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绪箕:一部浓缩的中国航空航天教育史

范绪箕（1914-2015）

力学家、教育家、上海交大原校长

文|谢海涛

（财新记者）

95岁时，还在出版专著；100岁时，还在指导研究生，102岁时，还在发表英文论文。他一生未婚，以学生为骨肉，以航空救国为志业。耄耋之年，犹自游刃于科研之林，领衔冲刺航空航天科技前沿领域的研究，以生命挑战人类从事科研年龄的极限。他一生筚路蓝缕,献身航空教育事业，见证了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曲折发展，自身就是历史，本人即为传奇，他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航空航天教育发展史”。2015年11月21日6时48分，这部传奇的史书缓缓合上了。

他是范绪箕，中国航空教育的重要奠基人，空气动力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著名的力学家、教育家，上海交通大学原校长。

2015年11月28日，上海龙华殡仪馆送别大厅里，巨幅照片两侧挂着挽联，“范为人师绪起航空一生报国箕星与日月同辉 学为泰斗桃李漫天百年精勤功绩与苍穹同高”，为其一生写照。

航空救国梦

1914年，范绪箕生于北平。父范其光，为清政府选派的第一批留俄学生，留俄18年，专攻铁路工程。归国后，曾任中东铁路局局长。母李国奎，出身李鸿章家族，为其长兄李瀚章长孙女。

范家兄妹4人，此后皆一时俊彦，姊范绪箴，俄文教师；兄范绪筠，后为世界半导体物理开创者之一，物理学家；妹范绪篯，曾任教北大物理系，妹夫谢家麟，中科院院士，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

幼年时，他在私塾开蒙，从阎荫桐先生习四书五经；后入教会学校私立崇德学堂，接受西式教育，与杨振宁、梁思成、邓稼先等为校友。10岁时，随父迁哈尔滨。15岁时，入哈尔滨工业大学校(哈工大前身)，接受俄式大学教育。

少年时代的范绪箕，摄于1928年前后。

他生于安乐之家，却是长于忧患之世。出生时，一战爆发，日军侵入胶州湾，袁世凯称帝在即，家国动荡，他幼时家境日隆，生活优裕，尚无从体会家国离乱。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他开始经受沦亡之苦。

19岁时，他随家人从长春去哈尔滨，途中遭劫掠，火车倾覆出轨，哥哥肩部中弹，而日机在上空盘旋、俯冲，示威。他被深深地激怒了。

此际的中国已至危亡关头，国土沦丧，激起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斗志，一时“航空救国”成为国内科学界、教育界的热门话题。彼时，那些怀着“航空救国”梦的热血青年中，有一个叫范绪箕，还有一个叫钱学森。

1934年8月，上海交大毕业生钱学森，赴南京参加清华大学庚款留美公费生考试，投考航空机架专业，次年赴美留学，正式走上了航空研究之路。

同年12月，在留美的哥哥资助下，范绪箕也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1930年代的加州理工学院大师云集，爱因斯坦在这里过冬，摩根在这里获诺贝尔奖，世界各地的科学新秀纷纷跨海而来。他在这里遇到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导师——一代航空学巨擘冯·卡门，成为他赴美后第一个中国学生。

范绪箕在美留学期间与部分中国留学生合影，前排左起至右：袁绍文、谈家桢、林同华、黄夏千，左六为顾功叙，后排左一为王俊奎，左二为李元炯，左四起：殷宏章、朱正元、范绪箕、钱学森，后排右起为郭贻诚，曹起成，王锡衡。摄于1937年前后。

1937年，范绪箕获得机械工程硕士学位，又继续攻读航空工程硕士。时钱学森从麻省理工学院获硕士学位后，转来攻读博士。二人成为师兄弟。范读硕士，攻飞机结构。钱读博士，攻空气动力学。

二人同一师门，也同住一寓所，四年间结下深厚友谊。钱学森的努力钻研给范绪箕留下深刻印象，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对待学术更认真、严谨。

