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经济综合实力的区域分异朱传耿

中国社会经济综合实力的区域分异朱传耿

仇方道，朱传耿

（徐州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江苏 徐州 22116）

摘要：以县级区域为研究单元，采用SPSS 软件包及GIS 技术，对中国各县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并揭示了其空间分异特征。文章认为，形成中国区域发展差距的主要因素是社会经济结构、经济水平和人口素质，而不单单是经济因素；以综合指数方法测度的区域差距明显低于经济差距；北方沿边地区较高的经济水平与低下的社会经济结构水平呈现明显的错位；社会综合发展水平自沿海向内陆表现出高-低-次高-低的4元结构；从全国尺度看，社会经济发展空间结构呈轴线开发模式，而在区域尺度上则表现为由核心区向周边地区逐步下降的“凸”字型空间格局；全国县域社会发展可分为高度协调发展型、中等协调发展型、社会经济结构滞后型、初级协调发展型、整体发展滞后型。

关 键 词：县域；综合实力；区域分异；中国

中国地区发展差距不仅表现为经济发展的地区差距，而且还表现为社会发展的地区差距

[1]。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区域经济差异变化的研究颇多[2～13]，这些研究对于寻求描述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空间结构模式及组织规律，对于指导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制定因地制宜的区域政策起到良好的指导作用。但是，基于经济角度测算的区域差异往往高于区域的实际发展差距。导致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对于一个具体的区域而言，其发展水平往往受到经济、人口、区位、资源以及文化等条件的制约，而不是单单取决于经济方面。随着系统研究的加强，对区域发展差异的研究必将进入经济过程与社会过程的整体化和综合化阶段，即将宏观人口背景、宏观经济背景、空间相互作用、人类活动区位以及基础设施结合起来，以表现空间模式，形成新的研究范式[14]。目前，已有部分学者基于省级区域的数据开展了这一方面研究[1,15,16]。基于省级尺度的研究，较好地展示了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大格局的变化，却难以揭示省内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非均质性。而以县级区域为基本单元对中国区域发展空间差异的研究，仅有个别学者从经济方面开展[13]，至于县域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研究尚未展开。本文利用1999年县级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数据，结合Mapinfo 图形分析，探讨中国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在县级区域尺度的空间分异特征。

1 数据采集与研究方法

1.1数据来源

截止1999年底，中国共有4个直辖市，236个地级市，427个县级市，1682个县（自治县、旗、自治旗、特区、林区），本文以县级区域和地级市及以上级别市市区为研究地域单元采集数据。本研究采用的社会经济数据，主要源于2000年的《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概要》、《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全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1999年) 》和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index.htm(2001年) 等。

1.2指标体系设计

县域社会经济综合实力评价指标体系是反映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全面发展的根本要素以及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尺，是对县域社会经济综合评价及分异研究的基础，应体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评价因子的选择是否合理是正确评价社会经济综合水平的关键。 基金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40025102）

作者简介：仇方道（1970-），男，江苏丰县人，硕士，讲师，主要从事资源利用管理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方面研究。 通讯作者：朱传耿， E-mail： [email protected]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遵循代表性、系统性、独立性、可比性、可得性等原则，尽量选取反映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因子作为综合评价指标（表1）。

1.3研究方法

为了能够客观地测度不同区域间的社会经济发展综合实力的差距，本研究采用因子分析法作为评价的主体数学模型。首先采用因子分析法从14个变量中提取主因子，然后利用所提取的主因子，计算各样本主因子得分和综合得分。最后利用聚类分析法对样本区域进行类型划分。

2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

2.1主因子释义

在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的基础上，通过实施因子分析，选取特征值大于1.00的3个因子作为主因子。KMO 检验0.867，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3.954%。由于各主因子含义不清，运用矩阵正交法对初始因子载荷矩阵施以正交旋转，得到主因子载荷矩阵（表1）。

