，而反动统治的残余作风和资产阶级的腐化影响却在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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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数据力地侵蚀我们，以至我们的许多工作干部发生了贪污、盗窃和浪费国家财产的严重现象。以上这一切，都使我们有急切的必要来克服困难，补正缺点，以改善各方面的工作，并由此推动国家的建设大步地向前迈进。’’【２】（９２０８＿２０９’决定发布后，“三反”运动随即在党政机关开展起来。

“五反”运动是在“三反”运动发展过程中引发出来的。它是打击资产阶级违法活动的重大措施，是工人阶级同不法资本家之间的阶级较量。从当时的情况看，在“三反”运动中揭露出的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大量贪污受贿案件，同不法资本家的腐蚀拉拢有密切关系。如北京市的“三反”运动开始后，仅一个星期就揭露出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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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贪污受贿问题与ｌ６５９户工商业资本家有关。当时，私营工商界不仅偷税漏税现象普遍，而且在承建国家工程、完成加工订货任务中偷工减料、弄虚作假、营私舞弊，严重地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从揭露的情况看，“在治淮水利工程中，承包商竞不顾工程质量，用旧料充新料、次料充好料，从中赚取不义之财。在运往抗美援朝前线的军需物资里，有不法厂商制造和贩卖的变质罐头食品、伪劣药品、带菌救急包，造成一些战士致病、致残，甚至断送了生命。”不仅如此，他们还“拉拢收买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少数被他们收买的干部从他们那里领取薪金、干股，或者拿回扣、佣金，充当坐探、代理，同他们合伙进行违法犯罪活动。１９５０年８月，京津糖价暴涨，１９５１年北京碱价波动，就是不法资本家从他们安插在我们机关内部的坐探那里窃取到经济情报后，有意制造的。”【５】（刚｜６）

可以说，不法资本家损人利己的恶劣手段令人发指。面对这种情况，１９５２年１月２６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其中强调：“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本主义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４】（Ｐ５３）“五反”运动由此正式开始。

在这次运动中，人们把贪污、浪费和官僚主

义现象称为“三害”；把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违法行为，称为“五毒”。【１］（Ｐ４１２）“三反”、“五反”运动紧密联系，相互配合，在取得巨大成效后，于１９５２年１０月基本结束。１９５６年２月２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决议》，对“三反”、“五反”运动作了如下评价：这一运动“开始造成了我们国家有可能完全控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局面”；“唤起了工人阶级的高度自觉，打退了资产阶级用‘五毒’行为向国家机关和工人阶级的猖狂进攻，使资产阶级原有的威风在绝大多数企业中扫地以尽；在一部分小企业中，资本家虽然还有一些余威，但是也比过去大大低落了；这就使得工人的监督从此在很多企业中逐步建立起来，很多资本家实际上丧失了或者基本上丧失了控制企业的权力，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说明：作为一个阶级来说，资产阶级已经被工人群众和

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国家的威力压到了。’’…Ｐ１４９小ｏ）

“三反”、“五反”运动的发动、进行及其取得巨大成效，都蕴涵了深刻的历史经验。从负面的经验来说，“最大的教训之一，是有些共产党员在进入城市后，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经不起考验、羡慕统一战线中的资本家。”【５】（Ｐ１０４）从正面的经验来说，反映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新中国建立之初，对资产阶级的侵蚀和党政机关的腐化决不姑息的坚决态度。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面对更为复杂的社会环境，面对可能出现的种种困难与风险，我们要借鉴这一运动的历史经验，并在法制建设不断健全和完善、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情况下，努力提高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综合素质，特别是思想政治素质，把反对国内外敌对势力、不法势力的侵蚀和反对党内外腐败的斗争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二、进行反侵蚀、反腐败斗争，要把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同始终以正确的

政策和策略引导人民群众相结合

“三反”、“五反”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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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数据发动人民群众的基础上，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进行的。同时，又是在党的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法令法规引导下进行的。

