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松樵与我爷爷肖厚生_肖家麐

口述武汉工商史

KOUSHUWUHANGONGSHANGSHI

◇肖家麐（口述）朱天福（整理）张承（记录）

张松樵与我爷爷肖厚生

抢走了爷爷的妈妈，爷爷就成了无父无母的孤

我爷爷的舅舅是张松樵

张松樵是裕华纱厂的经理、裕大华集团的常务董事。他是我爷爷的嫡亲舅舅，爷爷是他的得力助手，鞍前马后几十年，帮他打理裕华纱厂。1948年，爷爷积劳成疾，才58岁就因病去世了。那时，张松樵已年近古稀，白发人送黑发人，好不伤心。他亲手为我爷爷写了一副挽联，挂在灵堂上，彻骨之痛藏于联内。上联是：汝幼小，我抚孤，汝长成，我提携，汝病殁，我悲哀，如此薄情，问汝何以舍我；下联是：人事变，心光明，人虽病，心尚强，人已死，心犹存，这般惨状，叫人怎不伤心。

我爷爷叫肖厚生，生于1890年，他妈妈是张松樵的亲姐姐。当初张家十分艰难，张松樵的姐姐被送到肖家做了童养媳。完婚之后，只生了一个儿子，就是我爷爷。爷爷是三代单传的独生子。爷爷7岁那年他的父亲就死了，柏泉乡有抢寡妇的习俗，吴家山一个姓林的人家

儿。那时候，张松樵还没有发达起来，但听说了外甥的不幸，就把我爷爷接到自己身边，送进义学读了几年书。他看我爷爷十分聪明，就把他送到正规学堂学习。小学毕业后，又把他送进了湖北甲种工业学校。

辛亥革命前夕，甲种工业学校的学生好多都参加了新军，我爷爷也参加了。辛亥首义时，爷爷已经是新军里的一个排长，参加了阳夏保卫战。第二年，张松樵进了湖北纱布局（指张之洞转租后的纱、布、丝、麻四局。下同），没过多久就升任总账房。他需要帮手，也想把外甥带在身边，我爷爷本来就是学工的，张松樵把他弄到纱布局来是名正言顺的，对我爷爷来说也可以有个好的发展。于是，张松樵通过徐荣廷的关系，找黎元洪调人。徐荣廷与黎元洪是拜把兄弟，关系很深，即便如此，也找了两次黎元洪才松口。这样，爷爷从兵营转到纱布局，在张松樵手下一直干到病逝。

我的名字是爷爷取的，肖家麐的麐字，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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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凤毛麟角的麟字的异体。我是长房长孙，爷爷取这个名字，是因为把我这个长孙看得蛮贵重。我出生在1943年，爷爷去世时我已经记事了。在重庆时，我们就住在张松樵的隔壁。后来因为人事变动，爷爷一个人先回了柏泉乡里，直到裕华迁回武昌，爷爷才回到厂里的管理层。当时，张家住汉口黄兴路，我家就住友益街，隔得不远。我记得，爷爷不管到哪里，都带着我这个大孙子，到张家去参加什么活动，更是少不了我，张松樵是爷爷的舅舅，是我的舅太爷唦！在我这辈人里，跟张家走得比较近的只有我，所以，晓得的情况也多一点。

到张松樵七八岁时，一家人又流落到汉口，在慈善堂旁边搭了个棚子，安下身来，依然以乞讨为生。那时，慈善堂每天有一点饭菜施舍，即使在寒冬腊月也不至于冻死饿死。又过了几年，张松樵稍稍大了，就出外当学徒。他个子蛮小，又瘦，受不了就跑回来；后来没有别的出路，又去当学徒，几进几出。他在汉口的铜人像、武昌的新河街都当过学徒。他为人忠厚老实，一个小店老板看中了他，就把姑娘嫁给他了，还给了一点钱，让他开一家小店过日子。哪晓得铺子一开张就天天闹鬼，一到晚上，屋里乒乓乱响，总有东西“钉”（武汉土语。读阴平调，投掷、砸的意思）进来。他吓得要死，不敢在那里睡，晚上就锁了店门，回家睡觉。第二天打开店门，店里被偷得净光。原来是有人装鬼吓他，故意闹得他不敢守店的。货被偷了，有些还是赊的，没得钱结账，又欠了一屁股债，没有办法了，张松樵就出去打工。这时候，张松樵遇到了一个贵人，他也姓邓。这人见张松樵忠厚老实，就把他带进了外商洋行，从跑街做起，慢慢升到了职员的位子，但还不是高级职员，只是可以管一点事了。后来，湖北纱布局成立了，这个姓邓的又把张松樵带进了纱布局。他在纱布

