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贤江与春晖中学

杨贤江与春晖中学

严禄标

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杨贤江曾于1923年到上虞春晖中学为学生作《春晖与春晖学生》的讲演，1925年初又应聘兼任春晖中学教务主任。虽然时间不长，但为这所历史名校增添了亮丽的一笔，为这所名校的历史留下了宝贵的一页。

相逢西子湖畔  与经亨颐的师生情、忘年交

杨贤江1911年冬天在余姚市诚意高小(现泗门镇中心小学)毕业后，由他的老师推荐，留校任教。当时才16岁的杨贤江以虚心好学、认真踏实的工作态度受到了师生的好评。他不满足于眼前的工作，渴望继续深造，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于是在任教半年之后说服家人，辞别母校，于1912年暑假报考浙江两级师范学校(1913年改为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新学期开始，他如愿进入了这所闻名全国的学校。校长经亨颐是一位“办学有方，领导正确”的教育家，“一本生平所谓‘人格教育’之主张，以身作则，刚正不阿，精神大公，思想开明，注重感化和启发，反对保守与压制……主张全面发展，自文学、艺术、科学、数学以至体育、运动，无不注重……目标则在培养正直、坚强、学识兼备之人才”。加上“先生知人善任，尊敬师贤，所聘教员皆一时之选。”(1)杨贤江进入这一理想中的学校，如鱼得水，学习成了他最大的快乐，他遵循经校长“德、智、体、美、群”的五育方针和“勤、慎、诚、恕”的四字校训，不但主动学习各科知识，丰富自己，陶铸身心，而且深入思考，把自己的思想付诸笔墨，他的《论教育当注意实用》就在这个时候产生。因为是初次尝试，感到没有把握，于是大着胆子把文章送到经校长手里要求“斧正”。经校长见学生要他看文章，先是为这一举动感到一阵高兴，随即仔细阅读，又为文章的见解所折服，“孺子可教”、“后生可畏”的感觉油然而生。经校长当即表扬了杨贤江，并作了些许指点，并对他说改完后再拿来，我亲自送到校刊去，杨贤江高兴地答应了。这就是杨贤江发表在《浙江一师校友会志》上的第一篇教育论文。在经亨颐的栽培和引导下，杨贤江一发而不可收，《学生自动之必要及其事业》、《读书要言》、《说自觉》等陆续发表在一师校刊和上海《学生杂志》等刊物上，可以说经亨颐是引导杨贤江走上教育理论研究的第一人。

通过几次接触和平日观察，经亨颐便认定杨贤江是一个非常杰出的青年，不但思想进步，思维敏捷，学业优秀，时有文章见诸报刊，而且工作能力强，有魄力，是个可以放心差遣的得力助手。1917年3月6日的《经亨颐日记》记载：“四时，开校友会职员会，为远足会事，拟往普陀，特使杨贤江、陈俊晖二生去调查，余具函致第四中学校长励建侯及胞弟子新，乘此可返乡一行。”(2)一年两期的旅游是浙江一师的惯例，既可调节身心又能增长见识。当时并没有现在一样的旅行社，必须有人打前站，而打前站的工作人员又是十分烦琐和困难的，非有极强的适应和应变能力不可，或许是着意培养锻炼，或许完全是出于信任，经亨颐“特使杨贤江、陈俊晖二生”。二生当然不负重托，出色完成校长所给的任务。一师3年，杨贤江受经亨颐的栽培多多，指导多多，加以自己的奋发努力，收获也就多多。除了规定的课程之外，杨贤江请求曾留学日本、当时在一师执教的夏丏尊教日文。经过3年自学，他练习着翻译了日文版的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泰斯的短篇小说《人生》。

1917年夏，杨贤江以“模范学生”的最高荣誉毕业于浙江一师，经亨颐校长亲自授予奖章和证书。还特意写了推荐信，将杨贤江介绍给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不久杨贤江便愉快地接到了该校聘书。受到经校长的器重并推荐，杨贤江内心十分感激，他决心不辜负恩师期望，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继续深造。杨贤江在该校学监处当事务员，工作之余就去旁听大学课程，并经常向陶行知等前辈学习、探讨教育问题，同时深入研究日、俄、美等国的教育理论，参互对照，分析比较，杨贤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系统渐渐形成。