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８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其中要求：应把这一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３】（９５００铷１）同月１３日，经中央肯定并转发的华北局《关于在华北各部门内统一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中写道：“为了彻底肃清严重贪污浪费现象，必须在全区范围内，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一场包括党内党外、上上下下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群众运动。，，【７】（Ｐ５６５）

从当时的情况看，采取群众运动方式进行“三反”、“五反”是很有必要的。

第一，有助于强化全党坚持“两个务必”的自觉意识，并身体力行。虽然，“两个务必”的

思想，是１９４９年３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

会上就明确提出的，但是，党在全国范围执政后，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能否毫不松懈地践行“两个务必”，对全党来说毕竟还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考验。事实说明，在新中国建立后的短时间内，确有一些党员，特别是一些党员干部，经不住各色各样糖衣炮弹的侵蚀，逐渐腐化堕落，有的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为加紧对党员的教育，遏制腐化现象的蔓延，１９５０年下半年，党即开展了整风运动。它以克服党内，首先是克服党的干部中的骄傲自满情绪、严重的命令主义作风，以及惩处少数人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等极端严重的现象为重点。１９５１年夏，整党运动开始进行。它以思想整顿为中心内容，着重对党员进行党纲和党章的教育。但是，正如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４日，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央和华北局所作的一份请示报告中所写：对于本市工作人员中的贪污现象，我们曾于前年和去年进行过两次普遍检查，并分别给予各种贪污分子以刑事、行政或党纪制裁，“但因为没有大张旗鼓地充分发动党内外群众并当作一个中心工作和群众运动来进行，同时，资产阶级思想和各种坏分子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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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向我们的一部分工作人员进行侵蚀和引诱，目前，贪污现象仍然相当严重地存在着。必须更系统地进行大规模的检查和斗争”。【３】（Ｐ４９６—９７’这说明，在新中国建立之初，采取上述主要方式对“三害”和“五毒”进行冲击、遏制，有助于大力度地教育全党，强化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抵御资产阶级糖衣炮弹侵蚀的自觉性，这对保证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巩固党的执政根基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有助于大力度地教育和引导民族资产阶级人士遵守国家法令，跟上新中国前进的步伐。固然，在新中国初建时，“多数资本家还是守法的。”但是，在“三反”、“五反”运动以前，“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工人阶级还没有对于资产阶级进行激烈的斗争”，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很大的威风”。【６】（Ｐ１４９）因而，随后不久，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对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毛泽东在当时就作了深刻的分析。他指出：“进城时，大家对资产阶级都很警惕”，而“这一年多时间内，大家对资产阶级不够警惕了”。特别是，他们“在抗美援朝加工订货中赚了一大笔钱，政治上也有了一定的地位，因而盛气凌人，向我们猖狂进攻起来。”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提出：“现在已到时候了，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它的气焰整下去。”【５】（ＰＩｌ７’由于当时“五毒”现象比较普遍和严重。如果不放手发动群众，不大张旗鼓地进行，是难以造成声势，对不法资本家形成威慑力量的。此外，从当时国家面临的复杂形势和繁重任务看，采取这样的方式，也有利于较快地适可而止，以转入常态工作，特别是恢复国民经济和进行抗美援朝战争。

但是，放手发动群众，不等于对群众运动放任自流。对此，毛泽东和党中央有清醒的认识。因此，“放手发动群众与严密控制相结合”，是这场运动“在领导上的一个特征”和经验之一。【５】（Ｐ１２２）在此，特别应该提及以下情况：

第一，毛泽东和党中央强调，在运动中要组织广泛的统一战线。１９５２年１月５日，毛泽东在《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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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数据语》中写道：要“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同时“在这个斗争中，对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应酌予照顾，注意组织・三反，运动的统一战线。’’【２】（Ｐ１９２）‘‘五反”运动开始后，党中央进一步要求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统一战线，并说明：“只要形成了这个统一战线，那些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就会陷于孤立，国家就能很有理由地和顺利地给他们以各种必要的惩处”。…（Ｐ＂Ｊ