局也是从底层做起，这个部门走了人，他去填个凼子，那个部门缺人，他又去填个凼子，就这样慢慢地往上升。这时候，碰到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机会，原来的总账房辞职不干了，姓邓的就把张松樵提到了这个位子上。从此，张松樵成

2009年，裕华纱厂拆迁前的老厂房

张松樵发家历尽坎坷

张松樵是创办裕华的元老。我曾经听到人家叫他“张裁缝”，不晓得他是不是学过裁缝。进入裕华的高层后，人家又一直叫他“管账先生”。他原本不姓张，祖辈姓邓。他父亲那一辈有兄弟三个，因为逃水荒从河南到了柏泉。柏泉有个姓张的人家收留了张松樵的父亲，张松樵因此改姓张。张松樵3岁时父亲就死了，母亲带着一个女儿、三个儿子在柏泉乡里讨饭。

了纱布局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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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先生，待遇也高了，还有了分红，一年下来，少说也要分上几百块钱，这才开始发达。

张松樵一生娶过三个老婆。第一个老婆生下一个儿子就死了。这个儿子就是张沛霖，他的老丈人是姚玉堂。张松樵的第二个老婆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姑娘，又死了，这才接了第三个老婆。他的第三个老婆是裕华纱厂的女工，人很漂亮，心灵手巧，看机子接线头的技术令人叫绝，在厂里出了名，别个都叫她“赛裕华”。她跟张松樵结婚后，我们喊她姥姥，她也生了三个儿子。所以，张松樵一共有七个儿子、两个姑娘。他的祖籍是河南，河南有句老话，叫“三代归宗”，这时候，张松樵就让第三个老婆生的儿子“归宗”了，这三个儿子叫邓述义、邓述理、邓述成。现在，邓述理也死了，邓述义、邓述成还在，他们留在成都，一直没有回武汉。张松樵在武汉的股份，留给了武汉的三个儿子，成都的股份，留给了姓邓的三个儿子。大儿子张沛霖没有得什么遗产，他自己有钱。张沛霖只比我爷爷小一点，和我爷爷一样，一直跟在张松樵身边，也是裕华高层的主要成员之一，参与了裕华的整个发展过程，所以他手上有钱。张沛霖后面的几个弟弟，都是在家里发达以后出世的，是一些公子哥，会吃、会喝、会玩，也在厂里挂了名，都是副经理啊，副厂长啊，上不上班，那是不管的，只是有个名义拿钱罢了。他们的父亲张松樵，不吃烟、不喝酒，苦做了一生。我晓得的情况也不多，都是些野史。

过去有些文章，对张松樵很肯定。他生于

经营，这就有了楚兴公司。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打，其他国家都忙着打仗去了，出口的布啊、纱啊，对华冲击小了，让楚兴公司狠赚了一把。这样做下来，张松樵在楚兴公司的分红与徐荣廷、苏汰余等人比起来，虽然只占个小头，也分了三十万两银子。他穷惯了，勤扒苦做赚的钱，买了一点房产，其他的都存了起来，以图日后的发展。

湖北督军萧耀南和“将军团”那班人眼红楚兴公司这块肥肉，就串通一气，抢走了楚兴公司的承包权。

承包权被萧耀南抢走之后，张松樵约了几个人，准备办裕华纱厂，其中就有姚玉堂。开始没有徐荣廷和苏汰余等人，他们是准备去河北建大兴纱厂的。张松樵与姚玉堂是儿女亲家，他的大儿子张沛霖娶的第一个媳妇就是姚玉堂的女儿，所以，张松樵才与姚玉堂合伙筹办裕华纱厂。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合伙人，答应出的股份，资金到不了位，这才把徐荣廷、苏汰余拉了进来。他们一过来，又投进来几十万，纱厂规模也由计划的两万纱锭扩大为三万纱锭。从

