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统治者的"崇儒"理念与政治实践

　　摘 要：契丹民族在向封建化过渡的过程中，武力强盛一时，但也面临着如何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化社会过渡的问题。面对中原汉族的封建制度文化，是继续保持原有的奴隶制生产、生活方式，还是积极学习借鉴汉族文化，实行封建化。历史证明，辽代统治者选择了后一条道路。而儒学作为汉族传统文化的代表，也自然成为辽代统治者倾力推崇和学习的典范。 　　关键词：辽朝；崇儒；政治实践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2-0123-02 　　契丹民族在向封建化过渡的过程中，武力强盛一时，但也面临着如何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问题。是继续保持原有的奴隶制生产、生活方式，还是积极学习借鉴汉族文化，实行封建化。历史证明，辽代统治者选择了后一条道路。而儒学作为汉族传统文化的代表，也自然成为辽代统治者倾力推崇和学习的典范。 　　一、辽代统治者大力推崇儒学 　　“辽起松漠，太祖以兵经略方内，礼文之事固所未遑。及太宗入汴，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度渐以修举。至景、圣间，则科目聿兴，士有由下僚擢升侍从，骏骏崇儒之美。”①契丹政权肇兴之初是典型的奴隶制贵族政权，以掳掠为生、杀掠为荣：大量中原汉人被俘为奴，一方面增强了阿保机部族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同时也给契丹奴隶主带来了如何安置境内以汉人为主的庞大农耕人口的问题。如果继续保持落后的奴隶制，无疑不能对契丹境内的广大汉民实施有效统治。而适应契丹政权封建化需要，主动学习中原文化就成为契丹统治者的必然选择。 　　契丹民族自北魏年间出现在历史舞台后，就一直与中原各封建政权保等着密切的政治和经济联系：隋末唐初，契丹大贺氏部族领袖摩会正式投附唐廷。获得唐朝册封。唐朝在契丹领地设置松漠都督府，唐王朝的政治、军事和文化随之对契丹民族产生长久和深远的影响。契丹贵族更是深受中原文化的熏陶，成为“汉化”的契丹人。如阿保机的长子耶律倍就热爱中原文化，“倍初市书至万卷，藏于医巫闾绝顶之望海堂”。他本人则“通阴阳，知音律，精医药、砭概之术。工辽、汉文章，尝译阴符经，善画本国人物，如射骑、猎雪骑、千鹿图，皆入宋秘府”。②耶律倍对中原文化的精深素养，就连汉人也赞叹不已。 　　另外，德光本人的汉文化素养也很高，如“（天显五年）二月乙亥，上与人皇王朝皇太后。太后以皆工书，命书于前以观之”。③又如：天赞十年（936）“冬十一月丙午，幸弘福寺为皇后饭僧，见观音画像，乃大圣皇帝、应天皇后及人皇王所施，顾左右日：‘昔与父母兄弟聚观于此，岁时未几，今我独来！’悲叹不已。乃自制文题于壁，以极追赶之意。读者悲之”。④从上述史文中不难看出德光本人也擅长书法、诗文。 　　正是在耶律倍等人的引导和带动下，主动学习中原文化就成为契丹统治者的必然选择。“时太祖问侍臣日：‘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太祖日：‘佛非中国教。’倍日‘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⑤ 　　阿保机建孔庙成为契丹统治者实行儒化战略的开始，以后历代帝王相沿不改，辽代中期以后，随着契丹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成熟和完善，汉文化在契丹社会得到广泛传播，儒家思想也成为契丹统治阶级内部的主导政治理念。 　　辽代统治者推崇儒学的另一动机就是借此吸引汉族知识分子投附契丹政权。作为一个落后的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拥有大量汉族人口的聚居区，如果没有汉族上层知识分子的支持和拥戴是不可想象的。而受儒家夷夏之别观念的影响。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不愿意接受异族统治的，契丹统治者懂得推崇儒学可以有效地拉近与汉族士人之间的心理距离，从而实现彼此之间的文化认同，进而获得汉族士人政治上的认同。 　　二、辽代统治者推崇儒学的举措 　　为了推崇儒家思想，辽代统治者往往身体力行，从自身做起，学习儒家学说，接受儒家教育，并成为儒家思想的忠实笃信者。如世宗耶律阮“孝友宽慈”具有儒家要求的“君人之度”。“帝慕中华风俗，多用晋臣”，他向往儒家思想指导下的中原政治、经济和文化，故“多用晋臣”。其弟耶律隆先“为人聪明，博学能诗，有《阆苑集》行于世”①。他主持东京政务时，“薄赋税，省刑狱，恤鳏寡，数荐贤能之士”②。积极推行儒家的宽民政策，并取得显著成效。景宗则在萧绰皇后和韩德让等人的协助下，大力推行汉化政策，其后，韩德让在圣宗朝位极人臣，权倾一时，为辽朝历史所罕见。 　　圣宗耶律隆绪“幼喜书翰，十岁能诗。既长，……晓音律，好绘画”。