表1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特征值和累积贡献率

Tab1. The Structure Martrix of Factors and Cumulative Percentage of Variance of Factors’ Eigenvalue

观测变量

X 1 非农劳动力比重(%)

X 2 第三产业比重(%)

X 3 第二产业比重（%）

X 4 非农业人口比重（%）

X 5 基尼系数

X 6 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元）

X 7 人均GDP （元）

X 8 人均地方财政支出（元）

X 9 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元）

X 10 每万人中在校学生数（人）

X 11 每个老师负担学生数（人）

X 12 每万人拥有医院床位数（床）

X 13 文盲率（%）

X 14 每万人中拥有本专科学历人数

（人）

特征值

贡献率（%）

累计贡献率（%） 主因子1 0.868 0.816 0.810 0.547 0.516 0.176 0.361 -0.052 0.435 0.105 -0.067 0.459 0.552 0.461 3.792 29.168 29.168 主因子2 0.303 0.183 0.208 0.270 0.249 0.880 0.872 -0.795 0.774 0.241 0.100 0.267 0.272 0.191 3.620 27.844 57.012 主因子3 0.052 0.342 0.322 -0.140 0.008 0.246 0.054 -0.445 0.205 0.801 0.745 0.704 -0.626 0.527 2.202 16.942 73.954

第一主因子对总方差的贡献率为29.168%，它在X 、X 、X 、X 、X 等5个指标上有较大载荷。其中，非农劳动力比重反映的非农就业水平，代表着县域的非农化水平；第三产业比重和第二产业比重反映的是县域产业结构水平；非农人口比重反映的是县域的城乡结构状况，代表着县域的城市化水平。因此，该因子主要反映了县域的社会经济结构水平，是衡量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综合水平的首要方面。

第二主因子在X 、X 、X 、X 4个指标上有大于0.7的载荷，其方差贡献率为27.844%。主要反映的是经济水平。 123456789

第三主因子与X 、X 、X 、X 4个指标成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801、0.745、0.704、0.527，与X 成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626。可见，该因子主要反映的是人口的素质状况，其方差贡献率为16.942%。

2.2综合实力测算

上述3个主因子是影响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主导因素，为了揭示它们在各县域表现的差异，我们利用回归法计算出社会经济结构、经济水平、人口素质3个主因子得分。在此基础上，通过计算各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综合实力指数来系统地描述中国社会经济的区域分异规律，其计算公式： 1011121413

S i =∑F i W j

j =13

式中，S i 为县域社会发展综合指数；F i 为第j 个主因子在第i 个县域的得分值；W j 为第j 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3个主因子总方差贡献率的比重。

3. 社会发展水平的区域分异特征

应用上述方法，计算出各主因子及社会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得分，并绘制成图。下面利用图1～4分析中国县域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

3.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县域数占绝大多数

从图1～3可以看出，社会经济结构指数、经济水平指数、人口素质指数得分为负值的县域数分别占全国2349个县域（不含港、澳、台）的65.5%、64.1%、60.4%，表明绝大多数县域的社会经济结构层次低下，经济落后，人口素质较低，从而导致其社会综合发展水平不高，社会发展综合指数得分为负值的县域数占全国的69.5%，仅有不到1/3的县域得分为正值。这种数据分布折射出中国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

图1 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分异图

Fig.1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of Socioeconomic Framework level in China

3.2县域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的差距小于经济差距

从社会发展综合指数得分看，最大值为8.304，最小值为-0.884，绝对差距为9.188。而经济水平指数得分的最大值为30.321，最小值为-1.718，绝对差距达32.039，表明以县域发展综合指数来测度的区域发展差距要比经济水平差距小得多。这是因为县域发展水平是经济、社会、人口等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综合表现，而社会、人口的发展易受国家发展政策影响、调控，使得其发展差距低于经济差距。据计算，社会经济结构指数和人口素质指数的绝对差距分别为6.236和13.492。因此，在现阶段，采取有效措施缩小教育、医疗卫生、城市化水平等社会方面的发展差距是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首要选择。

