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议会对法院的监督

　　众所周知，英国的议会曾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议会，俗称“除了不能使女人变成男人、男人变成女人外，什么都可以做到”。目前，男女互变已经成为现实，但英国议会并不是什么都可以做了。有的时候，英国议会批评起法院或法官来，虽然也是非常不留情面的。但总体说来，议会对法院的监督还是十分谨慎的。特别是对于法院审理的具体案件，议会无论如何都是不肯以牺牲司法独立而换得自己议会至上体制的“美名”的。 　　 　　议会监督法院的方式 　　 　　英国议会对法院的监督方式，简单地说，就是提请国王对法官免职。否则，用英国人自己的话说，法院的独立性就成了笑柄，《王位继承法》也就变成了一堆废纸。所以，议会和议员不能对法院正在处理的未决案件发表任何言论，并且，除非议员提出十分重要的要求众议院投票表决的动议，也不能对法官的行为品头论足。如果议员提出了调查法官行为的动议，则只有在指控该法官的初步证据相当并且一经证实将导致免职时，才能真正进行程序。 　　这一基本原则，三百年来，在议会上曾被反复强调。例如，在1906年的格兰汉姆法官案件中，当时的司法部长强烈反对除免职以外的任何惩戒措施，因为议会的谴责会使法官在司法活动中受到怀疑和羞辱。1959年，议会对一项批评斯特堡法官的动议展开辩论时重申，对法官的监督方式除了免职以外不能有任何其他惩戒措施。议会在随后的补充说明中指出，除非是一项明确提出对有关人员的免职动议，对法官在司法程序中之错误的判断和纠正应该留给上诉法院去做。 　　但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关于议会对法院的监督问题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共识：议会能够调查司法不端行为，通过谴责不端司法行为的决议，甚至有义务批评法官。议会批评法官的形式有以下几种：一是就某一具体事项提出动议，要求批评某个法官或司法判决。在对动议辩论后，通过该批评动议;二是议会就一般的或具体情况下的法官行为，向政府提出质询，这也是一项非常有效的手段;三是在对涉及法官问题的法律草案讨论过程中，对法官个人或对司法队伍整体提出批评。 　　1906年，在格兰汉姆法官案件中，当时的首相亨利•坎贝尔•班纳曼坚决主张，即使议会在不使用免职这种极端惩罚形式时也有权批评司法行为。他说：“法官的正当职责是审理案件，但如果他降低自己的身份，并且误认为他可以利用自己的职位去做带有偏见的演讲，他便将自己当作大街上的普通人一样置于我们的批评之下了。如果我们认为这样的行为降低了司法尊严甚至导致了其他不幸的结果，我们便有义务表达出我们对这种行为的谴责。” 　　因此，尽管英国议会原则上禁止批评法官，但议会仍然能够通过这些形式表达对法官的批评意见，因为一般原则很容易被大家忽略，并且这一原则并不能排除在某些具体情况下对法官行为的讨论。这里所说的法官行为通常可以分为两种，即法官的审判行为和法官的私人行为。议会对法官的审判行为是不能触及的，但对于后者，议会的规则并无禁止性规定。所以，只要在议会上的发言未被议长打断，议员便可能对法官的私人行为发表评论意见。即使议长提醒议员其发言不在议会讨论范围之内从而打断了议员的发言，议长也只是阻止了议员继续要说的话，而议员已经发表的批评意见仍会刊登在议会的公报上并可能见诸报端。而且，即使议长认为议员的发言不在议会讨论范围之内，议员仍可以坚持他有表达批评意见的权利并重复这些批评意见。 　　 　　议会批评法官的形式 　　 　　1.提出动议要求对司法行为和司法判决作出决议。 　　提出要求对司法行为或司法判决作出批评决议的动议，经过辩论后，可能获得议会的通过，也可能只是在辩论中通过辩论发言对该法官形成一般谴责，而并不导致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在前面提到的1906年的格兰汉姆法官案件中，几乎所有的议员在议会中都对该法官提出了强烈批评，包括那些反对在议会中对他进一步采取行动的议员，但是最后并没有对格兰汉姆法官采取进一步行动。