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吹芦笛的诗人到自觉的时代歌唱者_读艾青的_我爱这土地_
2005年3月第4卷 第2期
渝西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WesternChongqing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Mar1,2005
Vol14 No12
Ξ
从吹芦笛的诗人到自觉的时代歌唱者
———读艾青的《我爱这土地》
蒋 霞
(西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北碚 400715)
[摘 要《]我爱这土地》以它与艾青其它诗歌的统一性汇入他的诗歌大潮中,但在整体精神相
对一致的书写中已经包含了具体意象意境的差异,这些差异表现出他对自我身份、生存价值、
生命意义、死亡意识的认识的一系列发展,开启了后来的写作内涵。该诗成为艾青诗歌的一个转折点,是诗人对自己创作的一次自觉的界定,完成了作者对自我的三个层面的超越,反映了诗人的自我发展与时代要求之间的统一,由此更显示出它独特的意义与地位。[关键词]艾青《我爱这土地》;;转折;超越;死亡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71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005)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以下简称)一经发艾青的短诗《我爱这土地》《我》
,全诗以鸟自喻,连用了“土地”、“、黎明”四个意象构成诗歌主体。“土地”是,首先让人联想到当时处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践踏下的祖国大地,由此扩展开来,艾青所有歌唱国家遇祸、民族受难、人民不幸的诗篇都可划入此类意象所代表的对苦难书写的主题来阅读。“雪落在中
(雪落在中国国的土地上,Π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为这类诗歌铺设了冰冷的色调“的土地上》;薄雾在迷蒙
着旷野啊……”“,你悲哀而旷达,辛苦而又贫困的旷野
(旷野》)“啊”《,冬天的池沼”“寂寞”、“枯干”、“荒芜”又(冬天的池沼》)“(北方》),补衣“阴郁”《,北方是悲哀的”《(补衣妇》),连骆驼《(骆驼》)和驴子《(驴妇是无望的《
)也是辛酸的。艾青早年学习绘画时受印象派绘画影子》
表,便因其在精美的艺术形式中容纳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而唱遍大江南北,也因此成为鉴赏艾青诗歌时不可或缺的华美乐章。在艾青的诗歌之林中,再读《我》,可以发现,这首仅十行百余字的小诗是诗人复杂灵魂的坦白,是源自他心灵最深处的歌哭,诗人创作中主要的抒写对象、艺术风格、个性气质、感情心绪等都可由此窥见一斑;但《我》又与艾青的其它诗歌不完全相同,它是诗人对自己创作的一次自觉的界定,是其自我身份认识、生存价值、生命意义、死亡意识的一次集中的体现。它所蕴涵的思想的自觉转变包含了作者对自我的三重超越,实际上是诗人诗歌创作的一个转折点,正如骆寒超所说“:在《我
[1]爱这土地》中,一条新的抒情路子已露端倪。”《我》的价
响,敏于抓取感觉印象并诉诸于视觉形象,转入诗歌创作后,这种特点便表现为精彩的特写。那“饥馑的大地Π朝
(雪落在中国向阴暗的天Π伸出乞援的Π颤抖着的两臂”《)不正是的土地上》“乞丐伸着永不缩回的手Π乌黑的手”(乞丐》)吗?那伸向无限苍穹的瘦削的枯臂和乌黑的《
手,触目惊心,画面感极强,两者都在极力挣扎,都在绝望地无声地呐喊。诗人的胸怀是博大的超越时空界限的,他以最单纯的心去悲泣一切黑暗、专制、痛苦,因而他必
(欧罗巴》)“(哀巴黎》),泣维也然要哭欧罗巴《,哀巴黎”《(维也纳》),大喊(拖住它》),必然要为一个纳《“拖住它”《(怜悯的歌》)和为一个黑人姑娘异国少年唱“怜悯的歌”《
值与地位由此更加彰现出来。
在审美方式上,艾青受西方象征主义影响,善于捕捉
Ξ[收稿日期]2004-11-18
[作者简介]蒋霞(1980-),女,四川隆昌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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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黑人姑娘在歌唱》)。鸣不平了《神。不仅如此,它们在《我》中还具有特殊的内容与意义。从全诗看《我》,由两节两个句子构成,书写的是“鸟”的一个誓言:生时竭力歌唱土地、河流、风、黎明,并在歌唱中死去,且交代自己发出誓言的原因。诗歌显然是用“鸟”来托物言志,在很大程度上鸟的话语代表着诗人自己的誓言,鸟的独特性也就是艾青此时的独特性,并且由于他写作《我》时没有约稿、奉命而作等外在要求,而纯粹为了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所以本文分析时把“鸟”这个意象与诗人的自我形象在很大程度上等同起来。