经亨颐诞生于1877年，长杨贤江18岁，但西子湖畔的相逢，使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两位教育家的忘年之交自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而对春晖中学而言，则为日后能邀请到杨贤江作讲演、任职打下了基础。

情系沪虞之间  春晖学生的编外师、引路人

“五四”运动前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成为南方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其校刊“《浙江新潮》因内容更为激进，遂触反动军阀和当局之忌”，经亨颐“因而被迫弃职”，“乃回故乡上虞，获乡先辈王佐氏之赞助，同向上虞耆商陈春澜氏建议，筹设中学。陈氏慨捐银元20万，勘定上虞白马湖为校址。”(3)1922年秋，私立春晖中学建成开学。经亨颐担任该校校长。春晖中学自订学则，自选教材，完全不受官厅的制约。夏丏尊、朱自清、匡互生、丰子恺、刘薰宇等是春晖首批教师。“春晖之创办确实曾在全国教育界引起轰动”。(4)为扩大学校影响，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春晖经常邀请思想界、教育界、艺术界的名士硕彦来校讲学。《春晖》半月刊民国十二年(1923年)12月2日《一年来的本校大事记》记载，“一年来的课外讲演”中，就有杨贤江先生讲的《春晖与春晖学生》。

杨贤江1921年受聘于上海商务印书馆，任《学生杂志》社编辑，革新后的《学生杂志》革命倾向非常明显，杨贤江又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科学研究的精神和现代思潮》、《环境与修养》、《奋斗以后的快乐》、《复活五四的精神》、《教育者与政治》、《学生与政治》、《再说学生与政治》等，篇篇体现着他“与时俱进”的精神。经亨颐校长经常阅读《学生杂志》，特别对高足杨贤江的文章，经常向春晖学生推介。春晖中学的白马湖图书馆也订了《学生杂志》，杨贤江的名字及他的笔名李膺扬、江天、健夫、YK等都早为学生所熟悉，对杨贤江的景仰之情已深入春晖人心。

出于对杨贤江这位崭露头角、年轻的教育理论家的赞赏和对春晖学生人格指导的需要，经亨颐决定邀请杨贤江到校讲演。1923年初，经亨颐致函杨贤江，向他介绍了春晖中学的优美环境：背依象山，三面环着白马湖；介绍了学识渊博的教师：其中有浙一师时他的日文启蒙老师夏丏尊，校友丰子恺、叶天底等；同时指出春晖学生多为家境殷实而思想空虚的纨绔子弟，颇有“浅”和“漫”的习气，需得好好引导才能成器。希望他能在方便的时候过来看看，并作一次讲话。杨贤江此时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编辑《学生杂志》，更有党的“三大”之后转达各省市党组织与党中央联系信函的任务，但恩师之命不可违，他还是抽出时间，从上海乘轮船到达宁波，再由宁波坐火车到达上虞(当时杭州至上虞段铁路未通)，在驿亭站下车。

一出车站，就看到“小秋千架似的路牌”，上书“春晖中学校”。于是顺着一条狭狭的煤屑路，沿着白马湖，转过象山脚，进入春晖中学。杨贤江不去惊动校长、教师，先在校园内转过一圈，一面思忖着讲话的内容。

当时经亨颐不在校中，接待事宜委托夏丏尊，而夏丏尊未接到通报，也就无从接待。等到杨贤江既饱了眼福、又胸有成竹后，才去找夏丏尊。夏丏尊很高兴，叫学生找来丰子恺、叶天底等，邀到“平屋”家中便宴。

《春晖与春晖学生》的讲演在春晖中学仰山楼大礼堂举行。杨贤江从初到春晖的感觉说起，赞扬春晖依山傍水，环境优美，校内绿树葱茏，建筑典雅，是个读书的好地方。接着讲陈春澜捐巨资创办春晖，阐述人生意义在于为社会作贡献，为他人造幸福。然后回忆自己在杭州求学期间，受到经亨颐、夏丏尊的悉心培养，学问长进，能力提高很快，而现在两位前辈均在春晖，又有丰子恺、叶天底这些浙江一师毕业的高材生到校任教，春晖的师资力量是何等的雄厚、强健!春晖的教育内容与一般公立学校不同，重视科学，重视与时代前进、同步合辙的思想界成果，这是何等的先进!春晖学生在春晖中学就读是何等的幸福，何等值得宝贵、珍惜!杨贤江勉励春晖学生既要学好书本知识，更要关心政治、关心社会。他介绍了自己在《学生与政治》、《再论学生与政治》中的观点，“教育的目的，至少须养成学会做一个适于现代生活的人”，(5)还应该远如聂政、荆轲，近如徐锡麟、史坚如这样的“有血性的青年先驱。在这一个时期，正需要这一类的英雄的事业呢!”(6革命时代，成为革命青年。杨贤江在春晖播撒了革命的火种。

