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三大论战看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从晚清三大论战看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读《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札记

11历本[1**********] 陈慧珊 最近，读了陈旭麓先生的《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让我受益匪浅。陈旭麓先

生把历史与论述有机结合，通过对精炼的史实分析，以阐明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规律，并用生动的文笔表达了出来。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从书中看到近代中国是一个动态的、新陈代谢的社会。而且中国近代社会的新旧嬗变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于接踵而来的外力冲击，通过其独特的社会机制由外来变为内在，推动民族冲突和阶级对抗，表现为一个又一个变革的浪头，迂回曲折地推陈出新。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陈旭麓先生描写的晚清的三大论战即洋务派与顽固派、维新派与顽固、革命派与立宪派之间的论战，这就是上述观点很好的体现。

1840年6月，随着鸦片战争的打响，英国的炮声震撼了中国，它铭刻了中

世纪古老的社会在炮口逼迫下走入近代的最初一步。英国的船坚炮利让闭关造成的虚骄与懵懂的中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之前对“夷人”的见识与事实之间的距离。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发生则将沉重的震撼也带到了中国社会的中枢。《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带来的割地赔款、通商口岸的开放等使清政府受到严重的打击，中国近代社会则开始不断地受外来文化影响而发生变化。在这期间，洋务派开始产生兴起。

而事实上，在今日被称为洋务派首领的曾国藩和奕 本来与官僚士大夫群中

的其他人一样鄙夷西方人，并相信天朝的挞伐可以驱赶逆夷。但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在被迫与西方人周旋交际的过程中，他们渐渐地从对手的身上感触到另一个世界的一部分，获得了中国传统历史经验中所没有的新知识，思想因之也发生变化。

文中陈旭麓先生讲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曾国藩在家书和日记中多次痛詈

英夷“性同犬羊”。对于一个没有目见西方人的士大夫来说，这种骂词，一半来自历史，一半来自途说。然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他由于阅历和观察，却颇知西人亦有“素重信义”的一面。这并没有消解他对西方人的疑虑和制夷意识，然而其见识却因此而明达得近乎事理了。在当时的中国人当中，明乎中西事理的人

并不多，这样他们与恪守传统的顽固派之间就不能不出现区别和分歧。

于是，19世纪60年代，兴起了以“中体西用”为原则的自强求富以御敌的洋务派引导的洋务运动。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这四个主要的新式军事企业的建立，搬入了西方的枪炮、轮船、弹丸、雷管，而且使外国机器也由此而进入中国，中国社会因之出现了若干大规模机器生产的场所。与此同时，聚集于这些企业中的成千成百雇佣工人也带来了近代中国新的社会力量。而在军事企业达到高潮的同一时间里，最初的洋务民用企业也开始出现，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开始发展。除了工业上的发展，文化教育上的新设施也是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京师同文馆的建立为近代培育了一批外语翻译人才，将西方文化能够更多地带入中国，让新的观念产生重要影响。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以翻译、出版、科技、学堂、留学生为内容的近代文化事业都是中西文化结合所产生的有益结果。

虽然洋务派倡导的是“西用”依附于“中体”，传统社会中守护夷夏大防的人们仍然容不下每一件具有创置意义的举措设施。两者之间不仅有论辩，而且有忿争。比较大的有三次。即1886年，奕 奏请在同文馆内增设天算馆，招收30岁以下的正途仕人。顽固派认为这乃是要把正途子弟拖入洋务，影响名教的一脉相传。以大学士倭仁代的守旧者真诚地相信中国的礼义具有战无不胜的力量，通过礼义和权谋，人心和技艺的对比，使西学在传统文化的光环之中显得格外鄙陋和渺小。其次关于设厂造船和海防问题，顽固派认为连年造船靡费太重而并无实用。而，关于修建铁路，愚昧守旧的顽固派则认为因为外夷以谋利为主，中国以养民为主，所以铁路“行之外夷则可，行之中国则不可”，在义与利的对立之中显示农业社会对工业社会的排斥。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洋务派所创立的这些东西都是封建文化和封建制度的对立物，虽然其不断受到封建顽固派的阻挠，而且本身力量有限，但其终究打开了缺口，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迈出了近代化的一小步。

从鸦片战争起，日本人就满心忧虑地注视着中国的遭遇，19世纪50年代起，美国东印度舰队的炮口强迫开口让日本人开始自强。这对于中国来说，则意味着后起的东方资本主义踏着先行的西方资本主义的脚印，汹汹地破门而入。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中国的失败给中国带来了空前辱国的《马关条约》。深重的灾

难又是一种精神上的强击，它促成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民族认识的亟变。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日本用武器打破了洋务运动补苴罅漏的惨淡经营。中国社会开始自我反思，而这一时期维新派则在政治思想、社会意识上起了重要作用。

《易》曰：“穷则变。”人们认识“穷”往往是从头破血流的失败开始的。变与不变，是对时代推来的问题作出的两种相反回答。

其中维新派中，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七上皇帝书以及戊戌奏稿，梁启超的《变法通义》，谭嗣同的《仁学》，严复的《天演论》和其他文章，集中起来，就是那个时候维新派论辩的哲学。综其要旨，陈旭麓先生则把它归纳为六个方面：

一．变化是天地之间可以用常识和经验来说明的普遍问题。康有为和其他的

维新言论家常常喜欢用自然来证社会，作为起讲的前提。

二．“变亦变，不变亦变。”“变亦变”，指万国梯航以来的近代中国客观历史进程和人们对这种过程的主观认识和态度相一致的情况下，变革会成为一个自觉地主动过程，并且像日本一样带来民族自强的结果。对应地，“不变亦变”则指主观同客观背离。变革成为一个假他人之手强行发生的被动过程很可能走向亡国灭种。这是两种不同的民族前途，中国人可以选择，但选择时间已经不多了。