从“鸟”歌唱的对象与内容可以发现“,土地”是“这土地”,是他自己脚下的那片实体存在,同理“,河流”“、风”、“黎明”全都由“这”“那”限定在了“这土地”上,即自己生存的这片土地上,这便形成不同于前述分析的更深一层也更接近文本原意的一种理解。“这”体现出诗人在诗歌内容上的一种自我规定,预示他由先前广阔的歌唱范围、丰富的歌唱对象转向范围相对狭窄的抗战下的中国国土。虽说表现“这土地”的题材已经出现在之前的创作中,如《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定位———“这土地”而里,“这土地”,将取代曾经的纯个。例如比较《巴黎》
(狱中的回忆性诗篇,艾青于1932年7月至1935年10月(1940年6月作),不难发现前者被关在监狱)与《哀巴黎》
面对沉沉的黑暗、深重的灾难,诗人于悲痛之外,更洞察到死寂中的躁动,黑暗中的光明,因而在“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中,激荡着的是受难者的愤怒之声、诅咒之声。这是力量的蓄积,是平静的地表下汹涌奔腾欲冲决而出的炽烈的熔岩。“夜的醒者Π醉汉Π浪客Π过路的盗Π偷牛的贼……”“向Π沉睡的原野Π哗然地走去
(透明的夜》)“……”《,你已死在过深的怨愤里了么?Π(煤死?不,不,我还活着———Π请给我以火,给我以火!”《)“(抬》),乡的对话》,请大家记住Π这些都是血债……”《(献给乡村“为了反抗欺骗与压榨,它将从沉睡中起来”《),树是最好的隐喻,地面上村的诗》“彼此孤离”,然而泥(树》)。土深处的根须却紧紧纠缠在一起《
当“悲愤”“汹涌”到一定程度,便不可遏止地爆发了,所以在“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中,响彻着排山倒海的复仇之声与战斗之声,笔者从中读出了诗人歌颂一切受辱的民族与被压迫者奋起反抗的壮美篇章。仿佛得到神谕似的,艾青于1937年7月6日在沪杭路上预言性地唱出了“复活的土地”之歌“,我们的曾经死了的大地,Π在明朗的天空下Π已复活了!Π———苦难也已成为记忆,Π在它温热的胸膛里Π重新漩流着的Π将是战斗者的血液”
(复活的土地》)。黑夜里野火燃烧起来了《(野火》)《,
起来了———”“,将比一切兽类更勇猛Π(他起来了》)(,明”《,《(),《
)。法兰西(哀巴黎》),土伦也反抗了《(土“《)。伦的反抗》
是出于他对西方世界美丑混融一体的感受和他对之爱恨交织的情感,而后者则是由祖国的抗战现实拓展到世界共同的反法西斯主题,祖国即“这土地”依然是其创作始发点。
歌唱的方式也发生某种转变———那丰富的芦笛的歌声变成自己嘶哑的歌唱。当他在桂林找到了《南方》这只号角后,曾经是吹芦笛者的他就经由嘶哑的歌唱者形象顺理成章地变成“吹号者”形象。虽然“嘶哑地发声”在
(芦艾青此前的诗歌里多次出现,如大海“粗野的嘶着”《),他自己笛》“为正义喊哑了声音”“用嘶哑的声音Π歌唱(向太阳》),但是在了”《《我》里的“嘶哑”却有着特定的丰
激战之后,迎来了“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黎明”与艾青诗歌两大中心意象(土地和太阳)之一的“太阳”比较接近。终其一生,诗人都在满腔热情地讴歌太阳、黎明、光明、春天、生命,这类象征着希望的意象“表现了诗人灵魂的另一面:对于光明、理想、美好生活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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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不息的追求”。当“春天了”《,太阳向我滚
(太阳》),诗人以燃烧的热情来”《“带着呼唤Π带着歌唱Π(黎明》)。当(火把》)带投奔到你温煦的怀里”《“火把”《(黎明的通知》),诗人始终来“黎明的通知”《“向太阳”的(光心沸腾起来了“,让我们从地球出发Π飞向太阳……”《)吧!光明类意象群让人联想到诗人对的赞歌》“博爱平