1919年开始策划，1921年裕华就竣工投产了。

张松樵过去在新河街的杂货铺当过学徒，裕华纱厂的厂址，开始就选在新河街一带。那里像白沙洲一样，原来也是一个沙洲，地皮便宜得很，张松樵通过关系，由徐荣廷出面买下了那块地皮。裕华的隔壁后来就是震寰纱厂。开始建厂张松樵就把我爷爷调过来了，张松樵管事，我爷爷具体施工，只有他们两个在那里负责。他们在沙洲上开河，挖起来的沙土又填高了沙洲，在沙洲上建厂。挖出来的河沟，建成了连通长江的新河码头，上头一条叫上新河，下头一条叫下新河，棉花可以用船从长江水路运进来，生产的棉纱也可以从水路送出去。他们又打听到，汉阳钢铁厂用过的煤渣堆得像山，年年都要花钱请人拖走。那正是打地基的好材料，他们就去拖了回来，建厂的成本也降低了。工商业者创业，都不容易，他们要绞尽脑汁，才能省钱，才能赚钱。

1870年，1960年才去世，活到了解放以后，活了90岁。黄兴路一号那栋房子，就是张松樵的。那

里原来叫巴黎街，张松樵是在那里去世的。他办厂，不图做厂里的大官，一直工作在第一线，白天晚上都在厂里面。晚上，还到车间里巡视检查，管得比较严，所以，工人都有些怕他。

裕华厂的经营很有特点

湖北纱布丝麻四局是张之洞创办的，辛亥革命之后，黎元洪租给了徐荣廷、苏汰余等人

1931年武汉涨水，天天都在下大雨。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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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松樵是总管，我爷爷当厂长，两人都是本地乡下出来的，对气候灾害有一定的预判能力，他们都说今年肯定要发大水。于是，在大水到来之前把裕华纱厂四周的围墙加固，做成一道钢筋混凝土的防水墙。发大水时，整个武汉市都淹了，裕华纱厂没有淹，还日夜三班开工，那一下就赚了不少钱。他们把全体工人连家属都集中到厂里住，每餐由大食堂开伙。虽然没有大碗菜、大碗饭吃，也有煮好的稀饭，蒸好的馍馍、包子发给工人和家属吃。当时，连租界里的外国人也觉得稀奇，武汉都淹了，怎么裕华纱厂没有淹？他们都坐着划子到裕华纱厂来参观。

1921年开工时，我爷爷就是裕华纱厂的

工务长。当初，只有两个工务长，一个外工务长对外，一个内工务长对内，没得什么厂长。张松樵是总管事，那时也没得经理。我爷爷是内工务长，负责厂里的生产。他用的工人大多数也是柏泉家乡来的。我屋里在柏泉是个小姓，也没得什么亲戚，没有进什么人，张家本身也没有进什么人，进的柏泉人蛮多是我奶奶屋里的，是陈家的人。柏泉人在裕华慢慢地成了一霸，形成了一个帮派，总公司对这些人也有意见了。厂里派来的工程师、技术人员说话，他们也不听，只听我爷爷和管事先生的，全厂只这两个人说话算话。后来厂里开董事会，责成张松樵和我爷爷改变这种状况。张松樵和我爷爷一商量，认为不改变这种状况厂里就不能正常经营，于是把张松樵的一个侄儿子和我奶奶的一个堂弟开除了，这样就镇住了。杀了两只鸡，吓了一排猴子，再有工程师派下来，说话也算数了，都不敢不听了。

在张松樵和我爷爷手上，裕华纱厂的经营手段是很有特点的。刚开业时，裕华的资金不足，找大银行贷不了款，只好找钱庄。可是钱庄的本钱小，一回只能搞几千上万块钱，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他们就想办法，让所有的职员，包括工人都来集资，你的工资用不完，可以投进来，按股分红，这样搞了蛮大一笔钱。又在工人中发行股票，像现在的股份制改革一样，职工也占了一些小股份，裕华的蛮多工人都有厂里