3.3从全国尺度看，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自沿海向内陆呈现高-低-次高-低的相间分布的4元结构；由北而南，呈现高-低-高-低-高相间分布的5元空间格局

图4表明，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高于全国平均状况的县域主要集中于沿海、沿长江、沿京广和南昆线、北部沿边地带，显示了全国尺度上区域发展呈轴线开发模式。从空间分异规律看，东西方向上表现为自沿海高水平带经京九沿线低水平地带过渡到沿京广线较高水平地带再到中西部低水平地带，形成明显的高-低-高-低相间出现的空间格局，这与基于省级区域尺度研究所得出的东中西三大地带的空间分异格局明显不同。沿海地带是中国的对外开放的前沿，经济发达，社会经济结构较为合理，人口素质相对较高，是综合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有299个县域高于全国均值；沿京广线地带的高发展水平县域有115个，是中国中部一个较为突出的发展隆起带。沿京九线地带多处于省际接壤地带（如冀鲁、鲁豫、豫皖、皖赣、浙赣、赣闽等），是一条不发达走廊，有230个左右的县域低于全国均值。而京广线以西的广大地区由于自然环境（寒区、旱区、山区）形成的强约束，限制了县域发展水平的提高，使得其绝大多数县域的发展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图2 中国经济水平分异图

Fig.2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of economic level in China

图3 中国人口素质分异图

Fig.3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of population quality in China

自北而南，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较高与较低的县域交替出现，呈现高-低-高-低-高5元结构。最北边是北方沿边较高水平地带，向南依次为陇海沿线低水平带、沿江高水平带、江南低水平带、南昆沿线较高水平带。北方沿边地区是指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甘肃、新疆5省（区）靠近边境的地区，有153个县域高于全国均值，由于经济水平和人口素质相对

较高，而导致整体发展水平较高；沿陇海线地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县域有416个，是我国沿江与北方沿边地带之间的经济低谷带；沿江地带，有高水平县域199个，工农业较为发达，城市化水平较高，教育基础较为雄厚，是中国综合发展水平较高区；江南低水平带主要包括广西、贵州、云南和四川大部，以及湖南、江西的部分地区；沿南昆线地带主要是广西沿海和昆明及周围地区，有高于全国均值的县域33个，借助于优越的开放政策和优势资源的开发，形成了新兴的较高发展水平区。这表明轴带建设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空间模式，轴线开发理论成为指导我国区域发展布局的重要理论基础。

3.4从区域尺度看，核心-边缘结构广泛出现于各发展轴带内部

从图1～4可以看出，高发展水平的县域围绕中心城市周围展布，形成核心发展区域。其中，沿海高发展水平带最为突出，由南而北形成6个核心区，即以深圳-广州-珠海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有37个县域高于全国均值；以厦门为中心的闽中东南地区，高于全国均值的县域34个；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高于全国均值的县域89个；以济南-青岛为中心的山东半岛地区，有31个县域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京津唐地区，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县域34个；以沈阳-大连为中心的辽中南地区，有32个县域高于全国均值。而从核心区向外围随着距离的增加，发展水平逐步下降，至两个核心区中间形成发展低谷，如辽冀、冀鲁、苏鲁、浙闽、闽粤等省际接壤地带。这是低发展水平县域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对此类地区的发展问题已引起部分学者[18-21]的关注。

图4 中国社会综合发展水平分异图

Fig.4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of comprehensive power in China

内陆地区的沿江和沿线地带的高水平县域，则分别以武汉、重庆、成都、石家庄、太原、郑州、昆明、北海等城市为中心形成核心发展区。其中，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中部有18个县域高于全国均值，成渝地区有此类县域28个。