富内涵。首先“,嘶哑”不只可能是一种歇斯底里歌唱的姿态(这是诗人全身心投入其中的一种灼肉的热情,也是他诗歌中常有的紧张、狂放风格,正如他所说“以热情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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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能是一种唱不出来燃着生命;生命借热情表现”
等自由”,对“德谟克拉西”的由衷赞美,对“华盛顿列宁
(向太孙逸仙Π和一切把人类从苦难里拯救出来的人物”《)的崇敬。这类意象既表明,诗人心中始终怀有积极阳》
的感觉。我们往往理解为诗人因歌唱得太厉害太久以至于声嘶力竭,但是实际的情况是艾青在写作《我》之前,已经有三个月没有写诗了,真正有代表意义的上一首诗《向太阳》更是在1938年4月写定的,距离《我》的写作已经有7个月之久。联系作者几个月的沉默,把“嘶哑”理解为诗人不能发声、发不出声也许是对其更好的注解。这种被迫的沉默,一方面因为艾青在湖南衡山县的几个月一直为生计而犯愁,他很希望朋友为他找到一份糊口的
乐观的倾向和不灭的美好希望,正是这种心态和信念支撑起他无畏地战斗,同时也暗示,对光明、正义、自由等真、善、美的追求已内化为诗人的一种生存之道,是他存在的最好理由和最高价值。
以上对几个意象的“这种”理解体现出《我》与艾青其他诗作的一致性以及贯穿艾青诗歌创作的一些主要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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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事,结果是一直赋闲在家,一家人的生活没有保障,所以比较起在巴黎、在狱中的境况,这时经历了前期的颠沛流离并面临着后期的生活无着的艾青更不容易找到属于他的缪斯。另一方面在于,武汉失守,抗战连受挫败的现实使大多数文人从前期的狂热中冷静下来,艾青也不例外,理想的迅速落空使他更加理性地沉思,一改往昔的活跃变得缄默起来。再者“嘶哑”,还意味着发出声音也无人听到。在武汉时艾青加入“文协”在文坛上积极活跃、大声歌唱,而现在离文艺中心较远(不仅是地理上的也是他行为上与心理上的),即使发出声音也没有广大听众,即使歌唱也只能是自吹自听的芦笛声,他强烈地体会到了孤独与落寞。因而以一只嘶哑的鸟来形容自己,正包含着他对自身处境、心态的认识和反映。
在“嘶哑”的状态下重新选择歌唱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伟大与崇高,它意味着作者的第一重超越:超越了自我生活的境遇,由大众化的芸芸众生变回了作为个体诗人的“我”,即“我”不再是战乱生活中的一个逃难者,而是一名坚定而专职的歌唱者。尽管喉咙嘶哑歌声干涩“我”,仍
[4]要坚持放歌“,我生活着,故我歌唱”,诗人以对自我的
艾青在完成自我的选择时也完成了时局的要求。他在《我》中设定的歌唱内容———土地(民族的苦难)、河流(抗日的力量)、风(反抗的民众)、黎明(胜利的希望),已清楚地表现出他身份意识的转变,在这里已没有了吹芦笛的“我”,没有了受大堰河抚摸的“我”,没有了“恨你像爱你
(巴黎》)的似的坚强”《“我”,这时的歌唱者是一个“吹号
者”,是一个“战士”。在民族抗争的洪波中,具有诗性气质的“我”消融了作为个体的“自己”而具有了一种共性,是“大我”的化身而非“小我”的存在。艾青曾说“:在极度的悲悯世界之后,以热情去催促人类向美善的未来跃进,不论他是用溅血的声音呼吁,还是以闪光的剑去劈出那横在道上的荆棘,诗人和战士是以同一的姿态出现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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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并且他呼吁“让诗人和战士当作我们的最高理[5]性之存在”。其意思含有诗人向战士身份的靠拢或者
转变,实际上是保留了诗人“一支笔”的特征而把他们转变为一群特殊的革命战士“,他们最坚决地以自己的命运给万人担戴痛苦;他们的灵魂代替万人遭受着整个时代
[3]所给予的绞刑”。
,“———然后。、顺理成章之意,的死必然又自然“;然“,只有真正的战士接近。这里对死亡的认识体现出。战士随时都可能战死沙场,死亡在他们的心中变得只是一个平静接受的概念,它是战士的另一种意义,与荣誉、功勋等一切外在因子都无关,死亡于此有了自己独立的概念,它的意义就是永恒的停止或者安息。《向太阳》中的“我甚至想在这光明的际会中死去……”还只是一种假想,用以表达极度的欢乐,死亡还未成为诗人描写的本体,而到了《我》,死亡不仅已经成为现实,而且也消去了以前所含有的牺牲、捐躯等由外在评价所确定的意义,死亡回到了它本身。死亡就是战士的一个结果,因此死前充分地战斗才是更重要的。此时艾青笔下的死亡的风格也与以前有了较大差异,它既不是无奈地告别尘世的凄苦,也不是超越感觉和情绪的极度愉悦,而是平静的自然的。艾青的死亡意识在深化,并且有了对战士从生到死的整个生命流程的完整的思维体验,这也显示出作者内心内化为战士的真切,那不是战时文化人故作的一种姿态,至少对艾青来说。