此外，他与谈家桢、袁家骝、卢嘉锡等时相过从，诸君日后各自成为所在领域之大家，一辈子互为良师益友。

1940年夏，正当范绪箕专心撰写博士论文时，故国已山河破碎。应母亲“病危”急召，他匆匆回到“孤岛”上海。原来母亲并无恙，只是离乱之中，思子心切。此时，中美客轮航路已断，返美无期。他开始为自己的航空救国梦，寻找安身立命之所：一是钱学森推荐的航空委员会航空研究院，二是谈家桢相邀的浙江大学。

回国不到一周，他瞒着父母，搭乘即将停运的英轮，去往香港，又冒着日机袭扰之险，飞往重庆，再坐木炭汽车，去向贵州遵义，寻找西迁的浙江大学。

多年后，他向弟子形容西行景况：昔日养尊处优的倜傥青年，一路奔波，目睹山河离乱，经历千难万险，一身虱子，仍坚持西行。

到达遵义时，已是1940年底。在浙江大学，他被聘为工学院副教授，不到一年，便晋升为教授，由此开始了一生的教育事业。但让他苦恼的是，浙大没有航空工程系，他只能教授材料力学等，遵义连电灯都没有，科研条件让他焦虑。

两年后，他加盟航空委员会航空研究院，初涉国内航空工程研究。但在这个中国实力最强的航空研究机构，他发现其航空器材国产化研究，竟然是以竹替代铝合金。战时物质匮乏可想而知，但他内心无法认同。

又一年后，他应清华航空研究所之邀，转赴昆明。他满怀期待的心很快又凉了。他发现清华的研究，依然是航空研究院的老路数，只是研究材料换成了木层板。

一连数年，他彷徨于西南诸地，在迷茫中寻找着自己事业发展的落脚点，希望能为建设中国的航空工业贡献绵薄，然而战火中的国家千疮百孔，资源匮乏、技术落后远超想像。他终于下定决心投身教育事业，通过培养更多的航空专业人才为中国的航空事业奠定基础。

1945年，抗战终于胜利，他应邀重返浙大，怀着勃勃雄心，要创办一个加州理工式的航空工程系。他忙着聘请、培养师资，很快开设出完备的航空专业课程。又白手起家，建成中国第一个自筹自建的3英尺低速风洞。

风雨中的坚持

正当范绪箕准备在航空系大展宏图时，大时代的变革来了。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了，军管会把他推上了浙大总务长的位置，全面负责学校的行政工作。三年后，当他计划逐渐回归专业时，一项更大的挑战来临了。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大规模院系调整，调整方向之一，是根据苏联的大学模式，取消大学中的学院，调整出工、农、医、师范等学科，建立专门学院，或合并到同类学院中。航空系的调整首当其冲。

新中国之初，时局危急，北方抗美援朝，南方台海局势一触即发，国内航空工业极为薄弱，亟待建设，对于航空工程人才的需求也愈加迫切。1952年9月，中央确定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的航空系合并，成立华东航空学院筹备小组，他被指定为召集人。

他辛苦创建的浙大航空系还没扎下根来，建立的实验装备还未发挥作用，就被拆走，似乎一切努力付诸东流。但他来不及遗憾，忙着组织人员搬迁，把设备运往南京。

三系合并，工作千头万绪，他东奔西走，好不容易在中山陵下选了一块宝地，又邀中国近现代建筑大师刘敦桢、杨庭宝等参与建校。两年后，新校区落成，布局严谨，建筑精巧，教学主楼后来被列为南京重要近现代建筑。他有了美轮美奂的安身立命之所，开始全心投入教学。他重视师资力量培养，重视学科建设，很快使教学工作走上正轨。

又两年后，1956年，国务院计划开发西北，考虑到航空工业和航空教育的合理布局，华航西迁，更名西安航空学院，最后与西北工大合并。他费劲辛苦争取的宝地及其建筑规划也落了空。7月，他调至南京航空学院任副院长。