总的看来，出现这种空间格局的原因是核心区城市化水平高，产业结构较为合理，经济竞争能力强，人口科技文化素质高，相反，边缘区域远离中心城市，基础设施落后，劳动力素质低下，经济增长乏力，其社会综合发展水平自然降到最低值。如何处理核心区与低谷区（边缘区）的关系，是全面提高轴线地带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解决的关键问题。

3.5市区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高于农村，呈现由市区向外围递减的趋势

全国地级及以上级别的城市市区的社会发展综合指数平均为1.4135，其中深圳最高达

8.7322，而广大县域的综合指数平均为-0.1539，市区的综合指数比广大农村的平均综合指数高8.8861。这是因为：第一、市区经济实力雄厚, 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充足，第二、三产业发达, 因而市区的经济水平平均指数(0.6665)高于各县域(-0.0726)。第二，市区的人口素质平均指数（0.1254）高于各县级区域（-0.0137），说明市区综合发展的劳动力资源的质量要远好于绝大多数县域。第三、市区是各地区的经济、文化和科研中心，产业结构、人口

就业结构层次水平较高，城市化水平高于广大农村，因而其社会经济结构平均指数

（2.8062）要高于各县级区域（-0.3056）。这表明，在全国范围内，自中心城市市区向周围乡村发展水平逐步下降是一种普遍规律，同时也说明我国以城市带动乡村，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的正确性、合理性。

3.6社会经济结构、经济水平、人口素质的区域分异呈现出明显的不一致性，协调度较高的县域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沿京广线、北方沿边地带

社会经济结构水平的区域分异大致呈“开”字型格局（图1），2个“一”是指东部沿海地带、沿京广线地带，分别有高于全国均值的县域260个和257个，2个“|”是指沿江地带和沿陇海线地带，高于全国均值的县域分别为253个和104个。究其原因是：这些地区城镇较为密集，城市化水平较高，因而社会经济结构较为优化。经济水平的空间分异大致呈“两纵三横”的空间格局（图2）。“两纵”是指沿海地带（352个）和京广沿线（174个）； “三横”是指北方沿边地带（109个）、沿江地带（124个）和沿南昆线地带（33个）。而人口素质水平的区域分异则主要表现为南北分异（图3），即人口素质指数得分为正值的县域主要分布在黄河以北地区和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这些地区多属于老少边地区，其人口素质高是建国以来，国家组织人口迁移的结果。

图5 中国经济、人口与社会协调度分异图

Fig.5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of coordination degree of economic and society in China

为了表征区域社会经济结构、经济水平、人口素质3个主因子的协调状况，本文根据许学强[16]关于协调度的计算公式，计算出其协调度，并绘制成图（图5）。图5显示：经济、社会、人口的协调状况并不理想，仅有不到1/3的县域协调度得分为正值，2/3以上的县可能由于自然环境、资源、区位、发展历史等方面的原因，过多的重视了经济、社会或人口素质某一个方面的发展，而忽视其它方面的发展，导致县域处于非协调发展之中。从空间分布看，协调度较高的县域主要分布于沿海、北方沿边、沿江、沿线地带，较低的区域则主要分布于沿海与沿京广线之间的区域以及沿京广线至第一级阶梯地貌之间的区域。在沿海的冀辽、冀鲁、苏鲁、浙闽、闽粤等省际接壤地带存在低协调区，是协调度空间差异的一个显著特点。这表明协调度的空间分异与社会综合发展水平基本一致，同时也说明社会发展水平高的县域基本上保证了社会经济结构、经济水平与人口素质的协同发展，而西藏、青海的部分县域协调度较高则是由于处于较低发展阶段，属于初级协调。

4. 社会经济发展的区域类型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根据社会发展水平的相近性，社会经济结构的相似性，发展方向的相近性等原则，采用聚类分析法，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区域分为5种类型（图6）。各类型区在3个主因子上的平均得分构成特征判别表（表2），据此分析各类型区特征如下：