搞得好不好也有你的一份了。

纱厂用女工，在张之洞办厂初期是明令禁止的。那时的纱布局用的都是男工，织布啊，纺纱啊，都是男的做。裕华是第一个用女工的纱厂。其实，女工做这些事更好一些。

裕华还组织了几批人到日本考察，学它的管理，学它的技术。我爷爷是第二批去的。他学了回来，就调机器，加快机子的运转，又学着用一些日本的管理方法。

裕华的福利是比较好的。厂里有高级职员宿舍、普通职员宿舍，还有工人宿舍。裕华建了三个里份，一个叫华兴里，住厂长和高级职员，我家就住华兴里一号、二号的两栋楼。另一个叫华安里，住的是一般职员，还有一个叫华康里，住的是工人。华康里建在厂旁边，华安里、华兴里都建在厂里面。另外，厂里还有女工的单身宿舍。厂里还办了合作社，像零售商店一样，只是带了些福利性质，卖给工人的东西，都是平价进，平价出的。

石凤翔先生

的股票。工人占了股份，年底也有分红，这个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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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华的子弟小学，解放以前就有了。还办了纺织工业学校，就在沙河边上，目的是培养纺织工业人才。纺织工业学校主要在裕华内部招生，招一些职工的子弟，同时也对外招生。

还有一件事，做得特别不容易。解放前两年，物价飞涨，金圆券一搞就变成了废纸。由于张松樵和我爷爷极力争取，裕华厂的董事会决定，给职员和工人发现洋，所以工人的情绪很稳定。有的老工人回忆说：“那不消说得，我们全部是拿现洋，一个月的工资啊，能拿十几块钱。那时候，一块现洋就可以养一大家人。有的还攒钱做了房子。”

这在武汉工商业界是独一无二的，工厂的效益也比别家好。当时武汉有几家纱厂：一纱、申新、震寰、裕华，裕华出的纱最好，卖价最高，纱锭也最多。所以，裕华最赚钱。

为全权代表接收武汉的厂子。八年前，裕华的全部设备撤到了重庆，在重庆建了一个厂，还把设备分出一部分到成都，又从国外进了些新机器，在成都建了一个厂，又往广元发展了一个厂。所以，裕华在四川有重庆、成都、广元三个厂子。1945年，爷爷在武汉重建裕华，厂里的设备都是重新进口的。

1927年徐荣廷退休后，裕大华有这样几

大势力：武汉的裕华纱厂，是张松樵的势力范围；四川的几个纱厂，是苏汰余的势力范围；后来在西安建的厂，就是石凤翔的势力范围。徐荣廷、苏汰余都是四川过来的。黄师让是苏汰余的内弟，他的股份蛮少，是五万两银子进来的，最后，他也当了一任裕华的董事长，那是因为搞平衡。张家的、苏家的、徐家的、石家的，你不让我好，我也不让你好，就把黄师让弄出来当这个董事长，起一个平衡作用。实际上，黄师让随么事也管不了，他没有管过厂子，也没有管过厂里的经营，他是股本最小的一家。我爷爷去世时，灵堂里还有一副挽联，挂在张松樵的挽联旁边，那就是黄师让送的。他的上联是：辛苦正同舟，不期急雨狂风之间，遽尔辞世胡太忍；下联是：凄凉为执绋，此后升天衍泽之事，思君砥柱最难堪。当年，黄师让出任董事长一职，我爷爷为裕华纱厂带病操劳，他也看在眼里，才有了这“思君砥柱”、“凄凉执绋”挽联。

我看过一些资料，好像都谈得不够全面，各人谈各人的东西，也有一定的偏见。创建裕华纱厂，开始只是张松樵、姚玉堂，再就是徐荣廷。当时石凤翔还不算大老板，只是裕华的一个工程师，他试机子的时候，把手辗断了一只，所以都叫他“石掰子”。手辗断了，不能上班，他就办了纺织工业学校，是在河北大兴办的，他是校长。裕华、大兴赚了钱以后，又在西安建了纺织厂，石凤翔就到西安当了厂长。过去，石凤翔在裕华还排不上名次，抗战以后，他成了蒋纬国的老亲爷、蒋介石的亲家，地位就不一样了。他又继续入股，这才成为裕大华的大股东之一。