南航与华航一样，同样创建于1952年，最初是依托航空修理工厂，建起专科学校，其规模与发展规划均由苏联援建专家制定，教员多从工厂转来，并无教学经验，早期学员多来自部队。

上任伊始，他就遭遇了“九月事件”，部分学生了解到学校的教学水平和条件等同于中专，愤而上街游行，要求改读本科。他到任后，席不暇暖，迅速化解危机，顺利完成了建院改制，将南航的教学水平从最初的苏式专科学校，转制成符合国情的大学本科。

正当他欲展抱负时，政治运动来了。

1958年，他在国内率先提出研制无人机。当时，无人机在世界军事领域尚属新鲜事物。时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的钱学森，认为无人机的构想非常好，建议根据国家需要，结合导弹研制计划所需靶机来研制。

当他带着靶机研制任务，兴冲冲回到南航时，没想到一进校门就遭痛批。这一年，中国正在“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有人说，大炼钢铁师生都得参加，搞靶机项目就是冲击毛主席的大炼钢铁，一批干部认为他是资产阶级思想，于是一连两天，对他白天批晚上批。

直到10月，南航划归国防科委领导，下达研制靶机的任务。他抽调人员成立了靶机研究室。11月，南海一号靶机试飞成功，打破了中国空白。

在“大炼钢铁”运动中，南航把暖气管、大门都拆下来用来炼钢。为了保护学院的资产，他把全校仅有的2台计算机和用于建造风洞的钢材藏了起来，又引来一场更严厉的批判。好在一场出访任务让他躲过一劫。

此后，中国的政治活动愈演愈烈，从1965年起，他被剥夺了领导权。

1966年2月，他与450名师生赴江苏铜山县开展“四清”运动。6月3日，南航出现大字报，他一度被召回接受批斗。

1967年7月，他被冠以“反动知识分子”，遭批斗管制。1968年5月，南航“清理阶级队伍”，他又被审查、揪斗。10月，他又被送进学习班批斗。

在他生命的黄金年代，他一度忙于清理厕所，背红宝书，写交代，天天挂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牌子。

他在“旧社会”的历史也被追查。一个雪夜，工宣队突然把他叫去，让他交代在航空研究院时是否特殊党员，此后他被扇打巴掌，勒令站在雪地里“清醒清醒”，达一两个小时之久。多年后，他在填写履历时，写到“航空研究院时”，自觉在前面加一个“伪”字。

逆境之中，他仍乐观。多年后，他向弟子们讲起，最初造反派是批斗南航书记，没多久，又开始贴他的大字报，他每天晚上都去看，看了一段时间，就被扣下了。

直到1969年，军宣队进校，他才重新恢复工作。1970年10月，由他主持研制的高速风洞调试完毕，1971年，南航研制的长江一号无人机试飞成功。

科教春天里的改革

文革终于结束了。1979年，范绪箕调任上海交大副校长。次年，出任第36任校长。

1979年11月23日，范绪箕与留学时的部分同窗好友重聚。由左至右：钱学森、袁绍文、范绪箕、殷宏章。

彼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过不久，教育领域也在拨乱反正，为知识分子去除“两个估计”的精神桎梏，科教事业即将迎来发展的春天。交大在党委书记邓旭初领导下，锐意进取，并在中央支持下，由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兼任校务委员会主任，以更好推动各项改革。范绪箕的到来，无疑如虎添翼。交大由此开启了中国高等教育波澜壮阔的改革。

范绪箕自小受到中西合璧的教育，谙熟西方教育制度和模式。近四十年的教学管理工作，让他对于中国高等教育模式有了进一步的思索。他认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虽只有百年历史，但由于政治局势动荡，高等教育制度变化很大，并且总是跟着外国走，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中国曾经全面学习苏联，这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训。我们要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结合具体的国情、校情来走自己的大学发展路径。

初到上海，他看到交大这样一所早在30年代初就融理、工、管为一体的著名学府，被拆解得只剩下工科，甚至以造船为主，深感痛惜。他认为我国高等教育照搬苏联高教模式，在院系调整中将文、理、工分校，严重阻碍了高校的发展。