艾青对死亡的认识,也与他对生活无奈的感受与亡命奔波等经历有很大关系。武汉的大溃败和战事的愈发严峻给他很大的刺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的局势迫使人沉静下来,也帮助人思考战争和战争中必然的死亡。艾青打消了对死亡或者胜利的幻想般的认识,变得坦然面对、平静接受,因而全诗在通常所说的忧郁之情外更有沉静的气氛。《我》有着歌唱的坚决、坚持的勇气,却没有走向死亡的悲伤、喜悦或解脱之感。当诗人已经超越了以前的死亡意识时,他的态度应当是完全沉静下来的坚毅。
坚守表现出较强的独立意志与自我意识;尽管为祖国为人民而歌却无人听闻让人难以为继,但“我”却毫不在乎,因为对“我”来说歌唱的意义实现与否倒在其次,。择歌唱不仅表明“我”回,而且再次表明。—将到桂林工作有相当的关系,。在湖南衡山的那段时间艾青没有做诗,生活的沉落与地理的隔绝让他更加沉静、更深地返回内心,无疑有利于他理性地总结自己六、七年来的诗歌创作(实际上他也就在这时动笔
)并思索以后的诗歌走向。艾青必然发现他写作《诗论》
痛苦的身份失落与他当下所生活的小世界的闭塞、死寂有关,要做诗必须重新寻找新的灵感,因此他对身份的追寻也是其内心超越日常状态的平庸无聊的必然要求。他注定会将目光投注到自我生活之外《我》,中特定的歌唱对象———抗日烽火中民族的境遇和反抗精神,就成了作者主观与时代客观的双重选择。
从沉落中寻回诗人身份到成为一个歌唱着的战斗者是作者的第二重超越。当艾青从普通人的庸常状态———妻子的丈夫和女儿的父亲的角色,养家糊口与工作无着的焦虑中把自己解脱出来,完成了第一重超越后,他必然又面临着再一次的选择:做怎样的诗人,唱怎样的歌。这时国家的现状,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传统与作为社会良心的自我定位,他以前出于人道主义的创作,他的诗歌态度、观念,爱国的情感,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等等都涌到他脑子里,促使他从刚刚设定或正形成中的个体诗人的身份转变成一个战斗者。实质上,这两重超越是互相交织、互相混融的,正是其交互作用才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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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静本身就具有一种伟力,而这种平静与时局的“暴风雨”“、汹涌”“、无止息地吹刮”、“激怒”等正相对立,从对立中传达出的张力成为该诗最具魅力的一部分。在这样的沉静之气中,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黎明的“温柔”,以及它与以前的“太阳”在精神气质上的差异。尽管黎明属于太阳类意象,但与太阳的火辣不同,在调子上温和得多,它只是象征光明的来临并无灼热的味道,诗人的心灵已没有以前那种欲生欲死、欲爱欲恨的炽热。诗人已不再简单地讴歌无限光明,他的思想更成熟、更深邃了,因而先前对胜利的渴盼和对光明的热烈追求,已变成现在沉静地战斗着等待黎明的到来,在抒情体验上更能打动读者,也更真实、更深刻。与太阳相比,黎明富于包孕性,这黑暗与光明的交接点蕴涵过去种种,又预示将来种种,在境界上更有蕴涵。更重要的是,这只鸟儿只是歌唱黎明然后死去,它并不一定见到了黎明,甚至没有说出“愿在这光明的际会中死去”的愿望,它只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之后安然而去,在死亡中实现了对自我的皈依“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死亡意识的改变带来诗风的转变———从战斗般的狂躁转入宗教般的宁静,这是艾青诗歌的转折在形式上的表现。当一线温柔的阳光穿过树林照在口角流血的亡鸟身上,无限的静谧与神圣慢慢浮了上来,渐渐盈贯全篇,深深地感染着读者。
在《我》还有些朦胧,,《我》年3月末写成的。
(鸟)有很大的精神相通处““,歌
在死亡意识上的澄静安然。