石凤翔进入高层以后，张松樵也跟蒋介石

裕大华的人事错综复杂

在裕大华里，存在各个势力范围，四个大老板，各有一派，我爷爷为此也受了些委屈。

抗战前，武汉的裕华蛮赚钱，石家庄的大兴却是亏本的，这才于1934年在西安办起了大华纱厂。大华刚开始发展，抗战就开始了，厂子要大撤退。那时，爷爷住在宜昌负责转运，通过民生公司把武汉的设备往重庆转。张松樵督在重庆，勘查地址，负责建厂。那时候，找船是蛮不容易的。几个月的工夫，爷爷就把全部设备转到重庆去了，等爷爷到了重庆，厂子已经开工了，但那不是张松樵的势力范围，他也没管什么事了。爷爷去了以后，位子没有了，成了闲散人员。他得了肺病，一气之下只身回到武汉。武汉有的厂想请他出山，毕竟他原来是裕华的厂长，在武汉工商界有些名气，但爷爷没有去就职，他推了：“我是得了肺病才从重庆回来的，不能出来做事了。”他同到柏泉乡里，一直住到抗战胜利。过去，他从没有蓄过胡子，那段时期把胡子蓄起来了，像梅兰芳一样，是蓄须明志吧。

抗战一结束，电报就打来了，要我爷爷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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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到一起了。那三家原来都有关系，有的还是儿女亲家，唯独张家跟他们不沾边。因为我八叔的婚事，张家也跟那三家扯上了亲家关系，于是，四家都成了亲戚。我的八叔叫肖传模。还有一条牵上关系的线，来自张松樵的儿子邓述义。邓述义是张松樵的第三个老婆生的，他娶了石凤翔的另一个女儿，石凤翔是蒋介石的亲家，这样又成了张松樵的亲家，这种关系就连上了。现在，成都出了一个很有名气的作家，叫邓贤，他是邓述义的儿子，他们家一直留在四川。前年，邓贤到武汉来了一趟，就是想了解他爷爷张松樵的往事，我陪他玩了几天。“文革”中，邓贤被下放到了云南。你想一下，他爷爷张松樵是大资本家，他爸爸邓述义是国民党青年远征军的，他母亲又是石凤翔的姑娘，还跟蒋介石沾了一点亲戚关系，这样一个家庭出身，他能有好日子过吗？

裕大华最发达的时候，有几个纱厂、一个面粉厂、一个煤矿、一个华联煤油公司，还有银行，这是我晓得的。解放前夕，他们为了留后路，投了一部分资金到台北，在台湾也建了一

个厂，还在香港建了一个办事处。石凤翔到了台湾以后，那个厂垮了，他又私人投资建了一个新厂。武汉的裕华解放后公私合营了，原来那个裕大华公司，实际上也就不存在了。

我爷爷的为人勤俭质朴

爷爷搞了一辈子企业，不太过问政治，但是，他为人处世，心里还是蛮清白的。我们屋里，除了五叔的社会关系有点复杂，还没得哪一个是三青团、国民党的。解放前两年，选国大代表，他们找过我爷爷，要他出来当国大代表，爷爷推了，不搞那些事。

1938年，在武汉发生的一次空战中，一个

苏联飞行员跳了伞，掉到裕华纱厂里。工人搞不清楚，把他当日本人往死里打。我爷爷跑去一看，连忙说：“莫打了，这不是日本人！”再一问，才晓得是苏联飞行员。厂里有医务室，把他的伤一包扎，护送到市政府去了。后来，这个飞行员还写信来感谢厂里。

听我叔叔讲，快解放的时候，裕华纱厂有

三个地下工作者被发现了，国民党围了厂子。叔叔把这三个人藏到厂里那根大烟囱里，三个人在烟囱艰躲了一天，国民党没有搜到，才撤走了。

我家有个五叔，叫肖权业，是厂里的总务科长，他虽然是资本家的后人，但他是帮助共产党的。武汉解放前夕，国民

位于武昌三层楼的武汉裕大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老门楼

党准备逃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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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裕华拆厂，后来又准备炸厂。五叔就开着车子去了大洪山，是往蔡甸那边走的，他找到了解放军，商量了护厂的事。回来后，那些国民党的“鸡杂鸭杂”（指稽查）来找麻烦，五叔负责应付他们，陪吃陪喝。哪晓得三反、五反的时候，反而说他跟那些人勾结，还把他逮捕了，判了刑。从牢里出来后，他在汉阳西大街一个织带厂里当了工人。“文革”以后，我们找到了五叔联系过的那个部队的首长，他出了证明，说我五叔为了护厂的事确实找过他们，还带去了部队急需的药品。我五叔平反了，也回了裕华，后来在裕华退休，是作为科级退休的。