他深知工程技术离不开科学之源，而科学的发展须遵循“分则深、深则通、通则合”的规律，开始着手恢复交大理工结合、文理渗透的学科格局，鼓励发展计算机等国际科技界的前沿专业。为打破系与系的界限，提倡科研合作精神，先后主持成立生物医学工程等六个跨系委员会。

在教学上，他倡导以课堂讨论为主的启发式教学，并强调动手能力的培养，建立开放性实验室，恢复下厂实习。他又提倡选课制、学分制、导师制，他下决心压缩必修课，增设选修课，鼓励学生根据特长和兴趣去学习。

他值得称道的还有“世行生”培养试点。在思想禁锢的1980年代初，国内高校出国深造的都是专业教师，他力排众议，顶住压力，利用世界银行贷款，主持选拔了38个学生出国学习深造。日后，38人都学有所成，卓然一家。

1980年代，在邓旭初和范绪箕的主持下，交大在全国高校率先开展新校区建设，率先进行学校内部管理改革，率先接受包玉刚先生1000万美元捐款，建造图书馆，为高校引进外资办学开了先河，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

范绪箕后来回忆说：“全国来了解情况、学习取经的高校络绎不绝。当时我们还受邀到处去讲经验。记得有两个记者，一个是《光明日报》的，一个是《文汇报》的，他们俩天天来交大。我一上班他们推门就进来了，问道：‘范校长，今天教学上又有什么新动作啊？’”

三十年的解甲不归田

1984年3月，范绪箕卸任上海交大校长一职，时年70周岁。

像他的导师冯·卡门一样，他一生未婚。年轻时，也曾遇到心上人，可命运弄人，他们最终失之交臂。很多人为之惋惜，他处之淡然：“对于我的事业来说，或许是件好事，我可以不受家庭所累，随遇而安。”

回眸70年，半世奔波拓荒，筚路蓝缕，而事业往往在最紧要时，因外部原而放弃，且每一次变动总是从头开始，留憾甚多。退休了，他终于有机会弥补缺憾。此后30年，他解甲不归田，大隐隐于校，游刃于科研教学的自由天地间。

他的科研之路，始于1937年师从冯·卡门时，研究板壳的弯曲理论，在当时属世界最前沿的研究课题。此后，随着身处环境以及航空科学的发展，他的研究也与时俱进。在战乱中的中国，他潜心研究风洞。1958年，他率先主持研制无人机。

1978年，他注意到，随着飞行器飞行速度和高度的提升，由此而产生的“热障”问题成为急需解决的新课题。他在国内率先开始热应力理论和实验方面的研究，完成我国若干战略性歼击机、导弹型号部件热应力测量研究任务。

范绪箕（左一）在实验室，摄于2008年8月19日。

退休后，他直接领导热应力研究室和实验室开展研究工作。他注意到随着计算机的发展，中国研制导弹的气动加热计算也开始通过程序化完成，于是他在气动热程序计算软件方面也展开研究，该项成果获1999年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他在交大带研究生，始于1982年左右。退休后，他向学校请求继续带研究生。从此，他把另一半心思，放在学生身上。在网络不发达的1990年代，为了帮助学生查资料，他介绍他们到北京国家信息中心去查，还打电话到美国，让亲友们帮助复印资料、文献，再邮寄回来。

2013年4月6日，范绪箕（右二）在上海交大闵行校区参加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百年庆典活动，与学生们合影。

生活上，他的学生领到的科研补助，比别人多一些，他让他们饮食无忧，专心科研。办公室里冷，他给学生买个皮马甲。学生写论文辛苦，他每天早上给带两个包子。每年春节前，学生们到他家里聚一下。他从不让学生买东西，90岁的高龄，还亲自烧菜。吃完饭后，也不让学生收拾。

如此，他无牵无挂，三十年如一日，每天工作6小时以上，以学生为骨肉，以航空科研为志业。

1990年代，他已80多岁了，每年都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在国外看到先进的科研仪器，就借钱买下来，往往因不符合某种规定，仪器被海关扣留。