4.1高度协调发展型

该类型散布于我国的东半壁地区，其中沿海地带、京广沿线地带分别有此类县域54个和33个。面积占全国的2.07%，人口占13.77%，GDP 占全国的36.77%，第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为51.8%和43.8%，城镇人口比重达73.19%，文盲率仅为11.6%，使得该类型区的3个主因子平均得分均高于其它各类型区，表明其经济水平的提高、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善与人口素质的提高三者处于协调发展状态。

4.2中等协调发展型

该类型呈离散型分布，其中39个县域分布于山东、广东、四川3省。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2.02%，人口占8.36%，GDP 占全国的12.16%，第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为47.66%和36.7%，城镇人口比重达31.06%，文盲率为17.0%。由于该类型区的产业结构、城市化程度及经济水平均低于第一类型区，但3个主因子得分均为正值，处于较协调发展状态。

4.3社会经济结构滞后型

该类型区面积占全国的42.21%，人口占4.28%，GDP 占3.11%，第二产业比重仅为37.4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达12个百分点之多，文盲率高达39.9%，居各类型区之首。此类型区集中分布于西部地区，大致可分为2大区：①蒙新沿边区，包括内蒙古、新疆大部，有此类县域84个；②青藏高原区，包括西藏、青海、四川西部、甘肃西南部、云南西北部，县域数达148个，占全国该类县域数的45%以上。

图6 中国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类型区

Fig.6 Classification of China’s regional socioecnomic development in 1999

表2 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类型区判别表

Tab.2 Characteristics of socioeconomic area types: average value of the principle component

中等协调发展型

社会经济结构滞后型

初级协调发展型

整体发展滞后型 98 326 768 997 2.327 -0.9299 0.0795 -0.3487 0.3045 -0.121 0.1143 -0.1697 0.0348 1.4517 -0.0662 0.0318

4.4初级协调发展型

此类型区面积占全国的15.47%，人口占40.99%，GDP 占全国38.38%，第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为44.88%和30.79%，城镇人口比重为12.70%。3个主因子平均得分均接近于全国平均值，说明此类县域处于基本协调状态。该类县域集中分布于东部沿海、京广沿线、川渝贵地区。①东部沿海有五个密集分布区：冀津区，包括河北大部及天津所辖各县，有此类县域115个；山东区，县域数为49个；长江三角洲区，包括江苏和浙江大部，县域数达94个；福建沿海区，有此类县域24个；粤桂沿海区，县域数为118

个。②京广沿线地带，包括河南大部、安徽北部、湖北中南部、湖南大部等，共有此类县域185个，占全国此类型的近1/4。③川渝贵地区，包括四川省中东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等，有此类县域90个。此外，在西安周围沿陇海沿线集中了20个此类县域。

4.5整体发展滞后型

该类型区面积占全国的33.50%，人口占31.21%,而GDP 仅占19.46%，第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为37.68%和28.63%，城镇人口占该类型区总人口的16.24%。表2 显示此类县域3个主因子的平均得分均处于较低水平，说明其综合发展水平较为落后。主要分布于3个地区，即①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和辽宁大部、吉林西部、内蒙古东部，有115个该类县域；②赣皖闽浙区，包括江西大部、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福建西部，有该类县域200个左右，占全国该类型的近1/5；③京广线以西的广大第二阶梯地貌区（成渝地区除外），包括山西、陕西、甘肃、宁夏、云南、贵州6省的大部，内蒙南部，河南、湖北和湖南3省的西部，广西北部，重庆和四川的部分地区，共有该类县域554个，占全国此类型的56%。

5.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

5.1 社会经济结构、经济水平及人口素质因子的贡献率分别为29.168%、27.844%、

16.942%，表明形成区域社会发展差距的主要因素是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水平，提高区域经济竞争能力及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城市化水平是增强区域综合实力的关键措施。同时，区域社会发展水平各测度指标间的相关性表明区域系统中任一因素的变化都会对系统中的其它因素的变化产生链式带动，因此，区域各要素的整体协调是提高区域综合发展水平的核心。