当时的首相亨利•坎贝尔•班纳曼说： 　　“毕竟，我们已经达到了目的。也就是说，对于格兰汉姆所使用的语言和行为给予了批评和谴责，而且是一致的和公开的。相信给了他这样一个教训后，他不会再重犯那些考虑欠周的错误了。” 　　2.议会利用对政府的质询作为批评法官的工具。 　　两院议员有时会把议会对政府提出的质询作为批评法官的工具。政府成员也会利用回答问题的机会批评法官，当然，有时也会以“非有重大动议不得批评法官”为由拒绝回答议会的问题。 　　在十九世纪时，这种方法常用来迫使那些已不能工作却不愿意退休的八九十岁的年老法官早日退休。十九世纪末期，法官在刑事案件中所作的量刑判决也可能在议会中受到询问。这种情况是指，政府在收到通知后，一般会要求法官考虑他们对某个案件的意见，而法官一般会写信回复。司法部长在回答议会对相关问题提出的质询时，通常会引用法官的信件。此时，某个法官的官方行为与私人行为的区别问题便会被提出来。 　　下级法院法官有时也会成为议会询问的对象。例如，在1870年，威廉姆•库克法官就在议会中受到了数次批评，其中一次是在任命他为法官的时候，一个议员就表达了他对任命库克当法官一事的惊讶，指出库克曾在一次选举中进行贿赂，而这与法律规定的法官任职条件背道而驰。 　　1935年，首席大法官休厄特勋爵也成为了议会批评的对象。休厄特勋爵在报纸上就有争议性的问题发表过两篇文章，引起了社会的不满。首相在回答质询时称：“很明显，国王的法官不应该对有争议的政治问题发表文章。” 　　1960年，两院议员对不公开审理藐视法庭罪的程序问题提出了质询，而且媒体批评这种不公开审理是不公正的。此后，最高法院修改了这项程序。 　　总的说来，议会对于法官行为的质询是有严格限制的，而且这种限制得到了较好遵守。除非议会提出重大动议(可能导致法官免职)，议员不得批评、讨论法官的行为。议会也不能对法官行为提出质询。例如，1947年，议长曾拒绝了一项对某法官的行为提出的质询。 　　3.在涉及法官的法案辩论过程中对法官个人或整体的批评。 　　议会在讨论与法官有关的法律草案或法令的时候，有时也会批评法院。这种情况下，尽管很少提及具体法官的名字，但是，无论是公众、法官还是法律界人士，都很容易确定谁是被批评者。 　　1965年，在讨论《法官报酬法(草案)》时，黑尔议员提到了法官的素质问题。尽管一句批评的话也没提及，但他引述了丹宁勋爵说过的一句话，意思是说法官在某种情况下比议会更有资格进行立法。另一个议员也利用这个机会声明他将不会投票赞成增加某个法官的工资，因为那个法官曾在克利斯托夫•威廉姆斯案件中作出了可耻的判决。该议员接着说，好在那个人现在已经退休了。 　　1971年，在讨论《法院法(草案)》时，斯坦布鲁克议员批评道，最近几年，法官的地位退化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法官最近被判犯有违反交通规则罪，但这个法官竟没有辞职。这在前些年是不可想象的。另外，还有一个已经辞职的法官却在市政府得到了一个报酬更好的职位。 　　司法冷漠、保守、阶层偏见，通常是议会中批评的对象。议员曾批评说，法官在很多情况下脱离了人民，法官对个人伤害所作的赔偿太低。有议员甚至挖苦说：希望法官工资的增加会帮助法官拓宽视野，从而使其在决定赔偿数额时改变原来的做法。 　　议会的批评，除了那些通过了具体动议最后导致对法官免职的情况外，仅仅是形成一种压力。它对法官或法院并不会产生实质的影响。它既不影响法官继续审理案件，也不影响法官的工资和任期(提出免职的情况除外)。另一方面，因为议会地位至高无上，其批评亦是公开进行，特别是会通过媒体向外传播，因此这种批评所形成的压力也是法院不能忽略的。虽然没有对具体案件进行干预，但监督的目的已经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