第二，根据运动的进展情况，及时制定并发布一系列符合客观实际要求的政策和法令法规文件。据统计，从１９５２年２月至４月，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先后公开发布的有关政策和法令法规的重要文件达１４个。这些文件的内容既宏观又比较具体，对“三反”、“五反”运动进行了全方位指导和规范。

例如，１９５２年２月９日，《中央关于中小贪污分子分别处分问题的补充指示稿和毛泽东对此稿的说明》写道：“鉴于贪污一千万以下的中小贪污分子占全体贪污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五至百分之九十七，带着很大的群众性，中央已规定对其中情节严重者应予以刑事处分外，其情节不严重者一般应免于刑事处分，而由其工作机关按其情况，予以不同程度的行政处分。此外一些迹近贪污，按其实际不能叫贪污者，不应以贪污论。如此规定，大约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中小贪污分子可免刑事处分，而只给以行政处分，便于争取团结和教育改造这一批人”。【１］（Ｐ１７４）

又如，同年３月５日，《中共中央关于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肯定了北京市委建议《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方法》。其中规定：在“五反”目标下划分私人工商户的类型，应分为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五类。并指出：“就大城市说，前三类约占９５％左右，后二类约占５％左右。各个大城市略有出入，大体相差不远。中等城市则比这个比例数字相差较大。”【４】（Ｐ９８搠）

实行上述一些政策和措施，有利于孤立极少数，减少打击面。至１９５２年１０月，从“三反”运动对涉足“三害”人员处理的情况看，在已处理的部分中，免于处分的占７５．７％：判处刑事处分的占已处理部分的３．６％，其中判处死刑和死刑缓刑的占Ｏ．１４％。【４】（９３８６—３８７’从“五反”运动对涉足“五毒”人员处理的情况看，参加五反的工商户总共９９９７０７户，受到刑事处分的有１５０９人，仅占工商户总数的１．５％。其中，判处死刑和死刑缓期执行的仅１９人，占判刑总数的１．２６％，定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和半守法半违法户的，共占工商户总数的９７％以上。【４】（Ｐ３９¨９１’这就安定了人心，粉碎了“五反’就是政府要钱”等种种谰言；“同时又结合着加工订货、银行投放、城市物资交流与召开工商联会议等项工作之推行，迅速做到了恢复市场、活跃经济。”【４】（Ｐ３９１’

固然，在运动中，也发生了一些违反政策和法令的问题，但“总起来看，经过核实定案，正确处理之后，群众的反映是良好的，基本上贯彻了实事求是、不枉不纵的精神。”【４】（Ｐ３８６）当然，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断完善的今天，我们进行反侵蚀、反腐败斗争，不宜照搬“三反”、“五反”运动所采取的群众运动的做法。但是，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党和人民政府始终把充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同以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引导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做法，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三、在反侵蚀、反腐败斗争中，要高度重视对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多方面的思想教育

“三反”、“五反”运动是一场重大的、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在这一斗争中，党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引导各级相关组织，抓住时机，大力加强对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多方面的思想教育。在此，仅谈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抓住反面典型，进行反侵蚀、反腐败斗争的教育。“三反”运动正式开始后，１９５１年１１月３０日，中共中央批转《华北局关于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情况的报告》。其中写道：“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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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数据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１３１（Ｐ４６８’同年１２月４日，刘青山、张子善被中共河北省委开除党籍：１９５２年２月ｌＯ日，被河北省人民法院判处死刑。此前，有人提出可否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毛泽东得知后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２０个、２００个、２０００个、２００００个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５】（Ｐ１０８）党的各级组织，特别是党中央对刘青山、张子善案的明确态度和人民司法机关对刘、张的依法判决，对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有振聋发聩的效果和深远影响。