5.2 从县域尺度看，由于社会经济结构发育程度和人口素质水平的差距远小于经济水平的差距，使得以综合指数方法测度的区域差距明显低于经济差距。这不仅表明单纯以经济指标衡量区域发展差距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也说明把缩小区域社会发展差距和公共服务差距作为我国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政策的正确性和可行性[1，15]。

5.3 中国县域尺度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展示了与省域尺度不同的特征。从东西方向看，社会发展水平存在由沿海发达地带经京九低谷带过渡到京广线较高水平带再到中西部低水平地区，呈现明显地“高-低-高-低”的四元结构分异特征，这与省域尺度上的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分异明显不同。南北方向上，则表现为北方沿边、沿江、沿南昆线3个高水平带及与其之间低谷带的相间分布。这表明中国南北发展差异正在形成，尤其是陇海沿线是一条横贯东西的低水平发展带。协调南北区域发展应引起政府决策部门的高度重视。此外，在区域及更小尺度上，还存在由核心区向边缘区逐步递减的“凸”字型空间格局。

5.4 社会经济结构、经济水平、人口素质3个主因子空间分异的显著不一致性，表明三者在不同区域的表现方式、强度存在差异。据此，本文采用聚类分析法，将全国县域分为5种类型：高度协调发展型、中等协调型、社会经济结构滞后型、初级协调发展型、整体发展滞后型。与省域分析相比，这种类型的划分对于分类指导、因地制宜区域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更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感谢南京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顾朝林教授的悉心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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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and the laws of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of county

development in China

QIU Fang-Dao, ZHU Chuan-Geng, SHAN Yong-Bing, MA Jia-Chang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 Xuzho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Jiangsu,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SPSS software package and GIS technology, this paper makes 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n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t county level, and reveal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laws of regional disparity about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Firstly, factors that mainly influence the social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s are Socioeconomic structure, economic level and population quality, their weights is respectively 29.168%, 27.844% and

16.942%. At the same time, the relativity among indexes, measuring regional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dicates that change of each factor can give rise to the change of other factors in the system, therefore, preserving the integrated coordination of each regional factor is the key to raise the synthetical level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Secondly, in the view of county scale, for the gap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degree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population quality is far smaller than economical gap which makes the regional gap estimated by the method of synthetical index is

clearly lower than that of economical development. It not only indicates that some fixed limitations would be existed if we weigh the gap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merely with the economic index, but also shows the correctness and feasibility of the policy to reduce the gap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by reducing the gap of regional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at of public service. Thirdly, the space disparity in the level of social synthetical development, existing in counties of China, displays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compared to the provincial region. Seeing from the east–west aspect, the space differentiation of social development level appears clearly characteristics of 4 Corridors by turns, that is, from the Coastal Higher Corridor, the Beijing-jiulong Lower Corridor, then to the Beijing-guangzhou higher Corridor，at last to the Lower Middle-west China. It is clearly different contrasted to the view of provincial scale which is divided 3 districts as the east, the middle and the west. While in the north-south aspect, it is alternate distribution of the 3 higher corridor (the north along the side, the Changjiang river, the Nanning-kunming Corridor) and the lower level district between them. All these indicates that the north-south disparity is forming in China, particularly along the Longhai railway is a lower level corridor traversing the east-west in China. Coordinating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regions should be caused highly recognition by the

executive department. In addition, in the region or smaller scale, space pattern is also existing the "凸" model, that is, decreasing from the center area to the marginal area step by step. Fourthly, space distributing of Socioeconomic structure, economic level and population quality level takes on obvious disparities in representation and intensity in counties. Hence, adopting discriminate analysis method, this paper classifies counties into 5 categories by using the targets of

Socioeconomic structure, economic level and population quality.

Keywords: County area；factor analysis ；comprehensive power；regional differentiation；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