自在春晖作了演讲之后，杨贤江对春晖中学更为关注了。当时春晖中学有两种刊物：一是《春晖》半月刊，主要刊载校闻和教师的作品；一是《春晖的学生》，由学生会主办，刊登学生作品及学生会活动记事。两种期刊均向全国发行。杨贤江几乎每期必读，有时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出高屋建瓴的点评。1924年3月，杨贤江看到《春晖的学生》第二期(3月1日出版)评论专栏中有王福茂《我底理想的教师底条件》一文观点有偏颇，便写了一篇文章，题为《要怎样一种人做我们的教师》。文章对王福茂说的四条：“(一)知识上(甲)有常识不仅熟悉所教一科；(乙)知识能与时俱进。(二)品性上(甲)能知学生长处，同情于学生短处；(乙)真希望学生好。”表示“很赞成他的话，的确他对于教师的要求，并不能算是苛刻。”(7)之后，“对于福茂先生说的这条件——真希望学生好——可以包括一切条件”(8)的说法，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进行分析、批评，指出：“因为尽有非凡热心的教师，希望学生能有‘日新月异’的进步的，可是他的思想，他的见识，他的生活态度，都违背了时代潮流，都不合乎教育原理；换句话：他的所谓‘好’是不合理的，如强迫学生读经，禁止学生集会……等等，则就不免为一个头脑顽固的老先生而非我们所需要的教师了。”然后明确指出：“所以我对于好教师的条件提出二个：(一)他须是真希望我们好的，(二)他须是具有现代知识和现代思想的——就是他的所谓‘好’，须是合乎进步的人生的要求的。”(9)此文发表在1924年5月5日《学生杂志》第11卷第5号上。

春晖学生看到杨贤江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和高度兴奋，为杨贤江的敏锐与睿智所折服。他们开展讨论、廓清思想，不但解决了“教师的条件”问题，而且提高了观察问题、思考问题的能力。

受命危难之际  担任春晖中学教务主任

1924年冬天，春晖中学发生了一起风潮。据当事人黄源回忆，那是一次上早操时，他戴着一顶黑色毡帽，“体育教师一看到，马上怒气冲冲，勒令除去，说戴这种毡帽不成体统，不准上早操”，于是发生争执，事后据说学校行政当局要对我作记过或开除处分。匡互生等因此“愤而辞职，立即离校”，随后，夏丏尊、丰子恺、刘薰宇、刘叔琴、朱光潜、朱自清等也相继离开了春晖。这里所说的行政当局是指当时的代理校长兼事务主任和“省里派来的一些‘贯彻始终’的先生们”。(10)

风潮既已发生，代理校长等才感到事态严重，于是急着向经亨颐校长报告。经校长一面批评了他们的做法，一面考虑如何挽回局面。于是他想到了编辑着被誉为“青年一代最好的指导者”——《学生杂志》的杨贤江，希望他能来主持春晖的教务或训导工作。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大会通过了11个重要决议。杨贤江同志正在认真地一一学习，特别是仔细阅读《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对照议决案中“学生运动的最重要的目的，是怎样使学生能与工人、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使他们到工人、农民群众中宣传和帮助他们组织。”反思自己以往的工作，思考日后怎样根据党的指示进一步开展工作，如何利用《学生杂志》向青年学生宣传革命。他感到身上的担子比以前更重了。再则，此时杨贤江和姚韵漪女士刚刚结婚，生活尚未十分安顿。接到恩师的邀请函，杨贤江感到有些为难。但他又想，这也许正是一个机会，既可以不负恩师重托，又可深入到学校、学生中开展青年运动。于是他答应在新学期开始时到春晖兼职。