如果说《吹号者》里还有激情、崇高的杂糅,有点影响对生命和死亡的沉静关心(也许这是作者思想还未定型的一次反复),紧接着写成的《他死在第二次》就以完全沉静的风格表现出诗人死亡意识的新的深化。他是一名普通的士兵,这就是他的全部身份,因此“他好像觉得这军装和那有红十字的制服Π有着一种永远拉不开的联系似的Π他们将永远穿着它们,递换着它们”,这是他的一种直觉,他并不明白这就是他的生命意义之所在,但冥冥之中有股神秘的力量使他不自觉地这样做了。受伤后,他焦躁不安犹如一只困兽,他“心中怀念着战场Π比怀念自己生长的村庄更亲切”。伤口愈合了“,但他更严重地知道Π这愈合所含有的更深的意义”。走在大街上他感到自己褴褛又羞愧,因为这不是他的位置,于是他来到田野“找寻那像在向他招呼的东西”。他不觉笑了,他已朦胧地明白自己该做什么了,他决不愿当残废的士兵“求乞同情的施舍啊”,他再次走上了战场,不是为了光荣,不是为了歌赞,只是为了完成自己。““穿过他的身体的时候”,,Π———母Π,没,,,?”艾青在向我们说明,,一切。这是他把自己设定为一个战士后对死亡的参透。因此,活着时的行为———歌唱、吹号、冲锋……充满了社会意义,活着时的战斗成为战士唯一的价值与存在的最高理由,这也是作者着墨最多的地方。这是诗人对自己身份确证后对行为进行的确证。于是诗人的自我发生了更深的裂变,活着时的行为是大众的、整体的、祖国的,但死亡是自己的、个体的,把生命交给时代,在死亡中回到自己,战士只有在死亡的沉静与无名中才体验到自我真正的存在。诗人在行为上超越了自我,又在死亡意识的层面寻回了自我,只有这时其诗歌风格才由沉静变为静穆,艾青的转型也由此完成。
艾青依然是艾青,但已不同于以前的自己。一方面,艾青在转型中没有变成一个单纯的吹号者或者战士,没有变成一个传声筒,这是诗坛幸事;另一方面,他有自觉的自我意识却能在一定程度上抛却自我为时代而活着,不断忍受痛苦、追求崇高、超越自我,这是基于某种精神的支撑,对此他在《我》的最后已经作出最好的解释“: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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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者”是嘶哑的“,吹号者”更是“常常有细到看不见的血丝,随着号声飞出来……”,他们都竭力战斗,在战斗中坦然死去,最后回归到他们为之战斗的土地。从他们的相似性也可以反证诗人在《我》中的自我意识与战士的同一性。“吹号者”还是“歌唱者”的进一步发展。他已经不仅仅是作者的自我体验,不像“鸟”一样明确的托物言志还较单纯地是作者内心的外化,而糅合了现实中真正的战士形象更具有普遍意义,其目的有歌颂战斗和鼓舞士气的成分。如果鸟儿嘶哑地一直歌唱到死是诗人为战士预设的生命旅程,那么吹号者就以吹号不息直到阵亡的整个行为过程将这个预设变成了现实。不仅《我》中的精神气质在《吹号者》中延续下来并有所发展,诗歌风格亦然。两者都将活着时的全生命的奋斗热情与死亡时的宁静相对应起来,恰如泰戈尔的一句诗“:生如朝花之绚烂,死若秋叶之静美。”“他寂然地倒下去Π没有一个人曾看见他倒下去Π他倒在那直到最后一刻Π都深深地爱着的土地上,Π然而,他的手Π却依然紧紧地握着那号角”。这句诗不仅是对“———然后我死了Π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的继承和具体阐发“寂然”,一词更是明确的点染出连战斗激情也销蚀不掉的对死亡的直面与冷静,表现了诗人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58.(下转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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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月(May),意为天使报喜,将此花献给圣父,象征纯洁和忘我之境;玫瑰(Rose)代表六月(June),象征真实的爱,痴情如火的贞节;石竹(Carnation)代表七月(July),象征体贴、遐思;石南(Heather)代表八月(August),紫色的石南表示爱孤独,白色的石南象征福星高照;秋麒麟属(Goldenrod)代表九月(Sep2tember),意为大吉大利的花,象征成功;迷迭香(Rosemary)代表十月(October),象征怀念;常春藤(Ivy)代表十一月(November),象征出色的才能;圣诞蔷薇Π玫瑰(Christmasrose)代表十二月(December),象征着优美、慈悲、同情。了解这些花卉语有利于更好地了解西方社会的风土人情,也能更准确地理解英语中的暗喻的象征,减少阅读困难,甚至误解。
五、运用于道路、小区的命名作用
花卉语除了交流作用外,还用于道路、小区的命名中,这既美化了环境,又体现出独有的特色。如:四川成都的荷花池;重庆市的桂花园路、黄花园大桥、桃花溪,紫荆花园、山西的杏花村、梨树湾等。六、结语