三．“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这句话代表了维新派的一个共识。最后两句批评了惨淡经营30年的洋务运动，同时，又说明了近代社会演变过程中的质、量、度。全变和小变的区别，划出了维新运动与洋务运动之间的历史界限。

四．“开创之世”与“列国并立之势”。这是康有为对于“变局”的感悟和诠释。维新派认识到中国所处饿世界环境已经全非旧时景象了。开创是对于守成的否定。康有为在这里似乎已经揭示了近代中国变形了的历史逻辑，即：社会的变革，其动力不是来自内部运动，而是来自外部压力催逼的结果。

五．“世变”与“运会”。严复认识到变法是由时势促成的，而他提出的“运会”实际上已经捕捉到一点社会发展规律的意思，但他并不能说明这规律的本身。

六．“冲决网罗”。他所说的“网罗”包括利禄、俗学、全球群学、君主、伦常、天、全球群教、佛法八种。可见，“冲决网罗”的本义，有出乎改良入乎革

命的趋势。

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出，维新派论辩的两个特点。一是“变”与“新”相连。不仅布新同时除旧。同时“变“更与历史进化论相结合。

与变的哲学相对峙的，是不变的哲学，这是一种缺乏理性的哲学，但他们代表了旧时代的意识形态，因此既有政治权力，又有社会附着力。

他们固守着“祖宗之法不可变”，对于维新者之重于开民智这些守旧顽固派则认为应该重在辟西方邪说来正人心。他们认为变法是“影附西方，潜移圣教”，由此詈骂维新派学家们手中的已经西化的儒学。而最使顽固派恼火的是维新派将孔子变成变法的旗手，推动变法。另外倡导的民权平等说，废除三纲也是顽固派以及洋务派所不能容忍的。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更新的东西起而否定“体”的时候，洋务派就从变转为不变了。这同样是一种新陈代谢。

维新派在与顽固派论战中，占有优势，于是轰动一时的百日维新在这样的情况下揭开了序幕。

由于在论战中维新派暴露了一些弱点和缺点。他们宣传的进化论是庸俗论，只承认事物的渐进过程，不承认突变，反应在政治上，他们只是对旧制度改良，而反对革命；所宣传的民权只是涉及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并不包括广大人民群众应享有的政治权力；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寄希望与一个无权的君主，对于封建文化批评不够彻底，与旧思想文化没有划清界限，这些表明维新派不可能领导中国走下去。最后，在以顽固派为代表的慈禧太后的反革命下，走出了历史的舞台。

戊戌政变把改良运动从顶峰上推落下来，作为变法主持人的光绪帝被黜，作为变法策划人的康有为出亡，旧势力击倒了颇有声势的维新变法，意味着一个历史时期的结束。随之，改良运动主动退出了主流地位，它以自己的失败为革命准备了基础和前提。在宗旨矛盾的自立军失败之后，特别是经过接踵而至的义和团和八国联军的入侵，清朝的腐败兜底暴露，国内的反清情绪日增，革命的声势日涨，逐步取代改良而成为时代的中心。

而随之出现的主张中国应建立君主立宪制的立宪派与主张民主共和制的革命派则是20世纪初年的两种主要的政治理想。首先，我们要认识到所谓立宪派其实就是与维新派、保皇派一脉相传的资产阶级改良势力。因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争夺的着重点不一样，依次形成三个不同段落的分称：戊戌变法时为维新派，戊

戌政变后为保皇派，日俄战争后为立宪派。从立宪派的一个转变过程，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近代中国社会的新城代谢。

这两派其实代表了资产阶级内部两种政治势力采取不同方式角逐来使国家强大，一个以改良为依附，一个以革命为宗旨，一个向皇帝上书请愿，一个以革命为宗旨。他们揭示了革命与改良两大面旗。都想为衰落的中国寻找新的出路。他们论战主要围绕三个基本问题展开：一、要不要推翻清政府；二、要不要建立共和政体；三、要不要实行社会革命。论战本身虽然没有结论，但在革命派与立宪派的两种反抗形式，即武装起义和情缘斗争之间的分途较量必然决出分晓。

事实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前进的历史上，采用民主共和还是君主立宪，对封建势力的打击程度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民主共和对封建势力的打击大于君主立宪。在那时不把皇帝拉下马，历史就不能前进。在当时，由于革命派与会党、新军的结纳日多，而千波万澜的群众自发性斗争也有利于革命派的武装起义。虽然，立宪派仍作为一个颇有声势的社会群体而存在，群众的社会心理仍旧对立宪抱有幻想。但革命毕竟代表了时代的大方向。

1911年，黄花岗之役、保路运动、武昌起义浪翻波连，汇成辛亥风云。经过庚子以来十年的千曲万折之后，历史在革命、改良、民变和清廷的自我挽救之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革命派以一往直前之气推翻了清王朝，革了数千年帝政之命。中华民国的建立打破了历代王朝更迭机制，否定了整个皇权体制，因为也触动了传统社会的各条神经，是政治制度和社会思想的一大跃进，在新旧递嬗的历史进程里留下了自己不可磨灭的影响。

辛亥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但它的事业在北伐战争中得到了延伸，在解放战争中得到了最后的胜利。这是一个山重水复之后峰回路转的过程。经历了110年的屈辱和多难之后，中华民族终于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站起来了。

从上述文章内容分析，晚清的这三次大论战，通过双方争论的焦点和其阐述的思想以及争论双发地位发生的变化，我们都可以看见近代中国社会在受到西方冲击影响后发生的一系列新陈代谢。不得不说，它们也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