柏泉乡里有个人，叫周池沼，《柏泉地方志》里写了他的，他是新四军五师的作战科长。那个时候，张体学还是个团长。因为突围，周池沼的胯子跌跛了，部队给了几个钱，让他回家躲起来。他回柏泉以后，开了一家茶馆，乡里都叫他沼大爷。他喜欢帮别个打官司。解放前，他经常到我屋里来玩，吃饭喝酒、抹牌赌博，也看不出他的么身份。解放后，他打了一场官司，在省法院把土改工作队告了。法庭上，他拿出了证明，才晓得他是革命残废军人，他赢了官司。在柏泉，他蛮有名气，找乡政府办不了的事，找他就可以办通了。他在新四军的时候，就找过我爷爷，爷爷也晓得他的身份，他找爷爷要了

教，他的医院不是单纯为赚钱的，带一点慈善性质。穷人去看病，他不收费，工人去看病，只收一点费。有时候，资金周转不过来，我爷爷晓得了，就把纱厂的病人介绍给他，像现在的对口医院一样，他派医生到裕华值班，裕华给点值班的钱。后来，爷爷又把他介绍到柏泉乡里，给乡里人看病。这也是解放前的事。

1931年发大水，柏泉也淹了，裕华纱厂蒸

了包子馍馍，爷爷就用船运到柏泉，每家每户发，他赈灾赈到老家去了。

1944年，武汉市遭到大轰炸，盐是管制物

资，蛮紧张。当时，爷爷回了柏泉，他就通过关系，搞了两大箱盐到乡里。

爷爷对乡里亲戚蛮大方，对自己却克得蛮狠。他喝酒喝一般的，就是五加皮，吃烟也吃一般的，是那种细管子的黑烟，不是雪茄，是“怀货”烟，像现在的黑老虎，蛮呛人。他看书，就爱看武侠小说。也不会上餐馆，他只要到餐馆里点菜，我们就笑他：点菜只会点两个菜，木须肉，爆双脆。

说到爷爷不讲吃穿还有个笑话：那是

1947年，当时的汉口市政府在现在的友谊路。

爷爷为了一件事，去找市长签字。到了门口，卫兵用枪拦着，不准他进去。我家四叔正好也去找市长，碰到了我爷爷，我爷爷对四叔说：“我站在门口，他们不让我进去。”四叔一看就笑了，爷爷穿的么事呢？脚底下穿双布鞋，一身长褂；我四叔哩，那时正跟市长的侄女谈恋爱，穿得西装革履。四叔说：“难怪别个不让你进去的，你穿得也太马虎了唦。”为了这件事，爸爸跟几个大一点的儿子出钱，给爷爷做了一身衣服，平时他是没得么好衣服的。

人家都说，张松樵把我爷爷管得蛮紧，直到解放后，我们屋里还没得一处房产，在柏泉乡里也没得房子。张松樵有房产，我们屋里没得。我们都发牢骚，说我屋里没得一点房子，别个都不信，别人说：“你们这大的资本家，屋里连房产也没得，鬼都不相信。”

爷爷这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喝，也不晓得自己有几多钱。奶奶是童养媳，和爷爷却是患

3000块现洋作经费，说是李先念的新五师要

的，我爷爷给了，他也打了借条。解放后，我爷爷已经去世了，他要还这个钱，我屋里没有要。

张松樵和我爷爷发家之后，还在柏泉乡里做了蛮多好事，办了十所学校。钱主要是张松樵出的，我爷爷也出了一些。爷爷是校董，操办具体事，这十所小学，学生读书全都是免费的。他们还在柏泉乡里买了几十石田，收的租金自己没要，全部用来做老师的工资和学生的学费。所以，解放后张家和我们肖家都没有划地主。