到达春晖中学之后，杨贤江主动与春晖教工学生接触，了解他们的思想、工作、学习状况，然后着手组织学生读书会和学生自治会。他把从上海购来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如《马克思主义与达尔文主义》、《马克思学说概要》、《人生哲学与唯物史观》、《资本论入门》、《阶级争斗》等，介绍给大家学习，宣传党的“四大”决议，启发青年教师和学生的觉悟。春晖的许多学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知识教育，出现了明显的进步。时任春晖中学学生自治会主席的包寿彭在学生会刊《白马嘶》上发表了长达6500字的《我们的责任》一文，对责任作了如下阐述：第一是关于个人方面：1.修养与自励的责任；2.自治与助人的责任；第二是群众方面：1.服从和服务的责任；2.组织和反抗的责任；3.驱除和导化的责任；4.创造和宣传的责任。最后说：“这是我们不能不以全副的精神去注意的!”“原来我们的责任，为社会利益，公共的安乐，改革一切旧的恶习，以求平等为目的……我们又不以难而不做，因被阻止而灰心，要有始终一致的气概，切实地感到有做好的必要，那么才可称真正负责的人!”(11)杨贤江在春晖兼职期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对此，春晖学生6月3日即作出反应，学生自治会发动全校学生，组织了“五卅惨案后援会”，“以援助五卅惨剧运动为宗旨，分会计、庶务、宣传、文书、交际、印刷、捐款等八部，有总副干事总理其事，选举职员，分头进行，并指定九区为演讲及募捐范围。6月7日至6月30日，本校教职员及学生全体每日三餐茹素，所节菜费，连同教职员给俸项下百分之二十及自由捐输等款，一并充捐”，计银2252元，上交上海工商学联合会。(12)与此同时，学生还撰写了许多义愤填膺的声讨文章，有政论、有杂感，谴责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学生傅绅的杂文《后盾是什么》讽刺帝国主义的“公理”和反动军阀的“后盾”之说：“五卅惨案，已经证明二十世纪的文明——所谓公理，完全破产了!原来公理的存在，是弱者对强者的口吻，强者对弱者，是无所谓公理如何的呵!在现在，要用和平的手段而重圆满的结果，毕竟是梦想!”(13)应该说，杨贤江的教育、影响和指导对春晖学生政治、思想和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春晖学生对杨贤江十分佩服、敬重，1925年杨贤江帮助学生建立了学生自治会，一改以前名不副实的“学生协治会”，学生汶滨在《学生会创设的经过与此后应该注意的事》中记载了杨贤江对他们的指导：“……一面注重学生生活的改进与丰富，如对于宿舍、饮食、游艺、体育、讲演、出版及学校行政、课业学习以至青年问题和求学，择业、婚姻等等方面，要尽力谋改良解决。换言之，要谋增进并普遍青年学生应享的权利及幸福……”这席话正与后来杨贤江“全人生”教育观相一致，也可以说，杨贤江的“全人生”教育观发端于任春晖中学教务主任期间的学生、学校的工作实践中。

［附记］：

春晖中学校史陈列馆展版“名师执教”一栏中有杨贤江的照片、手迹和介绍。陈列柜中有《杨贤江教育文集》，其中有关春晖的文字都用红线标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本弥足珍贵的书——剧本《夜未央》，是杨贤江同志的遗物。《夜未央》波兰文学家廖抗夫作，巴金译。据介绍：《夜未央》剧本是杨贤江同志阅后送给校长经亨颐先生，再由经校长转送给学校图书馆的。因内容鼓吹革命，后被列为禁书。1933年，上虞伪政府与国民党县党部要求检查图书馆内的违禁书，学校当局就把这类书预先置于另室，《夜未央》即其中之一。因书面上写着“杨贤江赠亨颐师”七字，并盖有我校图书馆的印章，为保存此书，故把封面撕掉，书中“关键”二字，系杨贤江同志亲笔批注。

注：

(1)(2)(3) 范寿康《经亨颐先生传》、《中国名校丛书·浙江省春晖中学》第9—11页

(4) 《经亨颐诗文书画精选》(中国文联出版社)第222页

(5) 《杨贤江教育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第88页

(6) 《杨贤江教育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第105页

(7)(8)(9) 《杨贤江教育文集》第156—157页

(10) 《匡互生与立达学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44—145页

(11)(12)(13) 春晖中学《白马嘶》

(12) 《中国名校丛书·浙江省春晖中学》(人民教育出版社)第89—90页