花卉语言系经过世界各国、各族人民长期积累而成,它给人类增添了不少的情趣,既陶冶性情,修身养性,又美化和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掌握和使用好花卉语言,是对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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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LanguageofFlowersandFeatures
,YongchuanChongqing402168,China)
Abstractamonghumanlanguages,thelanguageofflowersandplantsindiffer2entdifferentsymbolicmeaninganddifferentnationalfeatures.Asoneoftheimportanttoolsinaffectivecommunication,itpartlyactsascommunicationmedium.Ithasbeenappliedwidelyineverysocialfields,andplayinganimportantroleforthesocialdevelopment.KeyWords:thelanguageofflowersandplants;communication;application;features
(上接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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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14.
[5]骆寒超.艾青评传[M]1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131.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64,59.
[4]艾青.诗论[A].艾青.艾青选集(第3卷)[C].成
FromAPoetofPlayingtheReedFlutetoAConscientiousSingerfortheTimes
———AfterReadingAiQing’sILoveTheLand
JIANGXia
(SchoolofChineseandLiterature,SouthwestChinaNormalUniversity,Beibei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OnthewholeAiQing’spoemsalwaysvoicedandembodiedvariousdifferentspecificimageriesandar2tisticconceptions.Thesedifferencesshowaseriesofdevelopmentsinhiscognitionofhimself’sidentity,survivingvalue,lifesignificanceandconsciousnessofdeath,whichhighlighthislaterwriting.Besidessuchfeatures,ILoveTheLand,asoneofhispoems,isuniquetosomeextent,whichbecomesaturningpointofAiQing’spo2emsandisaconscientiousallocationofhimself’screation.Inthepoemthewritertranscendshimselfinthreekindsoflevel.Anditreflectstheunificationofthepoethimself’sdevelopmentandthetimes’requirement.Thereforethepoemisconsideredtobemoresignificantandmoreremarkable.KeyWords:AiQing;ILoveTheLand;turning;transcend;consciousnessofd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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