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一流教育家
呼唤一流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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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钱学森先生的晚年之问。 这一问深深刺痛过国人的神经,曾在教育界及社会各领域引起轩然大波,掀起全民大讨论。
然而,讨论之后,我们该怎样做呢?
从教育的角度说,我们必须要真正的教育家来办学,来引领。只有一流的教育家,才懂得办学之道,才能真正遵循教育规律,也才能有勇气有魄力摒弃教育陈弊,创前世未有之举,培养出“杰出人才”。
可现实情况是,我们太缺乏这样的教育家了,亦即我们太缺乏如此杰出的教育人才了。 陶行知先生在《第一流的教育家》中把大家常见的教育家概括为三种:一种是政客的教育家,他只会运动,把持,说官话;一种是书生的教育家,他只会读书,教书,做文章;一种是经验的教育家,他只会盲行,盲动,闷起头来,办„„办„„办。陶老对第一种是完全否定的,对第二三种也是不赞成的。他期盼一流的教育家,并给出了两条标准: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也就是说,要具有两种精神,即创造精神和开辟精神。 对照以上分类,我们可以看到,三种所谓的教育家在现实中是存在的,而且活跃在各自不同的圈子内,认真扮演着自己的角色。第一种跻身大大小小机构组织、学会团体,担任要职,这里出席会议,那里开办讲座;身份使人仰慕,内容却从虚到虚。好像站得很高,结果不解决任何问题。相反,有些却主动滑向名利泥淖,做一些与声望不符之事。第二种还算单纯,为人所赞。因为当今社会能做到这一步确实不容易,他要抵挡社会上形形色色的诱惑,耐得住寂寞。然而,这种教育家毕竟只是“书生”,毕竟局限在一个单一狭小的学科范围内,或缺少教育理想,或缺少实践验证,故难称真正的教育家,至多只能说是“学科专家”。第三种倒是有实干精神,但由于缺乏先进理念,缺乏长远目标,这种实干的结果要么出现科学偏差,要么是浮于表面,探究不到教育本质,探寻不到教育本源。现实中这种人的确不少,他们“闷头大干”,今天构建一个什么模式,明天又创造一种什么方法。到头来,模式满天飞,方法千千万,热闹纷纷呈,本质抛一边。
由此观之,依此三类教育家是难以引领中国教育健康发展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在自己的行为上都有背离教育规律的现象。所以,陶行知先生对其持否定态度,也就理所当然了。陶老先生认为,自己给定的标准只要具备其一,就可称得上是一流的教育家。
先看第二条:敢入未开化的边疆。所谓“未开化的边疆”,今天看来是指偏僻落后的内地、农村。这是说,真正的教育家要有深入此境的勇气。因为,这些地方或缺乏教育,或十分渴望有好的教育;另一方面,现实中没有现成的教育可以恰切地照搬此地,这就更易于开辟出成功的路子,形成有效的经验。然而,环境的恶劣,条件的简陋,生活的艰辛,处境的孤独„„都使那些似有满腔热忱和远大抱负的“志士”退避三舍。孔雀东南飞,人往高处走嘛!于是,大家便争先恐后地奔向繁华的大城市,挤进条件优越的学校。放眼我们的城市,那些所谓的名校不都是以有众多优秀老师为自豪吗?我们平时所说的“教育不均衡”不就包含这种现象吗?再看看我们的内地、农村,众多学校在苦苦支撑,在临时代课教师的“可贵精神”中苦苦支撑。一校一两个教师,一个教师带几个年级,此现象并不罕见。孩子们恰恰需要优秀教师来为他们引路,社会也恰恰需要优秀的教师来此开启民智呀!而现实的功利之心却使他们难有“开拓”之举!于是这些优秀人士也只能拥聚在优越之地,长期这样“优秀”下去,最终难以上升到教育家的境界。在这方面,国外的苏霍姆林斯基做到了,他把自己家乡的农村学校——巴甫雷什中学办成了世界著名的实验学校;国内的陶行知先生做到了,他在写完此文八年后,30多岁就在南京城外的乡村野郊创办了“晓庄师范”学校,开始了他
办好乡村教育,改造乡村社会的实验。他们勇字当头,不怕艰辛,敢开别人未入之地,敢辟别人未走之路,所以他们成功了,成为举世闻名的“第一流”的教育家。
再看“敢探未发明之理”,即发现精神。这本身就是教育目的之一,是师生教育、学习的幸福源泉。陶老先生在论及此条时说:“我们在教育界任事的人,如果想自立,想进步,就须胆量放大,将试验精神,向那未发明的新理贯射过去;不怕辛苦,不怕疲倦,不怕障碍,不怕失败,一心要把那教育的奥妙新理,一个个的发现出来。”发现的过程是艰辛的,可一旦探到了“新理”,有了收获,自然会产生“愉悦”之感。估计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过此种体验。然而,我们的教育却没有将这种体验引申、扩展开来,没有将这种体验持续、坚守下去。因此,现代教育才出现一系列棘手问题。对此,我们往往归罪于教育体制,抱怨升学指挥棒。其实,往内里看,主要还是我们缺少改革的勇气和探究的魄力!平时我们也是倡导创新发现精神,最终真正能做到的有几?当我们与国外教育相比时,我们更是自愧不如。放眼当今教育界,大家似乎都在作深入探究,走进每所学校随处都可见到各自的模式、特色。然而这些名目繁多、花样纷呈的特色,又有多少是自己独到的发现?有多少切进教育的内核?有多少在真正“放胆试验”?停在想象中的“发现”,变不成现实;写在总结中的“发现”,也带不来教育的革命。教育是最实实在在的事业,绝不需要“新词语”“新名称”来承载。孔老夫子的“愤启悱发”“温故知新”“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就已经够我们用的了。事实上,我们也并没有真正做到。教师教知识,学生背条条的现象依旧严重。不客气地说,我们那些拥挤在都市优秀学校的优秀人士,似乎也未能摆脱这种陈弊。如此,要成为真正的一流的教育家,也就只能是想象中的事了。
由此可见,无论是那一种标准,要想达到,必须具有改革的勇气、无畏的精神和探求教育本质的胆魄。这是成为一流教育家的基础,也是成为一流教育家的根本。社会需要一流的教育家,时代也需要一流的教育家。因为一流的教育家从社会和时代的角度考虑教育,从国家和民族的高度看待教育。他们不会仅仅局限在某个孤独的学科,也不会漂浮在形式主义的花样迭出上,更不会纠结于细微末节的雕虫小技。钱学森之问让我们深切地意识到:这些杰出的人才来自于教育者的胆略和气魄,来自于教育者的理想和责任,还来自于教育者的探索和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