第二，关于以“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群众运动的教育。这一教育主要是对党的各级组织和党的干部的，它贯穿于运动的始终，而在运动进入定案处理阶段后则更加强调。从１９５２年３月起，“三反”运动逐步进入定案处理阶段。５月１５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重工业部关于“三反”追赃定案经验报告的批语中写道：“现当三反运动进至法庭审判、追赃定案阶段，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总之，必须做到如实地解决问题，主观主义的思想和怕麻烦的情绪，必须克服。这是共产党人统治国家的一次很好的学习，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具有很大意义”。【２】（９２０４’这个批语对纠正“三反’’中的错案起了重要作用。同月起，党中央开始着手部署结束“五反”的工作。５月４日，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防止追赃时发生错误给所属并报中央》的指示中写道：贪污分子供称赃款存投于商店而又无证件、五反中商人又坚不承认者，同样应采取慎重怀疑态度，不应草率肯定，硬追硬逼，引起不良后果。“该降的让它降下来，这就是实事求是。死守原数，一个不准降低，坚持逼供信错误，对党危害更大”。【１］（Ｐ４３６’５月２０日，《中共中央关于争取五反斗争胜利结束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规

定：“定案处理的原则，是‘斗争从严，处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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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应当严者严之，应当宽者宽之’，务要作到实事求是，合情合理”。…Ｐ４５１）

可以说，没有“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三反”、“五反”，就不可能取得重大的胜利。

第三，关于正确认识和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教育。对此，１９５２年１月５日，周恩来在政协一届全国委员会第３４次常务委员会上的讲话很有代表性。他着重讲了两个问题：

一是正确认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周恩来指出：今天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其积极进步的一面，那就是由于他们长期受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他们中间一部分代表人物，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参加过或同情过人民解放斗争。解放后，“他们逐渐参加了人民中国的建设，并在国家的领导下，发挥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他们“还有其黑暗腐朽的一面，那就是由于他们与帝国主义的、封建的、官僚买办的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中国资产阶级本身同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一样，具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质。”因此，解放后，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常常以行贿、欺诈、谋取暴利、偷税漏税等犯法行为，盗窃国家财产，危害人民利益，腐蚀国家工作人员，以遂其少数人的私利。这种情形如果不加以打击和铲除而任其发展下去，则我们革命党派、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团体日益受着资产阶级的侵蚀，其前途将不堪设想。’’【８】（Ｐ８１。８２）

二是正确理解中国共产党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周恩来指出：由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新中国的五种经济成分之一。但是，它的存在和发展，“要在国家经济领导之下。”“否则，它的发展道路将不是新民主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将不是走向社会主义而是回复到帝国主义的附属国或殖民地的经济。”［８】（Ｐ８２）周恩来强调，为引导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健康发展，（１）在新民主主义中国，“不能孤立地讲公私兼顾，而～定要在服从国家经济领导的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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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数据讲公私兼顾”；也“不能抽象地讲劳资两利，而一定要在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前提下讲劳资两利，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２）不能提倡盲目生产，不能容许谋取暴利。“而一定要逐步实现国家生产总计划的领导”；“只能在国家规定的限度或议定的价格内取得合法利润Ｉ＇Ｐｏ（３）“不能容许行贿、欺诈、偷税漏税、盗窃、引诱等犯法行为继续发生”。【８】（Ｐ８１’８２’这些阐述，对帮助党内外人士正确理解和对待“三反”、

“五反”运动中的民族资产阶级问题起了很好的作用。也是在这一教育的过程中和基础上，“五反”运动的结束处理工作“各地一般都做得很好，……达到了清除‘五毒’，加强国营经济领导的目的。”［４１（Ｐ３９１）

“三反”、“五反”运动已逾５７年。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同５７年前的新民主主义中国相比，有了巨大的进步和发展。但是，当时如果没有“三反”、“五反”运动的进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难以巩固，新中国就难以从新民主主义逐步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不断争取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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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２册【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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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楠

"三反"、"五反"运动的历史经验

作者：作者单位：刊名：英文刊名：年，卷(期)：

仝华， 丁小丽， Tong Hua， Ding Xiaoli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1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JOURNAL OF IDEOLOGICAL & THEORETICAL EDUCATION2009(11)

参考文献(8条)1.周恩来选集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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