“好读唐《贞观政要》，至太宗、明皇实录则钦伏……又亲以契丹字译白居易讽谏集。召番臣等读之。”又“太后暴崩，帝（圣宗）哀毁骨立，枯必呕血……番汉群臣上山陵已毕，宜改元。帝日：‘改元吉礼也。居尚行吉礼，乃不孝子也……’帝曰：‘吾契丹主也.宁违古制，不为不孝之人。’终制三年”。③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对圣宗影响之深。辽兴宗“好儒术，通音律”。尤其重用精通儒学的契丹贵族，例如著名契丹族文学家萧韩家奴：“萧韩家奴，字休坚，涅剌部人，中书令安抟之孙。少好学，弱冠入南山读书，博览经史，通辽、汉文字……擢翰林都林牙，兼修国史。仍诏谕之曰：‘文章之职。国之光华，非才不用。以卿文学，为时大儒，是用授卿以翰林之职。朕之起居，悉以实录。’自是日见亲信，每入侍，赐坐。遇胜日，帝与饮酒赋诗，以相酬酢，君臣相得无比……重熙十五年（1046），复诏曰：‘古之治天下者，明礼义，正法度。我朝之兴，世有明德，虽中外向化，然礼书未作，无以示后世。卿可与庶成酌古准今，制为礼典。事或有疑，与北、南院同议。’韩家奴既被诏，博考经籍，自天子达于庶人，情文制度可行於世，不缪于古者，成三卷，进之。又诏译诸书，韩家奴欲帝知古今成败，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④ 　　道宗时，辽朝儒学更加兴盛。辽道宗本人不但儒学造诣很深，而且还经常与学士们讨论儒学经义，如：道宗大安二年“召权翰林学士赵孝严、知制诰王师儒等讲《五经》大义”；“（大安四年）召枢密直学士耶律严讲《尚书・洪范》”；⑤“五月辛亥，命燕国王延禧写《尚书・五子》之歌”。有一次，当与大臣谈及《论语》至“夷狄之有君”，大臣不敢再谈。辽道宗却坦然说道：“上世獯鬻，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国，何嫌之有？”⑥。让左右令读无妨，坦然以儒家正统自居。 　　其次，辽朝统治者以崇儒尊孔思想为指导，大力兴办各级教育机构，从而为儒学的进一步传播创造了条件。辽朝学校的兴建始于辽太祖时期，辽“上京国子监，太祖置”以后历代均有所增设。辽朝在中央的教育机构包括国子学和五京学，“道宗清宁五年.诏设学养士，颁经及传疏，置傅士、助教各一员。博士。助教。上京学。上京别有国子监，见朝官。东京学。中京学。中京别有国子监，与朝官同。南京学。亦日南京太学，太宗置。圣宗统和十三年，赐水石扯一区。西京学。已上五京官”。⑦”辽朝还在重要的府、州、县普遍设立学校，委派博士、助教作为官员，形成一套完整的地方教育体系。如辽西京的奉圣、归化、云、德、宏、‘蔚、儒等州学，“各建孔子庙，颁赐五经诸家传疏，令博士、助教教之”。 　　此外，在课程设置上，也以儒家经典作为主要学习科目。如前述，道宗即位之初曾颁发《五经传疏》作为学校的教材，又曾“诏有司颁《史记》、《汉书》”让学生学习。除了中央和地方各类学校外，辽朝统治者对宫廷教育也很重视，专门为宗室子弟设置诸王文学馆，并安排名儒上课。由于受到良好的教育，辽代的王公贵族文化水平往往高出时人，如耶律倍、辽圣宗、辽道宗、耶律隆先等人，都有较高的儒学造诣。 　　第三，通过科举考试选拔汉官，实现学而优则仕这一儒家传统，进而提高儒家的政治影响力和文化吸引力。辽朝科举始于辽太宗耶律德光会同初年，“会同初（室畴）登进士第，为卢龙巡捕官”。辽景宗保宁八年（976）十二月，“诏南京复礼部贡院”。辽朝的科举考试虽然主要是为汉人开设的，目的是拉拢汉族士人，巩固政权的需要，但客观上确实为汉族士人实现其以圣王之道治天下的理想提供了便捷之路。 　　契丹统治者推崇儒学的表现改变了辽代汉族士人心中的夷夏观。认同契丹少数民族政权的汉族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儒学的入世精神，激励他们积极投身到新政权的建设中来，运用儒家的政治智慧，在各个方面为契丹政权的建设出谋划策，史载：辽朝“即尽得燕中人士，教之文法，由是渐盛”。辽初的康默记、韩延徽、韩知古、张励、赵延寿、中期的郭袭、刘慎行、马德臣、邢抱朴、马保中、张俭、刘六符、晚期的姚景行、杨皙、王师儒、贾师训、马人望等人都成为辽朝的一代名臣。 　　第四，崇儒理念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契丹民族的封建化进程：随着儒家导想的传播，契丹贵族也越来越讲究儒家礼仪道德.一些契丹社会原有的社会陋习也随之改变.如“妻继母，报寡嫂”等违背封建伦理纲常的行为：契丹家庭观念也随之发生重大改变，“尽忠”、“尽孝”、“节烈”、“结义”等儒家传统伦理观念进入契丹家庭，契丹人比较全面、系统地接受了儒家“尽孝”思想内容。契丹皇帝大都号召并鼓励臣民对父母、长辈尽“孝道”。辽代中期以后，一些契丹家庭中的妇女由于受汉儒文化的影响，开始自愿接受儒家纲常礼教的束缚，一旦丈夫宦途遇险或先己而亡，她们或与丈夫一起同甘共苦，或为之守节殉死。 　　随着儒家思想影响的逐渐深入，礼仪之风渐浓，到后来，连辽道宗耶律洪基都认为“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于中国”。由此可见，辽代统治者对儒学修养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