80多岁时，他开始学电脑。当时新出的电脑，操作系统正从DOS向Windows转变，他不会用，就让学生把操作过程写在纸上。每天早上，他拿着那张纸，一遍一遍地练。此后，他都是自己打字。他写论文时，打印出来，让学生用尺子量字体的高度。发表单位对文字格式有要求，他就严格按要求去做。

年事渐高，但他的思维仍是敏锐。每天，他关注着世界航空最新的前沿技术，并不断根据由新技术产生的新课题来调整研究方向。

1996年，他注意到中国在设计航天飞机时，遇到气动加热的问题，于是开始重点研究航天飞机的热防护系统。中国神舟飞船使用的是烧蚀热式防护系统，通过烧蚀的过程把热量带出去，这种方法让飞船落地后，返回舱表面看上去像被火烧过一样。他研究的热防护系统采用先进的纳米材料，可以通过吸收和反射来隔热，最大意义是可重复使用，从而节省成本。

范绪箕在学校办公室。

87岁时，他出版《范绪箕论文选集》；90岁时，出版《气动加热与热防护系统》；94岁时，还带着学生，坐着面包车，四处去寻找耐高温的陶瓷材料；95岁时，出版《高速飞行器的结构分析与应用》，他自己打字，书中公式多，每一个公式他都自己推导，再让学生帮助校验；98岁时，他还在向学院申请：本人曾培养出多名博士生，所带的课题组一直承担着多项科研项目，目前身体状况良好，还希望指导博士生。

100岁时，他仍是每天早晨7点起床，8点半到办公室，工作到下午3点。 此前，他一直步行上班，由此练就了一套厉害的“暴走功夫”。出差时，时常走得学生暗暗叫苦。直到2011年，他晚上回家摔了一跤，就每天坐车去办公室。他还要求学生每周到他家里，讨论课题的研究方向。

百岁之后，他仍是每天上班，写论文。直到2014年11月，他在医院查体时摔伤，造成腰椎压缩，只能躺在医院里，仍是看书，仍有论文发表。弟子董 威去航空研究所汇报工作，临行前，他给研究所领导写信，信末写着，“希望能让我们再为航空事业做贡献。”

2015年，他躺在医院里，仍有英文论文发表。

百岁华诞时，他风趣而谦逊地自称：“我的一生没什么传奇，如果说真有传奇的话，那就是我还活着，人生如同驴推磨，我就是这小毛驴，虽然力所不及，道路也不是很平坦，经历了风风雨雨，终究还是走过来了。”

对于长寿之道，他这样总结：简单生活，淡泊名利。他说，“我的座右铭是：‘抛却过多的欲望，保持内心的平衡’。我的主要精神就是在我的工作上，所以我的生活，我的想法会变得非常单纯。”

虽然，早在1955年，新中国第一次教师职称评定中，他就被评为航空院校中唯一的一级教授。多年来，他门下桃李灼灼，不乏两院院士。但他没有院士头衔，也从未主动申报过奖项。2001年，他荣获香港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也是民间发起，学生推荐。

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这一生碰到好几个有名的人物，个个都比我强，我不能和他们相提并论，除了哥哥范绪筠，还有钱学森、孙运璇、黄玉珊等人。我大半生都跟着他们在一起，我再怎么努力也比不上他们，索性就不和他们比，但我也不自卑，感觉自己尽力干就行了，想到这里，也就心安理得了。可能正是这个原因，让我的心态相对比较平和。

2015年11月21日，他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102岁。十余小时前，他还打电话给弟子汪激，询问一台旧仪器的去留问题。

生前，他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谈及生死观：我没家人的牵挂，对钱也不吝惜，只要自己够花就行。如果我死了，我愿意捐献器官，只要能用，其他的就烧成灰，种在一棵树底下，还可以养树。

节选自《航空报国 杏坛追梦——范绪箕传》，参考《钱学森和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等，及财新记者采访内容。

鸣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