除了办义学，买义田，我爷爷还在奶奶的湾子里买了几十亩田，租给别人种，租子用来养湾子里的孤寡老人。

上海路天主堂对面，原来有个医院，叫太和医院，是一个姓郑的柏泉人开的。他信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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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夫妻。爷爷蛮怕奶奶，奶奶说么事爷爷就照办，屋里的事他不当家。后来，我问过爸爸：“爷爷为么事这怕奶奶呀？”爸爸说：“奶奶会生唦，她生的儿子多。”奶奶生了13个儿女，只两个姑娘，有11个儿子。前头生了8个，都是儿子。奶奶欠姑娘，就把我八叔打扮得像姑娘一样。到了第九胎，还真生了个姑娘。所以爷爷说，奶奶为这个家里受了蛮多苦。还有一点，爷爷和奶奶结婚后，屋里的环境就步步高升，爷爷认为：“你奶奶是我的福星。”所以，爷爷随么事听奶奶的，他不管屋里的事，也不去领工资。每个月，他的工资都是账房先生送到屋里来，送到奶奶手上。公私合营以后，我屋里也拿定息，爸爸他们各拿各的一份，是分开了的。我奶奶手上也有。我屋里拿几多我不晓得。奶奶拿的定息我晓得，她是一个季度一拿，800多块钱。

爷爷在裕华和裕大华两方面都占了股份，但他自己买的相当少，大多数是厂里送的股。那是一九三几年吧，裕华发生了经济危机，要找汇丰银行贷款，贷款条件相当苛刻：一年的期限，到期还不了，就拿纱厂抵债。裕华召开董事会，讨论究竟贷不贷？不贷就要垮，贷了还有希望。死马当活马医，最后决定贷。同时责成我爷爷想方设法把经营搞好。结果，一年之内，不仅还清了贷款，还赚了钱。爷爷成了厂里的有功之臣，裕华就送了一大笔股份给他。还有一件事，我家的十叔和几个同学，还有张松樵的儿子，一起到下新河那里玩。十叔不会游泳，掉到到河里淹死了，别个说是张松樵的儿子把跳板抽了，我十叔才掉下去的。是不是这回事谁也不好说。因为这个缘故，张松樵觉得不管怎么说，都对不住我家，作为赔偿，也送了一些股份给我屋里。我屋里的好多股份，就是这样来的。

爷爷开始只是厂里的董事，1947年才进入裕华董事会的核心层，1948年就去世了。那时候，厂里的医疗条件还是蛮好的，他走的时候只有58岁，拄着拐棍，胡子、头发都白了。爷爷去世后，厂里特批了5万块现洋做爷爷的丧葬费，丧事办得蛮热闹。当年，爷爷埋在武昌的流芳岭。那是张松樵买的坟山，是为张家人准

备的。1964年奶奶死了，安葬在石门峰，我们就把爷爷的坟迁过去了。后来，张松樵过世，也安葬在石门峰。

“文革”中，单位要查我家几代人的成分。说起来也巧，单位去柏泉劳动，正好到了我奶奶的那个湾子，我们一共去了三天。平时我蛮少回乡去，但是，有几个经常到屋里来的亲戚，我都认得。乡里人，是蛮讲宗族的，他们不爱搞什么阶级斗争。人心都是肉做的，他过去得了我屋里的好处，心里总是感激的。工宣队长问我：“这都是你的么人啊？”我说：“都是我屋里的亲戚唦。”他又问：“你屋里是么成分呢？”我说：“这是我奶奶的湾子，你去问他们好了。”湾里人都说：“他屋里是好人呐，我们这个湾子，都是靠的他屋里呀。”那个工宣队长蛮傲，说：“这几天你就不劳动了，只管后勤。”我说：“管么事情呢？”他说：“管伙食唦！”我就跟舅舅说：“他们叫我管后勤呐。”舅舅说：“好，我晓得了。”那几天开饭，每餐一个人两个馍馍，或者两个肉包子，一碗肉片汤，那时候，能吃这些东西就蛮不简单呐。对几个领导，还专门杀了鸡子，请他们喝酒，柏泉出梨子唦，回来的时候，一个领导一灰面袋子梨子。搞了几天回来，把我评了个先进。那是一九七几年的事。

三年困难时期，我还经常回柏泉搞点粮食，也不蛮多。鸡蛋就多了。我踩个车子回去，湾子里一家给几个，这一家，那一家，拖一篮子鸡蛋回来，这个叔叔一点，那个叔叔一点。逢年过节，乡里来的人我也不认得，有的喊奶奶，有的喊姐，有的喊姑妈，有的喊姨。那是乡里也遭孽，送来的都是糖果啊，米泡啊，糯米糖啊，条件好点的，还拎两个鸡子来。到我屋里来的不是一两个，一来就是一群。

武汉文史资料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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